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怎样对待“潜规则”

“显规则”写在种种制度文本中，被统治者所公开倡导。“潜规则”则像一只隐形魔手，操纵着一些人按它的方式运行。

清代官场的潜规则表现于诸多“陋规”。据统计，清咸丰年间的陋规举其大者有节寿礼、程仪、卯规、别敬、秋审部费、晋升部费、门生礼、浮收、勒折、签子钱等。

左宗棠在写给户部尚书阎敬铭的信中说：“官之薪廉，应得者也。此外，如相沿之陋规，或借以办公，或取以作交际之用，尚可谓为应得之款；致因巧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若亦应得而以陋规宽之，是夷、跖可同科，贪夫多侥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基于当时的吏治状况，左宗棠对谋于私利者，坚决反对，毫不假借。他在整治吏治转移官场风气时，对陋规中的私仪与礼规即严加禁绝，行文通饬所属文武印委员弁删除节庆贺礼，勤思职守。1879年，第一任甘肃学政许应骥任满回京，他照广东规矩，要一笔路程费。左宗棠认为，十八省中只广东一省有此陋习，甘肃是穷苦省份，且正在裁革陋规，岂有新设之理？因此没有致送。

左宗棠以身示范，表率他人。从陕甘总督离任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知道他一生清廉，又博施广惠，宦囊所剩无几，怕他在京不够日常开销，想到从前陕西经收甘肃捐输，剩有一笔尾款，恰好可以“移济匮乏，廉惠不伤，与者与受者均有以自处”。左宗棠婉拒了这笔别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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