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文化：为什么世界大战的蔓延不可避免

编者：文章节选自《权力与文化 》（[美]入江昭 著 吴焉 译 中信出版集团），致谢作者、译者和出版社！

新冠疫情和中美冲突搅动整个世界，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灌注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相关各国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战争前，美日双方显然都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以史为鉴，可以未雨绸缪。

不同的视角，带来更全面的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军队，是成长的大熔炉；

军营，是青春的集散地。

历史不遗忘，青春不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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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1941年春，美国并没有像东京方面设想的那样，处于一个要巴结日本的位置上。美国不支持日本巩固在中国取得的利益，它提醒日本有义务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美国没有终结太平洋地区的不确定性，美国通过在悬而未决的谈判中坚持己见，并且加大对中国援助力度的方式，利用这种不确定气氛。

由于欧洲局势的发展，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为了削弱德国的盟国，美国人显然希望让日本陷入亚洲大陆的泥潭。这一战略需要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积极支持中国。在中日战争之前，美国国务院的大多数官员没有将中华民国视为亚洲政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重要性更多在于充当战后国际主义的一个测试案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关心远不如为解决国际争端去维持一个多边合作架构。

哪怕1937年以后，最初美国对亚洲战争的反应还是试图通过第三方调停或者类似布鲁塞尔会议的跨国谈判来解决。但愈演愈烈的欧洲危机迫使美国重新定义亚洲政策。

中国一直在对日本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挫败德国在欧洲的野心。亚洲战争已经远不是一项纯粹的亚洲事务，日本宣称的“大亚细亚新秩序”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影响。如果允许日本在亚洲实行其地域主义方案，而德国也在中欧这样做的话，英国的地位就会被相对削弱，由此也会削弱美国的地位，一旦欧亚的两个地域性集团联合的话，尤其堪忧。

一旦日本成功控制中国经济，而中国的数亿人口与日本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整个亚洲大陆可能会成为西方的敌对势力。因此，鼓励中国人对抗日本人的计划势在必行。更具体地说，美国谴责像汪精卫那样看来准备接受日本“亚洲新秩序”定义的、持妥协态度的中国人。如果蒋介石“演变”成另一个汪精卫，那么中国对和平与稳定产生的威胁，甚至会比日本还大。为此美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要支持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工农业的发展。

因此，中国正在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关键。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牢记，在这个时候，援助中国决不会同欧洲的冲突那样重要，亚洲依然次于欧洲。而在纳粹德国的威胁消除之前，美国决心保卫英国，还不打算在东亚摧毁日本或者让中国成为主要强国。华盛顿的一些美国官员，如国务院的斯坦利·K.霍恩贝克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敦促采取严厉措施遏制日本。他们希望动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力量来削弱日本在亚洲的权力，但罗斯福的大部分顾问都不赞同。他们认为运用经济和政治压力会使事态依然不明朗，而且会让日本继续猜疑和忧心美国的政策。

不确定性状态是华盛顿方面计算过风险以后的政策产物，对此，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沮丧。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少数中国官员和政论家公然站在日本占领军及其新文化秩序宣传运动一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块遮羞布，而日本人自己也不确定这个“大亚细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追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历程就会发现，全面抗战不是那样态度鲜明的抉择。除了公开对抗之外，中国军队、游击队和民众组织会破坏沦陷区的法律和秩序，动员公众舆论反对失败主义。大多数集团一致认为，最佳战略不是通过战斗给予日本毁灭性打击，而是让日本在战斗中消耗殆尽，与此同时维持大后方和敌后各地区的较高生产水平和实力。为了获取必需的食品、原材料和外汇，中国各级官员经常纵容与沦陷区之间的商业交易。

这些官员还采取了异常的外交行动，总是有使者往来于总部和日军据点之间，进行和谈。大多数会谈仅仅是双方争取时间的手段，但中国人偶尔会用谈判而不是战斗来束缚日军手脚。某些议和举动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在汪精卫同助手们离开重庆同日本政府进行的直接交涉。这些汉奸蒙受了日本人的刻薄待遇和中国同胞的谴责，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但他们的求和行动缔造了中日媾和的象征；因为中日战争悬而未决，中国人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减轻日本人的压力，乃至于通过和谈谋求比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程度要轻一些的侵略政策。

中国人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可以通过常规手段继续进行，甚至不能肯定这是一场常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存在是中国人的耻辱，占领军和日本文官的嚣张气焰让中国人相信，最终他们必须赶走这些侵略者。然而日本的军事目标并不总是清晰的。每一届东京的日本新内阁都呼吁“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人很少提到在中国获得全胜，而且日本的侵华军人似乎愿意将许多问题留给中国行政官员处理。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友谊，这些关系甚至在1937年之后也没有完全破裂。中国人对民族主义的信奉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否定同侵略者之间的关联。

