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合一：一名优秀的学者、教师和导师 | 人物志004：John Ishiyama

编者按

在当今学术界，往往研究与教学被视为独立甚至对立的两端，但John Ishiyama教授的职业生涯却生动诠释了两者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位杰出的学者、教师和导师始终坚持认为，研究为教学提供深度与活力，而教学则为研究成果提供了传播和实际应用的舞台。

Ishiyama教授的人生轨迹深深植根于他的日裔美国身份及其家族历史中，这些经历赋予了他对民主价值和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塑造了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议程。他的教学生涯充满了启发与激励，许多曾经的学生如今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传承着他所强调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精神。他通过与学生的合作，不仅产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著述，还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政治科学家。

总结而言，John Ishiyama教授通过其深远的教学研究一体化理念和实际行动，不断拓宽了学术边界，激发了学生潜能，推动了学科发展，并留下了无法估量的学术遗产。他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杰出学者如何以热情与执着，将卓越的教学与严谨的研究紧密结合，创造出一条既服务于学界又惠及后辈的独特职业道路。

人物志004：John Ishiyama

教学研合一：一名优秀的学者、教师和导师

（原标题为：《教学研究与研究型教学：John Ishiyama的影响力职业生涯（Teaching Research and Researching Teaching: The Impactful Career of John Ishiyama）》，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作者：

Marijke Breuning,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编译：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BREUNING, MARIJKE.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searching Teaching: The Impactful Career of John Ishiyama.” Political Science Today, vol. 1, no. 3, 2021, pp.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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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APSA主席致辞

引言

John Ishiyama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学术界往往重视研究胜过教学的环境中，他始终认为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教学离不开研究，而研究也离不开教学。教学需要有内容可讲，这要求不断获取新知识；研究成果若不分享就没有多大价值，而这又需要通过教学磨炼出的清晰沟通技巧来实现。

John拒绝厚此薄彼，致力于成为一名高效的学者和优秀的教师及导师。他在两者间都取得了成功，开辟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独特道路。这一评价得到了休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Ryan Kennedy的支持，他认为John的职业生涯证明了教学与研究确实可以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Ryan Kennedy在特兰西瓦尼亚州立大学读大一时就主动寻找John，当时只知道John教授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关于俄罗斯海外学习机会的海报，这引起了他的兴趣。Ryan表示，与John的第一次交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后，他获得了John与另一名本科生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让瑞安深深着迷，他仔细研读并至今仍在自己的研究方法课上用作如何构建研究论文的示例。

Ryan的故事并不罕见。Holley Hansen现为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教学助理教授和本科研究主任，她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读大二时成为了John的研究助理。作为第一代大学生，她发现这次经历具有变革性，不仅因为她掌握了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这让她对自己和自身能力有了信心。

John乐于与任何对他的研究领域感兴趣的人交流，他的兴趣广泛，无论是与本科学生意还是同行专家，都能津津有味地讨论。他对俄罗斯政治和历史尤为热衷，这些主题是他最初对学术产生兴趣的源泉。他在政党政治方面拥有成熟的研究议程，包括政党体制向民主政体的转变，以及最近内战后叛乱组织转变为政党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自本科时期起，John就对朝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把这种兴趣称为“业余爱好”，因为缺乏数据使其难以适应他偏好的系统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然而，John不知怎地找到了将这种兴趣转化为富有成效的研究议程的方法。

除了上述兴趣之外，John还考察了本科生参与科研的价值，并成为首批运用与其他研究相同的研究技能系统地探究本科生科研是否确实能为政治科学（乃至更广泛的社科和人文学科）学生带来积极学习成果的学者之一。一旦涉足教学与学习的学术研究，他发现除本科生科研外，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主题。

多年来，围绕所有这些研究兴趣与学生和同事的对话催生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合作著述。但John并非只专注于工作，他也乐意谈论音乐、钓鱼和体育。根据季节不同，他会愉快地聊棒球、篮球或橄榄球，以及他支持的克利夫兰队，尽管他们很少获胜。

