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实录 | 冯骥才长篇《艺术家们》：我们都是草根“精神贵族”（下）

冯骥才先生

冯骥才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研讨会

时间：2020年9月28日下午14：30

地点：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主办：《收获》文学杂志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研讨会实录（下）

● 王尧：方岩请。

● 方岩（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刚才永新老师在介绍冯先生的代表作的时候，让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件往事。那时学院要办话剧节，要求剧本要从现当代文学经典中改编。我当时选择了改编《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当然，剧本最后并没有通过学院审查，反正就是那些可以想到的原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年我上大三，时间是2000年。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之所以重新想起这件事情，自然跟读到冯先生新作《艺术家们》有关。在这部作品中，1980年代的岁月是其浓墨重彩书写的部分之一，故事结束的时间大约是2000年之后的几年。就我个人体验而言，每当我试图把当前时代的种种不堪追溯到一个相对清晰的源头时，总会想起2000年前后一些事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一切都变得难以琢磨。彼时，正接受文学史教育的我最大的困惑便是：我们一方面被告知1980年代是个美好的年代，另一方面却又被阻止从中汲取那些美好。以上是我初次接触到《艺术家们》最直观的感受。

下面聊一聊一些具体的感受。

首先，作为职业评论者，我这些年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从比我大十岁左右到比我小十岁左右的——这个年龄区间的作家作品，所以重新遭遇前辈作家的新作时，能强烈地感到冯先生这代作家与前述作家群体在语言、手法、风格上的代际差异。冯先生这代作家会在文本中凸显鲜明的作家主体形象，他们往往会贴着人物写，把自己的理想、热情、诉求投注于其中。而现在的青年作家大抵不会采取这样的写法，他们通常会与描写对象保持着某种相对疏离、淡漠的距离感，甚至会排斥前辈作家这种手法和风格。在我看来，这种代际差异并不涉及手法高下、风格优劣等价值等级问题，而是源于时代氛围的更迭，以及不同代际的作家在整体上对人与时代关系理解的不同。事实上，无论是何种手法、风格、美学态度，只要处理得当，都会产生优秀的文本。

第二点，小说人物的职业身份与重建世界总体性的可能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基本上所有的小说人物都会涉及职业身份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职业身份到底是个可有可无的标签，还是可以内化为处理人与历史、社会关系的叙事装置，这确实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换而言之，在很多小说里，人物的职业身份其实是可以随意被置换的。事实上，职业不仅意味着与谋生相关的一套知识体系和技能，同时意味着与这种知识和技能相关的观念、视野、道德、信仰等决定人物言行的构成因素，这些无不影响着个人与周遭世界（历史、社会）的交往方式。而这种互动正是重建总体性的基本起点。比如《艺术家们》中的那些画家，他们的艺术切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事纠葛、社会交往、命运沉浮，其实就是职业特征与周遭世界内在的对话和相互塑造，或者说，他们是在用与职业相关的观念、视野、道德、信仰来观察、描述周遭世界，以试图在整体上把握它。尽管我认为从来不存在真理意义上，或者终极意义上的“总体性”，或者说，有关重建“总体性”一切想法终究只是虚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是，人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总体把握的欲望和雄心，像是某种事关自身安全感的本能，从未消失过。人类不知疲倦的写作，其部分动力和意义正在于此。

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近年一些优秀的长篇小说都体现出类似的趋向，即通过职业视角来处理种种经验以实现对总体性的把握。比如，李洱《应物兄》中的学者、路内《雾行者》中的文学青年、张忌《南货店》中的营业员，再到冯先生《艺术家们》中的画家们，这些职业身份、特征成为决定故事走向的叙事装置。当然，每种职业都有其局限与可能，同构于每部小说特定的叙事视角或经验范围的局限与可能，这便意味着那种所谓的总体性亦带有天然的局限。但正是种种带有缺陷或局限的总体性的叠加和相互纠正，也许会形成关于历史、社会、时代的“共识性”图景。

