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记忆 | 心向祖国 民资北归

1950年8月起,滞留在香港的原民生、中兴等民族资本航运公司所属13艘私营航商船舶船员也在新中国的感召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从香港和海外冒险驾船相继北归,回归祖国,投入新中国的海运事业。


民生公司是当时华南私营航业中最大的一支力量,曾被国民党军队征用从长江南遣的长江客货轮“民本”“民俗”和中型登陆艇“怒江”“渠江”4轮,新中国成立前已在广州,广州临解放被调去香港停泊,广州解放后紧跟着13艘起义船于1950年8月、10月顺利回到广州。


香港招商局船舶成功起义回到大陆后,国民党当局的破坏目标便集中在民生公司仍滞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客货轮(全部是加拿大建造的江船)上。这批船从加拿大接船回国时,长江流域已接近解放,民生实业公司决定改航暂驻香港,经营港澳穗航线。


广州解放前夕,经停香港,为躲避国民党当局抢船,1950年6月经加拿大政府同意改悬加拿大旗。尔后与加拿大关于造船债务谈判破裂,加拿大企图扣船,在我人民政府的协助下,该公司采取先开航穗港澳线,后宣布回归祖国的策略,获得成功。



虎门轮船员风采

1951年10月13日,最后一艘“虎门”轮从黄埔开回广州,宣布“门”字号轮全部回国停航,升起了五星红旗。


黄海轮,后改名为南海182轮

民生公司在香港跑南洋航线的“定远”“绥远”“黄海”3艘货轮,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与南洋联系的可靠渠道,国民党当局曾全力进行策反。这3艘船坚持斗争到1953年,多次粉碎国民党当局企图收买主要船员劫船去台湾的阴谋之后,也于当年2月、10月先后撤回广州,投入了华南沿海运输。



绥远轮,后改名为南海181轮

▲ 向下滑动屏幕阅读更多文字 ▼

当时,周必祥(曾任广州海运船长)和杨懋修(曾任广州海运运输处处长)分别在“绥远”轮上担任船长和大副职务。“绥远”轮经常租给香港的航商和外国船务公司,常年航行于东南亚各国——曼谷、新加坡、槟城、雅加达等港口。船员们盼望着早日回到祖国,但船出租在外,只好在外面等待公司的消息。


1953年2月初,当船到新加坡时,接到了民生实业公司的密令:开船回海南岛。船员们满怀激情起航回国。2月8日晚上11时许,船到越南岘港附近海城,突然遇到一艘不明国籍军舰迫逐,且频频用探照灯扫射船尾,愈行愈近,阻挠航向,用灯号有逼令随其航行之趋势,“绥远”轮突然熄灯转向群岛之间逃避,进入越南由法国管的沿岸水城下锚。2月9日整天未发现任何军舰踪影,待傍晚“绥远”轮由岛的西口开出而直驶榆林港,不料出口不远处又见军舰阻道,情况紧急,“绥远”轮迅急熄灯返航,慌忙中触及沙滩搁浅。由于风浪不断袭击,船身被推向岸边,搁得很高,船身倾斜厉害,只好发出SOS求救信号,并急电报告香港民生公司。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越当局疑“绥远”轮是接济越共的,于是把船员们扣留在岘港,法越海军官兵、公安警察对全体船员轮番审讯。


被扣押在越南期间,面对越军警的严密监视,全体船员克服了无法想象的重重困难,坚持了七个多月的斗争,终于胜利北归。


斗争过程是很曲折的。2月18日下午3时,法国海洋司令部派小艇来接船长上司令部去,称“得香港法国领事馆通知以四万元港币作押金即放船”,并指定岘港TANHY作代理行供应淡水伙食,代理行经理陈远瑛系原潮汕籍人,负责看守的两名越南武装人员亦撤走。船员们当时很乐观,以为短期即可放行。不时隔日乘渔船上岸向代理行探询,全无消息。去海军司令部,主要官员不接见,只推脱西贡无电报指示,随即派ARNAUD船厂的工程师来视察机器及存油量。船方告知机器损坏严重,淡水及存油不多,要求补充时,对方表示耗尽后方会少量供给。经数日的要求询问,法海军司令部则说:“上边指示,施救费不能按一般处理,而应是船值的20%。”并将船值妄定为二亿法郎,其目的是押“绥远”轮船员们认为代价高不合算,而将船放弃。几经交涉,才允许派大副去香港联系,但签证手续周折,往返香港耗时亦长。大副返港后秘密回广州汇报,得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团结全体船员,坚持斗争,一定要把船开回祖国,至于法国索取的施救费用,由香港公司设法解决。


