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温旭：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

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温  旭

摘  要

数字帝国主义依旧是一种帝国主义，其得到国家主权的维护，强化了以数字资本主义为根基的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呈现出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双重逻辑”。数字帝国超越了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全球秩序转化为数字资本操控的内在向度，并与国家主权共同表征为弥漫式的数字主权。数字主权并没有拒绝其在扩张过程中所遇的其他数字力量，而是将这些数字力量吸纳进其数字权力空间。数字主权的超法制化对无限又畅通的数字公共领域施予超常的规则，并逐步被数字资本运作的规则所替代。数字帝国是借助数字自由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支撑其数字全球秩序的一种数字权力机制。数字帝国并没有构建数字权力中心，而是构建了数字劳动和数字市场的全球架构，企图将一切数字权力关系都归入数字全球构序。数字帝国权力的实质是数字生命政治操控，数众具有翻转数字生命权力的潜能，把数字生命政治重塑成数字解放路径，从而在反抗数字帝国中寻求数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出路。

正  文

随着21世纪初数字全球化的出现及其所带来的数字全球统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政治上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在此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超越国界、统治数字全球的数字霸权形态。为了与充满暴力和侵略的传统帝国主义相区分，西方左翼学者把这种似乎人性化、柔和化的统治模式称为“数字帝国主义”（digital imperialism），以批判的立场去看待数字统治力量，试图揭开其所暗含的更深刻的欺骗性和虚假性。数字帝国主义依靠数字技术的领先性和数字平台的垄断性，依托超强综合国力在数字全球进行“算法监控”“数字殖民”等数字霸权行为，其操控的“平台正吞噬这个世界”，导致数字全球化中的“不平等与以强凌弱”，造成难以避免的数字经济危机。数字帝国主义借助数字殖民体系建构了数字资本全球化统治的数字秩序——数字帝国（digital empire）。在现实和理论的共同作用下，数字帝国成为数字资本操控及对其批判所关注的焦点。既然数字帝国隐去了“主义”二字，那么就并不是关于数字帝国主义的普遍性问题，而是关于数字帝国的特殊性和内在本质性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从此意义而言，剖析数字帝国必须深入把握数字时代的特征及由此引发的数字异化。数字帝国生成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全球数字劳动权力及其更新为基础的数字生命政治生产机制，在超国家政治机体下建构数字全球主权。换言之，数字帝国是数字全球治理技术布控下的数字生命权力的生成机制，并持续消解着数字政治主体性。因此，对于数字帝国本质的判断及对未来数字路径的可能性探索，在数字资本逻辑完全渗入数字社会关系的数字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试图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的视域，从数字帝国诠释数字资本在数字全球扩张中的内生逻辑，力求厘清数字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架构性转化与数字化呈现。

一、合谋数字生命政治：

数字帝国的布展方式

传统帝国主义先于数字帝国主义的出现，如大英帝国，其是以民族国家为根基、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去开展对外殖民统治。“殖民主义是民族性的自然外溢。”殖民主义的标准是借助战争和暴力把自己的文明植入殖民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与之相比，数字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目的和对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主体上，在传统帝国主义中，民族国家是殖民权力的操控者和暴力行为的实施者；而在数字帝国主义中，数字资本主导了数字统治秩序的建构。在目的上，尽管数字帝国主义依旧推行殖民主义，但数字殖民体系并非为了领土扩张，而是以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为双重逻辑，构建一套以聚敛数据为目的的数字专制体系。在对象上，数字帝国主义对数据并非通过血腥掠夺而来，而是借助数字平台构建“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确保数字资本可以安全地、有增殖地在数字全球畅通流动。在数字殖民体系中，已经不存在直接的强制性，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数字全球化的数字经济性。