克利夫兰郊区塑造研究议程

克利夫兰？大多数人惊讶地发现John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出生和长大的。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亚裔美国人会来自这样一个典型的中西部城市。然而，John对自己在克利夫兰的根以及他的日裔美国传统同样感到自豪。

更确切地说，John在帕尔马长大，这是一个二战后经历人口记录增长的郊区之一。他的父母最终在中西部定居，因为John的父亲战后并不想回到他祖籍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毕竟，加州政府曾在战争期间协助执行了所谓的“重新安置”政策。

不论是公民还是移民，只要拥有日本血统的人均被“重新安置”，这是对整个社区被迫转移到美国西南部一系列拘留营的委婉说法。John的母亲及其家人被送往阿肯色州的罗威尔营地，而John的父亲及其家人则被送往犹他州的托帕兹营地。像拘留营中的许多年轻人一样，John的父亲也加入了军队，在意大利和法国为美军担任军医。战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他得以进入大学就读，成为家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John父母在拘留营的经历对他身份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以身为日裔美国人、三世（第三代）以及后来的亚裔美国学者而感到非常自豪。他是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CL）的长期成员，并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APAC）的各项活动。

与许多战后年轻家庭一样，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John的父母希望迁往郊区购买房子。他们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因为并非所有郊区都允许亚裔美国人购房。而帕尔马则接纳了他们。因此，John的父母与其他一对日裔美国夫妇——John的父亲在战争期间与对方丈夫在拘留营成为了朋友——彼此相邻买房居住。他们是这个充满来自各种欧洲背景移民家庭的社区中仅有的两个亚裔美国家庭，邻居中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等。许多邻居亲身经历过专制政府统治，或在国内有亲属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家族历史和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塑造了John的兴趣。大学教育使他能够将这些兴趣转化为研究议程。获得著名的杜鲁门奖学金后，John在韩国学习了一年，当时韩国尚未实现民主化和显著经济增长，而那也是他能尽可能接近令他着迷的地方——朝鲜的唯一途径。

返回美国后，他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进一步追求自己对威权政府（以及族群政治）的兴趣。如同许多比较政治科学家一样，John选择了便于研究这些主题的地理区域作为专业方向，即俄罗斯和东欧。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硕士学位，随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在那里师从Brian Silver。

正当他准备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之际，俄罗斯和东欧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变革结果尚不确定，这使得选择论文主题带有一定风险。John大胆一搏，押注冷战结束将会带来全新的局面。这一冒险得到了回报，他率先发表了关于威权主义继承政党的研究成果，即探讨曾经作为国内唯一政党组织进行统治的组织如何适应并在竞争性选举中推出候选人的转型过程。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篇发表文章，但其影响力显著，让他崭露头角，并在此之后又发表了多篇关于继承政党的补充论文。

在“杜鲁门”的那些年：连接教学与研究

杜鲁门总统在John的职业生涯中第二次出现，当时他在一所公立文理学院任职，尽管那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几年后，这所大学更改了校名，成为了杜鲁门州立大学。在那里，John加入了一小群政治科学家的行列，他们构建了一套极其强大的本科课程体系，与Wahlke报告的建议一致。

在杜鲁门州立大学，John定期教授的一门课程是本科生必修的研究方法课。学生预计在大二时选修此课程。John对课程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他知道学生们都对该课程有所畏惧，也了解到许多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太喜欢数学。因此，John提出了一个以探索为中心的教学计划，教会学生如何将好奇心转化为研究问题、如何开展文献综述并构建假设、帮助他们找到数据，并教他们在SPSS中进行统计分析。他没有过多关注统计技术背后的证明，而是更倾向于让学生通过实践来体验系统分析的力量。大多数学生得出的结果往往是零结果，从而认识到世界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运行。John鼓励他们超越失望，自问：如果解释并非我所想的那样，那么还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呢？

