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星：疫情之后，城市亟需升维
这次疫情为什么主要发生在武汉，我认为，武汉作为一个交通枢纽，是一个“十字路口”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实际意义的“国家交通地理中心”，在全国区域体系中有着特殊地位。但现实情况是，城市应急系统、城市管理体系、城市风险预测等方方面面，与武汉作为一个国家交通地理中心的实际地位存在着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映射在各个方面，也许这一次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下次可能会在其他方面上暴露出来。所以，城市内在的区域地位与外在的管理系统的严重错位，是造成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最核心原因。这种错位问题，并非在于城市规划，而在于规划之外。
武汉——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中国的交通地理中心城市
这种错位，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城市的“维度落差”，因为武汉疫情反映出来主要不是物理空间问题，而是更高维度的信息空间滞后问题。在如此高密度、高人流的超大型城市中，各种各样的信息需要及时收集、反馈、计算、处理和控制，但武汉显然在这方面是严重缺位的。我认为，不管是专业界还大众领域，目前对于超级大都市的“信息空间特殊性”的理解还是不到位的。这种信息空间特殊性体现在，类似武汉这样的“潜在的战略中心城市”，从一开始就应该具有超前的信息安全战略性，从更高维度的信息空间上予以提前规划和谋划。否则，很有可能培养出一个看起来庞大但实际上没有高维度信息处理能力的“巨婴城市”。因为当代大都市不仅仅需要完善的城市功能，更需要完善的城市信息管理，包括应急系统，才有可能适应随时出现的复杂局面。
武汉城市意象
城市及区域发展还是要向前看和向前走。作为规划专业人员，一定要透过表象看清实质，坚持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不能人云亦云、流于表面。要防止因为疫情突发事件引导城市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城市产生降级行为。所谓“降级”就是回避核心问题、就事论事，然后针对非实质性问题进行乱折腾，既浪费了城市资源，又浪费了发展机遇。这次疫情，表象是城市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的不足，实质是城市整体能级的不足。下一阶段，武汉以及整个湖北都应该在注重城市快速增长的同时，进行全方位的“城市升维”，才能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的突发事件。
城市升维的本质，是指要从更高维度去理解和控制城市。根据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代城市中有POET四种流：P即人流(People)，O即物流(Object)，E即资金流(Economic)，T即技术流(Technology)。这四种流量决定了整个城市日常的运营、城市功能的集聚和扩散程度。
现代城市的五种流量
但是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却是更高维度的流，即信息流（Information）方面的问题。前四种流量（POET）是相对低维的，比如物流和人流，沿着交通路径在平面和三维空间上进行传播，是介于一维和三维之间的；资金流和技术流可以在更广泛的时间、空间中传输，是介于三维和四维之间的。而第五种流，即信息流（I），则是更高维度的，信息流不仅包含了线性的时间、空间，还包含了非线性的信息纠缠。在当代大都市的五种流量POETI中，最后一种流量——信息流，其实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它可以对前几种流量起到操控作用。
纽约时代广场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生产空间
非线性的信息纠缠是信息流的最关键特征，从一开始就把这种信息纠缠考虑进去，才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因为信息纠缠而产生的信息误判、信息扭曲等现象。管道化的信息流与非管道化的信息流必须共存，并且形成相互平衡。所谓管道化的信息流，是指受到高度管控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信息路径，它们所编织形成的线性信息空间；非管道化的信息流，则是指完全开放的非线性信息空间，所有人既是这个开放信息空间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这个开放信息空间必然是高度纠缠的，真实的信息和非真实的信息（所谓“谣言”）交织在一起。
一个完整的信息控制空间，应当是同时包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信息流反馈机制，并且提前考虑到信息流的内在纠缠，做好反纠缠的预案。这套信息空间系统如果平时多加演练，会大大减小突发事件产生的危害。如一些全球顶级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等，为了适应作为全球中心城市的高流量状态，在拥有强大POET四种流量的同时，其信息流的实时反馈能力和反纠缠能力也都非常强。
纽约市应急管理部门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密度问题以及集中、分散问题，而是如何能实现对信息流轨迹的完整追踪，从而提高城市的应变能力。武汉的人流和物流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对信息流的管理能力跟不上，遇到紧急情况，城市系统就必然会瘫痪。我们所需要的，是在高密度和高度集中的过程中，实现精细化的分散。这样才能在提高城市POET四种流量的同时，通过信息流来提升应急反应能力。这个“聚中有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升维的过程。
信息平台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大城市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大密度，提高集聚程度，唯有如此才能积累能量，为城市的真正升维创造基础。我们不能以低效的城市分散以及应急性的空间隔离为价值基础，来搭建未来城市模型，而应该加速城市迭代速度，让城市尽快升维，只有这样才能应对下一次危机。
城市升维
UED：“城市升维”是否与规划一直在进行的大数据相关？
对，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实际是必然。如果可以将疫情的危机转化为一种新的机会，也会为城市带来新一轮成长的可能性。我国近年来大力倡导的智慧城市和大数据，其实都是在强调信息与城市的关系。应当说，我国近几年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疫情危机带来的影响。而反过来，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必然也将加快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
至于大数据，我认为是未来信息空间系统的基础，但大数据本身并非目的。目前的大数据还是分散的，这些数据尚未充分发挥其信息空间基础价值。对于整个国家体系来说，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信息空间体系，保证所有城市的主干系统通过信息传输通道与中央相连，并及时向决策层反馈信息。不仅如此，毛细血管与主干系统之间以及毛细血管相互之间，也需要建立高效的反馈机制。
百度迁徙
无论是智慧城市还是大数据，都应当超越于现有的城市功能，这样才能起到引领城市升维的作用。像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在国家信息体系中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大于其在物理空间的交通枢纽作用。这一点，也许我们在做城市和区域规划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希望在下一阶段的全国新一轮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加强有关信息空间的规划内容，以及信息空间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价值枢纽作用。
城市大数据
UED：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中是如何应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哪些理念和规定？
