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人口流动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出行数据识别的实证

摘要

短期人口流动是指从某地出行跨越行政边界至其他县市，短暂地停留一段时间并使用所进入城市的资源、接受该城市服务的过程，一般为城市间的商旅活动。

短期人口流动的产生主要源于城市之间的商旅联系，这一指标可以侧面反映出城市之间经济社会的联系需求和依赖程度，指导城市设施配置的规模与类型，是手机信令大数据相比于传统数据而言所提供的全新的观察视角。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及交通系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内部城市以及整个长三角区域与其他地区的短期商旅联系极为密切。本文正是通过对长三角县市单元短期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各城市间的出行联系已出现层次分化，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心城市的差异化发展和区域空间层次的分异两点特征。

一方面，上海成为了国际层面的大都市，并引领包括苏州在内的周边城市共同构成全球城市区域，融入世界经济网络；而南京、杭州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甚至省域中心的特点。

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功能联系紧密的地区，网络结构逐步坐实，城市间的联系超越了行政辖区、行政等级与地理距离；但对于大部分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仍然遵循中心地原则，形成了若干以地级市辖区为中心的独立网络结构。

这一发现实际指向了空间组织秩序和空间政策诉求皆存在差异的两个空间层面——更偏向于“功能网络联系”的城市群和兼具“功能联系”与“地域邻近”的都市圈。无论是中心城市层级，还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分化，最终指向的都是规划政策引导和区域设施供给的差异性，需要符合城市和区域自身的空间组织规律。

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先发区域的不断发展，城市密集地区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空间组织结构和一体化发展趋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简称“长三角”）即是一体化发展趋势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因此，对其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也由来已久。

201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了“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了长三角“构建网络化、开放型、一体化发展格局”的指导思想；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有赖于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在长三角等城镇体系发育成熟的地区，城市之间业已建立起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资金、信息、技术流。这些要素的流动塑造了区域的空间组织关系、构筑了区域内城市网络结构，并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

因此，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背后的逻辑是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城市区域空间自组织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短期人口流动这一视角，探讨该层面所反映的长三角空间组织关系以及该视角下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职能分工和层级分化，并基于研究结论延伸讨论以长三角为例、我国城市群空间组织优化及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取向和策略。

01

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研究理论和实证

在传统经典理论中，城市的经济社会联系和要素流动一直是依附于实际的地理空间载体，即城市与周边地区产生联系是遵循邻近优先和联系强度距离边际递减的原理。代表性的研究如1933 年，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中心地” 理论，即将城市视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其提供服务的腹地在空间组织上具有一定规律，并构成了中心地等级体系。

1996 年，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概念，认为中心地体系是建立在基于地理邻近原则的“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原则之上。

而流动空间对于空间的认知则从空间载体本身（如城市、区域等某一个有特定边界界定的地理空间实体），转向了对空间要素的关系研究—城市等空间载体的存在是因其与其他空间个体产生了联系，即城市的存在是由多个城市个体及其腹地所组成的网络，单个腹地自身无法产生或支撑一个“孤立的城市”。

要素关系或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研究，被视为对中心地理论等基于要素分布视角研究的挑战—“城市—区域”的空间组织不再遵循严格的等级关系逐级获得联系；节点之间的关系由于要素的流动往往是动态和过程性的；非地理连续的节点之间，由于频繁的要素流动及其所反映的经济社会联系，也可能是网络空间意义上的距离“较近”，反之，即使地理相邻，在不存在功能联系的前提下，两个空间个体之间也可能是网络空间中的距离“较远”。

基于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衍生出一系列以要素流动为切入点的城市网络研究。与之前基于中心地理论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流动空间的研究重点从城市及其腹地转移到了城市关系上，即关注点不再是要素如何在城市或区域中分配和布局，而是要素如何在城市或区域间流动及其背后的机制。

城市作为网络节点，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城市对网络中流动要素的支配能力。相关研究如英国地理学家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从跨国高等级服务业的全球机构分布切入，来解释全球信息、技术、资金等如何在以企业关联为骨架的世界城市网络中流动。

在我国，唐子来、程遥等学者也展开了相似的研究。而罗震东、曹子威、王启轩等学者则分别从交通、信息等要素的区域流动关系方面，试图建构基于城市联系度的区域空间网络模型。