显然，以民族国家为主的旧殖民体系无法完全体现出数字帝国主义的核心，即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操控体系。换言之，忽略数字社会形式特征而谈论数字帝国主义“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由此，对数字帝国主义的剖析必须深入到数字殖民体系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双重规定性中。数字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帝国主义，原因在于其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之物。这一前提判断最直接呈现出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数字帝国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数字资本不需要源于领土的政治扩张就能强加数字霸权。数字资本主义似乎“创造了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但是数字霸权必须依赖于数字地缘政治和数字军事实力。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按照数字资本逻辑构建起具有操控性的数字霸权，形塑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权力的源泉，实现了数字操控方式的变革。从此意义而言，这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转向数字帝国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不同，数字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数字资本本身的操控性力量并构建数字殖民体系而获得数字霸权统治的数字权力。从数字经济本质而言，数字帝国主义是垄断数字资本主义。换言之，数字资本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并逐步呈现出数字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

数字资本是数字资本主义形态的主要呈现，本质上隶属于资本稳固性的内生逻辑。数字资本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数字空间扩张的内生逻辑，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和帝国性正是这一内生逻辑的开展。数字资本的限度就是其本身，即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生产模式。数字资本主义正是持续突破本身限度而形成了其发展历程。从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主义，从国家主权到全球性数字政治规则，这似乎是数字全球化进程中“一段定性的历程”。数字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生存方式的帝国主义”，强调对数字边缘国家的剥夺性与数字资本的增殖性之间所具有的相关性，呈现出抢夺未被数字资本剥夺的数字空间而开展的数字资本积累。换句话说，数字帝国主义不能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字经济进程，其背后必然有数字霸权的支撑，并促发了数字全球内愈加严重的数字不平衡性及数字对抗性，数字资本全球化正是构建于这种激烈的冲突之上。

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演变到特定阶段，一些数字特征已转变成自己对立面时所促发的改变，即“数字垄断”替代了“数字竞争”。原因在于，数字资本在与数字平台垄断形成的数字寡头相融合而形成数字垄断性，数字垄断又进一步促进了数字资本的形成，而数字寡头又推动了其对全球数字生活的深度操控。数字资本通过侵占数字空间而实现无障碍地向数字全球推行数字殖民体系，“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尚未被瓜分完毕的全球数字空间的数字殖民体系。随着数字资本输出逐渐取代数据商品输出，数字帝国主义将借助数字殖民体系实现对数字全球的操控，数字资本的自由流动变成数字资本促成数字全球构序的重要步骤。数字垄断是数字资本在数字全球扩张的重要呈现，然而数字殖民体系却限制了数字资本的扩张和数字全球化的完全形成，由此数字资本必然需要克服数字帝国主义，“将内、外部之间的限制摧毁”。因此，对数字帝国主义及其数字危机的分析直接引申出了数字帝国理论。数字帝国借助数字生命政治权力布展的复杂架构而操控数字生命政治，并建立数字全球秩序与数字统治模式。数字帝国把数字主权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放在统一批判的视角下，借助将不同的批判路径加以融合，达到“超越现代性进行观察”。在数字帝国中，遭遇其控制的“星丛式的数字个体聚合而形成数众”。

数字帝国是借助数字自由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支撑其数字全球秩序的一种数字权力机制。构建于数字主权之上的数字帝国主义向数字附属国家的数字空间延伸其数字权力导致了“数字税战”。然而数字帝国的数字权力架构和呈现形式皆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数字资本的流动性变成数字权力的呈现模式，以数字主权为基础的数字运行机构也产生了适切性改变。数字帝国主义推动了数据私有化、数字市场化，并为数字资本的输入构建了开放的数字平台。数字剥夺性积累变成数字资本逻辑的主要特点：免费数字劳动的释放为吸纳数字剩余资本构建了广阔的数字空间；同时，其构建了一种把数字剩余资本投向“最脆弱的领土和人群”的方式。数字资本的流动具备生动性和易变性，数字剩余资本的释放进一步为数字资本积累谋划了数字地缘政治空间。这促使数字帝国的内外部范畴模糊化，具有去中心化特点的数字权力成为数字帝国主权的呈现方式。数字寡头、超国家的数字机构及数众都变成数字帝国主权结构中的数字节点，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共同运行。

