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21年国际中文日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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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文：语义随境化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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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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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会说中文”，“他也会讲中文”，这样的话不仅在北京，也在上海、常州可以听到【注：北京话、常州话用“说中文”，上海话用“讲中文”】。小时候，我一直纳闷，明明是说话，不是文章，为什么“说中文”“讲中文”呢？大了，才知道，“说中国话”“讲中国话”只能口头上说说，进不得正式场合；一定要说“中文”才能登上体面的大堂。1953年，到了高中，才从报刊上看到“汉语”这个词，很新鲜。但“说汉语”，在口语里还根本不见踪影。口语里最顺溜、普遍，除了“说中国话”，还是“说中文”。
中文为什么可以“说”可以“讲”？这是许多人长久的疑问，因为这似乎不符合事理逻辑。“文”是写的，怎么能“说”、怎么能“讲”？现在为了补这个窟窿，对“中文”做了这样的界定或解释：“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这样一来，“写中文”和“说中文”就都合理了。但请注意，这可是后来的人为解释，最初的“中文”并非如此，就是指汉语的书面形式。因此，这个解释在源头上不能说服人。
到了大学，笔者才从“恢复疲劳”“打扫卫生”明白了语言和事理是两种不同层面。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只要公众接受，这就是合法。所谓的错，只是根据西方语法不合动作和受事的关系。而对汉语而言，动词与“宾语”只是补足关系，可从各种角度加以补足，受事只是其中之一。最要紧的是不受西语语法的影响，独立面对自己的母语。
于是，我们可以拿三字动宾组合为例，观察习惯上可以成立的类型。可以发现的搭配有两种：
一种是字面上符合事理逻辑的，如“说普通话”“打鬼子”“吃包子”“敲锣鼓”等。
另一种是符合习惯，而字面上偏离事理逻辑的，如“敲竹杠”“吃食堂”“打家具”等。
至于“说中文”也是其中的一种。
“敲竹杠”里的“敲”和“竹杠”字面上是完全符合事理的，但实际意义并非字面意义，而是故事所形成的转义。这是一种整体式的语义变化。
“吃食堂”里的“吃”和“食堂”都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变化，也没有另外的意思。变动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食堂是“吃”所依凭的对象，有人说二者是处所关系。错。吃食堂也可以是把饭菜买回家来再吃。这样的组合至今似乎没有第二例，因此也建立不起语义关系或语义格的“类”。
“打家具”里的“家具”在意思上没有变化，变的是“打”。和常用的击打义“打”不一样，但却是从前者引申而来。为了解释它，于是就给“打”拟出一个新义项：制造（如《现汉》里的第➏义项）。这样就似乎可以解释事理了。其实这都是组合搭配下的整体变化，义项只是给人们一个安慰，似乎一切搭配都合乎事理、义理。
“写中文”和“说中文”里的“中文”则超越字面义，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一种是字面上的用汉字表达的汉语书面形式；
另一种是在前一含义外再加上“有声汉语本身”。
“写中文”与“说中文”，就有核心相同而表达方式不同的两种意义。
写中文，就是写“汉语的书面形式”；
说中文，则是说“汉语的有声形式”。
二者都具有“汉语”这个核心，并不包含书面语、口语这样额外的意思。
根据上面几例三音节动宾组合的分析路子，还可以添加出几个不同类别的例子，加上笔者的印象，可以试着简单分析并列出下面的类型表：
类 | 例子 | 成分意义 | 组合意义/关系 | 数频印象 |
A | 买-衣服 | 成分意义不变 | 组合意义不变 | 极多 |
B | 敲-竹杠 | 成分意义不变 | 组合变为转义 | 中 |
C | 抬-轿子 | 成分意义不变 | 组合变为比喻义 | 中 |
D | 吃-食堂 | 成分意义不变 | 前后组合关系有变 | 中 |
E | 打-家具 | 前段意义有变化 | 组合意义不变 | 多 |
F | 说-中文 | 后段意义有变化 | 组合意义不变 | 极少 |
G | 打-秋风 | 前后各成分有变 | 组合变为比喻义 | 极少 |
上面7例中，只有A类的词义没有变化，组合义也符合动宾关系的一般理解，也就是动作与受事的关系。其他6例的成分义或者组合义，都多多少少起了变化。奇怪的是，只有B、C两例承认是“惯用语”，G例似乎也可勉强列入。其余D、E、F这3例都没有“惯用语”的资格。所谓“惯用语”，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词汇化”了。
其实“词汇化”也还是勉强，因为，B、C、G这些例子都可以分离，内部可以换位。它们内部各自的成分是自由的。它们只是在语义上专指化了，而在语法方面并未完全词汇化。为什么这三例不能进入呢？这似乎是个解释缺漏。