随着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发育日趋成熟，越来越频繁的短期出行联系正在重塑我国 “城市—区域”空间，这在全世界的区域发展中都是少有的现象。然而，虽然基于要素流动的空间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区域研究的热点，但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区域空间研究则相当缺乏，仅有极少数的研究关注了短期人口流动及其对城市和区域空间产生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新的数据获取手段的运用，使得短期流动人口逐渐在城市和区域空间研究领域重新获得重视，例如施澄等学者、王德和任熙元 分别通过手机信令识别了杭州、上海的短期流动人口 ，并分析其对城市设施的使用特征，指出在城市设施的规划和配置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人群的需求，提出“特大城市空间规划的响应范围应从传统的常住人口扩展到实际服务人口”。

这一研究对于指导我国特大城市规划编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在内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已经开始关注到商旅短期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和管理带来的影响。

如《上海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实际服务人口”的概念，即包括常住人口、半年以下暂住人口、跨市域通勤人口、短期游客等。其中，“住房和养老、基础教育、体育、绿地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以满足常住人口需求为主；水、能源、安全、交通等设施需要满足实际服务人口的需求，考虑在常住人口的基础上预留 20% 以上的弹性；文化、医疗、教育、体育等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需要满足常住人口以及更大区域的人群的需求”。

虽然上述研究关注到了短期流动人口这一人群及其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了短期流动人口对城市设施的使用和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影响，对短期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在区域中流动的情况缺乏关注。

研究区域人口短期流动规模及其来源地和目的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短期流动人口的来源和分布，能够直接地反映出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紧密度，并从侧面反映该城市提供的区域服务所覆盖的空间范围以及以此为测度的城市中心能级；

另一方面，从短期流动人口与城市发展和设施配置的关系来看，研究短期流动人口能够指导城市和区域设施更为精准的供给。显然，来自国际和港、澳、台、内地远距离城市和周边城市的短期流动人口，其访问城市的目的以及对设施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两点正是本文试图通过长三角短期流动人口的研究来聚焦和探讨的问题。

通过对“短期人口流动”这一指标的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江、浙、沪“两省一市”）为研究范围，探讨短期人口流动所表征的区域空间组织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城市区域职能，进一步延伸至对城市区域规划政策取向的讨论。

02

“短期人口流动”的数据获得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联通4G 手机信令，4G 数据指 2G、3G 以及 4G 数据的总和，数据采集时间范围为 2017 年 11 月 1—30 日。数据采集范围覆盖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江苏及上海“两省一市”，该数据源支持跨省空间个人 MSID（Mobile Station IDentifier ，指每个手机用户的移动台识别码）保持不变。“两省一市”日均用户量为 2 200 万，平均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21%。把各地级市识别居住人口数与 2015 年底普查人口数进行占比对照，将此相对占比系数作为后文所提的扩样系数。

2.2  “短期人口流动”的测度

延续本文作者的相关研究，将手机信令探测到的个体（MSID）分为四类人群：常住、过境、短期流动人口及其他人口。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第三类短期流动人口，即单日出现时间大于 3 小时的天数少于每月 10 天的人口，其驻留天数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口之间。且短期流动人口（除来自境外的人口）都有根据联通总库 12 个月数据计算得出的常住地区标签。

短期流动人口的扩样比例要在技术上进行确定还有很大难度，在长三角区域内，本文采用来源地的常住人口的扩样比例，在长三角区域外则采用全国联通的平均比例。

经过数据校验，空间分析单元每天的短期流动人口数波动较小（图 1），标准差为 0.3 万 ~13.5 万人，说明绝大部分城市每天都具有较为稳定的短期流动人口。

图1 长三角各市市辖区内30 天短期流动人口波动图

以上海市辖区为例，每天的短期流动人口稳定在 80 万 ~130万人，此结果是通过上述扩样方法获得；同时，各市辖区每天短期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包括长三角内和长三角外的地级市）也较为稳定，如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四个市的市辖区内，其每天短期人口来源地排名前六的城市及其规模基本保持恒定，标准差为0.2 万 ~1 万人。

03

三种城市间的出行联系方式

常见的计算城市间出行联系的方式可以归纳为通勤联系与实际出行联系两种。

如图 2 所示，通勤联系，即在某一段时间（通常大于一个月）发生的高频率（通常大于 40%）出行联系。也就是一般使用的通勤 OD 联系，其发生次数非常小，仅在某些特定的临近地区产生。如钮心毅等人 [14] 的跨城通勤人流研究表明，上海地级市跨城通勤人口基本分布在邻近上海的昆山、太仓、苏州、嘉善等城市，且范围远远小于 90 分钟等时圈。

