公益微课堂 | 任远：我国的城镇化需要过渡到人的城镇化阶段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整个社会经历了“突然暂停”和“缓慢重启”的艰难过程。

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组织了题为“后疫情时代城乡规划变革”的线上公益访谈。“城乡规划微课堂”同期上线访谈视频，作为公益分享。城乡规划微课堂网址：www.weplanning.cn，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直接访问，或通过微课堂二维码进入。

本期特邀专家：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完整采访视频

采访正文

主持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聚集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应对疫情跨区域的快速蔓延？

任远：人口的集聚和流动，显然增加了疾病的风险。为了减少疾病和病毒的蔓延，对人口的流动进行适当的管控是必要的。

具体来说，对于疫情高风险地区，要进行一定的人口流动管控，极端情况下可以进行分层。

针对人携带病毒出行从而导致的疾病蔓延，需要及时的对人口流动进行追踪，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一定的管理和隔离。

同时，对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风险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比如说人与人之间保持两米的距离，必须佩戴口罩，这些措施都能够降低疾病的风险，减少疾病的传播。

还需要加强对高风险人群的筛查，比如，海外归国人员的筛查、隔离，这些都能够对疾病风险进行人口流动性的管控。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对于疫情，都有着不同的人口流动管控方式。有强行政性管控的方式，以中国为代表；也有采取严格科技手段进行人口追踪的方式，在韩国表现得非常突出；还有人口流动性管控相对较弱，但进行大规模监测的方式，以美国为代表，它要求保持人口、社交距离，同时进行大规模监测，但对人口流动性管控并不严格。

可以看到，世界上不同国家都基于其自身制度特点，进行着人口流动性的管控、疫情的监控。这些办法都有利于减少疾病的蔓延。

主持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具有高风险的地区，本次疫情是否意味着应该削弱大城市的发展，改变人口向大城市地区集聚的基本态势？

任远：实际上，大城市是风险高度集聚的地区，其理所当然的结果，不是要削弱大城市的发展，而是要加强大城市的发展，才能使高风险集聚的地区更安全。因此，大城市恰恰不应该被削弱，而应该是要加强。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提到未来是否会出现“减少大城市的人口集聚”的结果，我觉得不会。实际上，当下存在的集聚风险，它不是由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人口密度过高和高流动性是疾病蔓延的条件，而病毒是疾病蔓延的原因。

因此，对于大城市未来的发展而言，需要把此处的“原因”给解决掉。比如说，更加重视食品安全和食品供货流程制度的改革。而不是说未来要减少人口的流动和集聚。人口的流动和集聚是内生在一个成功城市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城市和更密集的城市，它本身是更成功的城市，其对疫情的处理具有更强的能力。上海对于疫情的处理就相当成功，这与它作为大城市是分不开的，它具有大城市的特点，且具备大城市的能力：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的供给能力。上海拥有众多三甲医院，公共卫生体系庞大。从这一点来看，更好、更大、人口更密集的城市，它具有更好的医疗资源和能力，其实是更安全的。

事实上，上海在此次疫情中的死亡率比小城市、农村地区更低，充分反映了更大的城市，它具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风险。

因此，疫情过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显示，大城市有助于疫情的控制，它能够很快的把公共服务设施的部分场馆改建为方舱医院，这是大城市的优势所在。从这一点上看，疫情后的大城市不应该被削弱而应该被加强，大城市具有更好的条件来应对疫情。

从历史上来看，城市本身总是跟疫情共同发展的。事实上，疫情后的大城市并没有被削弱，而是通过加强、更新和发展建设，使大城市具有了更好的条件、进一步的成长。

典型的例子就是伦敦，伦敦从16世纪以来一直在同疾病作斗争，特别是19世纪初期一次次的瘟疫，都在伦敦发生。它带来的结果不是城市萎缩了，事实上，它会带来城市公共卫生建设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上半期的霍乱流行，使得伦敦完善了下水道规划，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卫生的城市，才有了后来的大伦敦规划。

因此，疫情过后，对城市的进一步投资和大城市的发展会使大城市更有安全保障。大城市本身就比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安全，因为大城市更加安全，使得大城市的人口进一步集聚，在城市的人口集聚中创造进一步的繁荣，这是我预想的疫情后的大城市发展。

