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全球性：古尔纳《最后的礼物》中的文学绘图与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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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坦桑尼亚小说家古尔纳在《最后的礼物》中借由绘图探讨流散群体的身份问题。通过将空间关系带入叙事，古尔纳绘制了桑给巴尔岛的地方性地图和印度洋沿岸行程地图，并将二者叠加重构，完成了对个体与全球空间关系的认知测绘，提出了兼具地方精神和世界视野的“在地全球”身份理想。经由绘图，古尔纳不仅重构了流散群体的方位感与归属感，更通过地图的呼应与同构实现了地方意识与世界精神的整合，彰显了“在地全球”身份的创新与超越。

关键词

古尔纳；《最后的礼物》；文学绘图；身份；在地全球性；认知绘图

作者简介

孙鲁瑶，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族裔及流散文学研究。

Title

Glocality: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Gurnah’s The Last Gift

Abstract

In The Last Gift, Tanzanian novelist, Abdulrazak Gurnah, explores the issue of diasporic identity through literary cartography. By bringing the spatial relation into the narrative, Gurnah draws up the local map of Zanzibar Island and the itinerary map along the Indian Ocean Coast. Moreover, he overlaps and reconstructs both maps to complete a cognitive mapping on the spat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lobe and, thereby, propose an ideal identity of “glocality” with both local spirit and global vis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cartography, Gurnah not only reestablishes the sense of place and belonging of the diasporic communities, but also integrates local awareness with global spirit through the correspondence and isomorphism between maps, thus innovat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essence of the “glocal” identity.

Key words

Gurnah; The Last Gift; literary cartography; identity; glocality; cognitive mapping

Author

Sun Luyao is a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specializing in ethnic and diasporic literature.

Email: [e-mail]

2021年，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 ）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指出，古尔纳的文学书写探讨了流散群体不断调适身份以融入外部环境的过程，这是其小说脱颖而出并最终斩获奖项的重要原因。从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到其最近的作品《重生》（Afterlives, 2020），古尔纳都致力于从不同维度探讨非裔流散群体在后现代世界中的身份困惑与认同焦虑，他坦言：“我在自己写过的所有书里，总是对人们探寻自己‘身份’的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纳斯塔 78）。在古尔纳的诸多小说中，《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 2011）可圈可点，不仅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作是“一部关于身份的佳作”（Cummins），更有学者冠之以“古尔纳的巅峰之作” （张惠 9）美誉。小说通过呈现阿巴斯（Abbas）逃离故乡桑给巴尔、游荡于印度洋世界并最终定居英国的尘封往事，开启了关于非裔流散群体的身份探讨。不少研究者认为小说的亮点在于族裔身份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建构性，指出非裔英国穆斯林身份不仅激发了“整合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自我觉知”（Manqoush et al. 216），也有助于探索“解决矛盾的心灵和解之路”（朱振武、游铭悦 71）；更有学者进一步注意到了古尔纳小说中地理空间与文化身份的交织关系，认为古尔纳以“地方性”抵抗同质化身份，对后殖民和世界文学进行反思和超越（张峰 5）。上述研究层层递进，不仅为探研小说的身份问题打开了视野，也为进一步探索地理空间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这些研究者并未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和场所不仅具有独特的空间排布，而且彼此联系，类似一幅幅地图，投射出作为地方的桑给巴尔以及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样貌，主人公阿巴斯的往事追忆和身份探寻也围绕着“地方”与“世界”的位置关系逐步展开。那么，古尔纳为何要以绘图的方式开展身份探索？其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理隐喻和书写动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理论可以为探索上述问题提供启迪。“认知绘图”是詹姆逊基于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空间测绘理论发展出的关于处理个体与地理整体性、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观察模式。林奇认为，现代大都市的变化节奏之快，使人产生方位上的迷失感，引发制图需要。詹姆逊将这一境况拓展至整个全球空间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导致地方和场所的频繁迭变和日益碎片化的时空体验，大大超出了主体原有的空间适应力，产生身份辨识的困境，“人们不可能从感性上组织周围的环境和通过认知测绘在可绘制的外部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詹姆逊，《文化转向》15），此时便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能够“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觉”（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514）。在此基础上，詹姆逊将认知绘图定义为“一种关系系统”（《詹姆逊文集》第三卷  429），即通过“主体的经验性方位与抽象的地理总体性之间的协调，〔……〕测绘个体与本土、国家和国际现实之间的社会关系”（Jameson 52）。从宏观上看，认知绘图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感知和描画主体与周围环境的空间关系；二是从想象层面探索个体与更大的世界体系之间的整体性联系，以此摆脱后现代“超空间”中主体的身份困窘，重塑个体对自我及与世界关系的认知。