第三点，《艺术家们》对那些能够营造、召唤历史氛围的物件的发明和使用。特定历史时期的器物对于后人而言只是历史的遗迹。倘若被巧妙地放置于虚构情境中，它们便成了召唤历史记忆、魂魄的魂器。比如，冯骥才虚构了楚云天的成名画作《解冻》，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绘画史上划时代的名作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他还虚构了楚云天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作《情书》，这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80年代的经典作品《公开的情书》；冯先生还在叙事中提及了那些能够典型代表1980年代文化精神品格的杂志，比如，《作品与争鸣》《大众电影》等。值得提及的是，《作品与争鸣》当时还与中国作协合作出版了“新时期文艺争鸣丛书”，那些后来在文学史教育和传播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重要的、或者有争议的作家作品、思潮、现象在这本杂志和丛书中都曾出现过。简单说来，对于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的物件的发明和使用，都在叙事中营造出了非常充沛的历史感。

最后，我想聊一聊《艺术家们》中值得商榷的若干细节。首先，楚云天对罗潜的批评，在我看来多少有点不合情理。其实，楚云天是个被制度保护得非常好的人。他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生活，以及对艺术独立性、纯粹性的追求得以实现，多少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和供养。但罗潜作为未被艺术圈接纳的社会底层，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开设画廊卖行画。所以，后者成为前者的反证，多少会显得缺乏说服力和同情心。其次，我们之所以要读小说，其中一个基本诉求便是，希望它能提供别样生活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意义和秩序。在我看来，恰恰是罗潜代表着某种意义和秩序的可能，而他的结局被处理得有些匆忙了。倘若能把罗潜这条叙事线索处理得更为复杂一些，那么《艺术家们》的意蕴将显得更为丰厚。

● 王尧：谢谢。有请木叶。

● 木叶（批评家，《上海文化》编辑）：

我读《艺术家们》这部长篇，欣喜而又困惑。

主人公楚云天作为一个画家，有权力，有名气，也有实绩，与两个女子有了故事，但其实他们真没做什么。以冯先生小说家和画家等的多重身份，他有关艺术家的见闻应该非常多，而艺术家的生活也可能确乎是复杂的。但他笔下主人公的艺术往还，尤其是这两段情感故事为什么如此“清纯”，如此纯情？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第二，这部小说里每个艺术家的命运轨迹如此分明，如此“清晰”。这里就以结局而言：高宇奇死于车祸，洛夫投河自杀，罗潜志趣突变……在我看来，如何处理确定与不确定，如何安排不同人物的身世流转，很体现一个作家的审美和技艺。

带着疑问，我在网上浏览了一些冯骥才老师的画作。（冯骥才：很多都是假画。）我说一下较有感触的一幅画，名叫《遥远的钟声》。（冯骥才：那个是。）这一幅当然代表不了所有，不过它所蕴藏的某些东西和《艺术家们》蛮契合，有点唯美，有点理想主义，从中能感到作者希望落笔有力量，同时还不放弃某种清新，或者是某种更自我更直接的表达方式。《遥远的钟声》有一种精神寄托，《艺术家们》也有。

与冯骥才广为人知的一些作品不太一样的是，这部小说写的是近四十甚或近五十年这一较为切近的当下。这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之一。除了时间的切近，这部作品还写的是作者自身很熟悉的艺术领域。

绘画或者说艺术，是庞然大物，无限复杂与幽深，需要小说家调动自己的很多经验和思考。可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如何打碎自己，也就是说在写自己熟悉的艺术领域和人物时，如何带来熟悉之外的陌生与新鲜，如何进入纵深，进入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未知性。说到底，一个作家能否审视自己，打碎自己，这关乎他能否更好地抵近人物并重建世界和自我。同时值得补充指出的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创作理念是否能不断反省甚或更新，这既重要又费周章，得失尽在文字中。

最后谈谈小说序言里的一句话：艺术家是非同常人的一群异类。我喜欢这个说法，同时觉得要写好艺术家，明显的一个困难正是如何写出他们不同于常人的这个“异”，而另一方面可能会被有所忽略，但它同样紧要，那就是写出这些“异人”之“常”。“异”和“常”共同筑造艺术大厦，这么说可能还有些笼统，我的意思是，要写出艺术之为艺术以及人之为人的丰富与魅惑，这殊为不易，但这确实是我看《月亮与六便士》等作品时触动极大的地方。