我们通常习惯于动词有多义项，允许动词多变，而不习惯于名词宾语的意义变化。“说中文”“讲英文”的例子让我们开了眼界，让我们了解到名词并非不可能发生语义变化。
为什么允许动词多变？不是说动词是中心吗？这是因为汉语动词少，名词多。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实现动宾搭配，不得不让动词发生一些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名词。其实，当动词和名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名词是稳定的语义轴，语义的重心往往就落在了名词上。借助名词宾语之力，来实现动词词义上的“随境化”。
当动词处于稳定状态时，名词宾语就可能为了方便发生某种程度的随意性选择，使得组合的整体表达出合理语义，而在字面上出现名词宾语不合事理的情况。“说中文”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也是一种“语义随境化”。然而，像“说中文”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我们现在将充当宾语的名词作出语义变异的解释，这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合理要求，其实也并非完全必要。只有当该名词在另外的场合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时，我们才有充分理由说该名词确实出现了语义变化。我们发现，“中文”确实在另一些场合也出现了这些情况。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中文”确实有了不同的含义。
所谓“语义随境化”就是词语随着所处语境（包括上下文）而确定自身的实际语义。“随境化”有大有小。最小“境”的就是前后与之组合的语素或词，最大的“境”则是言谈交际语境。从小的三字短语来说，大部分的随境化都发生在动词身上。极端的“随境化”就是将动词逐渐变成一个百搭动词。让该动词不含有具体的、固定的意义，跟哪个名词在一起，其整体意义就变成固定所指。动词只是在“语法”上满足了“述谓”的需求。当然这种形式动词或“百搭”动词是极少的、是个别的。形式动词如“加以、进行、作”。由于这些动词原来就没有太具体的意义，因此，词典一般以一种高度抽象概括的语义来解释它们。而另一些百搭动词，却没有这样舒服，常常逼着字典或词典添加新的义项，非要把每个具体组合里的动词硬套上一个义项，以便向读者交代，以满足各有其义的安慰。于是，就会出现一个“打”字有超过二三十个义项（《现汉》有24个义项；《汉语大词典》有40个义项）。这让人目不暇接，于是也就晕头转向。读者会不会去查呢？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查的。因为，根据与名词搭建的组合就可以知道其整体意义。词典里对这样的动词最好的处理应该是，除了设立最初、最常见的基本义外，尽可能将一些“义项”归并为概括性更强的意义，以便适应多种搭配。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尽可能将具有某种专指义的三字组合当成固定短语处理，设立词目出条。
“随境化”是本人提出的。名称是否合适可以讨论。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汉语的这一突显的特点，认识语言的言内外语境对语义的作用。其他语言也会有此情况，但相对来说汉语也许更突出一些。我们应该将语言单位放宽一些，放弹性一些。在汉语这里，可以超越经典word，利用word之间的组合，互相限制其含义，用word组合整体而非word个体来表示1+1大于2或专指某个意义。
二语教学，中文教学，是否也可以循着这个思路来反思一下以往的教学方法呢？
顺便一说：有人说“中文系”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系”。
对不起，五四时北大“中文系”诞生的时候，还没有“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个称谓。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在师范馆已有"中文""文学"等科目，1903年又设置"中国文学门"，但没有系科之称。1919年北大改设系科制，将原先京师大学堂设置的“中国文学门”改称中国文学系，这才有“中文系”的简称。如今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设立的。而此时，缺了语言的“中文系”早已生存了30多年。可见如今简称和全称的说法，是后人特意拉上对应关系的，并非原装。
“中文”是一种有些模糊的习惯称呼。“中文系”“中文科”“中文课”里“中文”的实际语义有许多变化，也都是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而所指也有所改变。因此这显然也是一种语义随境化，而且显得比较突出。其中心还是围绕汉文。但随境而带上或汉语、或汉字、或汉文学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今非要把它明确化，精确化，倒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我们应该习惯汉语“写中文”“说中文”以及“中文系”这样具有很大包容性的说法。
2021.4.15于亦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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