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 | 在生命画上句号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正
视频作者：杨帆
冰河·凌汛·激流·漩涡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
（白）岩松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能抓住这个这个空间里的魂。他开始说的“亲情”和“缘分”两个词儿，我马上就被感动了。
此刻，坐在这会场的每个人，都跟我有一个故事。蔡（达峰）主席是我很好的朋友，在民进一起工作过，他是一位让人敬佩人，现在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王蒙刚才说，我们曾经一起共享过那种相濡以沫的温暖。他这句话里边包含了很多内容，叫我想起来许多美好的细节。艺术家天生容易被感动。感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甚至于是我们创作的发动力。
老友见面，分外开心
今天来到这里的，好几位是我兄长式的朋友。王蒙是一位，刘诗昆是一位。在我的学院建院的时候，刘诗昆就从香港赶过来。王立平也比我年长，我们是三十几年的好友。（韩）美林是我四十多年的朋友，一次他向我伸出右手说：“你看见我手腕这个坑了吗？这是当年整我的人，不想让我画画，给我用刀剜的。我坐牢时不断地用吃饭的筷子当笔练，才叫自己的手腕依然能画画。”听了这话我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便是《炼狱·天堂一一韩美林口述史》的由来。我和美林身高差别实在太大。一次我说，由于身高的原因，我站在美林面前不能不俯视他，但我心里是仰视他的。我喜欢他这样的艺术家，不管他遭遇多少苦难，总是把苦难默默留在自己心里，而把心中的金银绯紫贡献给世界。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文艺界、学界、评论界的好友。我特别想讲这么几句话。“记述文化五十年”本质上不是一部自传。我不想为自己立传。我认为我个人自己不重要，我经历的时代和时代性的经历，我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与时代的关系更重要。我想把自己做为知识份子的“这一个”，见证时代，也表达我们的梦想、忧患和思考。我特别注重文学对时代和历史记录的功能。我要运用这种功能。在这一写作中，我使用了我所经历的真实，我把真实奉为“神圣而不可侵犯”，我决不会欺骗读者。一个作家，哪怕写了一句欺骗你读者的话，违心的话，历史将来都会瞧不起你。
文艺界的朋友们纷纷到场
各国汉学家、翻译家也都赶来
从我70多年的人生历程来讲，我是一个经历过太多不同时代的人。我经历过太多的时代的断层，我有太多的历史的生活和生活的历史。我与时代共命运，跟共和国共命运。所以我这一代人天生地、注定地关切时代、关切民族、关切土地、关切社会。我们也就有太多的责任感，太多的忧国忧民。这没有办法。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我们不会做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时代的问题，我们无法逃避，我们也不能逃避。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我们经历的时代的决定。因此，我们也总要追究一下自己，总要去掂量我们自己笔管里边的良心。
所以我在写这四本书的时候，第一本《冰河》，可能具有一定的自传的性质，是个人生命史的写法。着写着就变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都投入新时期文学之后，也就是在《凌汛》和《激流中》中，就变成精神史和心灵史了。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投身到了文化遗产抢救，我写的就不再是心灵史，渐渐成了思想史了。自传的东西几乎全没有了。看看我的《漩涡里》，完全没有自传的性质。因为我已经完全与时代及其苦苦的思索搅在一起了。
从生命史，到精神史、心灵史，再到思想史
近几年，腰腿差了，在书房里时间多了，文学的梦重新回来。当一些新作有了社会反响，媒体就问我，冯骥才你是不是后悔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文化遗产抢救，耽误了多少文学创作？老实说，我那时候大江南北东奔西跑，放下了文学创作，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苦恼，因为太热爱文学。那时候也在大量写东西，但是给各种文化遗产编写档案，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编写的东西恐怕写了千万字都不止。而这些档案写出来就是没人看的。谁会阅读一个地方某一种民俗或民间艺术的档案？
比如我为一个年画产地，一个剪纸产地，编写他们的历史、工艺的流程、制作风俗、工艺流程、传承谱系、各种画诀，谁看？这是留给后人看的。当一种文化遗产将要消失，我们就要抢先把它记录下来，传承与恢复需要科学的保证。但做这种工作十分吃力，必要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将这些代代相传、口头与无形地存在于民间的东西记录和整理下来，使它们从此有了确凿和可靠的文字依据。
