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军事上为何失败？（二）

编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未雨绸缪，或者亡羊补牢。不同的视角，带来更全面的思考。文章来源于《历史学的境界》（高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致谢作者、出版社！分享信息，分享观点，只为了一起缅怀先人，铭记历史，启发思维。 

张＝张明扬

高＝高华

张：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国民党军队中虽有政工部门，但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基本职能在人事铨叙等业务方面，不管思想动态，特别是行宪后学美军，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军队内部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国民党官兵谈论军队的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可见军中纪律之松弛已到了何等地步，最后大家都被解放军打败或当俘虏。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

张：您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和保密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几乎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脚，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军队的保护才能生存。在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份。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张：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迅速腐败，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中共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张：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正是因为有刘斐、郭汝瑰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民党军队进入共产党的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张：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

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张：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

高：蒋在1949年10月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有所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就军事而言，除了前面所讲各种原因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也应提及，这就是仗打不好，背后还有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所致，例如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有以产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

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要求他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努力。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自我激励，奔波各地，督促部下，布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应该说，他心目中“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真诚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牺牲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蒋不得不退避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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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功将，军旅漂泊，自强不息，惟朴惟慈。

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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