数字帝国是一种无国界、无中心的统治机制。这是对数字资本权力批判新构境的深刻断定。虽然传统的国家权力对领土在场的直接控制依然存在，但其对新发生的数字在场形态明显乏力。在内格里和哈特看来，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帝国主义会把军队派到国外的疆土上，通过赤裸裸的强盗行为满足民族资本的扩张。然而，在数字时代，国界并不能确定数字权力的中心所在，数字帝国通过数字平台等渠道把数字权力施加于国外的疆土。数字帝国对数字全球的操控，是超越国家主权范畴的。与数字帝国主义不同，数字帝国并没有构建数字权力中心，不依靠固定的数字空间。数字帝国是一个去数字领土化、去数字中心化的统治体系。在数字帝国开放的、扩张的数字疆界之中，这一数字操控体系持续强化对数字全球的统合。数字帝国借助调制数字空间而管控着多重的数字身份认同、富有弹性的数字分层和多元的数字交互。数字帝国主义那种具有显著的国家形态的数字全球版图，已经被统合进数字帝国的全球轮廓之中。

数字帝国的生成恰是数字资本对数字地缘政治经济进行数字在场操控的需要，并形成这种去数字领土化、去数字中心化的统治体系。不同于数字帝国主义持续扩张其数字权力中心所能直接操控的数字空间，数字帝国对数字全球的操控是无形的统治体系，融合的数字身份认同对应不同国家的数字交融，富有弹性的数字分层指认了数字社会架构的动态特点，而多元的数字交互则排斥单向度数字力量的建构。由此，数字帝国的弥漫性统治体系正如一种无中心、无疆界的非发散型欲望机器。数字帝国生成的基础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换言之，数字帝国生成的基础恰是数字帝国主义在全球数字空间的转型以及全球数字市场的建立，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条通道”。显然，数字资本处在一个没有固定数字空间的流变进程中，其中持续进行着同质化与差异化、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数字力量消长，这一变化的基础是生成于数字生产进程中的转型。在数字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操控性的数字生产进程与数字分发渠道是相随而生的，所造成的结果是富有交互性、合作性和情感性的数字劳动逐步占据了优先性。而且，数据的生成更偏向于数字生命政治的生成，数字经济、数字政治、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活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生了从物质劳动向数字劳动的转型，数据的生成变成整个数字社会生活中数字权力与数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数字生命政治生产。

数字帝国从古罗马帝国演化的欧洲中心论的强权政治传统出发，延续到美国的数字帝国主义模式，构建出弥漫数字全球的数字资本构序力量。这其中涵括四个互相关联的数字构境层：其一，数字帝国的概念预设了一个数字资本统治的政体，但其并不是一国或多国数字资本的同盟，这一虚体其实是看不见的数字资本政体，有效地统治着全球的数字空间总体。其二，数字帝国并非是治服历史的政体，而是“悬置历史”并由此永久稳固于现存事态的数字秩序。也就是说，数字资本征服数字生活世界的历史进程已经完成，数字帝国就是历史本身的构序，就是数字生活世界的本质。其三，数字帝国的规则操控着一切延伸到数字生活世界每一个圈层的数字秩序。数字帝国不仅管理着数字空间和数众，而且也构建了安设自身的数字生活世界；其不仅操控着数众的数字交互，而且直接谋求控制数字生命政治。数字帝国统治的对象是数字生活世界，由此，数字帝国意味着数字生命权力的典型形式。换言之，数字帝国的统治是对数字生命存在的全面操控，甚至转变为对数众的奴役。数字生命权力有别于传统强权的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其特点在于产生微观支配作用的数字生命操控。其四，虽然数字帝国持续地沉浸在隐蔽的数字剥夺性积累中，但其一直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这就是其数字隐形霸权的数字权力来源。

二、替代数字生命政治：

数字帝国的权力在场

数字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统治形态。从所指涉的对象而言，数字帝国主义呈现出以美国为数字权力核心的对数字全球的单边操控模式，而数字帝国则呈现出超越美国的单边操控并促成没有数字权力中心的全球性数字交互关系。可以看出，两者在外在呈现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存在共同的关注点，即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性。在两种模式的诠释中，都把帝国主义当成根据国家主权的操控模式。以此认知为基础，数字帝国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帝国主义的“扬弃”，原因在于其既没有否认源于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又以此为基础构建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因此，美国就把国家主权及在其维护之下的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操控模式融为一体，共同实行数字全球统治。然而，数字帝国则呈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抛弃”。在数字帝国中，数字资本的操控规则被提升到超越物理主权形式的数字全球秩序，完全代替国家主权而形成数字主权形式。从帝国主义与这两种操控模式的关系性而言，两者之间差别的关键之处是阐明国家主权与数字资本的操控原则之间的关系性。