这种教学方法成功地吸引了学生。那些原本确信自己会讨厌这门必修课的学生最后发现定量分析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甚至有些学生觉得研究如此有趣，以至于完成本科学位后放弃了攻读法学学位的原计划。Holley Hansen现在教授自己的本科研究方法课程，并将自己的教学大纲建立在她曾经跟随John学习的课程基础之上。她亲眼见证了这种实用的教学方法如何真正地吸引不同研究水平和学习阶段的学生。“John的教学方法就是赋予学生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的工具，” Holley总结道，“无论学生的未来职业道路如何，这些技能都是非常宝贵的。”

John不仅在这门课程中教授研究方法，他还帮助学生发展课程要求之外的项目，带他们参加地区性会议展示研究成果，并与他们共同发表论文。

Ryan Kennedy表示，John建议他在会议上展示一篇最初为课程撰写的论文，让他兴奋得“几乎跳着舞回到了宿舍”。他和其他学生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John确保学生们能够在通常与教师一起而非仅限于学生小组的场合中独立展示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练习演讲，并教导他们如何回应评论和批评。直至今日，他仍在做这件事。

Holley Hansen深信若非John建议她攻读政治学研究生，并在同一场对话中列举出他认为她应该申请的具体博士项目，她不会走上这条学术道路。她认为John不仅帮她建立了技能，还培养了她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信心。她说，虽然有幸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导师，但John对她作为学者和教师职业生涯的影响最为持久。随着时间流逝，Holley从本科生变为研究生，但她仍然向John请教教学问题，并且在会议上彼此交流研究想法。指导关系是一种长期的关系，Holley总结道。

John对学生的影响不仅源于他的教学和指导，他也以身作则。在这个时期，他广泛发表了关于继承政党以及与教学、学习和课程相关的各种主题的著作。学生们注意到了这一点。Ryan Kennedy评价说：“John的职业生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卓越的例子，表明研究重点是我们作为教师角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Holley Hansen对此表示赞同，称John的事例让她明白“研究能促进更好的教学，而教学也能带来更好的研究”。

经济学家Emmanuel Nnadozie在杜鲁门州立大学担任Ronald E. McNair本科后成就项目的主任，他也注意到了John的教学和指导工作。他邀请John担任研究协调员。联邦资助的McNair项目旨在帮助首次上大学及在学术界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为研究生学习做好准备。后来，在2003年，John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现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心理学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教授的Jas Sullivan曾参与过麦克奈尔项目。他指出，作为研究协调员（后来作为项目主任），John“不仅培养了像我这样的政治学者，而且他对学生的影响已经跨越了学科界限”。被选中参加麦克奈尔项目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John教会他们系统地思考自己的研究，为他们成功参加学术会议做好准备，并助力他们进入研究生项目。

在杜鲁门州立大学，John对于研究和教学的方法受到了高度重视，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主动学习方式。他因其成就获得了多项大学奖项，随后又荣获了卡内基学者奖（2003-2004）、密苏里州州长教学卓越奖（2003）以及2004年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和高等教育与支持服务委员会联合颁发的美国年度教授（密苏里州）称号。

一场会议和一本期刊

然而，在政治学界，研究与教学仍然被视为相互独立的事业。Michelle Deardorff回忆道，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的本科教育部门成员寥寥无几。John将该部门比作他在俄罗斯遇到的“沙发聚会”。在那里，他曾与一些规模极小的政治党派交谈，其党员人数少到足以坐在客厅沙发上。

本科教育部门由一小群坚信教学重要性的人组成。也许这个部门还不至于小到能挤在一张沙发上，但它的活跃成员确实为如何扩大部门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说服他人认识到政治科学教育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而苦恼不已。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这一群体的观点显得颇具远见：政治素养高、积极参与公民事务的公民群体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明显。