● 王尧：谢谢木叶，请下一位项静。

● 项静（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年轻人在后面发言很恐怖，像程永新老师这种开头也很可怕，一下子讲了五个点，每个点都还是正确的，我们也没办法跟他吵架。十几个人每个人都讲五个点的话，到我这边大概会接近一百个点了，如果到最后还有话可说，那我觉得这就是一部成功的和有讨论价值的作品，如果到我们只有重复的话题，那作品就比较可疑了。

看到冯骥才老师，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昨天我去找我一个朋友，她家在十楼，电梯故障，我们只能爬楼梯上去，她出于礼貌下来接我。在我们爬楼梯的时候，她突然问说，我们应该沿着楼梯斜线往上走，这样就比较轻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知识点，让我们突然找到了一个共通点，我们都读过《挑山工》这部被选入过高中教材的散文。我是泰安人，对《挑山工》这部作品有特别的感情，而朋友是外地人同样记住了这个作品中的一个小细节，这让朋友之间产生了一点新的亲近感。她不是文学专业的人，是一位理工女，她问我对于你们文学界来说，什么是文学价值？我突然觉得经常讨论的文学性之类的东西失效了，真实的文学的价值就在眼前，一个理科生这么多年把一部作品中的小细节牢固记在心里，在生活中很不经意的瞬间唤起一种记忆，而且还具有实用价值。这是文学价值存在方式的一种，非常隐蔽，很难说得清，但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还存在于我们以后的代际流通中。这点让我非常震惊，文学界以外的人突然给文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间一定有深刻的、唯美的、通俗的，但我们未必记得住它们。《艺术家们》恰恰就是讨论艺术价值的问题，我是带着什么是今天的文学价值这个问题来看《艺术家们》这部作品的。

《艺术家们》这部作品是直接地去面对价值问题，它直接讨论艺术的价值是怎么产生，这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它确实是有一个撕碎的过程，把文学价值产生的那个复杂而交错的过程呈现出来。

小说的开端是地下艺术的时段，三个青年画家抱团取暖研习各种世界艺术经典宝座上的画作、音乐、文学等，这塑造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原力的起点。接下来是一个大地震的时刻，这是一个悲情的时刻，三个人幸运地活了下来，彼此之间因为生死而更加紧密，他们的艺术诉求也更加本土化，大地、黄河等意象进入他们的视野，类似于寻根文学的时段。还有三友之一的洛夫自杀的以后的那段时间，在被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消磨了才华之后，人生的秋景和艺术的黄昏交合在一起。一方面是大历史的时间，另一方面是非常个人化的私人时间，之间有一个彼此的调度和融合。这是一部分解艺术自我诞生过程的作品，或者是像前面何向阳老师提到过的到底什么是我们中国的艺术？什么是时代的艺术？什么是一个真正中国艺术家的价值？艺术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它始终处在滚动之中，比如说我们会说美，我们抽象地谈论美只会远离美，只有这个美跟特别具体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美才是有力量的，是一个真实的美。

我特别关注小说之中人物的出场方式，我列了一个表把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方式都列出来，一个人物是如何走到画面中间来的。除了这三个主要人物之外，作品中出现了好多人物，有一位叫苏更生的，这个人物是楚云天在聚会的时候很随意提到一个文学知己；他们三个人去小沙龙里面聚会，田雨霏是洛夫没经过跟大家商量直接带进来的一个人，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方式是很随意的，这个随意性就回到了中国艺术的一个出场方式。我们看《清明上河图》，看一些中国的话本小说，人物都是这样的出场方式，这一点跟西方的艺术不太一样。来颖燕说小说中出场了30多位艺术家，像这种体量我感觉到需要到前面孙甘露老师提到的十九世纪的文学中才比较合适，集合了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中国文人画的传统。

另外有一个小问题，作为女性读者，她会觉得小说是以男性形象为核心的，到处都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成为艺术家的心灵史呈现得令人信服。但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我作为一个当代读者略微不满足，比如篇幅最多的女性隋意，她是楚云天的妻子。小说开头给了这个人物挺多想象空间，她美丽贤静大方，也热爱文学艺术，她和男主角们一起经历了个人与大历史的重要时刻。我一直期待她的后续发展，但基本落空了，她缺少自己的主体性，好像所有的蜕变都是以楚云天为核心，没有自己的成长。至于楚云天短暂爱过的另外两位女性田雨霏和白夜，也让人感觉意犹未尽。田雨霏嫁给了商人，小说中叙事者对她的最后一句交代是她何以从艺术理想的追求者变成了商人妇？我觉得这个人物命运停止的地方应该是作家和读者思考开始的地方。白夜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欲望的一个符号，我认为文学直接去批判欲望其实是容易的，难的是刻画和理解各种欲望之中人们挣扎的艰难形状。