数字帝国主义的指涉对象是美国及其在数字全球的帝国主义操控，这已经涵括了国家主权与数字资本操控原则：一方面根据国家主权理论，数字帝国主义的指涉对象是美国；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具有其崭新性。传统帝国主义是建立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必定形成有别于国家主权的“崭新”的操控模式，这就是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而且国家主权对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具有维护性。问题在于，由于数字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必然生成一种数字全球化的系统，这代表着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帝国主义必定具有扩张性。但是，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国家属性却具有局限性，这就形成了数字资本的无限扩张与国家主权界限之间的冲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探究数字帝国主义时并未发现两者的冲突性，而是直接将两者相融合，当成一种同生的关系性。明确地说，这不能有效诠释传统帝国主义正在消亡而数字帝国主义却急速上升的现象。

由此而言，数字帝国主义的逻辑与现实具有差异性。与数字帝国主义不同，国家主权与数字资本操控原则之间的关系在数字帝国中换成另一种数字形式。一方面，数字帝国所意味的数字资本的数字主权完全代替了传统帝国主义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数字帝国直接与充满野蛮掠夺色彩的帝国主义相脱离。由此，数字帝国将只保留其数字政治性，使其“控制范围超越了它的国界”。数字帝国所建构的数字全球治理模式具有平滑性和永久性的特点。尽管从一定程度上讲，数字帝国有其“内在合理性”，但并非代表其逻辑性完全正确。原因在于，当数字帝国代替数字帝国主义之后，数字帝国主义及为其提供支持的数字政治、数字军事等数字操控力量都并未被完全抛弃，即作为数字帝国主义主体的数字主权并未被完全消除，这些因素依然对数字资本的全球操控起到维持作用。

数字主权替代国家主权操控之后，从表面上看，再无强大的权力可以确保数字帝国体系的顺利运作。实际上，数字霸权有其独特的操控权力，但是，这要以一些力量为条件才能促使这一操控权力成为现实。数字霸权比以往更依靠“有序的体系”，而经济霸权则依靠于维持对“诸多国家的控制”。详细而言，对于作为数字霸权主体的数字资本，更需数字社会运行的稳固性和可预见性。由此而见，在数字帝国中，国家作为其操控手段是无法替代的。一旦没有了国界，在数字帝国没有核心体系的操控之下将没有数字中心国家和数字边缘国家的区分。此时，会出现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处在同一层级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抚平了原来处在不同层级国家之间的等级次序。同时，这也代表着促进数字社会变化的积极角色和被动适应数字全球化的消极角色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进而使得数字帝国可以维持一种和平的状况。但是，数字全球的现实却一直呈现出数字贫富关系、数字剥削关系的对立趋势不断扩大。这一发展状况与数字帝国所希望的状态完全相悖。因此，这正如福斯特所批判的平滑性和永久性的帝国秩序仅仅是“精心炮制的神话”。

数字帝国主义与数字帝国根据与帝国主义共生或超越而促成了不同的数字主权形式。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扬弃呈现在前者提出了数字主权之外的垄断性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其把数字主权视为维持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运作的条件，并以两者的共存性去实现数字操控形式。由此而得，这符合数字时代美国以数字压迫力为依靠所进行的数字全球化操控的现实。但是，这没有观察到数字资本呈现出数字全球扩张与国家地域性局限之间的冲突，不能涵括数字资本的全球操控体系。另一方面，数字帝国对数字帝国主义的超越呈现出数字资本的操控性对国家主权的代替，因此促成了完全建立于数字资本操控的数字主权形式，呈现出数字资本可能实现的数字形态，这对于厘清数字全球化中数字资本的操控形态具有重要性。但是，与数字帝国主义相比较，尽管数字帝国预设的数字主权导致了国家形式和数字资本形式之间的冲突，但其却将这种冲突绝对化，并在冲突中企图对国家主权的超越。

