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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牛顿与歌德的色彩分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创意媒体设计系主任、教授杨小彦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指出，理性来说，一旦我们掌握了色彩生成的原理，如何解释由此而延伸出去的神秘表达，还是可以找到可行路径的。只是，这里潜藏着一个更加隐秘的悖论：一旦艺术被弄清楚了，似乎它也就不再是艺术了。
“神圣”的色彩
以前学习油画，知道其中的难点是色彩，对此充满了神圣的想象。
油画界中，一直流行着几种与此有关的说法。比如，油画色彩的秘密在于暗部。又比如，色彩不可言说，全凭感觉。画油画时，老师常常批评说，这个色彩不美，那个关系不对。
没有人怀疑“色彩的秘密在于暗部”。色彩实践中，处理暗部最不容易，这是显而易见的。艺术是一种感觉，所以，强调色彩不可言说，艺术界大多都能接受。换一句话说就是，色彩不可教。至于什么样的色彩是美的，什么样的色彩不美，各人说各人的话，没有标准。说色彩关系不对只是其中一种意见，意思是，之所以色彩不美，是因为关系不对；反过来说也一样，关系不对，所以色彩肯定不美。
以上说法似是而非，显然无助于我们对于色彩的认识。
一些哲学家也在色彩问题上不断地搅局，认为色彩与颜色大不相同，前者指本质，后者指现象，或者相反。当然，对于英文来说，色彩也好，颜色也好，都是Color，没有区别。强调传统文化优越性的学者指出，中国有自身的色彩系统，不必跟着别人跑。这当然不错，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都富有特色。只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去讨论什么是中国自身的色彩系统了。有人为此写有皇皇巨著，论证传统色彩的独特性，音分五律，色分五彩，上溯易学中的五行与阴阳八卦，再加上天人合一，就能理解其中的深意。新的理论大家们则创建深刻的概念，讨论“色彩的具身性”“色彩的在地性”“色彩的互文性”等等，并强调指出，社会性色彩与感觉性色彩完全不同，代表着相异的时代趣味与现实地位的不同取向。
但是，不管有多少争论，今天我们的世界确实是一个色彩的世界。互联网时代，所有屏幕都是有颜色的。对于已经熟悉了电子屏幕的人来说，没有色彩的图像反而是陌生的，是无法习惯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
不过，稍懂物理学史的人都知道，对于色彩的认识首先要感谢几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正是他们的研究，揭示了色彩构成的原理，人类得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色彩还原的技术，最终造就了今天的电子彩色世界。
色彩是光的结果，这是没有疑问的。而对于光的研究是物理学的核心课题之一。某种意义上看，对于光的持续追问构成了物理学的发展动力，人们一直在尝试回答：什么是光，或者，光是什么。其中，1666年是重要的节点。之前，对于光的研究集中在对光线折射的计算，几何学是重要的解释工具。这一年之后，因为牛顿（Isaac Newton）的棱镜实验首次揭示了光的存在，建立了光谱学，物理学由此进入电子时代，开启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全新认识。
通过棱镜实验，牛顿指出，光由不同的波长组成，太阳光是不同波长混合的结果。他测量了不同的波长，并据此列出了光频谱系。19世纪初，英国的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率先指出，人的视觉器官中存在着分别感受不同波长的细胞受体，对红蓝绿分别有不同的反应。他由此认为，色盲是一种生理现象，是色觉细胞受损的结果。随后，德国的冯·亥姆霍茨（Hermannvon Helmholtz）测量了人的大脑视觉区域中因刺激而产生的电波回路的速度，并补充说，色觉细胞被红色波长刺激时，同时抵制了对绿色波长的反应。他们的理论合称为杨/亥姆霍茨理论（Young-Helmholtz Theory），第一次解释了人眼感受色彩的原理。1839年，法国的谢弗勒尔（Michel Eugène Chevreul）通过对染料的观察发现，相同色系并列时会出现色阶反差，他称此为“同时对比定律”（Simultaneous Contrast）。1855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发表《色觉理论》（On the Theory of Colour Vision）一文，认为用红黄蓝三色滤镜叠加拍摄同一物体，再叠加投射，就会获得彩色照片。1861年，摄影家托马斯·萨顿（Thomas Sutton）用麦克斯韦的理论成功拍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彩色照片。1876年，德国医生弗朗茨·波尔（Franz Christian Boll）发现了存在于视网膜中的视紫红质（Rhodopsin），这是一种附着于视杆细胞上的生物色素，对不同波长极其敏感，从而证实了色彩感受的生理基础。1892年，德国的黑林（Kar lEwald Konstantin Hering）指出，不同色相之间会出现拮抗现象，而且是成对的拮抗，分别发生在红/绿、黄/青和黑/白之间。拮抗的意思是，当红色受体被刺激后，抵制绿色受体；一旦刺激消失，绿色受体就被激活。