沿此思路，本文聚焦《最后的礼物》中流散群体关于身份的认知绘图过程，通过分析古尔纳对地方及外部世界的空间探查和关系建构，揭示作家建构平等、多元、交融性身份的理想，以及对全球化语境下“个体”与“世界”、“地方”与“全球”身份的融通与辩证思考.

01

桑给巴尔地图与地方性身份

论及身份，人们往往想到的便是自己的来处，这是一种持续的怀旧情感和故乡关切，更是主体叩问自身与外界关系、完成自我定义的首要环节。然而，小说里，作为故乡的桑给巴尔却并非浪漫怀旧之地，而是承载童年创伤和过往秘密的空间，主人公“转移话题”①（146）或“不予理睬”（43）的回避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地方面貌的混乱和迷失。因此，对桑给巴尔的空间测绘就成为小说探查个体与周遭关系、定位流散身份的首要起点。不过，古尔纳并未对这个东非小岛进行雄心勃勃的全局扫描或制图学式的空间概览，而是通过绘制及拼合两个风格迥异的空间图样，重构了东非海岸复杂、多样的地方性身份样貌。

古尔纳的绘图始于桑给巴尔岛西北部位于姆费内西尼镇（Mfenesini）的学校。这所学校作为绘图起点有着独特的考量，它不仅是主人公阿巴斯离家求学的“第一个重要时刻”（60），也是其接受系统性的殖民教育、对桑给巴尔产生自觉认知的开端。

这里共有三个区域：中间的区域面向马路，两个较小的区域与道路成直角，形成一个开口的四合院。中间的房屋与道路之间是花坛和灌木，其中一棵灌木上挂着一根金属栏杆，那就是校铃。〔……〕教室的墙壁有三英尺高，没有门窗，〔……〕旁屋后面是学生课间玩耍的院子，再远一点是厕所。（61）

从这幅宏观的校舍空间地图来看，这所姆费内西尼学校呈现三面合围的状态，三个区域的建筑物相互对接，形成一个C形空间，在空间开口处，灌木和校铃构成了一个隐形边界，将空间与外界区隔开来。古尔纳尤为细致地解释了地图中的空间及地标功能，一共书写了三类空间。第一类是以马路、花坛灌木为代表的线型边界，其功能是限制行动，维护权威，“学生不允许穿过马路，即便在早休时也如此”（62），哪怕望向马路对面都会“收获一记耳光”（64）。花坛灌木则由于悬挂着校铃而成为学生们的禁区，课末只有一名学生获准“去花坛处，用挂在一旁的铁杵敲击两下金属铃铛”（61），其他学生则无权越界。第二类是以厕所为代表的教化空间。校方要求学生每日清理厕所，其目的是令学生意识到桑给巴尔人家中“充满污秽”（61），需要接受文明开化的西方殖民教育和公共卫生管理理念的帮扶和救赎，因而在校“被教育要讲究卫生乃是幸事”（61）；从位置看，厕所隐匿于院子后方、处在校舍地图的边缘，这正是殖民教育强劲的渗透性和占领性的最佳例证。第三类是监察空间，即地图中的教室。古尔纳刻意强调教室的墙壁只有三英尺高（不足一米），无门窗隔断，能够“很容易看到其它班级的情况”（61），这一设计精要在于其采用了全景敞视技术，便于目光毫无阻挡地穿透空间，开展“无规律的、经常性的巡视”（福柯 232），从而使被监视者产生管理自觉。可见，古尔纳笔下的姆费内西尼学校地图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忆投射，而是在还原殖民者压制、奴役和管理殖民对象以及建造理性化、秩序化和条纹化②空间的殖民过程。这一精心编排的殖民空间象征着关于自我的负面认知，不断创造出一个封闭、被动、驯服、去主体化的地方性身份。同时，古尔纳有意在姆费内西尼校区地图外部增绘了一块图样——位于马路对面的乡村市场，“人们在那里买卖水果、蔬菜、鸡蛋、木柴”（63），物质交往频繁。市场与C形的校舍同构出一个三面合围，一方流动的空间。对比桑给巴尔岛便会发现，这个两端尖细、被非洲大陆环抱的海岛恰也具有三面向陆，一面向海的地理特性。这一巧合不免令人推测，在古尔纳的设计中，这幅姆费内西尼学校地图正是桑给巴尔岛以小见大的隐喻，其描画并传递了这座岛屿在居高临下的殖民知识体系和话语中受人钳制、缺乏自由、失去喉舌的存在状态，它是桑给巴尔乃至整个非洲身份的晦暗面。