这忽视了数字主权的国家形态与数字资本形态之间的相关性，促使数字资本操控的全球性丢失了确保其可行性的基础。由此，数字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这两种操控形态在逻辑上的矛盾性有其内在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数字资本的操控性与国家主权之间相关性的错误认知。数字资本的操控性与国家主权之间并非具有绝对的冲突性或关联性，而是一种具有隐秘性的既冲突又关联的“不在场”关系。数字资本的数字剥削进程仅仅依靠其操控性的直接作用，并能够自主地加以实现。国家主权的局限性不仅无法加以超越，而且始终存在，间接地影响着数字资本的操控性。由此，在探究国家主权与数字资本的操控性之间的关系性时，要看到国家主权提供的持续保障性，也要看到数字资本的全球操控性和扩张性。从此意义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操控形态可以总结为在国家主权维护下开展的数字帝国操控的数字全球体系。

数字帝国对整个数字生活世界进行了动态有序的重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三种数字转向：其一，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和数字市场的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情况，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数字转向，这一数字转向异于之前任何一次资产阶级的全球经济互动。依照历史唯物主义，数字生产和数字市场架构的根本性改变造成整个数字生活世界的质变。正是这个重要的数字转向促成了异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数字帝国的全球布展。其二，数字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向”，催生了一个具有数字主权地位的超国家的数字全球力量。其三，数字帝国就是数众的命运，生成一种遍及全球的数字秩序和普世价值。数字帝国竭尽了数字时间，悬置起传统秩序，把以往和未来都聚集于其数字秩序之下。换言之，数字帝国把其数字秩序呈现为永恒的、必然的性质。显然，与前两点不同的是，第三点是有关数字资本意识形态的断定。数字帝国具有“悬置历史”的构境意向，似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历史的本然。数字帝国确实正在改变数字全球化进程，其中最关键的构序力量是数字帝国所构建的总体性数字权力形式。

伴随传统帝国主义的凋落、全球市场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脱离传统权力的管控，数字帝国正在构建数字权力范式。数字权力范式既是数字系统，又是数字分层；既集中地构建数字常规性，又在广阔的数字空间内生产合法性。数字帝国从一开始就被形塑成一种动态性、灵活性和联结性的架构。数字帝国正成为一种无形的数字权力中心出现在数字全球，其支撑起数字生产和数字全球化，并企图把一切数字权力关系都放入数字全球构序中。数字帝国似乎不属于任一具体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似乎是“没有政府的统治”，其数字权力不常觉察，但一直存在，并且有增无减，最终把数众席卷入整体的数字秩序。这形成了以数字技术理性面貌出现的“无脸的统治”，并演变为超地域权力构境的一种无形的数字操控。不同于福柯所说的“匿名的权力手段”，数字帝国是在数字空间下真实产生的无形的数字操控，从自我惩罚的规训转为“线性和自发的角色整合”。数字帝国的系统总体性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其并非一种单边性的数字权力，而是指其所产生的整合所有矛盾的数字平台，数字平台不断地把契约化模式施予数字生活世界，最后把数字生活世界导向数字系统的动态平衡。数字帝国并非数字殖民侵占，而是一种数字殖民式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文化操控。

数字帝国借助数字生命政治权力布展的复杂架构对数字资本政治权力的构建具有多维性。数字帝国所具有的全球化数字权力的本质是数字生命政治操控。与数字规训社会不同，数字控制社会的异质性表现在：数字控制机制愈加“民主”，愈加内化在数字生活世界之中，这种机制借助数众的数据分发，契合数字统治要求的数字社会融合行为愈加内化于数字主体。行使数字权力的数字平台一方面借助数字交互系统操控数众的大脑，另一方面借助数据监控系统操控数众的身体。这把数众驱赶进与数字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异化之中”。数字控制社会是数字资本对数字政治操控演进的最新形式。数字规训权力是借助各种数字规训机制（例如用户使用条例等）构建出数众顺服数字规训的理性逻辑，其操控方式是构建其思维意识和数字劳动的参数和限值，以此“抵消劳动自身的本质属性”。因此，数字控制社会是通过数字生活世界规范数字社会生活，以实现对数众的数字生活的完全操控。从本质上讲，这种数字操控是通过数字生命权力加以掌控，其借助渗透数众的数字生命感受而导致数字异化。