这个指示犹如茫茫大海上闪烁的灯塔,于是全体船员加强团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船舶主副机修理好,把各种设备检查好,利用船上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声音,收听国际形势,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形势。船员们将祖国广播的声音,有选择地互相传讲,互相鼓励,还偷偷地在核心组里传阅进步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以坚定信心和斗志。船员们还选择在端午节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集中全体船员在大舱内设宴聚餐,船长唱起了《苏武牧羊》的歌曲,更加唤起大家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有的船员感动得流泪。为什么要在大舱里聚餐呢?因为在此之前,船员分高低级,不能同厅吃饭,也没有能容纳全体船员的大厅,大舱内比较隐蔽,可以瞒过法越当局的监视耳目。


船上的生活非常艰苦,大伙也不知何日何时才能离开这个孤独水域,心情沉闷,有的同志脾气暴躁,脸上总见不到笑容。因此,船上开展了谈心和聚餐活动,大家加强身心锻炼,互相关心。天热汗多,厨房就制作冰冻饮品,如雪糕、冰水、雪条;夜间蚊虫多,喷药水、点蚊香,吹风扇,不少人可以睡在甲板面上,早晨在甲板上做早操,有的围着四周甲板跑步。


由于船员们工作细致,临危不乱,有理有利有节,完全符合国际海事法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上的记载与发生的情节相吻合,没有漏洞,更找不出有什么政治意图和开往祖国的形迹证据,也没有接济越共的可疑之处,所以法国海军只能作为海事处理。船员也无任何乱嚷乱讲的不良现象和口供,法国人也不能帮助美蒋找到什么证据把船只移交给他们。当然,法国人也有顾虑,因为当时越南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打得很出色,所以法国人不好节外生枝,终于在9月向“绥远”轮收了一笔救助费后放船了。


1953年9月17日中午,“绥远”轮安全抵达榆林港,回国后即改名为“南海181”轮。“绥远”轮这只孤舟,被扣押在越南岘港,陷于异国水军,面对全副武装的法越军警的严密监视,失去了自由,但是大家都能团结一致,以中国海员的坚强意志战胜了困难,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孤寂和生活的巨大折磨,经历了220多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其它“门”字号

玉门轮,后改名为“红卫三”轮

雁门轮,后改名为“红卫四”轮

祁门轮,后改名为“红卫六”轮


私营航业从香港回到广州的船舶,还有上海大达轮船公司的长江号客货轮(1948年跑上海—广州航线,广州解放前夕驶停香港,回广州后改名新安轮)于1951年下半年返穗;华侨船务行的8000吨江安轮于1950年8月30日返穗;建通实业公司860吨的北京轮于1950年11月25日返穗;华达船务行1200吨的伟南轮于1950年12月27日返穗;天一船务行1000吨的峨眉轮于1951年1月24日返穗;广州联安船务公司680吨的华龙轮于1950年9月也回穗参加沿海运输(翌年3月查明该轮属官僚资产,为省公安厅接管,1952年10月15日转交广州海运代管,1954年交通部投资后产权才归属广州海运)。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私营小型船舶控制不严,故这些航商回国积极性较高,回国也很顺利。



多艘船舶先后冲破各种阻力胜利回到广州,虽然境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广大海员饱尝过旧社会的深重压迫和艰辛,海员的心向着共产党,向着新中国,为解放的曙光所鼓舞,渴望着与祖国一起获得新生。



往期回顾:


记忆 | 70年,我们这样走过(一)

记忆 | 70年,我们这样走过(二)

记忆 | 源起:军事接管 企业新生

记忆 | 张玉华的“五个硬仗”

记忆 | 谷源松:“起义先锋”与“开航先锋”

记忆 | 香港招商局船员起义(一)(二)(三)(四)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广州中远海运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