显然，没有上述物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今天的彩色世界是不可能出现的。正是他们从原理的角度解释了生色成像，有关的技术才能随后跟上，创造出我们所熟悉的电子彩色世界。有意思的是，在色彩理论探索的道路上，有一个诗人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尽管他的色彩理论基本上不符合科学道理，但仍然在色彩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诗人就是德国文学巨匠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歌德不仅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还是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终生保持了对自然界的热爱，收集各种矿物和植物标本，涉猎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在色彩方面，歌德在1810年出版了《色彩学》（Theory of Colours）一书，系统描述了他对于色彩的看法，并亲自做了一些相关的实验。这本书首先反对的就是物理学家牛顿的色彩理论，歌德认为色彩不是一种物理性的独立存在，而是一种心理现象，是自然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体验。歌德在《色彩学》的导论中强调说，对于自然的观察业已证明，运动无处不在，对立无处不有，一次行动，一场抵抗，对我们都会产生强烈的刺激，而如果没有对立，刺激将不可思议。他指出，色彩正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其力量来自不同色相的对峙。歌德采用了其时流行的一个电子概念，叫“极化”（Polarity），用以形容色彩与人在对应时所产生的动态特征。
所谓“极化”的意思是，正是不同色相间的差异与对比，使色彩产生力量，足以激发人的情绪，使其昂奋而激情洋溢。他甚至仿效牛顿的棱镜实验，不过方法却和牛顿不同，他把棱镜对着阳光眯着眼睛仔细盯视，发现不同色相的边沿会有隐约的亮光，而不是牛顿所认为那样，不同波长天衣无缝地联结为整体，混合成白光。事实上歌德的这一观点影响到一些科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是黑林，他作为严谨的视觉生理学家，果断地把歌德关于色彩“极化”的观点运用到分析色觉感受的过程当中，发现人的色觉细胞受体对于不同波长的刺激有成对的特征：当受体对红色波长敏感时，同时抑制绿色波长；一旦敏感消失，被抵制的部分就被激活。关键是，这一刺激与抑制是成对的，主要指红和绿，它们各自构成了彼此有关联的极化。黑林称之为色彩拮抗理论（Opponent Color Theory）。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补色”概念，正源自黑林对歌德的研究，从而促使他得出色彩感受必须成对出现这一结论。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正是歌德的色彩“极化”这一观点，使黑林得以进入色觉细胞受体活动的规律世界中，从而揭示了色彩拮抗现象的存在。
今天，色彩拮抗理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对于科学和艺术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就科学而言，色彩世界的产生取决于不同明暗的红绿蓝的相互调和，这是电子屏幕得以显示色彩的基本原理；就艺术而言，色彩教育的核心是“色轮”排列，红黄蓝为三原色，其中，两原色混合所产生的间色，与另一原色构成了互补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获得了红/绿、黄/紫和蓝/橙三对互补色。艺术中的所谓色彩关系，正是建立在对这一补色原理之运用的基础上，从而使色彩变成了一种可以传授的、具有明确定义的知识体系。
当然，艺术本身仍然是有强烈的感性成分在的，所以，关于色彩的各种神秘说辞并不会因相关知识体系的明晰化而自动消失。但是，理性来说，一旦我们掌握了色彩生成的原理，如何解释由此而延伸出去的神秘表达，还是可以找到可行路径的。只是，这里潜藏着一个更加隐秘的悖论：一旦艺术被弄清楚了，似乎它也就不再是艺术了。
这也是清楚的牛顿和似乎不那么清楚的歌德的分歧。对于后人，两个我们都需要，一个也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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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3年第1期（总第14期）
本文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