● 王尧：我们导师中有很多的女性，都是不成长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 黄平（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上海作协开冯骥才老师的研讨会很有意味，在这里很容易想到1982年的《上海文学》所发表的冯老师那封风筝通信。回到历史现场，冯老师在1981年、1982年就比较早地提出来，下一步走向何处，他提出一个说法叫写人生，从写社会转向写人生。回头看冯老师新作《艺术家们》，我觉得冯骥才老师在晚年提供了一本写人生的大作。读完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我觉得久违了一种写法回来了，什么写法？就是浪漫主义。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流，现代主义也是受到非常高的评价。比较起来浪漫主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写作的冯骥才和保护民间文化的冯骥才不是两个冯骥才，是一个冯骥才，相通在浪漫主义上。浪漫主义是十九世纪的兴起，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反对资本，反对科层制。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走向民间，比如《格林童话》就是这场运动的副产品。《艺术家》也处理了这个问题，面对资本不断紧逼的时代，文学何为？文学必然要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展开抵抗与批判。当然浪漫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的影响相对不大，如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浪漫主义有时候往往一个声音淹没了所有的声音，一颗心灵淹没了所有心灵。而现代小说是一种民主小说，多种声音构成了交互的关系。在今天如果重新激活浪漫主义的能量，可能需要我们费思量。无论怎样，冯骥才老师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老作家，二十一世纪重新讨论浪漫、重新讨论美、重新讨论理想，反而充满着先锋性。再一次祝贺《艺术家们》出版！

● 王尧：谢谢黄平，在桃花潭这样的美景下做的深思。大家也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研讨，我想我们请王伟书记做一次深刻的解读。

● 王伟（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研讨会开到这个时候，不知道该说下午还是晚上了。各位专家讲了那么多，现在让我这个非评论家来作总结发言，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还是“挺恐怖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因为在上海作协这里开会，我们作为主人，应该有所表示的。

首先，要祝贺冯骥才先生又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问世。同时，要感谢冯先生对于《收获》的信任，能够把这样一部佳作交给《收获》首发。也要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评论家能够汇聚上海，在丹桂飘香的时候，到我们作协小院嗅一嗅文学的馨香。祝愿冯先生今后能有更多的大作品问世。

今天的研讨会开得不同一般，可能我们在会程设置上有点失误，现在看来原先安排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已经晚上六点半了，对大家发表意见的容量“供给”有点不足。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在评论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在论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如何用文学来书写和展示这样一个话题，讨论涉及的面实际上是非常广的。

这部小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差不多读到后卷刚开始的地方。其中中卷结束时的几段文字，我非常喜欢，想这里朗读一下：

他们本来是山里三条天然的野溪，各自穿木越石，翻坡跳崖，奋力奔流。在一个深谷里他们相遇，在相遇那一刻他们激情洋溢，光亮的浪花彼此相拥，飞溅的水珠相互浇洒，他们用各自的灵感激发起彼此的生命的活力。他们相互凭借，相互依靠，相互感召，相互推动。把原本的孤独化为神奇的丰盈，并从深谷一直冲出大山。

可是当他们来到这无限宽阔的蛮荒大地上，渐渐发生变化。疏离与分手也许是一种必然。于是，你融化到另一条波涛滚滚的黑色的大江里，他注入一池静谧的碧湖中；我则漫漶在光秃秃的大地上，在焦渴的大地的吸吮中，在毒日头的曝晒下，渐渐化为虚无。

昨天是美丽的、难忘的、有情的、伤感的，但谁有力量把昨天召回到今天来？

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它把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主旨和意义都做了很好的概括，特别是它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苦难、压抑的年代我们仍然能够坚守的东西，在今天这个无限选择的时代我们却无可奈何地跟它疏离了，甚至把它抛弃了。这是一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我简单总结一下读这部作品的感受：