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与公共卫生是直接相关的，比如早期英国关于城市卫生和工人住房的立法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现代城市规划原理，关于污水处理、公共卫生防治、应急防灾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市规划，总的来说还是遵循了现代城市的规划基础原理，城市规划本身并没有大问题，而且此次疫情的发生也并不是由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造成的。我们不一定急于从城市规划角度进行反思，但需要从更高的维度、更广阔视野提出未来的设想。
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目前，我国与公共卫生和应急防灾相关的规划，主要由城市规划部门和非城市规划部门主导。城市规划部门主导的规划，其实一直包含了公共卫生和应急防灾的专项内容，比如在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中，一般都会设相应篇章。这些规划，都会依据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对医院、传染病医院、应急诊疗中心和社区配套医疗服务中心等，进行非常详细的技术规定。
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修编)
另外，非城市规划的政府部门，如发改委、卫生部门、农业部门等也会专门制定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专项规划，比如全国卫生事业的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其中，与公共卫生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规划，是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门主导编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的建设规划》，这个规划详细规定了有关医院分级体系、烈性传染病的防治等，层次架构非常清晰，该规划是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最权威文件。
健康中国2030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个理念就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规划，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政策，因此从一开始就应当直接面向公共领域。规划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权利。公共卫生规划的主要内容，应该大力传播到每家每户，而不应该只是作为一种部门专项规划。公共政策的最终监督者不是上级部门，而是社会大众。只有每一个市民都能对公共政策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才能主动担负起监督的责任。
—单元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空间构想
UED：经过此次疫情的考验，未来的城市规划应当从哪些关键方面入手，提高城市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性风险的响应能力、适应能力与恢复能力？
此次疫情可以看出在两个方面出现问题：一方面在于防疫——疫情来了，信息反馈机制失灵。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城市的升维，从信息空间角度提升城市的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方面在于治疗——城市的医疗体系跟不上，因此需要全国前来救助。如果中国没有这样高度发达的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体系，疫情的后果有可能更为严重。所以我认为，从区域角度来看，恰恰需要进一步加大城市之间的连接效率和连接密度，而不是反向为之，引导区域向“孤岛化”方向发展。
广州南站
从具体措施来说，需要研究日常和应急两个体系，两个体系应该长期并置，形成一种“相互备份系统”。在日常系统中，城市空间应该增加空间（特别是公共空间）使用的弹性、可变性、混合性、容载性，比如体育馆临时转化为放舱医院，就是很好的做法。推广一步，未来所有公共设施都应具有双重属性，成为“通用基础设施”。比如机场、体育馆、图书馆、音乐厅、街道、公园、学校、政府机关大楼，等等，理论上都可以转化为城市应急系统的一部分。这就需要我们从城市规划标准和建筑规范角度，进行大幅度调整，从技术上做好储备工作。同时，也应该制定相关法律，使城市空间的新属性成为未来城市的法定内容。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对于应急系统，需要尽快构建“国家应急产业体系”，鼓励实体制造业和商家提前预制临时的应急单元，包括应急医疗仓单元、应急防灾单元等，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直接运送往现场快速组装，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与永久性建筑空间不同，这样的应急单元占用空间较小，更现实，成本也比较低。目前，国家应急产业体系并没有形成，应该鼓励发展，未来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我曾提出过“单元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基于互联网与城市关系提出的。未来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人的单元化。这不仅指人作为一个信息节点，也包括在物理空间上走向单元化。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这三种属性可以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空间单元。独立空间单元与城市基础设施直接相连，这样的空间也可以称之为“终端空间”。这次疫情必然会加速这种单元化趋势。
单元人：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
如果未来疫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么隔离？最好的状态是每个人单独隔离，形成最小单元。这个单元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卫生设施+厨房设施+睡眠休息设施），甚至可以拓展为最小的工作单元。这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全新城市体系，像基础设施一样，纳入城市基本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应急单元，这是一个基本生存权利。同时这种单元空间与当下的互联网体系可以匹配起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的隔离体验（比如一周一次），开始适应这种独立生存状态。当然，前提是通过互联网的信息空间可以解决基础性的配套服务问题。
单元人的生产空间模型
除了个体单元的分散化趋势，共享空间、交流空间、展览空间、集会空间等则会集中和加强。未来城市会变成一个融合体，既分散又集中。传统上的办公区、居住区、商业区、科技园区这样的功能集中区，有可能会衰弱、消失，被独立的个体单元所取代。未来的城市就像葡萄树，每一个个体单元就是一粒粒葡萄。这个单元最小可以到个人，也可以到家庭，或者一些社群聚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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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明显下降，大地回春就在不远处。此次疫情已经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也让各行各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必将引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全面反思。疫情之后，城市亟待升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未来的武汉、未来的湖北、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更美好。
编辑 九三、lxi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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