校舍地图远非桑给巴尔全貌，古尔纳还绘制了一幅并列的图样，作为对桑给巴尔地方性绘图的补充。这是一幅桑给巴尔临海空间地图，它始于阿巴斯就读的教师培训学校。与姆费内西尼学校不同，这是一座“海边宫殿”式的建筑：“房屋漆成白色，有着长长的外廊和红色的屋顶”（66—67）。“白墙”是桑给巴尔本土的穆斯林风格，而 “红顶”则更似外邦建筑的配色，加上欧洲风靡一时的“外廊”（verandas）设计，这所学校俨然是本土与域外文化合璧的地标。学校的图书室象征着人类的知识与精神成果，它位于一幢大楼中，“四周延展着宽阔的走廊和阳台”（129），四通八达、四向开放的楼舍与姆费内西尼学校封闭、辖域化的构图形成鲜明张力，显示出临海性格的流动性和交往性。同时，阿巴斯的住所也与海洋遥遥相望，房屋的露台上“有盆栽灌木”（132），“灌木”已不是姆费内西尼学校的条纹化边界，而是凝望和拥抱海洋的绿色生命，成为生机勃勃的临海文明的象征。据记载，早在公元前，桑给巴尔就与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存在商业往来（裴善勤 78）。12世纪末，桑给巴尔及周边地区不仅建立了正规的商业体系，甚至开始了与中国的瓷器贸易（79），这一悠久宏阔的外邦交流史和商贸知识体系显然不完全是殖民活动的舶来品，而是古已有之的精神品性和流动的地方身份的标签。地图中有限的图书室与广阔海洋之间的巨大张力正暗示着桑给巴尔临海的地方精神成功超越了狭隘的殖民知识体系。以此，古尔纳绘制了桑给巴尔地方性身份的另一面：反辖域化、敞开、不断流动，它面向海洋，拥抱海洋并融入海洋，具有自由精神和开放心态。

将姆费内西尼地图和临海地图叠合，古尔纳的桑给巴尔全貌图已具其形，它有着一种含混隐约之态：既拘谨又自由，既封闭又开放，这是桑给巴尔兼具殖民地属性和自由性格的双重面貌，也是复杂地方性身份的样板。古尔纳意在表明，即使是桑给巴尔这样的小岛都无法、也不应当被同一种话语和身份所定义，殖民烙印之下同样存在着悠久的斯瓦希里地方精神和自由意志，它们是复杂的东非历史的映像，也是地方性身份内在张力的来源。值得一提的是，古尔纳毫不掩饰这两种身份的拉扯冲突，农民出身的阿巴斯与商贾出身的第一任妻子的决裂正是桑给巴尔身份内在裂隙的体现；同时，古尔纳又暗示了两种身份的可调和性，阿巴斯从姆费内西尼学校到海滨师范学院的空间移动正是对双重地方性身份的整合与操演。在古尔纳看来，桑给巴尔内部存在着繁复性、多样性和诸多摩擦，很难被同质化或本质化，桑给巴尔的地方性身份也延续了这一根本特质，呈现出双重样貌。因此，对桑给巴尔的空间探查与绘图不仅协助古尔纳击碎了单一刻板的殖民赝象，还原出真实复杂的社会脸谱，更是古尔纳认知和重构桑给巴尔乃至非洲地方性身份的隐藏谋略。

