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8期
遇见·讲者 | 唐金陵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流行病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副院长、署理院长，2003年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亚太公共卫生协会（APACPH）副会长；专业方向为流行病学、循证医学；主编《循证医学基础》，主译BMJ《临床证据》。
人类几千年的信条都可以错得这么离谱，这给了我们怀疑的底气。如果我们有新的确凿的证据，并具有良好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怀疑权威，怀疑教条，甚至怀疑先贤。许多年后，当我看到Robert Merton“科学就是有组织的怀疑“这句对科学高度概括的名言时，我才知道库恩教给了我多么重要的东西。
（以下演讲稿经讲者确认略有删改）
韩启德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我想用我经历过的一些琐碎平常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生活、科学和医学的一些感悟。我的讲演始终会贯穿一个概念，就是漂流。我想很多在座的朋友都有漂流的经历，漂流的感觉是什么？它有随机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有惊有险，但一直向前。这是我个人经历的写照，也是科学和医学发展进程的图景。
我有个侄子，他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唐天歌，小名儿叫小明。光和声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媒介，他的名字里都有了。前一段，他去美国读研究生，路过香港看望我们。临走前我们爷俩语重心长聊了许久。小明问我：“大伯，您说年轻人应该树立生活目标，您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吗？”他问得我一愣，一时语塞，竟答不出来。
苏格拉底有句话，没有检视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过的差不多了。是小明的一句话让我第一次认真地回顾、检视和省思自己走过的几十年。老实说，我年轻时真没有什么明确的生活目标，我不过是一个顺着潮流的漂流者，就像一片叶子落入了大河，这条大河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漂流，就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太由得自己的那种旅行。1976年下乡，不是我的选择。1977年考大学，能考不能考，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到北医读书也不是我的初衷。记得高考时我跟父母说过，我一不想学医，二不想当老师，虽然也没什么明确的理由。北医的招生老师特别好，专门到家里见我父母，说你孩子报了医学院，也报了北京的学校，那北京医学院去不去？那时我还在乡下，没见到招生老师。父母觉得去北京学医不错，就这么给我定了。你看，我曾经有过一次主见，就是既不想学医也不想当老师，而现在我已经在医学院当了23年的老师。
我是怎么当上老师的呢？我1987年出国，到1995年，已经在英国待了七、八年，读了硕士，读了博士，博士后也做了几年，下一步怎么走？到哪里去？回国，继续待在英国，还是去美国？很多朋友都去了美国。但无论如何，当时我的选项里都没有香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他说香港挺好，风景优美，待遇不错，离国内又近，而且到香港工作视为回国服务。我是公派留学，视为回国服务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很巧，没过多久，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一则香港中文大学的招聘广告，正是我这个专业的，有人就把广告塞到了我手里。1995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就是面试这个工作。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太美了，香港中文大学就坐落在大海边，吐露港十分宁静，特别适合做学问。我就这样去了香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没想到一试就是20多年。
你看，从1976年下乡到1995年去香港，这20年间，很多重要的拐点都不是完全由我自己决定的。所以我常和朋友说，我是一颗浮萍，一直在漂流。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场漂流之中。时代这个潮流的力量太大，裹挟着我们每一个人，很少人能跳得出去，跳出去抑或是搁浅。所以，中国人讲时势造英雄，讲天时地利人和，很少把个人的力量放到特别高的位置。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也许做不了皇帝。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互联网的出现，马云也许不是今天的马云。
我是幸运的，在漂入大河之前没有搁浅，在继续的漂流中也没有翻船。相反，在求学的路上，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老师，他们是我航行的灯塔。
曹家琪教授是我北医的硕士导师。在最需要的时候，曹老师教给了我什么叫“先做人后做事”的道理，职业生涯之初，这一点太重要了。
在英国留学期间，我遇到了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弄潮儿，我的老师有6位爵士，其中4位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Muir Gray爵士，Iain Chalmers爵士，Richard Peto爵士，他们是把我引领到循证医学领域的人，我在其他地方谈过很多次，今天我想说说另三位。