比如今天（潘）鲁生给我拿来的口头文学——民协最近做的工作我特别高兴。几十年来中国民协从中华大地收集到的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等，通过近年来数据库的整理，己有8亿8700万字，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财富，还有10亿字正在整理。我们现在是一个手机社会，新的口头文学正在手机里传播转化。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己进入尾声。这一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如果不记录下来，转瞬就要无影无踪。怎么才能把口头文学这种无形的、不确定的东西，用文字的、确定的方式留在纸上？这件事情谁做？当然应该由我们做。这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不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赶上了一个时代。人类历史的文明的转型就是两次，一次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那是7000年以前，那个时期没有保护，我们对渔猎文明所知甚微。一次就是现在，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在文明转型的时候，上一个历史阶段的文明创造一定要瓦解，甚至消亡，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正常的。可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创造里，有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基因，有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的特性，有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有多元的灿烂的审美的创造。这些东西我们必须保留和传承，它是我们民族根性的东西。现在我们保留多少，我们后代会享有多少。这是我们时代必须承担的使命。而是这不是说大话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地默默地去做。必须到那些正在凋零的、寂寞的、没人关切的地方去默默地做这样的事情。今天受邀来到会场的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还是少数，但他们是承担着历史重任的文化的脊梁。我很敬佩他们！他们没有名气，你们大都不知道他们，我心里知道他们的分量。
所以当媒体问我，冯骥才，你不做难道就没有人做？
当年，巴黎在大拆房子的时候，雨果不是站出来吗？当年我到巴黎去，看到雨果1835年写的《向拆房者宣战》那篇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就是替我写。小说家梅里美和马尔罗不是也站出来了吗？当我们敦煌受难时，张大千和常书鸿不是跑到那渺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边，独守莫高窟？刘半农等作家和学者不是跑到巴黎的图书馆，去把那些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走的敦煌文献抄写回来？他们是带着干面包去，一边吃着干面包，一边把那些宝贵的文献抄写回来。当时法国人还有一个规定说，你们看可以，但不能边看边抄，他就边看边背诵，再到在外边默写。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情怀。我们既然选择了，当然我们就坚守下去。
同时，我应该坦率地讲，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痛苦的。我甚至觉得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历史把一个大活儿交给我们了。而且在中国大地田野跑的时候，我真地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灿烂。我们不知道的永远多于我们知道的。我们过去在精英的文化里边，享受到雅文化的魅力；当我们在大地行走的时候，我们又感受到大俗文化的魅力，民间文化的魅力，这些文化也是无处不在的、美的、多元灿烂的。感受到大俗文化的民间精感，审美精神，以及那种文化的纯粹感。它们打动了我。尽管后来20年左右的时间，我基本放下小说创作了，但我认为：个人的牺牲还是有限的，我们共同保护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意义是无限的。我还深切地认识到，我们一代最重要的责任还是要唤起公众对文化的自觉。因为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是走在最前沿的，他们要最先具有文化的自觉，我管这叫做一一文化先觉。
“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还是要唤起一代公众对文化的自觉。”
这部作品虽然是我个人的，但是其中经历的很多过程，却是我和在座的一些朋友们共同的。比如在文学上王蒙也好，（陈）建功、刘恒也好。（张）抗抗在新时期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是和我的第一篇小说《铺花的岐路》在1979年同时发表在刚刚复刊的《收获》上的。在文化遗产抢救方面，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我同甘共苦的战友，历史让我们的心在一起，志同道合，共同奋斗，我们互为知己。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一直关注我，支持我。你们都是有光辉的人，在我看就像敦煌的石窟一样，每个形象后面都有背光。你们的光辉不仅是名气，更是成就、才华、思想。你们将为这次研讨会提供思考和思想。鲜活的、独特的、有见地的思考。大学需要思考、需要自由的思考，需要思想。没有思想，大学就死了。
你们的思想，还将帮助我认识自己、追究自己，认识时代，看清未来，确认我们自己在时代中的坐标和历史的使命。
我现在还不算特别老，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反正在生命的句号画上之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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