不过，桑给巴尔地图所表征的毕竟只是地方经验的一部分，而非关于存在的整体性图景，它只是阿巴斯一生中短暂驻足的故乡和复杂流散身份的侧影，只关乎“来处”，却无法为主体在不断变动的外部世界里提供持续的关系向导和身份指引。阿巴斯离开桑给巴尔后，故乡分离必然产生新的语境，缔造新的身份，引发阐释困境。一张更为广阔的世界性地图亟待被绘制。

02

海上行程地图与世界性身份

如果说桑给巴尔地图是内向性的身份探寻，那么阿巴斯的印度洋沿海行程图便是一种外向性的身份建构，主体通过边界跨越探查位置关系，重新观看和理解外部世界，推动身份在更广阔的移动空间里持续生成。小说里，年轻时的阿巴斯逃离桑给巴尔后化身水手，乘船先后抵达蒙巴萨、摩加迪沙、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新加坡、马尼拉、香港等地，又沿路返回并深入非洲南部，途径德班到达开普敦和弗里敦，旅程结束后定居英国。古尔纳通过对主人公行程的巧妙规划，开启了一次关于世界整体性样貌的认知测绘，通过主体的空间移动，新地方被不断丈量、理解和投射，新经验被不断生产和纳入知识系统，局部的、辖域化的地方性身份也开始获得整体性、联动性和交往性的世界主义面貌。

阿巴斯造访的城市地标分布于亚非两大洲，大部分坐落于印度洋沿岸，少部分位于非洲西海岸，这一城市区位设置隐含深意。19世纪以来，伴随着殖民活动的推进，非洲西海岸和印度洋世界同时存在着英、法、德、意、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等国的数十个海外领地和各式各样的边界线，各方势力还在海岸线和岛屿上建立了林林总总的奴隶及货物转运站。上述城市正是不同权力主体管辖下的重要殖民据点，它们看似组成了合作流通的世界贸易市场，实则却彼此割裂，成为不同殖民势力瓜分海岸、制造壁垒、抢夺航线、谋取边界权益的地理工具。在这一语境下，阿巴斯的海上冒险便是一种“空间知识向权力转换的过程”（郭方云 141）。穿梭于殖民据点间，阿巴斯不仅对这些城市开展着勘探式的考察和凝视，更是亲身实践了“边界的解体或解构，以及含混的、杂糅式的流动”（Crowley 8），这是拆毁既有空间屏障、开展全球性绘图的第一步。古尔纳这样描写阿巴斯脱离旧地点、进入新空间的喜悦心情：“当太阳升起时，我看到了身旁的陆地；我们在白天靠近加尔各答或香港这样的大港口；想着这一切都在发生，想着所有的来往与骚动，一切都那么新鲜，有那么多令人惊讶的快乐”（251）。陆地的出现暗示了主体跟随船体移动越过边界，进入新的空间领土，将加尔各答与香港这两个相隔遥远的城市并置也有意弱化了边界控制，削弱了殖民权力封闭、静态、条纹化的功能，而古尔纳有意强调移动主体的新鲜感和快乐感，说明个体不仅跨越了物理边界，更是从心理和观念上拆毁了边界本身。

从方向上看，行程图的设计实践了一种逆殖民叙事。不论是从蒙巴萨到香港，还是从香港辗转至英国，都表征了一种方向性，即离开原乡，投入广袤的世界，并最终从亚非进入殖民权力的中心——欧洲。这一行程具有重要的解构性。古尔纳曾指出，殖民活动是从欧洲走入世界的地理行为，其思维始终以欧洲为本位，与之相反，流散作家应当讲述“我们时代的故事”（纳斯塔 79），这是一种反向的地理运动，“即从‘外围’进入欧洲。〔……〕以前关于他们的故事是别人讲述的，如今他们自己讲述的故事必须得到倾听”（79）。可以说，这一冒险之旅在拆毁边界的同时，也为新地图、新的主体性身份的绘制提供了必要性说明和基础性方向。