第一位是John Savill爵士。John现在是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总局的主席。记得有一年他在爱丁堡搬了新家，要house warming，就是叫很多人到家里开个party，热闹热闹。聚会快结束时，John却不见了，最后在厨房里找到了他，发现他在帮忙收拾厨房。这件小事至今我还记着，因为John让我看到了伟大和平凡可以兼于一身。
第二位是Nick Wald爵士。Nick是国际上唐氏综合症筛查的第一人。记得有一次我们要改一篇文章，我到秘书那里取文章。秘书告诉我：这是第83稿了，最后那次Nick只改了一个冠词。我拿着稿子兴冲冲去见Nick，他劈头就问，strong和very strong有什么区别？我说，“很强”要比“强”更强吧。他说，不，“强”一个字就足够了，那个“很”字是多余的。然后话锋一转：你看《经济学人》吗？我心想这和强不强有什么关系。他说，经济学人有本特别好的关于文字风格的书，我建议你看看。我一股脑儿把《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和《卫报》文字风格的书都买了回来，至今还留着。现在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做学术要有这样严谨的态度。
第三位是Richard Doll爵士。Doll是我这个专业神级的人物，就是那个最早发现吸烟可以引起肺癌的人。记得那是牛津一次晚饭后的闲聊，我坐在Doll旁边。我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在中文的教科书里，非常敬仰。他说：“哪里哪里，我们只不过是幸运而已，那时慢性病研究刚刚开始，有很多像吸烟这样重要的危险因素等着我们发现，你们这个年代不同了。”
Doll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却轻描淡写地说是运气，我想可能是谦虚吧。可是，他说的时候却十分诚恳，不像只是客套。我一直没有真正理解Doll的这句话，直到我读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这是一本打开我大脑天窗的书。我更多伟大的老师是在书中遇见的，从未谋面，库恩就是其中之一。
库恩语出惊人，说科学突破有很大的偶然性，是不可预测的。库恩还说，任何伟大的理论，明天就可能被证明是错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今天有了成就，可能是撞了大运，而你的成就明天可能会变成臭狗屎，一文不值。
库恩说的太匪夷所思，我好多年没有回过味儿来。我不敢相信，也不甘心。难道我在医学院5年苦读的金科玉律很多并不靠谱？我在库恩搅的这个“旋涡”里打转了很久，跳出来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再说详细一点。库恩说，科学上有个难题：一个科学家突发奇想、灵光一现，冒出一个崭新的理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有没有缘由？有没有先兆？有没有套路？是否可以预测？如果有，我们就可以复制，可以用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一群科学哲学家研究了很多年，结论是不知道。科学家的突发奇想没有任何先兆，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极大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有点像蝴蝶效应，运气使然。因此，人们常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苹果砸出来的，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是梦里发现的，因为说不出别的所以然。
科学突破竟然主要靠运气？大科学家罗伯特•科赫也是这么说的。科赫是现代细菌学之父，世界上第一个证明细菌可以致病的人，1905年获诺贝尔奖。在回顾一生成就时曾感言：“如果我的努力导致了比一般人更大的成就，我相信这是因为当我在医学领域徘徊的时候，误入了一条旁边还藏着金子的路。而如何识别金子和铜铁则需要一点儿运气。”科赫说他是误入歧途、运气使然，看来不完全是谦虚。
库恩说科学突破很难预测，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一旦出现，对旧理论可能是颠覆性的、碾压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他说这就是科学革命。我举几个例子。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在天文学上是个重要问题。过去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人住的地方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站出来说：不对，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先前的地心说。还有，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过去人们说是上帝造的。达尔文说：不，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进化论碾压了上帝造人的说法。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人类不可能俘获核能，意思是原子弹是造不出来的，但很快原子弹就造出来了。英国皇家科学院前院长罗德·凯尔文勋爵也曾经预言，说人造的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是不可能存在的，意思是飞机是造不出来的，但是很快飞机也造出来了。这些伟大的理论和预言，回头看似乎很可笑。