图2 城市间出行联系的三种计算方法

实际出行联系，即在某一天实际发生的一次跨城出行，也就是一般使用的全方式 OD 联系，其发生次数远高于通勤联系。例如周永杰等人利用出行 OD 轨迹数据建立城市关联网络模型，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特征。但实际出行联系并不关注此次出行是否停留以及是否使用目的地城市的服务。这也是该出行联系计算法与本文中的短期流动人口算法的最大区别所在。

本文采用跨县市行政边界的短期出行行为（即前文所定义的短期人口流动与其来源地分布）来测度长三角的空间组织，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短期人口流动可以部分地反映长三角外部的数据。不仅能够对长三角范围内短期流动人口的常住标签进行识别，还可以识别该地区内来自长三角以外的驻留人口。

例如上海有超过1/3 的短期流动人口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国际人口。这一数据可以反映出城市所承担的区域中心职能（全球层面、全国层面或区域层面），这也是到发性交通联系数据无法准确反映，而在之前相关研究中较少被提及的一类出行。

第二，短期人口流动排除了到发性交通联系的部分不确定性因素。由于前者识别的规则是单日出现时间大

于 3 小时，排除了大量途经并短暂停留的人口；加之短期人口流动数据的采集范围是取 30 天的平均值，也排除了某些偶然因素对该人口数据的影响。

第三，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连续的出行联系。某城市短期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取决于该人口在一年中的常住地城市，而不取决于该人口实际发生位移的起始点。比如一个长期居住在 A城市的人，在 B 城市办事后出发到 C城市开会，在实际出行联系中仅发生了起点为 B、终点为 C 的一次出行，而在短期人口流动中记为起点为 A、终点分别为 B 和 C 的两次出行（因为常住地为 A 的人口分别在其非常住地B、C 都发生了短期停留）。

对于长三角区域这类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区域联系面域化的地区，运用该识别方式会无法避免地存在一定比例无法准确描述其连续出行的交通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相比于到发性交通联系，短期人口流动在反映城市对区域的服务供给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04

 短期人口流动视角下的长三角区域空间分析

4.1  短期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来源地分布

4.1.1 来自全域以及长三角区域内的短期流动人口

分析长三角各县市单元的短期流动人口数量（图 3 左），高值地区主要分布在沪宁杭“之”字走廊，尤其是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以及各地级市的市辖区。通过短期流动人口的总量排序，可将长三角所有县市分为四个层级：

图3 长三角各县市短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左）、常住地在长三角区域内的短期流动人口分布（右）

第一层级为上海，上海所承接的短期驻留人口远高于其他城市，超过 100 万人，高出第二、三位城市近 50 万；第二层级为杭州、南京、苏州三市的市辖区，短期驻留人口在 55 万左右；第三层级包括除湖州、镇江、宿迁、舟山、金华以外的地级市的市辖区，以及昆山、义乌、常熟、江阴四个县级市，短期

驻留人口高于 8 万人；其他区县单元的短期流动人口数量则呈现出缓慢衰减的态势。

识别短期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常住地），并提取长三角范围以内的人口（图 3 右）。其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与图 3 的左图中短期流动人口的整体分布相似，但全部短期流动人口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少数城市吸引了大部分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

这一特征说明人口的短期流动具有“马太效应”，城市在区域中的等级、规模决定了其在区域中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和类型，也决定了从外部流入这个城市（尤其是长距离流入该城市）的人口规模。

图 4 恰巧证明了这一特征，对比 2016 年地区增加值（GDP）的指标，短期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或GDP 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R2 值皆为 0.85），即一个城市经济社会水平越发达，短期流动人口则越多。

图4 短期流动人口与当地GDP 及常住人口的关系

4.1.2 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的占比及分布

进一步分析常住地为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分布，如图 5。

图5 常住地在长三角区域外的短期流动人口占比分布

整体上看，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占全部短期流动人口比值最高的地区，仍分布在长三角“之” 字走廊上以及长三角与其他区域交界的地区。

在上海所承接的短期驻留人口中，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人口占短期驻留总人口的 62.5%，比值在区域内为最高；徐州、南京、杭州和舟山四市的市辖区其次，约占 50%；再次是丰县、连云港市辖区、沛县、桐乡市、苏州市辖区、义乌市、无锡市辖区、泰顺县、宁波市辖区、邳州市和新沂市，约占 40%；其余城市的比值均低于 35%。