数字生命权力所指向的数字生存构境中，数字生命的维持和更新“已成了权力追逐的猎物”。当数字权力已经彻底数字生命政治化时，数字生活世界就通过数字权力机制而形塑，并已变成开放化、数据化、情感化的虚化形态。数字权力已伸入数字生活世界的各种数字系统，呈现出一种非直接操控的内在牧领性，进一步延伸到数众的数字意识和数字身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数字交互关系的整体性。数字权力并非对数众具有外在强迫性，而是变成数众自主追寻的他性镜像。相对传统专制权力面向死亡的凄惨的生存境况，数字权力的操控方式发生了深度变化，即数字生命权力并非直接面向死亡的威胁和肉体的惩罚，转而关注让数众如何过上“幸福”的数字生活。然而，数字资本的数字生命权力就在所谓“幸福”的数字生活的场境中对数字生命存在进行数字操控。表面上，这种数字操控是为了提升数字生命的价值，实质上，这让数字生命在更深的数字存在构境中更加悲惨。数字生命权力是如此一种数字力量：其深入整个数字生命中，也涵括了组成数字生命的一切数字事件。

作为一种数字功能理性，数字生命权力造成愈加广阔的数字资本操控的数字劳动的一种工具理性，且是“影响意识的一种有效的”数字交互行为。数字生命政治是在数字生活世界被数字资本所形塑之下，由数字劳动创造数字价值，由此一切数字社会的“关系都被纳入到生产关系之中”。数字生命政治是数字主体性的创化，既有数字反抗，也有去数字主体化。更甚的是，这是一种数字生命政治的再次重塑，数字资本已经夺走了数众的数字生命的具体性——剩余数据。通过剩余数据，数字资本正再度侵占数字价值。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吸纳从形式转向真实，数字资本从剥夺数众的绝对数字劳动时间转向借助剩余数据剥夺相对数字剩余价值。原因在于对数字劳动的实质性吸纳正好是数字技术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内生动力。数字劳动的霸权替代工业生产的霸权，形塑了数字帝国的本质特征：构建于数字权力、数据等级基础上创造数据产品的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及数据产品的创获，对数字资本持续冲破本身数字界限愈加发挥主导作用。数据的数字交互价值超过数字使用价值，具备数字社会身份的识别性和差别性，在数字分发、数字消费场域中海量的数据商品从根本上促使数字资本流通加速，更契合“资本零度流通”的状态。数字劳动极大地改变了工业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也使得数字资本逻辑渗入数众的情感和数字生命体验等深层场域。数字劳动重塑了全球的数字劳动分工，并促成了纵横交错的数字交互关系，数字资本把数字全球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实质上，这是数字资本加以吸收并成功扩张到数字全球的模式，也是数字资本治理数字社会及操控数众的“‘内面’的权力方式”。

三、超越数字生命政治：

数字帝国的主权诞生

随着全球数字市场和数字劳动体系的建构，数字全球秩序和数字规则架构已经形成，简言之，数字主权正在涌现。作为数字主权形式的“数字帝国”，并非那种一般诠释的、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战略落实者的数字主体，而是一种数字空间开放的数字全球性秩序。从数字主权及其发展过程而言，数字帝国式主权的特征可以归纳成两种形式：一方面是超验特性的数字主权，另一方面是内在特性的数字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数字主权秩序是相对的。超验数字主权并非指向神秘权力，而是指其来源与数字社会相疏离。然而，内在数字主权完全是内嵌于数字社会的数字权力，源于数众的数字创造力，欲将数众从一切超验数字权力中解脱而出，从而形成数字社会力量。由此，内在数字主权即是一种数字民主的数字主权。而数字民主力量具有扩张性，即数字主权的扩张具有包容性，而非排斥性。换句话说，数字主权并没有拒绝其在扩张过程中所遇的其他数字力量，而是将这些数字力量吸纳进其数字权力空间。这种数字民主的数字主权即是数字帝国的数字主权的原初形态。

