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2年第3期|港口管理“放管服”改革与出口结构升级

作者：孙天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丽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刊期：《世界经济》2022年第3期

原标题：港口管理“放管服”改革与出口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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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化外贸领域改革，坚持市场化原则和商业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大力优化贸易结构”，并强调“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共同推动运输便利化安排和大通关协作。加快发展智能化多式联运。加快智慧港口建设”。2020年10月，交通部发布的《关于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意见》也着重强调“深化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编制中央层面设定的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的必然要求。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提出“要坚持一流标准，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当前，港口装卸、通关成本在贸易成本中占据较大份额，仍然严重制约着商品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为适应贸易高质量发展需求，需要构建一个功能完善、高效运营的港口系统与之相匹配。港口管理制度是港口系统的重中之重，现代化企业制度能促使港口采用更先进的物流、管理、工艺流程以及装卸机械，提高港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优化港口配置资源的能力。因此，通过管理制度完善激发港口活力对贸易结构升级尤为重要。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港口效率不仅受地理位置、航道深度、不冻时间等自然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管理制度和硬件设施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两次管理制度改革是中国港口发展的重要节点：第一次是1984年交通部开始将港口的经营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实施“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的管理策略”。第二次是2001年年底交通部发布《关于深化中央直属和双重领导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将“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37个港口和秦皇岛港全部下放到地方管理，并实行企业管理”，其总体思路与深化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深度契合，为本文评估港口管理制度改革对出口结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观察窗口。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港口管理制度改革对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港口管理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结构升级，使所在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平均增加了5.27%，采用港口平均水深工具变量、改变对照组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非常可靠。

第二，港口管理制度改革对沿海和内河港口城市出口结构升级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内河港口城市的影响较大。此外，港口管理制度改革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效应随距离增大而减弱，当距离大于202.28公里时效应减小为0。

第三，港口管理制度改革对城市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使新增出口企业和在位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同时，港口管理制度改革通过港口效率提高效应、中间品进口效应两个机制促进了城市出口结构升级。

本文研究结论带来的政策启示为：

第一，应继续深化港口“放管服”改革。《意见》实施以来，中国港口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制度初步得到确立，为适应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交通和物流业的新需求，需要探索港口建设管理模式创新，推动运输和通关便利化、一体化，并依托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一站式”贸易服务平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发挥港口对腹地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港口和腹地经济发展相互依托，《意见》促进了港口所在城市的出口结构升级，但对内陆腹地城市的影响受距离制约较大，应通过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江海直达等多式联运方式发挥港口对内陆经济发展的枢纽作用。

第三，助力中西部地区港口发展。中国中西部地区距离海岸线更远，水运发展长期滞后于东部地区，应依托内河运输发挥沿海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际物流和贸易大通道建设。

第四，应积极参与国际港口建设合作。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发展相对落后，应交流共享中国港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港口投资、建设、运营，带动当地产业升级，促进各国“贸易互通”和“设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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