那么，从细节上看，这样的一幅海上行程图有着怎样的深意？建构了怎样的身份？首先，阿巴斯途径的城市都是殖民时期的海滨重镇：蒙巴萨和加尔各答分别曾是英国在东非和印度的殖民首府；摩加迪沙是索马里最大的城市，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新加坡堪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咽喉；马德拉斯、弗里敦、香港、德班等城市也是殖民贸易举足轻重的大型港口。从这一点上看，行程地图上的城市安排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以重要的殖民城市和港口为切入重构个体性的、去殖民化的经验和知识，建立新的世界性认识。加尔各答和香港处处充满新意，阿巴斯首先感受到的便是“时刻的往来与骚动”（251），令人不禁感叹“这一切都新鲜极了”（251）。在到达新加坡时阿巴斯更是感叹道：“对比曾经被困的特殊感觉，我在新加坡的感受完全不同，〔……〕周围的一切都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快乐，景色、气味、甚至焦虑”（252）。全新的视觉、听觉、嗅觉及由此触发的心理反射相互交织，主体正在从自身视角主动观察和积累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认识。造访德班时，阿巴斯甚至开始发表对这座城市的主观性评价：“这是个让我感受到即刻舒适的地方”（254）。这些从主观体验中催生的关于重要殖民城市的看法和结论覆盖了原有的殖民地图，表征了新的知识系统和空间关系。同时，阿巴斯将旅途中的自己形容为“空中海鸟”（244），这也隐喻了主体跳脱原有知识体系，获得全景视角的过程，从而确立了融通于世界的、整体性的全球化身份。

再者，按照行程顺序连接上述城市便会发现，主体的移动将原本分散的城市相互关联，形成了一幅M形（东非—亚洲）和U形（东海岸—西海岸）的环行线路地图。蜿蜒的线路像一只手臂，将整个非洲挽入印度洋世界，这一构图饱含深意。历史上，许多学者都持有一种偏见，即非洲虽东临印度洋，却不属于印度洋世界。印度洋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乔杜里（Kirti N. Chaudhuri）认为，印度洋世界是伊斯兰、梵语印度、中国、东南亚文明的集合体，非洲虽与伊斯兰世界存在关联，但“非洲社区的历史逻辑分裂和独立于其余的印度洋地区”（36）。因此，非洲一直以来都是印度洋话语中被边缘和孤立的客体。阿巴斯行走和标记非洲及印度洋世界，并将它们纳入同一幅地图系统，是主体重新理解和定义非洲与印度洋关系的尝试。古尔纳刻意强调，在这段冒险中，阿巴斯见识到了丰富且复杂的地区群体，包括非洲人、印度人、马来人、菲律宾人甚至中国人，他们彼此接触，往来不绝，见证并实践了“一系列远程海上交换系统”（Steiner 125），他“竭力令自己迷失于世界中”（247），甚至还自豪地宣称 “有两人成为了我的朋友”（251），这进一步表明了非洲乃至世界各地打破孤立、实现身份交融的愿景。因此，海上行程地图已然超越了“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他者”的结构公式，构造出一个后现代意义上的“激进开放的空间”（Soja 33）——一个充满流动和交往精神的新的印度洋世界，它勾连着亚洲，融纳着非洲，又将亚非引向更遥远广阔的全球。显然，通过绘制海上行程地图，古尔纳想象了一个多样、流动、交流的地球村，呈现出一个桑给巴尔地图所无法看到的整体性的世界，一种关于身份的新的现实。古尔纳似乎时刻都在影射，在这样的世界中，身份也不应再是非此即彼的地域性概念，也不应只属于一个原则、一套体系和一种话语，相反的，身份应当突破“地方”和“自我”的局限，投入流动、变化、多元、连接的世界系统之中，变成“一个更大的，全球故事的一部分”（Pearson 12）。

不过，这幅海上行程地图也有其局限性。主体的行动依赖“海洋”和“船只”等漂泊悬浮的“非域之境”（atopia），一个福柯所言的“没有地方的地方”（Foucault 27），此时，主体极易湮没在熙攘流动的世界性关系中，缺乏身份确认所必要的稳定性和归属感。因此，阿巴斯数年的海上冒险有朝一日必定要终止，而留居英国数十载却依然视其为“陌生之地”（9）的心境则再次说明，多元、流动、交往的世界性身份如果脱离了稳定的地方感，也必然是欠缺和不完整的。进一步探索个体与更大世界的整体性关联，完成兼具桑给巴尔地方精神和全球化视野的认知绘图将是古尔纳重塑个体与地方及世界的关系模态、建构身份政治的必要尝试。