数字空间的开放性就是数字帝国的数字主权的根本特征，并使得数字主权可以在其持续扩张中维持和更新其本身数字秩序。而且，开放性的数字空间还具有无限性，这一无限性主要体现在数字地缘政治的无限性上。然而，这也造成了数字主权在数字全球的扩张变成了主要矛盾。正如内格里和哈特所说，主权在全球的扩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传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另一种方式是“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第一种方式主要体现在帝国主义以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方式去获得主权的扩张。但是，这种霸权行为因为具有军事冒险性而被抵制。由此，第二种方式成为数字主权扩张的标准。数字帝国不再呈现出数字资本利益集团的直接数字政治主权。由于数字帝国是超越数字领土、超越国家的，数字主权也呈现出非实态性、非延续性的操控模式。数字帝国似乎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平台，然而其构建的主要目标并非服务于数字边缘事件，而是在于操控数字中心事件，控制数字系统的分解并开展需要的干预。这使得数字帝国主权强化了数字资本的力量，在数字生活世界中展现效力，在关键时刻实施其“解决世界难题的合法性力量”。

在实体论的构序规则下，数字帝国的主权恰是隐形地、非延续地产生影响，其操控正是通过间接性地操控数字中心事件。数字帝国的主权数字化却非虚拟化，而恰是通过数字化弥散架构操控数字生活世界，这种间接的职能性数字架构是真实的，与数字资本的全球布展架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数字帝国的构序“不是一种法律建构”，而是开放性的职能化。无形的数字帝国并无独立的法律系统，而是依靠本身数字经济和数字政治的全球布展而形成操控数字全球的无形法则。数字帝国构序的基础一方面来源于数字帝国开展数字积累和数字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来源于数字帝国把自身充满数字交互的数字生命政治网格化的能力。数字帝国权力的绝对化与内在于其维持和更新之中的完全化是相互补充的，同时，它们与数字生命政治具有互补性。或者，这最终不能呈现为法律秩序，而是一种数字化、动态性和开放性布展的网格式数字构序。数字帝国构序是在数字生活世界各种数字力量增减中构建的有序性。因此，数字帝国并非追寻外向的显性权力，而构建实际产生影响的数字系统的生产力。这个数字系统即是遍及数字全球的数字交互性功能存在的数字生命政治和数字劳动体系。

美国将其数字主权扩张行径称为“数字全球化”，这就将美国展现为唯一可使数字全球化的力量，且并非满足于自己国家利益，“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进行的”。正是借助这一自我标榜，美国把其数字主权扩张到数字全球。在这一进程中，美国目前还没有使用其强大的数字军事实力去解决数字争端，而是使用“数字税战”“数字隔绝”等数字手段。因为这些数字手段有其合法化的数字条件，遵循的是一种数字全球性的数字正义秩序，而并非以某一数字社群的数字利益为前提。就其意义而言，这种数字正义秩序并非数字帝国主义式的，而是数字帝国式的。原因在于数字帝国的建构模式可以重塑数字空间的开放性，可以在无限性的数字空间中持续重塑多种独特的数字交互关系。反之，数字帝国主义是在相对封闭的数字空间中线性扩张自身的数字力量，通过构建数字殖民体系把他国的数字主体也并入自己的数字主权中。正如内格里和哈特所说，数字时代正在“由一部国内宪法的扩张走入帝国”。

因此，数字帝国主权具备在无限的数字空间中构建数字权力的特性，并可以使得自身合法化，这无需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军事实力去维持，相反这是数字军事力量得以实现的条件。那么数字帝国主权所具有的合法性数字权力从何而来？在数字社会中，数字主权向数字帝国主权过渡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数字资本逻辑在其中发挥主要推动力量。从此意义而言，数字资本的发展在数字帝国主权的促成中发挥着现实性的数字推动作用。数字资本如果无法不断扩张数字边界，接收海量的外部数据，就无法维持自身的数字存在。数字资本的本质是其向数字空间持续扩张，而对外进行数字空间扩张无法避免地需要采用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但是，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帝国主义的扩张并非代表着前者的发展趋势一直与后者的特性相符，换句话说，数字资本只有在早期的数字积累和数字扩张中需要数字帝国主义的扶持。数字帝国主义是在国家数字主权的基础上构建的，必定具有与国家本身相一致的局限性，但是数字资本的持续发展却具有无限性。由此，尽管数字帝国主义对数字资本的扩张具有一定的推动性，但是如果超越国家数字主权的界限，就会与数字资本的扩张趋势发生冲突，进而阻碍数字资本在更加宽广的数字空间中进行数字积累。数字资本必须对数字帝国主义加以克服，把国家数字主权的界限加以取消。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式扩张为数字资本的进一步增殖提供了外部的数据资源，但甚为重要的是，数字资本在数字扩张的进程中能够把外部数据内在化。

