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马修•杰克逊：疫情放大了社会网络不平等

马修·杰克逊（Matthew O.Jackson）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William Eberle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The Review of Economic Design、Econometrica的联合编辑；是研究社会与经济网络方面的领军人物；其在线课程“经济与社会网络”和“博弈论”听众人数超过100万，曾出版《人类网络》《经济与社会网络》等著作。

财富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卫生不平等、气候不平等、社交网络不平等……种种不平等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无遗并被无限放大。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如何发挥作用？健康不平等缓解和知识产权保护如何权衡？平等和效率能否兼顾？金融在不平等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本期《北大金融评论》就不平等问题专访了马修·杰克逊。杰克逊指出，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在获得教育、机会和信息方面的不平等，为人们提供充分发挥其才能所需要的信息和机会，是降低不平等、提高经济流动性、提高经济生产率和增长的最重要途径。

《北大金融评论》：全球化逆潮的出现是由于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吗？过去，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有着不满情绪，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加入了抵制全球化的行列。那么，全球化是否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哪些群体会从中受益？
马修·杰克逊：将全球化“妖魔化”是很容易的，而且全球化的确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大多数研究都清楚地表明，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许多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更多地与以下事实有关：新经济鼓励高等教育，并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成为一种“商品”。因此，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在获得教育、机会和信息方面的不平等。如果说全球化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减少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即使我们看到了各国内部存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并帮助减少了贫困。
正如我们在10多年前的金融危机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看到的那样，全球化面临着重大挑战。然而，国际贸易给世界许多地区带来的和平与繁荣超过了其成本和风险。全球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国际合作和理解，以便在享受其许多好处的同时应对它所带来的风险。然而当下，世界似乎正在倒退。我们不应该把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归咎于全球化——我们应该解决不平等的真正驱动因素，不要忘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看待这次疫情对教育的冲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是有史以来对教育最大的打击，让教育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穷人的孩子既不能上学，也没有电脑、平板和互联网。您对未来教育不平等的挽救策略有什么思考吗？
马修·杰克逊：很明显，这次疫情对教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破坏程度的分布也很不均匀。考虑到教育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这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不仅是对学生的影响，而且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因而需要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在教育上投入巨资的国家，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教育相对停滞不前。教育将决定未来的发展，它是任何国家都能进行的最重要的投资之一。确保教育资源在人口中公平地分配是很重要的，它涉及平等、经济流动性和国家整体生产力。帮助消除教育不平等的最佳策略之一，是在幼儿阶段就大力投资教育。如果在年轻时不消除这种差距，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大。为家庭提供教育方面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贫穷家庭大有帮助。

《北大金融评论》：很多不发达国家的疫情都是从贫困区开始的，很多人蜗居在一起，共用厕所，这算是一种空间不平等吗？那么，未来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从病毒疫情角度来建立一个标准的住房规范？
马修·杰克逊：不仅仅新冠病毒是这样的，长期以来许多疾病都是如此。一些疾病“分布”得比较均匀，但许多由卫生条件差引起的疾病——包括疟疾和痢疾，仍然对不同人群具有非常不平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廉价的投资便可以对改善人们的健康产生很大影响。改善基本卫生设施、住房和获得营养的机会，对改善人口健康有很大帮助。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但现在，全球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的这次疫情使一些尚存的挑战更加凸显出来。
《北大金融评论》：疫情期间，美国有色人种的生活和医疗困境被暴露，相比于白人，他们的失业率更高，新冠肺炎病死率也更高。非营利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倡议大家摒弃专利、合作抗疫。IBM、微软、亚马逊等跨国公司和研究机构提出Open COVID Pledge，约定将它们的知识产权无偿用于抗疫。早在疫情之前，贫富分化就使人们对专利带来的高药价高垄断日益不满。您认为，应如何权衡缓解健康不平等和知识产权保护？
马修·杰克逊：开发新药非常耗时、昂贵，还涉及重大风险。免费提供专利和承诺未来利润，是一种相对粗糙的激励充足投资的方式，而且鉴于医疗市场和体系的不完善，它存在许多与之相关的低效之处，以各种方式加剧了不平等。在这一领域，更广泛、更受资助的开放科学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北大金融评论》：当今，造成贫富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资本收入比还是收入分配不均？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方面，政府应分别如何做？为什么政府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平等问题？
马修·杰克逊：税收和福利政策治标不治本，它们是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但不能解决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不能治愈这一疾病。我对社交网络及其经济后果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社交网络对不平等和固定性的影响上：我们的朋友和熟人对我们知识体系、想法、行为的形成，以及机会的获得有很大影响。由于我们的人际网络往往是沿着经济基础和种族，严重隔离不同“区域”，因而它们为富人提供了优势，为穷人提供了劣势。我最近的一本书《人类网络》（The Human Network）中就有很多内容涉及到这些问题。
除了努力解决由不平等造成的种种后果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从根源上解决不平等问题。一是我们可以为穷人提供他们所缺乏的信息和机会，包括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特别是，像平权行动这样的政策不仅使被帮助者直接受益，而且有助于将机会和信息传播给他们的朋友。另一件更具挑战性的事情是帮助穷人拓宽社交网络。有趣的是，这同样也可以追溯到教育，因为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的友谊大多来自他们的童年和学校。通过建立规模较小的班级，让来自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一起上课，将对贫困家庭孩子的学习方式产生重大改变。这些都是能够带来巨大改变的基本政策。
《北大金融评论》：您是否认为目前的气候变化也在导致不平等？比如越穷的农业国受到的极端天气影响越大，这是否造成未来全球间的贸易、债务和冲突的恶化？那么金融在其中能起到什么样的缓解作用？
马修·杰克逊：一般来说，大多数危机对最贫穷的人的打击最大。他们的工作灵活性较差，资源和保险来源也较少。例如，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地区，气候变化会破坏农业，并导致包括洪水和干旱在内的极端事件，而这其中的大部分痛苦将由最贫穷的人群感受。这是否会影响全球贸易将取决于各国政府。不幸的是，当遭遇经济动荡时，政府往往会提高壁垒——这恰恰是错误的反应。我们需要的是全球合作和长期投资，既要减少碳排放，又要考虑气温不断上升所带来的挑战。金融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当前的疫情已经使世界陷入危机，这会分散其在应对气候变化进行长期投资过程中的注意力。

《北大金融评论》：您认为平等和效率是可以兼顾的吗？
马修·杰克逊：是的，它们之间有很强的关联。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对经济来说也是一种损失。更大的不平等意味着整个群体都缺乏繁荣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和机会。这些损失将代代相传，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它不仅降低了产量，还降低了发明和增长。为人们提供充分发挥其才能所需要的信息和机会，是降低不平等、提高经济流动性、提高经济生产率和增长的最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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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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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4期（总第5期）
本文编辑：钟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