医学里也有这样可笑的东西。希波克拉底是西方的医圣，影响西方医学2000多年。他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液体组成的，如果这四种液体的比例发生改变，人就会生病。治病就是纠正这四种液体的平衡，方法有催吐疗法、泄泻疗法和放血疗法，两千多年来都是这样。放血疗法在历史上曾被用作灵丹妙药，什么病都可以治，没病时还可以放血养生。据说，美国前总统华盛顿临死前接受的就是放血疗法。今天我们觉得四体液说和放血疗法就是个笑话，但当时它们可是医学的金科玉律。
《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教了我两个宝贵的东西。一是胜不骄败不馁。你取得了成绩，很成功，别自以为是，别自命不凡，很可能只是运气好而已。你努力了，但没有成功，别自惭形秽，别自暴自弃，你可能还差一点运气。英国作家Gilbert Chesterton曾说：“所有人都是常人，非常之人是那些知道这一点的人。”科赫和Doll不敢自大，也是这个意思吧。
《科学革命的结构》教给我的第二个东西是怀疑。人类几千年的信条都可以错得这么离谱，这给了我们怀疑的底气。如果我们有新的确凿的证据，并具有良好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怀疑权威，怀疑教条，甚至怀疑先贤。许多年后，当我看到Robert Merton“科学就是有组织的怀疑“这句对科学高度概括的名言时，我才知道库恩教给了我多么重要的东西。
怀疑精神是科学的精髓。什么叫怀疑精神？我举个医学的例子吧。疾病是什么？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应该是黑白分明、无可置疑的，否则如何诊断，不能诊断又如何治疗？真的是这样吗？
我以高血压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除非血压特别高，否则血压升高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它是怎么成为一个疾病的呢？这是因为血压升高会引起冠心病和中风。但是，几十年的研究发现，血压和冠心病风险呈直线关系，血压越高风险就越大。血压值上没有一个拐点，高于它必然发生冠心病，低于它必然不会发生冠心病。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拐点，它就是定义高血压最客观最科学的切点，可惜它不存在。那么，血压高于多少才算高血压呢？100 mmHg，95 mmHg，还是90mmHg？没有绝对的标准。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人为地调动高血压的诊断切点。
那么癌症呢？那么大一个肿块，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清清楚楚，黑白分明。其实，癌症不是一上来就那么大一个肿块的，而是从一个细胞的基因癌性突变开始的，然后长成一小堆癌细胞成为原位癌，原位癌继续长大成一个大肿块，还可能转移到其他器官。癌症长得越大，引起死亡的可能性就越大。癌症与死亡的关系和血压与冠心病的关系差不多，也不存在一个拐点。那么，多大的癌症才算癌症，也没有客观的标准。这样看，癌症也不是黑白分明的事实。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讨论癌症的诊断切点，而是仪器说了算：凡是仪器能检查出来的都叫癌症。我们的仪器越来越好，结果是能检查出来的癌症越来越小。
疾病固然有其生物学基础，但绝不是黑白分明的事实，而是一个可以人为改变的规定。
回到我和侄子的对话。小明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看来我们每个人只能祝自己好运了。我说是，但也不完全是。在你目标不确定时，在你好运降临之前，你可以做好两件事。第一是学会做人。记着头上三尺有神明，学会敬畏，懂得谦虚。否则，有一天当你真的变得高大了，如果头上没有光明，你的阴影会很长，甚至是斜的，你的坏影响可能会很大。第二就是把每天手里的事情做好，你目前所做的就是最适合你的，兢兢业业地把它们做好。事物之间是触类旁通的，学习是可以融会贯通的。等你锁定目标时，当你运气降临时，你不曾浪费你的时光，你过去做过的一切都会派上用场。
小明似乎还是不太放心，说：大部分人忙了一辈子还不是什么成就都没有？不是白辛苦了？我反问小明，什么是成就？如果我们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成就，那么，成功只属于少数人。但是，我们每人心中都有一个向往，且常常不同。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尺度可以度量所有的成功，也因为此，这个世界才变得如此多姿多彩。即使最后你没有达到预设的目标，但有一条，在这一路上会有无数特别美丽特别壮观的风景，如果你学会欣赏，单这些风景就足以令你满意了。
最后，小明问我：“大伯，如果再活一辈子，你还会选择现在的工作吗？”我说会！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曾经有个很富有的人告诉一个年轻老师，别做老师了，做老师太苦了，不如去做生意赚钱。年轻人说，为什么啊？那个很富有的人说，赚了钱才可以衣食无忧，衣食无忧了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全心全意地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他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很快我就要去做我最喜欢的事情了。这个很富有的人就是马云。
如果你是一滴水，无论生在哪里，都注定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漂流，最终会流入大海，回归浩瀚的平静。
人生就像一场漂流，特别高兴在这里遇见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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