进一步分析上述 16 个城市中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驻留人口的总量和常住地。其中，在舟山市辖区、丰县、沛县等 9 个地区中，来源于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驻留人口不仅总量低，且来源地分布在有限的几个省份，往往是与其地理邻近（例如丰县、沛县和连云港市辖区的短期驻留人口的常住地主要是山东），即这些城市所提供的对外服务仍是基于地理邻近原则，只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长三角边缘地区），导致其承接的短期驻留人口主要来源于长三角地区以外。

除去这 9 个城市，在上海、南京、杭州、徐州、苏州、无锡、宁波这 7个城市的市辖区中，上海市承接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数量最多，且来源地省份分布范围最广。

按短期流动人口常住地分省计算，短期流动人口数量超过 1 万的省份达 19个，且覆盖我国四大区域板块，来自北京的短期流动人口规模（9 万人）甚至远超长三角区域内部的首位来源地苏州市辖区（3.2 万人），这充分反映了上海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心城市的地位。

相较之下，南京、杭州、徐州、苏州、无锡、宁波市的市辖区，其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按常住地可分为两类：一是来自山东、安徽、河南三个与长三角相邻（或相对较近）的省份，反映的是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二是有相当规模的短期流动人口来自京津冀（北京）、珠三角（广东），反映了长三角地区与上述城市群紧密的功能联系。

但总体上看，这些城市承接的短期流动人口与上海仍存在显著差异，后者规模大、分布广，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印证了上海作为全国城市网络中心节点的地位。

4.1.3 短期人口流动视角下的主要中心城市特征

选择承接短期流动人口最多的4 个城市（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四个市辖区），进一步对其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具有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城市职能。

如图 6 所示，杭州、南京承接的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占比约为 50%，苏州的这一比例约为40%，且短期流动人口来源地主要分布在山东、安徽、河南等临近省份。

图6 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市辖区总流动人口和长三角地区外的流动人口比例

而上海的这一比例超过 75%，主要联系方向为京津冀（北京、天津）、珠三角（广东）。除了来自内地各省市的短期流动人口以外，上海还具有与其他三个城市有着显著差异性的全球联系职能。根据联通数据监测，每天在上海的境外（包括港澳台）短期流动人口平均达到 15.6 万人，苏州市为8.2 万人，而杭州和南京分别为 2.5 万人和 1.2 万人。

计算长三角范围内各个空间单元与这四个城市的“短期人口流动联系强度”（假设常住地为 A 城市，到 B城市短期流动的人数为 X；常住地为B 城市，到 A 城市的短期流动人数为Y；A、B 两地之间短期人口流动的联系强度即为 Vab=X+Y，），从而考察这四个城市在长三角以内地区的区域服务辐射范围。

结果显示，上海承接的短期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江苏省全境以及浙南、浙东，来自上海、南京、杭州“之”字走廊的短期流动人口尤其多。相比之下，杭州、南京两个市辖区所承接的短期流动人口更多地来自于其分别所在的省份，这与两个城市的省会城市地位密不可分。苏州承接的短期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上海、南京及其他邻近地区，较前三者，其承接范围更小、人数更少（图 7）。

图7 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市辖区与长三角地区内部各县市短期人口流动联系强度分布

4.2 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人口的短期流动和停留，背后有着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的原因。基于短期流动人口的常住地和停留地构建的城市网络，可以间接地测度服务供给视角下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文所定义的 A、B 两地之间的联系强度（Vab=X+Y），将该值赋给每一段期望线，实现长三角以内城市关联网络的可视化。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以内城市的网络化空间格局显著，对比基于企业联系、物流、信息流等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城市网络与基于其他指标测度的城市网络具有相似性，即上海、南京、杭州组成的“之”字走廊具有结构的显著性（图 8），同时，这一轴线上也不全是几个主要地级市辖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地级市辖区与区县单元、区县单元与区县单元之间的联系也异常紧密，反映出这一轴线的网络联系日益紧密并趋于面域化。

图8 基于短期驻留人口的长三角各城市网络联系度图

但与其他大部分测度网络所不同的是，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城市网络反映了更多的“中心地”属性，即多数地级市的市辖区（图 8 灰色粗线所框定部分）与其所辖县市的联系也较为紧密，处于网络的第二联系层级，并形成若干以市辖区为中心、星型辐射的“孤立”网络结构（这些网络次结构的内部联系要远强于其与其他次结构的联系，且这些次结构之间的联系往往仅存在于次结构的核心城市之间，即核心城市充当了组织次结构内部和联系次结构外部的枢纽和门户作用）。