蒋介石本人经常在演讲稿中提及旧日青年时代在日本军校的学员经历，回顾日本军人的严明纪律、献身精神和朴素作风。虽然他谴责日本侵略，而且拒绝任何不恢复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统治的妥协，但他还是经常会设想中日两国基本可以共存。蒋介石不喜欢西式民主或者西式私人企业；他的目标，是一个结合传统的杰出文化美德、现代工业化便利设施与官僚政治的中国。中国必须发展经济，但不一定按照西方模式。蒋介石坚持传统，他虽认识到中国需要工业化，但并没有自动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对付日本。

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反动的，予以拒绝，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更加西化。毛泽东设想中国会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将这个国家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分开来。中国将会领导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这种观念同国民党是契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主要分歧在于：共产党领导人紧密跟从共产国际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即便在1941年早期，苏联依然维护同纳粹德国的和解政策。国民党对苏联的如意算盘非议更多，对莫斯科牺牲中国利益安抚日本的明显意图抨击尤为辛辣。国民党人认为，苏联的自私自利，是中国不应过分依赖苏联善意或援助的又一个原因。

中国领导人发现，要制定长远计划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列强正在为欧洲局势奔忙，它们帮助中国的意愿随着英国对德战争的状况而起伏不定。西方列强总是可以选择将精力集中到大西洋，避免对亚洲武装干涉。日美华盛顿多回合谈判给中国造成的不安，并不比德国人少。是同日本开战来保护中国，还是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同日本达成某些谅解？中国人怀疑，如果美国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将会选择后者。届时中国就会回到十年前所处的位置，依赖外国列强获得救济与发展。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局面。

1941年春，亚太地区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一地区外的大事件。日本对“大亚细亚主义”的探索，从未完全一致过，使得这一理念的命运比以往更难预测。当时美国对欧洲有一项明确的政策，而亚洲战略取决于英德之间的战争进程。中国人分化为对日屈服和期盼西方援助的两派。在这种形势下，亚洲的下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以欧战的另一次重大转折为开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转折就是当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攻击。

日本一度看到两种明显有别的选择：同德国联手入侵苏联远东地区，或者遵守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当时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利用苏德战争进攻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从而使亚洲帝国的梦想进一步接近圆满。一些日本官员力主入侵苏联，声称日军对苏联发动进攻，可以同德国在西面的攻势遥相呼应，让布尔什维克政权迅速终结，消除其对日本在伪满洲国和东北亚其他地区利益的威胁。德日合作的这一迹象将会巩固三国轴心条约，削弱英美列强的地位，使他们尊重日本在亚洲的地位。6月22日，大岛大使从柏林拍发的电报中称：“苏德战争的爆发，赋予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威胁，而且能解决中国事变。”大岛警告说，如果日本采取观望政策，就会失去德国的信任，而且损害本国的声誉。

日本驻布加勒斯特公使筒井清（Tsutsui Kiyoshi音译）致电东京表示，他相信德国“无论如何在10月初”就能摧毁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苏联将会解体，一个仅保留俄国欧洲部分的新政府将会出现。如果日本不联手进攻苏联，那德国就会让日本一无所获，而且在决定苏联未来的时候，也不会考虑日本的愿望。为避免这样的灾难性结果，日本人应当进占西伯利亚各地区，从而消除它们对日本东北亚利益的威胁。当然，这种举动会违反中立条约，但筒井认为，布尔什维克支持中国的抗日力量，已经先违反了《日苏中立条约》。他又继续说道，日本并不反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只是要下定决心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一旦目标达成，俄国新政府将会与德国、意大利、中国、伪满洲国和日本一起对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美）。

松冈外相赞同大岛和筒井的意见，竭力要求内阁同僚批准日本政策再次改变。他与大岛和筒井一样，认为成功进攻苏联，将会让日本武装力量在对苏战争结束后，腾出手来南下占领富饶的欧洲列强殖民地。到那时德国和日本都将非常强大，美国不可能再进行干预。松冈外相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先北进，然后再转向南方。”