03

双图同构与“在地全球”身份

不论是代表地方的桑给巴尔绘图，还是融入世界的海上行程地图，两者都通过呈现主体与周围世界的空间关系，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古尔纳对后现代身份的理解。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与世界早已不是彼此割裂的“两张皮”，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体，相应的，身份也不应再是两幅地图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对此，古尔纳在前两幅地图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三次绘图，探索身份存在的真实的整体性样貌。不同的是，古尔纳此次绘图并非基于对周遭环境的空间探查，也不呈现具体的、有明显地点或路标的文字地图，而是通过概念化的、寓言性的方式开展认知绘图，把主体的实际方位“跟非经验的、抽象的、涉及地理整体性的种种观念互相配合调节”（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511），从而建构“个体”与“地方”乃至“全球”的想象性关系。通过将桑给巴尔与印度洋世界地图关联叠加，古尔纳同构出一张兼具地方和全球话语的整体性图景和“在地全球”（glocality）③的身份样态。

具体而言，古尔纳的第三次绘图呈现了地方性图景的世界影像，以及世界风景的地方呼应。首先是“集市”这一地标在地方性地图和世界性地图中的复现。姆费内西尼镇的乡村集市是相对封闭、凝滞的小镇上流动活跃的地方，“人们在那里买卖水果、蔬菜、鸡蛋、木柴，还有小摊售卖茶水和零食”（63），它既是桑给巴尔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市场在本土的微观镜像。在对外部世界的绘图中，古尔纳有意呈现这一地方性集市在世界各处的侧影。例如，在德班，古尔纳专门提及阿巴斯对售卖水果的集市印象深刻，喜爱有加；在英国，遥远的苏丹集市通过电视转播映入眼帘，唤起了阿巴斯对姆费内西尼集市的回忆，这种再现栩栩如生，具有深度和质感，“他感觉到了温暖的微风，听到了人们买卖的笑声”（63）。“集市”作为桑给巴尔地图和印度洋地图中的共同地标和联络媒介，彼此呼应，激发了地方性绘图和全球图景的共振，并将二者同构为一体，传递出地方映射全球，全球包罗地方的空间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集市”本身就是“地方”与“全球”融通的符号。历史学者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指出，“集市的概念与狭隘的、非历史性的、原子论的人与人的交易完全不同。〔……〕集市更重要的是指‘本土货币市场’，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本票、汇票和其他可转让票据为长途批发和远期贸易融资的市场”（13—14）。因此，集市是连接地方与世界的纽带，它兴盛于地方，又蕴含了全球资本、人员往来流通的宏观生态，是后现代身份中“本土”与“世界”双重面相的关联性隐喻。

同时，古尔纳通过“家”的意象将地方性地图与世界地图进一步紧密贴合。虽游荡于外部世界，阿巴斯依然感受到了“家”的气息。他感叹道：“许多地方让我想起了家，房子的样式，集市的水果，清真寺外的人群”（259）。这恰与桑给巴尔地图中 “房子”“集市”和“清真寺”等重要的地理坐标构成了呼应。阿巴斯还表达了在德班收获的亲切感：“餐馆和食品让我觉得熟悉，建筑也让我想起了家，孟买、马德拉斯甚至是科伦坡的建筑也是如此”（254）。阿巴斯从不掩饰对德班的喜爱，甚至有意驻留了一段时间，这不仅因为德班是穆斯林重要的聚居地，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德班一直都是多元文化碰撞交往的场所，是民族性与多样性聚合的范本，将德班与孟买、马德拉斯、科伦坡等城市并置，这进一步强调了“家”的全球性和普遍性。同时，德班虽与桑给巴尔千里之遥，却不乏“故人”，“总有人将阿巴斯认作亲人或朋友” （254）。同样的事情也在摩加迪沙上演：“那个男人看着我，好像认识我似的，他走过来迎接我，伸出手，微笑着，但事实上他错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240）。古尔纳强调，这绝非偶然的一次际会，而是“每天都在发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254）。可见，“家”所蕴意的地方感、熟悉感和群体认同遍布世界各地，“故乡”不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抽象的符号，赋予身份以流动性和全球性。古尔纳意在传达，地方与世界早已不是单纯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彼此构建，它们共同塑造了兼具地方和全球的新的后现代身份范式。