对此差异的解释是，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城市网络侧重于反映城市之间发生的服务联系，且该联系伴随着实际发生的出行，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长三角地区密集的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走向的影响。

因此，地级市市辖区在这一网络中仍在其行政辖区内表现出较高的网络控制力，且表现出一定的“中心地”区域空间组织特征。

05

结论和进一步思考

5.1 研究基本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尝试识别城市的短期流动人口及其来源地，从而测度江、浙、沪“两省一市”范围内短期人口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并以此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功能联系，进一步揭示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总结上文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5.1.1 长三角区域以内的空间组织呈现出网络与中心地逻辑并存的现象

既有的大部分网络研究，由于研究视角和测度指标的选择，往往侧重于对区域网络结构的分析，而忽略了城市（尤其是地级市辖区）对周边腹地的服务辐射作用。而短期人口流动由于受到出行空间距离的影响，则成为一种兼具反映“功能强关联”与“地域临近”的测度选择。正如泰勒所指出的，从中心地到网络空间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文研究恰恰证明了这一观点。

一方面，沪、宁、杭轴线网络化空间格局不断坐实，空间单元的联系不仅跨越了“省会 / 直辖市—地级市—县市”的行政等级（如常住地分别为昆山县级市和苏州地级市辖区的短期流动人口，在上海的人数非常相近），且表现出很强的地理非连续性（常住地为南京或杭州市辖区的短期流动人口，在上海的人数显著高于常住地紧邻上海的嘉兴市辖区及其下属区县到上海的短期流动人口数）。

这一“之”字形走廊不仅是区域短期流动人口分布最为集聚的地区，也承载了最多的来自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而这再次证明这一发展走廊，是江、浙、沪“两省一市”经济社会最为发达、城镇体系发育最为成熟、区域空间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

但同时，在该发展轴以外，苏北、苏中、浙东等地区地级市辖区的中心地职能凸显，这是多数其他测度城市网络研究没有清晰反映的特征。

相较于企业联系、网络信息、高铁班次等测度，短期人口流动代表着实际的出行联系，地理空间距离构成了城市区域辐射能力衰减的摩擦系数。其意义在于，相比于上述测度，在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城市网络中，苏北、苏中、浙东等地区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是城市网络的“边缘”，而应是在长三角城市网络核心区（沪、宁、杭地区）外的不同空间秩序，是以地级市辖区为中心地的若干独立网络结构。

5.1.2 城市群与都市圈空间结构出现分化

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趋于成熟，城市间的人口短期流动（与短期商旅联系直接相关）也出现了层次分化。

一方面，核心城市的吸引力不再囿于行政区和周边地区，少数核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甚至不再是区域内部，而是融入全国乃至全球城市网络，从而发挥其区域影响力；

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城市（包括核心城市）而言，“地域邻近”仍然具有意义，尤其是在一些城市网络发育不完全的地区，行政等级和地域邻近成为塑造区域经济地理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实际指向了空间组织秩序和空间政策诉求皆存在差异的两个层面——更偏向于“功能（网络）联系”的城市群和兼具“功能联系”与“地域邻近”的都市圈。

在前一层次，上海、杭州、南京等极少数核心城市，作为长三角联系京津冀、珠三角等其他城市群网络的门户和枢纽，其服务对象覆盖区域乃至全国，成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但这些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群的核心节点，不仅得益于其区域性网络链接枢纽的地位，同时也得益于其所在腹地（都市圈）的功能支撑和资源整合。

以上海为例，长三角范围内短期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来源地除了南京、杭州市辖区外，即是昆山、太仓、苏州、无锡、南通、嘉善等周边城镇节点，正是这些城镇构成了上海的直接功能腹地，即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

在这一层次，通过空间规划促进跨行政区都市圈空间的形成来支撑城市群发展，引导城镇节点经济社会职能的协作分工和优势互补，实现区域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一，在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城镇发育成熟的地区，“都市圈”早已突破了行政边界，往往是跨行政区的空间范畴，这正是都市圈层面空间规划需要重点协调的内容之一。

其二，在都市圈内部，服务的供给并非是单方向地从核心城市流向其他城镇节点，而是双向互动的。在苏州、昆山、太仓等城市，来自上海的短期流动人口规模同样较大，制定都市圈的空间政策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心地”结构，回归至“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建构，而应该引导形成协作互补的紧密联系网络。