东京的军事首脑已经放弃美国调停解决对华战争的希望，认同德国入侵苏联终于给了日本一个机会坚决采取行动，终结日本同其他各国优柔寡断和权宜的关系。但军部并不赞同先行“北进”，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时间准备对苏战争。当时驻扎伪满洲国的关东军12个师团，合计约35万人，对手苏联远东红军兵力据说为70万人。日军北进，必须动员增兵50 万。实际上，备战工作在8月10日前后才能完成，开战还要等到一个月之后。东京的军事当局愿意进行这样的备战工作，而且在7月2日，内阁大臣与军事首脑觐见天皇的重要会议上，决定一旦欧洲事态的发展有利，就“通过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然而，这次御前会议还批准“为了巩固我国生存和自卫的基础”武力入侵东南亚的方案。日本陆军将以占领中南半岛南部为优先任务，同时准备进攻苏联。这样安排的理由是涉及的风险较小。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信心满满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占领中南半岛南部将会激怒英美国家，但是不会挑动他们开战。海军相信这一行动会防止英美从一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中坐收渔利。此外，10月之后雨季来临，在中南半岛修建机场会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尽管松冈外相请求集中力量优先执行北进战略，但日军还是在7月28日开始入侵中南半岛南部。如果日本将南进推迟到9月初、对苏联的进攻已经开始的时候，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可能会大不相同。到8月初，日军参谋本部的军官们对德军在苏联速战速决丧失了信心。如果当时日本决定不再与德国合作，轴心国同盟就会遭到重创，反而有助于重启日美之间的严肃谈判，这正合近卫文麿心意。他认为，德国不同日本磋商就攻打苏联，事实上违反了轴心国同盟精神，因此即使不能违反轴心同盟的条文，日本也有权不履行该同盟的意图，寻求与美国达成理解。近卫认为日德同盟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而日本应当谋求同美国和解，因为美国是唯一能够决定亚洲冲突未来的势力。他希望提议美国停止在中国的敌对政策，协助日本人解决中国事态，并且向日本提供原材料，否则日本就必须从东南亚获得这些原材料。然而，军部虽然不反对在华盛顿恢复谈判，但是相信获得美国调停的机会微乎其微。

上述6月和7月发生的事件，再度揭示了日本为应对外部新形势而采取各种政策的倾向。这些应对措施五花八门，包括准备对苏战争、占领中南半岛南部、恢复与美国的会谈。日本的战略仍然缺乏一致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迅速报复日本占领中南半岛的举动，来促使日本采取连贯的政策。7月24日，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日本的资产，8月1日，所有运往日本的石油出口许可证都被废止。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当局跟进美国政策，拒绝给没有外汇许可证凭据的石油交易颁发出口许可证——因为石油贸易必须用美元结款，而日本的美元资产都在美国被冻结，所以此举几乎中止了日本的石油输入。8月5日以后，无论从美国还是荷属东印度群岛都不再有石油运抵日本海岸。日本一年可以生产400,000千升石油，但海军一个月就能将这些油量耗完。日本的石油储备大约9,400,000千升，除非这个国家能通过某些办法获得新的供应，不然石油两年内就会耗尽。

石油禁运对日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摇摆不定和模棱两可在他们对世界大事的认知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确的选择。迄今为止，日本人都没有正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明确抉择的当务之急，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种不确定性的氛围之中。眼下，随着美国采取断然措施，这种不确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任何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会容忍日本侵略中南半岛南部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日本要么冒着同英美开战的想法在东南亚滞留下去，要么就退出以安抚英美。军部断定寻求调停为时已晚；日本眼下将不得不考虑开战的可能性，而战争的主要对手将是美国。

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同样感受到不可避免的危机感。7月，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美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都已用尽，除了断然采取措施之外，对日本已经别无他法”。从这时起，可想而知，除非日本在政策上进行重大变革，否则将来在太平洋必有一战。唯一的问题是这一战会在何时打响。

同石油禁运和冻结日本资产同时进行的一系列决策，说明华盛顿的态度显然已强硬起来。美国编组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远东陆军司令部，一旦同日本开战，远东陆军便会以菲律宾为战略基地。美军在菲律宾安置了大量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此举旨在让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空中力量的堡垒和对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威慑基地。美国同英、荷、中三国当局进行了会谈，以交流情报，协调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体系。通过租借法案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实施，克莱尔·陈纳德指挥的美国支援航空队（飞虎队）从美国和英国获得飞机，培训中国飞行员，甚至投身对抗日本航空兵的军事行动。美国已旗帜鲜明地决意阻止日本统治亚洲。

虽然采取这一政策是出于权力方面的考虑，但仍需重点指出的是，这些措施符合特定的国际主义原则的主张，说明华盛顿觉察到日本的“亚洲新秩序”正在变得不再仅仅是虚华辞藻，因此必须通过其他可用的国际秩序观念，反对日本的主张。