第一，这部作品记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冯先生个人的一段心灵史；第二，它浓缩了知识分子这个特定人群面临的许多时代的命题；第三，作品体现了冯先生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他在各种场合、各种艺术门类里，都展示了对于文化的坚守；第四，这也是另一种风格的“俗世奇人”传和津味文学——以前冯先生的许多作品主要是回顾历史、写市井俗人，而实际上在天津这样一块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土地上，也有特定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和冯先生一直以来的人生旅程是紧密关联的。上海跟天津有着类似的城市氛围，我们阅读写这样的城市、这样的人群的作品，会特别有感应，那些带着尖顶的老房子、尖顶阁楼中中的立柱、天窗里透入的日影在屋内漂移、洋房花园草坪上不加修饰放着的两把椅子，这种生活的环境，也是上海文化人所熟识或向往的，我们作协这个院子仿佛也有类似的逸韵在里面，这是很多人喜欢的，不是单纯喜欢这个院子，是喜欢里面留存的文化的内涵。

这篇作品看似篇幅不很长，只有18万字不到，但是容量非常大，确定值得我们为之讨论并学习、借鉴、推广的好作品。祝愿冯先生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问世，也希望今后再给《收获》等上海的文学杂志有这样的好作品来发表。

谢谢！

● 王尧：谢谢王书记这么重要的讲话，非常专业，原来他的声音很浑厚，我觉得王书记的声音跟你的歌声一样很好。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现在请冯先生讲话。

● 冯骥才：

谢谢各位新老朋友。时间太长了，我也不想耽误大家时间，我简单说一下。

首先感谢《收获》杂志，感谢各位学者，特别是从外地来的，从北京、从南京、从苏州来的，还有从别的城市来的，我这篇文章写了一二十万字，大家读起来完全高兴的文字，让大家劳神，还让大家劳力跑到上海来，真是不敢当。但是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最重要提供一种思辨，一个人面对自己思想的时候是思考，往往思辨的东西不是很多，不同的问题没有，从别的角度拿出来的东西没有，但是别人提出来的看法和想法，你一定要思辨。我听我的一些好朋友，文学界的朋友，像甘露和丽宏，评论家像凯雄、向阳、元宝，老评论家，所谓老评论家实际比我小十岁以上。基本是差不多同代，听了他们的意见，非常有力度，对我的思考有启发，听一些年轻人说的，刚刚大家说的代际，文学在代际里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年轻一代可以通过你的作品，告诉我你怎么想，我也可以把我人生的历程，不可逆的历程，我怎么思考告诉你，我们的交流非常重要，就是思辨。

所以我感谢给我一个听各种不同意见的“精神大餐”，引起我很多的想法，我把大家的想法都记住了，记住了大家不同的观点。我也特别感谢《收获》，我提到《收获》这个感谢还带一点感恩的性质，我跟《收获》的关系超过四十年，我一部写当代的伤痕那些作品，刚才永新说的《铺花的歧路》，当时我在北京遇见了很多的困难，其实在那个会上茅盾都出来说话，但是也不能出版，也不探讨，也有很大的阻力，后来把稿子还是给了巴老主编的《收获》发表了。

在这么长的时期，我所有的至今满意的作品，起码有85%以上都给了《收获》。在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创作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也画了几年画，我在国内还是国外搞巡回画展的时候，上海一站是《收获》帮着我做的画展。后来我做文化遗产抢救，那个时候我把文学放了，谁也不知道这二十年我做文化遗产抢救做了什么，这确实是在北京中央的会议上，人大的会堂上我就说了本世纪以来，为文化界做的两件史无前例的事，一件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记录、整理。第二件，是传统村落的认定。我说我们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努力，我们记录各级名录的民间文化遗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万项。中华大地上到底有什么民间的歌舞、戏剧、音乐、舞蹈我们全知道了。我们口头的文学，我们的神话、叙事诗、故事诗、童谣、谚语、笑话这些东西10亿字，最后进入的数据库。谁也不知道这些大量的文化遗产，很多文化遗产要到我这里来，我要理由，有的时候你写的不合标准，因为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有档案记录，我们要做档案，这一部一部的档案我要做文字的记录这些工作，而且我做这个事情是没人看的，因为是给后人留下来看的，当代没有人看。我面对的中国的自然村是200多万个村落，我们认定的古村落是6819个，我们还要给各个村落制定保护的标准、保护的规范、保护的方法、保护的机制，要建立这些东西。