其三，都市圈存在边界的叠合交织，如常州市辖区来自上海和南京的短期流动人口与宁波市辖区来自上海和杭州的短期流动人口规模几乎相当，对于常州或宁波而言，其实际位于两个都市圈的叠合地区，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对于这些不同都市圈交叠的地区，需要在城市群层面的空间规划中将其作为重点协调区加以关注。

5.1.3 中心城市出现层次差异

本文短期人口流动数据清晰地显示，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出现了显著的职能和层次分化。其中，上海的区域职能存在城市群、国家和全球三个 “扇面”：它不仅是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承载了规模最大、来源最广泛的短期流动人口；全部短期流动人口中近 3/4来自全国各省、市；同时还承载着 15万左右的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短期流动人口。

杭州、南京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省域）中心城市的中心特征，其承接的短期流动人口近一半来自于长三角区域范围以内地区，尤其是其所在省份；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京津冀、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周边省份（山东、河南），来自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数量则十分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等在上海都市圈范围内的专业化节点城市，虽然承载的短期流动人口来源地基本集中在本市周边地区和长三角周边省份（比例约占全部短

期流动人口的 1/3），但其市辖区内的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短期流动人口数量却远远高于杭州、南京。

这诚然与苏州的发展历程和产业结构及其所建立的与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有关，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州作为上海都市圈和上海全球城市区域范围内重要的、具有专业分工的节点城市的地位——上海都市圈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区域是一个整体，上海与其所在的都市圈区域范围内其他的城镇节点共同参与全球竞争、融入世界经济网络。

5.2  对于区域和城市空间规划的政策思考

目前，我国正在建构新的空间规划体系，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层面的空间规划层次或将成为新的规划体系，对已有体系作重要的层级补足和创新。

无论是城市群还是都市圈，其空间组织演变都是市场自组织力量和政府有限干预共同塑造的结果，规划的本质要义是尊重和顺应市场自组织力及其规律。即空间规划除了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与管控以外，更需要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空间规划的基本取向，将管控和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秩序，作为城市群或都市圈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

而其中，人口的出行是城市间经济社会联系的产物，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城市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为区域层面空间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正如本文研究结论所揭示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的空间诉求存在差异，体现在区域空间政策尤其是设施供给方面，是理应对城市群和都市圈进行区别对待。

例如在城市群层面，全国乃至全球的交通联系应高度集聚在少数核心城市，以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为起讫点，建设由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构成的快速交通走廊，并以此走廊作为骨架延伸至整个城市群。

这些核心城市之间的高铁班次需求要比与其他城市联系的班次频繁，并开设直达核心城市的快速高铁班次。而在都市圈层面，需要建立紧密、频繁、连通都市圈内各主要城镇节点的城际交通联系，包括城际轨道、大巴，甚至在局部存在频繁通勤联系的地区安排地铁、跨城公交等常规公共交通方式。

总体而言，由于需求的差异性，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空间政策和设施供给应体现不同的逻辑。

而对于城市本身的设施供给，也需顺应城市在哪一维度区域中的职能。显然，包括国际交通枢纽，国际社区，国际化的商业设施和医疗、教育、体育、文化等服务设施的供给，应该更多地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城市区域倾斜。

而杭州、南京的设施供给应更多地体现其省会城市的职能，尤其是高等级医疗、教育、体育、文化等设施的供给需要考虑区域服务职能，预留弹性。同时，任何城市的区域职能都不是单一维度的，上海除服务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之外，还是国家和城市群维度的中心城市，即在上海中心体系的规划中，须引导形成不同服务能级和服务对象的多维度中心体系。

伦敦 2017 年发布的规划草案，就提出建立由国际级中心、都市圈级中心、主要中心和区域中心等多个层级构成的“城镇中心网络”（Town Centre Network）。

相较而言，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所提出的“城市主中心—副中心—地区中心”的中心体系，显然对上海作为具有全球、国家、城市群和都市圈维度的影响力并提供实际服务职能的城市，在中心体系和空间布局上缺乏清晰的规划响应。

本研究尝试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对象，探讨短期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但也不可否认，该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目前获得的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短期人口流动数据，仅是单向流数据（仅有流入长三角地区的短期流动人口数据，而缺乏长三角范围内地区人口在全国其他城市的短期流动情况数据），这使得分析结果及其对区域空间的解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此外，由于篇幅限制，文章对基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区域空间分析相对简单，仍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作者

施澄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研究员

田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程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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