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S．丘吉尔首相对国际新秩序的性质进行了概述。《大西洋宪章》说明英美战略已经演变为通过确定国际和平的若干原则来对抗轴心国的侵略扩张。在宪章八项主张的第一条中，美国和英国提出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或者其他方面的扩张”。第二条，两国“不愿看到任何与相关各国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相符的领土变更”。第三条是美国自决原则与英国有关帝国主张的折衷陈述，表示两国希望“看到被武力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应有的权利”。那些没有获得过独立的民族想来不能恢复其“主权”。第四条明显与轴心国宣传的“贫困”国家的权利暗合，支持所有国家，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应当拥有“在平等的条件下，为本国经济繁荣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和获取原材料”的权利。接下去的四条阐述了英美盟国理想中的战后新世界，那将会是一个“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最充分合作”的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将会“生活在摆脱恐惧和物资短缺”的世界，能够使“所有人不受阻挠地通过公海和四大洋”，而且“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将会寻求减轻“沉重的军备负担”。

这些原则接近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原则，说明威尔逊主义再度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通过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相互依存实现和平与安定的旧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动荡不安中幸存下来，而且会在轴心国的威胁解除之后，确定世界秩序。因此《大西洋宪章》是一种关于权力平衡的意识形态上的补充，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引导着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宪章的国际主义表述和更大的权力导向战略之间仍存在巨大张力，但是自从罗斯福掌权以来，美国首次在外事活动中找到了方向感：基本上是一次向威尔逊主义和1929年之前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回归。根据这一体系，广泛的经济交流成为一种常态和通往和平的推定途径。过去十年间的一些问题必须去面对和克服，诸如过度保护主义和对移民的限制，而这意味着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有效的国际主义，在40年代同样切实可行。

《大西洋宪章》是对日本的一种挑战，日本要么回归这个体系，并且为了促进自身的福祉与美国合作，否则就要面对正等候在侵略道路上的愤怒的美国。因为华盛顿已经采取断然措施遏制日本扩张，《大西洋宪章》事实上向东京的日本领导人界定了一种世界秩序：如果他们能改弦易辙，也能够获得接纳。美国人觉得日本人已经误入歧途，但仍然可以迷途知返。日本人要想重获美国的谅解，就要牢记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秩序，并且抛弃他们在30年代选择的军国主义道路。

1941年8月以后，美国愈加信奉威尔逊主义，即使战争看来迫在眉睫。白宫与国务院同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坚定的信念取代了犹豫不决。11月26日，美国公布的《赫尔备忘录》体现了同样的原则。提交给野村吉三郎大使的这份备忘录一共十条，包括和日本、美国、英国、荷兰、中国、苏联和泰国缔结一份多边互不侵犯条约的决议；日本从中国和中南半岛全面撤军；协商“在最惠国待遇和降低贸易壁垒”的基础上达成新贸易协定；以及稳定美元对日元汇率等内容。按照赫尔国务卿当时和后来的说法，他没有要求日本放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而且能自力更生的国家的权利；他是在邀请日本人重回20世纪20 年代和平且各国相互依存的世界，那样的世界会为日本的利益和自尊提供足够的空间。《赫尔备忘录》设想的亚洲，表现的是赫尔认为亚洲地区将会变成何种形象，但要解决的是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动，以及各国的排他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等问题。

美国显然在迫使日本人做出抉择，要么继续始于1931年的侵略步伐，甚至不惜与美国一战，要么就在同英美国家和解的基础上，回归20 世纪20年代的国际架构。正如大岛浩大使9月4日致丰田贞次郎外相的信息中所说：“我们能选择的态度只有两种：维护德意日三国轴心协定的精神，同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建设一个‘世界新秩序’；或者放弃这个同盟，顺从英美阵营，谋求与英美的友好关系。”在大岛看来，德国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建立霸权只是时间问题。对日本来说，断绝与德国的联系，寻求对美友好关系将会是最愚蠢的行为。即使倒向美国能解决对华战争，也只能“导致日本在国外被鄙视和孤立，在国内失去希望，民族精神衰退”。

同美国和解本质上是一种倒退，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环境是不可行的。将自己的命运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对日本来说会更好。