主持人：此次疫情采取的线上办公、教学、购物、咨询模式，解放了地域限制，会对全国人口分布、城市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任远：对于线上经济，历史也证明了，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带来人口的疏散、城市格局的变化，从而使城市更加疏散。

实际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信息化发展经验来看，线上经济的发展它会带来城市的进一步集聚，使人口也更为集聚。

集聚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线上经济是需要基础设施的，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具有更好的网络基础设施。目前，很多同学远程上课，在小城市就很不方便，网络信号不好。可以看到，线上经济依赖网络信号，需要宽带，需要5G，甚至6G，这些基础设施是大城市才有的。

第二，线上经济的发展需要经济生态体的集聚效应，即发展线上经济需要金融、教育、媒体、广告的支持。比如说线上教学，它本身是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持的，这些团队中受过教育的人才、IT精英等都在大城市。因此，线上经济的发展本身依托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且线上经济具有外溢效应，也会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线上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城市的进一步集聚。

当然，线上经济确实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因为一些线上经济产业链的外包，例如物流外包，让物流中心、物流存储可能不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个地区；还有线上呼叫中心也可能设置在大城市之外的地区，这会对城市带来影响。一些城市把握了线上经济的新机遇，会带来这些城市的发展。

但总体上，由于线上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外溢效应，它会使得城市的集聚性进一步加强。

主持人：本次疫情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什么启示，如何能够在未来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做到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防可控？

任远：这一次的疫情给城市带来了很多思索，我国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需要加强，城镇化的模式需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要改变原来存在不足的地方。我认为，我国的城镇化需要过渡到人的城镇化阶段。

我国原来的城镇化事实上是产业土地的城镇化，通过土地的城镇化带来土地财政、投资、产业，它构成了一种城市化的模式。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化模式，它忽视了人的福利、人的健康、人的幸福，这是这一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未来的城镇化需要过渡到人的城镇化时代。它表现在城市空间和城镇化过程中，应该要支持人的福利、人的生活。

例如，方舱医院，它启示我们，在城市空间中，要加强对于公共卫生空间的配置。此次疫情凸显了我国城市空间中公共卫生建设空间的不足。还有，一些城市规划中用于建设公园的空间改为建造房地产，但事实上，城市公园对于民众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城市的医疗卫生场所和床位，对于不同的人口、群体健康需求的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人的城镇化需要我们在城市空间中考虑人的健康、人的福利。

同时，未来的城镇化道路需要加强对于人、城市健康的投资。目前的城市投资多重视产业投资，但对于人的福利、健康的投资，增长速度缓慢。

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保险体系、长期护理体系、健康体系这些对于城市健康的投资与人的城镇化紧密相连。健康投资针对不同人口、群体，所赋予的福利是不同的。在城郊结合部等地区，存在由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健康不平等，它表现得很突出。

因此，健康投资建设，要为社会民众提供一个更加平等的健康服务机制。这种平等的健康服务应特别体现在平等的对待流动人口和移民上。

目前的城市健康投资，从城市统计年鉴上来看，每万人的床位数，基本上是按照户籍人口来配置的。

人的城镇化对于未来城市的需求是：为所有人口、群体提供公平平等的健康服务，按照常住人口的参数来配置公共卫生健康资源，而不是按照户籍人口来提供健康卫生资源。

只有对所有人提供公平的健康投资，人的城镇化才能够实现。同时，疫情也启示我们：未来的城镇化道路，要加强城市的管理与服务。

大城市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出的良好城市管理、治理能力，有利于疫情控制、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应急管理。这样的城市应急管理制度、公共卫生分层制管理，包括信息公开化、充分有效化，能够促进城市良好运行，动员社会治理机制，发展社会工作，发展社区治理体系。可以看出：未来的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的治理能力。

疫情是城市治理的一次大考。这次疫情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命题、工作。未来的城市治理，它需要预防、解决类似此次疫情的重大问题来实现其现代化，这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主持人：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请您对广大观众朋友说一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任远：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是城市的时代，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更加良好的服务于所有民众的城市，是中国未来城镇化所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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