事实上，古尔纳将绘图作为“意义协商和挑战的场所”（郭方云 124），通过同构“地方”与“全球”两张地图来完成新的身份建构，这一举动是对非洲文学叙事及非洲身份的有意纠编。文学批评家乔恩·赫格伦德（Jon Hegglund）指出：“在20世纪，西方通过两种明显矛盾的叙事书写非洲：一种是将非洲大陆置于一个永恒的神秘领域，另一种是将其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44）。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深刻影响了非洲本土文学书写和批评，左右着非洲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总的来说，非洲的文学书写及批评形成了两个阵营：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等作家持有传统的非洲民族主义立场，其矛头在于反殖民和寻求独立，而以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为代表的作家则认为非洲应拒绝稳定的地点概念，以流动的姿态拥抱世界（余静远 19）。古尔纳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两种立场虽迎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迫切需求，但却是一种“粗陋的虚构”（纳斯塔 81），因为其逼迫主体在辖域化的国家和去边界化的世界之间作出选择，“将协商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简单化了”（81），而非洲的复杂性就在于其不能被机械地定义和分割，或者说，非洲身份同其历史与现实一样，都具有双重姿态。从这一幅叠加的、融合性的地图可以看出，古尔纳并不想绘制一个孤立王国或是迷失于喧嚣世界里的海岛，相反，他想建立本土化的非洲和世界的辩证联系，赋予非洲乃至后现代身份一种想象的整体性，一种突破物理限制的、超验的“在地全球”样态：地方投射世界，世界展演着地方。自此，地图上所有的地点都变成了一个重叠地带，一个身份的异托邦， “家”也随即上升为一种抽象认知，一个在移动中亦可被寻觅、定义和自我托付的地方。藉此，古尔纳完成了对后现代社会个人、地方与世界关系的认知绘图，消除了身份标签中“地域”与“世界”的分野，赋予了流散身份完整的定义。小说结尾，古尔纳并未安排阿巴斯回乡，妻儿也并未亲眼目睹桑给巴尔的样貌，一家人最终在域外世界与非裔身份达成和解，印证了在地全球身份的有效性。从这一点上看，阿巴斯给妻儿的“最后的礼物”正是这幅融合地方与世界身份的认知地图，儿子贾马尔对未来的设想恰是这幅图景的又一拟象：“我们当然会去桑给巴尔，我想看看那棵树，树下父亲正在剥花生，伟大的世界也在我们的视野中风云变幻”（279）。

通过将空间关系带入叙事，《最后的礼物》达成了文学绘图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多重映射。桑给巴尔地图和海上行程地图从“地方”和“世界”两个维度完成了对个体身份的探索，展现了复杂、多样、流动的存在状态，而双图的叠加则完成了对个体与全球空间关系的整合，建构出兼具“地方”与“世界”双重视野的“在地全球”身份理想。古尔纳始终坚持，在人员流动、物质交往频繁的全球化时代，个体不应局限于地域、国家、民族的单一视界，而应当关注个体与世界互联、互动、互释的整体性关系，以多元交融的姿态完成对身份的重新定义。值得一提的是，古尔纳无意营造威塞克斯或约克纳帕塔法般虚构的地理迷境，而是使用姆费内西尼镇以及印度洋沿岸诸多真实存在的城市为地标，力图将绘图行为和有关身份问题的讨论立足于现实世界。这说明，古尔纳始终对绘图持有务实态度，他希望在真实世界寻得一个解决现实身份危机的可行方案，而非制造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理想。尽管兼具地方与世界视野的“在地全球”身份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个体对“地方”及“世界”的具身体验和差异性感知，仅将身份依托于一种抽象的、超验的心理认同，一个超脱现实的想象空间，但不可否认，古尔纳的身份制图学的确巧妙回应了流散群体的身份困惑与诉求，并为理解和阐释身份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责任编辑：杨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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