数字资本所采用的扩张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追寻数字不变资本的扩张，即必须占用更多数据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构建基础。在取得数字不变资本的进程中，数字资本与其非数字资本主义境况相联系，并对其产生依赖。但是数字资本并没有将这一非数字资本主义境况内在化，换言之，其没必要使得这一境况数字资本主义化，“外界依旧是外界”。在这一数字扩张情形下，数字资本的数字帝国主义政策以非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关系执行着。另一种是数字可变资本的扩张，即把更多的数众吸纳进数字资本的数字生产进程中，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数据，并无偿占有这些数据。与仅在非数字资本主义关系的外部数字空间中，占有数据的数字不变资本的扩张相比，数字可变资本的扩张是一个把非数字资本主义境况加以数字资本化，即数字资本使得外部数字空间加以内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数字社会中的一切数据都被有机地融入数字资本扩张的机体内。伴随着数字全球化，数字资本把一切外部的数据都加以融入。此时，数字资本的运作境况就是其本身。因此，其形成了一套确保其自身运行的系统。数字资本运行所依托的数字系统并非超越数字资本之上，而是“内在于资本自身运作”的变化，例如数字利润率、数字剥削率、数字剩余价值率等。

由于数字资本在这一进程中颠倒了其与国家数字主权之间的关系，数字资本自身规则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数字资本的社会化发展，数字主权的超法制化对无限又畅通的数字公共领域施予超常的规则，并逐步被数字资本运作的规则所替代。所以，数字资本已经无需国家主权的支持，反之，其以自身的规则替代了国家主权的治理。在数字社会中，这一替代性呈现出从数字主权的规训性转向操控性。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社会协调着数字资本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换句话说，数字社会是介乎于数众的多元性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协调。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主权借助数字平台把其统治规则带到数字社会中，因此促成了对数字社会的规训性，并以数字社会为起点去指引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数字时代，数字社会并非是数字资本和国家主权之间有效的协调点。主要原因在于数字生活正在逐步多元化，形成一种广泛的数字交互关系，而原本的组织机制明显已经无法维持这种数字统治。而且，加以替代的是可以操控数字交互关系的数字秩序，其与数字资本的“公理逻辑相对应”。由此，数字资本的发展及其自身规则构建了数字秩序，这种数字秩序就称之为“数字帝国”。数字帝国超越了国家主权的局限性，呈现出根据这一主权的数字帝国主义操控体系的终结。通向数字帝国的路径呈现于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标志着数字主权形式的到来。

结  语

面对数字帝国，如果依旧以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殖民主义的残酷掠夺的旧本体论的构境加以分析，那么就无法透过数字生活世界对数字资本进行斗争。对数字帝国构序必须进行数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构，而且不只停留在否定和价值判断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数字帝国中寻求数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出路。这一双重解构呈现出构建于数众的创造性和生产性数字劳动之上的“另类存在论”，从而寻求数字革命主体性的数字生产进程。数字构境正是解析数字帝国的根本路径，其并非从数字政治上直接拒绝数字资本操控的数字平台，或从数字经济架构上打破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体系，而是要倾力打破构序数字帝国的数字交互关系背后“幽灵般的统治”。从数字生命政治的视角探求架构数字革命主体的路径，正是数字资本所推动的数字社会化，哺育着数众成为推动数字殖民体系解体的爆点，自主地建构一个反数字帝国的数字交互机制。同时，数字帝国全球布展本身蕴涵着共同性数字革命的可能，即数字劳动本身翻转的数字共产主义潜能。这是一种崭新的数字革命路径，其不再是简单地抵制数字资本主义的操控，而是要把数字帝国转化为数字生活世界的新的存在方式。

为方便编辑，文中图表、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文献来源：《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