当然，我心里也想整理这些，《收获》的李小林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冯骥才你写一点东西吧，随笔、散文给我，你别把文学放下，这样我就在《收获》开了一个专栏“田野档案”，我就把各种文化我看见的各种，真是我们中国大地上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当然我在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历程中，见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积累，我也看到大量的文化问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剑桥，是剑桥的一个学者，中午请我吃饭的，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特别有兴趣你们那本书，就是《知识分子到哪去了》，我说就谈这个问题吧。他们还说冯骥才你到我们这儿谈知识分子，中国人到这里来都是和我们建立合作项目，跟剑桥做一个项目，都是想做这样的事，你还跟我们谈知识分子。

但是我觉得做大地的文化抢救的时候，我做的不是学问，我遇见活生生的文化，我遇见活生生的人，对于我这些我觉得都是积累。我觉得没有这些文化的积累，就没有我后来的《俗世奇人》系列，就没有那样的文化眼光。其实一个作家写东西，写完了出来以后，话语权不是你的，话语权是批评家的、是读者的，你没有话语权，你没有必要说，但如果非要我说，我只想说两条，跟大家说的有关。

一个，我其实有两张面孔，一张就是《三寸金莲》《俗世奇人》这个系列，一个面孔是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到我现在这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从文本、到气质到语言完全都不一样，不像是一个人写的，我自己都觉得不是一个人写的。

 但是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是一种语言吗？鲁迅的《阿Q正传》跟《伤逝》是一种语言吗？也是不同的语言，也是不同的审美吧，不同的文学思维吧，为什么？这个我不回答，批评家去想，我不回答。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在大地抢救的时候，到现在，我现在确实去危险的地方是够呛了。我在北京的会上我都跟习近平同志说了一下，总书记我都快80岁了，我当时因为让我谈文化遗产抢救，我就谈了一个文化，我说前二十年我们做的抢救是抢救式的抢救，我们未来的抢救是抢救式的保护，我们未来要做的是科学保护，我们现在的旅游各方面对文化的冲击，最重要不是科技保护。就是怎么做科学保护，我提出的一整套我的想法，包括系统建立。我只能这么思考的，我再爬山爬不动了，台阶如果三十公分我上不去了，我今年十足已经78岁了，当我回到书房的时候，不是我找文学，是文学找了。所以，我最近几年在书房里的时间多，自然而然就写了非虚构《书房一世界》和其他作品。我体会到一点，生活实际上不是你想，生活是不经意中积累的，古人说的对，只要你走万里路，接触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什么三教九流，生活不知不觉就积累下来，到时候它自己会成熟。不管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认识还有我们对社会或者对于人性各式各样的忧患，它一定是这样的。

我要跟大家说的还有一个想法。我确实一直想写一个艺术家的小说。刚才我说的两张面孔，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刚才有的批评家讲的一些问题，天津和上海有相同的地方都有租界，但是天津和上海不一样，上海法租界之外基本是公共租界，天津的九国租界完全分开的，各国的租界建筑形式完全都不一样，天津最重要一点，上海中西是融合的，天津在历史上中西是对立的，一直到义和团，一直是对立的，所以有老城区和租界区，华洋杂处。我原来是在租界区出生，但是我这个作家也是有意思，打生了我就没离开过天津，我就没离开过天津。所以，我在租界里生的，我是用他者的眼睛看天津的老城，所以我才能写出《俗世奇人》，我如果是天津老城里的天津人，未必能写。因为我是他者的眼光，就跟我说我跑遍的中国的各地，我了解各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实际最深刻的不是那地方的小吃、歌舞怎么样，而是那里人的集体性格怎么不一样，那个地方的人的个性怎么不一样，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对这个地方了解。

我原来有很多小说实际我是写他者，现在我回到书房里以后，这个年龄，这个人生，我觉得我身上有太多我自己的积累，我会写。所以我这个小说我写的是另一个冯骥才。而且我这个写的可能是更多的自我的东西，这个是我想说的一个。

