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55周年历久弥新的时代密码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

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

11月12日

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绍兴

一场重量级的大会在此召开

会议直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宋丹、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等中央政法委委员悉数出席，中央和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法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评价工作的中央部分部委分管负责同志参加。

大会对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枫桥”课堂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

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实践充分证明，“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

1

党组织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头雁”

55年来，“枫桥经验”之所以充满生机和活力，最根本的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推动“枫桥经验”从地方精致的“盆景”上升为全国精彩的“风景”，让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各个每个末梢，确保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

黑龙江、福建、新疆等地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模式，把党组织设在一线办案团队、便民警务站点等做法，创新政法机关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和工作机制，推动党组织拓展到每个政法综治工作单元。

有效整合政府力量资源，形成平安联创的格局是“枫桥经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浙江等地组建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平台；江西等地厘清上级职能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权责、属地化管理与部门履职之间边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条块协同”新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以开放性架构吸纳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分工负责、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实现优势互补、无缝协作。

贵州省制定了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承接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指导目录，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流程和绩效评估办法，把非基本公共服务更多地交给市场。

2

最大限度赢得民心、汇集民力、尊重民意

 “枫桥经验”一路走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其永恒的生命线，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点。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越来越便捷，但面对面、心贴心地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决不能有了视频却离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有了网络却与群众的感情越来越淡。”

四川省1201个派出所进驻了专兼职人民调解员2230人，调解纠纷4.64万余件、成功率94.7%。在重大项目建设中，成立由征地拆迁部门、律师、调解员等多方力量参与的项目调解室，主动排查化解涉项目纠纷。

会议要求，要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对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范围打击专项整治行动，更快破大案、更多破小案、更准办好案、更好控发案，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怎么样，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评判权。

会议强调，要加大群众意见在绩效考评中的权重，努力使考核导向、评价标准与群众的意愿相符合，真正把评判的“表决器”交到群众手中。

3

要把基层治理的权力真正交给人民群众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源于基层实践，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

自治必须依法，权力必须接受监督。

2004年6月18日，诸暨市武义县后陈村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层村务监督委员会。到2018年，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已监督了5届村组织，涉及村建设投资数千万元。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录。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针对一些地方村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四川省建立了自治清单，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此外，要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城乡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全社会正气充盈。

山西、云南等地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推进专业心理服务队伍和机构建设，最大限度消解社会戾气，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4. 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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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会议要求，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来，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江苏、安徽、宁夏等地建设覆盖城乡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推动矛盾纠纷及时、高效化解，尽可能避免矛盾纠纷进入法庭、对簿公堂。

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是社会稳定的报警器。要紧盯重点物品、行业、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海南推动将视频数据信息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提高视频图像智能化应用水平，确保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

北京市公安局搭建犯罪合成作战平台，通过区域异常状态、团伙联系、人员位置等监测分析，防范打击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5

进一步建设好基层政法综治单位

安徽省成立有专门机构编制的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112个，一些地方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办法聘用社会工作者、支持社会组织或志愿者从事相关工作，使基层的力量由“五个指头”握成“一个拳头”，更好地发挥了综治中心“基层指挥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陕西省建立网格化综合管理责任清单，打造一岗多责、一专多能的专兼职网格管理员队伍，加强对人、地、事、物、组织等社会治理要素的精细化管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触角向每个角落延伸，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

会议最后强调，“枫桥经验”正是在这些政法综治工作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治理智慧，我们要把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和做好当前政法综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破除政法队伍建设中的痛点堵点，让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成为推进政法综治工作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图文来源｜网络

微信制作｜垫江法院研究室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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