里约热内卢的日本驻巴西大使石射猪太郎不同意大岛的观点。9月2日，他致电给东京的上司们，敦促他们“进行一次重大行动，即使这意味着要转而向其他国家求助”。他认为日本的命运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无论欧战的结果如何，英国都仍然会是一个对亚洲事务举足轻重的国家。日本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而和平的亚洲，即使这意味着同其他强国共享亚洲大陆。同英美开战将会蹂躏亚洲，使日本受到重创，而且无法解决中日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要通过与英美谈判来解决对华战争令人遗憾，但至关重要。石井菊次郎知道要在日本国内政坛采取这一行动，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重重问题，但他认为“除了排除万难解决战争问题，在亚洲建立和平之外”别无他法。

9月6日，在决定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东京的日本领导人试图寻找一个可能存在的中间路线。他们决定，一面在华盛顿继续和谈，敦促美国恢复同日本的正常贸易，同时使谈判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势力扩张问题分离。

然而，如果10月初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日本将会在这个月底开始备战。虽然日本领导人毅然倾向大岛坚决与美国对抗的方案，但他们仍想进行最后一次努力，通过谈判避免开战。他们显然不接受石井同英美势力合作的建议。鉴于美国在太平洋的强势地位和华盛顿方面的强硬态度，9月6日的决议只能意味着战争。

10月没有发生战争就已过去，华盛顿悬而未决的谈判还在继续，大岛大使和那些赞同他主张的人变得更不耐烦。在东京，东条英机接任近卫的首相职务。东条赞成日美关系注定敌对的观点，而且认为太平洋战争无法避免，但是他受到天皇和皇室的压力，再度努力去维持和平。东条承担的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因为日美两国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善，而且在10月，同威尔逊主义者合作并不比过去更具吸引力。对亲轴心战略的倡导者来说，20世纪20年代象征着一个不足为信的旧式国际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只会让美国得益。10月29日，大岛致电东京指出，进一步拖延开战，只会使日本的潜在对手更强。因为日本轴心外交的成功取决于采取果断行动，从英美两强的相对薄弱环节获益，同美国在最后时刻的谈判已毫无意义；谈判会给美国人更多时间，而且会在德国人心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只有当日本抓住英帝国崩溃的历史机遇时，亚洲才能够出现“新秩序”。“这是我们同德国进行磋商的最后机会，只有这样，日德两国才能在东方和西方采取协同行动，确保得到战略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如果我们对（欧洲）战争的进程没有明确的认识，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态度，将会因此抱憾千年。”

有些官员直到最后都在抵制这类想法。11月21日，日本驻伦敦代办神村慎一向外务省发出一份措辞强烈的电报，敦促在英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保持克制，如果同英美两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将会面对一个强大的联盟。电报指出美国在提高对英国的援助，英国对在欧洲获胜的信心随之增加，随后神村写道，英国领导人甚至想要粉碎日本在亚洲的势力，此举将会对战后的英国有利。在这种时候向英美两国同时挑起战争是愚蠢的。“我们的资源已在中国的事变中耗尽，此时如果不得不再开战端，会造成一种极端危险的局面。”最佳战略是耐心地努力重建国家实力，从而使日本能在未来壮大。日本必须忍一时之辱，权且让步，做好准备通过与美国谈判来解决中国事变。

神村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斗争。要采纳他的建议，需要对日本的军事战略、外交政策，还有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务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这意味着回归军国化时期之前的政党政治、文官至上和商业文化。

1941年秋的日本领导层，尤其是东条内阁不准备这样做。他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在寻求大亚细亚解决方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941年12月7日黎明（亚洲时间12月8日），对亚洲和太平洋的美方领地发动的进攻，会是在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话说回来，日美战争涉及的不仅是一场侵略与抵抗、或者军国主义同和平之间的冲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虽然无疑在一般的概括性层面上来说是准确的，但是掩盖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这场冲突所围绕的问题 ——回到过去的可能性和意愿——究竟到达什么程度。

美国政府官员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仍然能为包容性的国际关系提供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主张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合作开发全球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秩序。

日本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转而选择了一种“大亚细亚主义”地区秩序。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拒绝保留任何西方文明的痕迹。毕竟，他们还是和其他民族一样，关心经济发展和繁荣，而“亚洲新秩序”并不能被定义为一种前工业化的秩序。正如时事评论员们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说，日本政策的目的在于亚洲各国的发展和最终的工业化。其中一位评论员指出，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被部分西化，而日本的使命不是将这些国家“去西方化”，而是“让亚洲的欧化进程亚洲化”。这样的一种主张将日本人放在了反对欧美对亚洲地区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的立场上。

美国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计划意图终结西方在东方的所有利益和影响。

双方都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随后的岁月证明，日美相互依存的遗产要比“大亚细亚主义”脆弱的体系坚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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