第二个是我没说完的，就是我太想写一个艺术家的小说。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都喜欢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因为他写艺术家跟别的写艺术家的小说，有一点不同。他主要写音乐艺术家，除去他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写的最好的就是《贝多芬传》，实际他写的约翰多帅，照我看并不好，因为他并不懂雕塑。如果一个作家他不懂得艺术，他不是自己真正能操作的艺术家，他写的艺术家还是作为他者，他还不能写。因为艺术家确实是一种异类，他对生活的认识、感知，他对生活的敏感，跟一般人绝对是不一样的，你看《约翰·克里斯多夫》里面写的一句话，对小克里斯多夫来讲一切都是音乐，比如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晚，风雨雷鸣、光线、闪烁的清晨，夜里咿咿呀呀的门，牵动着脉搏流动的血，他写这样句子的时候，他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画面，都不是形象，都是语言，他写小克里斯多夫，疲惫的一天，爬上破破烂烂的老楼，坐在老的钢琴前面，把那个手琴键上一放的时候，琴键互鸣的时候，他熟悉亲切的大师，朦胧的大师都在眼前出现了。他里面写了两句，当时傅雷翻译的很好，然后是窗外莱茵河的水、乌云。莱茵河的水、乌云，这是音乐的感情，这不是画面，就是他语言节奏，语言独特的气质，是音乐的感觉。

所以，我要用画家的笔、画家的感觉、画家对生活的敏感，对形象的感觉来写。画家确实不一样，我为什么跟韩美林写对话，就是有一天他晚上跟我聊，他那个时候在安徽陶瓷厂挨打的时候，拉着他游街挨打的时候，他两个脚的骨头都坏了，流的血，人家让他坐那，人家去吃饭去，他坐那的时候，打他一只皮鞋的尖上流出血来，他忽然发现这个血像这个鸡的头，他就用脚蘸着血画了一只鸡，我觉得这才是艺术家。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宜兴韩美林艺术馆开幕的时候，白岩松跟我做了一个韩美林的对话，当时他说你能用一句话说出韩美林来，他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为什么还做创作，他的画还是光明的、还是单纯的、还是纯粹的、还是唯美的，为什么？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太阳是黑夜下的鸡蛋。这是我对艺术家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艺术家。

为什么要写艺术家？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家少，跟我们的是时代一样，我们七十年代的时候，七十年代恐怕你们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七十年代是没有作家，没有艺术家，七十年代也没有商业文化。所以我们那些年轻人，我们都是草根“精神贵族”，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是精神的。所以我写艺术家的生活，实际是人的精神生活，所有我写的艺术家实际写的都是精神，生活只不过包括他的爱情，都是他心灵的，都是精神。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谈很多不同角度，跟我谈的想法，我觉得今天很好，说实话，很多批评家的作品我也都读过。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交流，你们很多的观点，大部分的观点很好，我也是很聪明，这么隆重的一个词。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说法、想法，都给我很多的启发，这个对我长期有效，我觉得我现在虽然快80岁，但是身体还可以，起码现在脑子还不迟钝。

你们的话对我其实挺有影响，包括项静讲的有关问题都对我很有影响，谢谢各位。希望你们有时候到天津去找我，我在天津有一个大学，大学由我自己建了很多博物馆，很有意思，很美的一个地方，希望你们来。谢谢诸位。

● 王尧：特别感谢冯先生，你的讲话对我们理解你的作品，理解您做非遗这个伟大的事情非常好，冯先生思维跟想象力还有表达的清晰力都让我们非常吃惊，非常年轻。我觉得冯先生是一个有伟大抱负的人，有很大的思考，一定会有更好的、更重要的作品产生，这也是我们最佳的祝愿。谢谢冯先生，谢谢我们所有的批评家，我也没时间发表我个人的想法了，谢谢大家。

【 全文完 】

《收获》长篇小说2020秋卷刊载冯骥才长篇《艺术家们》

9月28日冯骥才先生在巴金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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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

作者: 冯骥才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0

页数: 372

装帧: 平装

ISBN: 9787020164912

在艺术和物质都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正悄然起步。纯粹的艺术激情和探索引领着时代和他们，风云际会，霞光万道。社会流变、市场大潮，激情和精神沉寂在世俗的灰烬中。深陷于生活漩涡的他们，该怎样支撑理想与才华，又何以经营各自的艺术与人生？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