对政治科学教育和公民参与重新关注的提升，源于一小群政治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其中John当时是本科教育部门的领导者之一。所有参与的政治科学家都在从事教学与学习的学术研究（SoTL）。该团队与当时的APSA执行主任Michael Brintnall进行了对话，促成了第一次由APSA赞助的教学与学习会议——于2004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召开，大约有40人参加。

这次会议发展成为了定期活动：现在APSA每两年赞助一次教学与学习会议（TLC），并且在若干次年度大会上还安排了一整天的专题研讨会。数千名教职员工和研究生参加了这些会议并从中受益。

APSA-TLC不仅促进了本科教育部门成员的增长，而且还吸引了新的成员加入协会：社区学院的教职员工被这个专注于教学的会议所吸引，对此APSA作出了回应，创建了常设的社区学院委员会。社区学院教职员工在APSA中数量增多，这对其他类型机构的教职员工同样有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先完成两年制副学士学位，然后再到其他地方继续攻读四年制学士学位，各校教职员工了解彼此教育机构的角色和使命变得日益重要。John通过组织一个小规模会议来重新思考本科政治学专业的角色，积极推动这种对话。

原本科教育部门现更名为政治科学教育部门，以拓展其超越本科教学的使命，目前该部门正在蓬勃发展。米歇尔·迪亚多夫指出，“John Ishiyama在APSA中的深刻变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随着教学与学习成为这一学科组织的DNA组成部分，并且现在被视为所有政治科学系科无论其所在机构性质如何都应承担的责任。”这一点在APSA出版的关于教学方法主题的编著丛书中得到体现。其中就包括《Assess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评估）》一书，此书由John与Michelle Deardorff和Kerstin Hamann共同编辑。它仍是唯一一部关于院系及课程评估的学科集合著作。

最后，作为政治科学教育部门主席，John设立了一个子委员会，探讨该部门是否有可能维持一本专注于教学与学习学术研究的同行评审期刊。虽然《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发表了一些有关教学的文章，但在2005年《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创刊之前，该学科并未有一本专门致力于系统研究教学法的期刊。John担任了这本期刊的创刊主编，起初该期刊由政治科学教育部门赞助，但后来被APSA采纳为其所有成员都会收到的核心期刊之一。

得克萨斯州的另一种职业

在杜鲁门州立大学成功指导本科学生进入研究过程近二十年后，John转而在北德克萨斯大学（UNT）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篇章。或许这一转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UNT为他提供了教导研究生的机会。John很快发现他在杜鲁门州立大学与本科生合作的经验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研究生同样需要帮助将他们原始的好奇心转化为研究问题，并需要指导以撰写专业的文献综述、构建理论和设定假设。他们也需要协助寻找数据或从原始资料中确定如何编码变量。研究生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在其感兴趣领域内对学科现状更深入的背景知识及理解，以及扎实的统计方法基础。这意味着起始点不同，但并未改变导师和指导者的角色。

John在UNT的研究生对他表达了与他在杜鲁门州立大学的本科生相似的情感。目前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工作的博士毕业生Meredith Winn表示，她非常赞赏John“无论何时总是能抽出时间来关注他的学生们，不管他当时还有多少其他的职责”。

而不仅仅是他对学生的时间投入至关重要，Meredith认为John的“乐观精神和鼓励”对她来说是“关键性的”，帮助她勇于冒险，增强信心超越自己原先认为可能的界限。Christopher Williams是John早期的一名博士生，他对此表示赞同。在John的鼓励下，他通过在三个不同欧洲国家的博士后职位积累了资历，最终在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任职。

现就职于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CIDE）的助理教授Amalia Pulido-Gómez表示，John“实际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她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读书时首次见到John，当时他受邀来做了一场讲座。John鼓励她申请UNT的研究生项目。入学后，阿玛莉亚感到John“始终关心我并且信任我”，认为如果没有John的指导，她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就。

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新晋副教授Anna Batta提到，每次与John一起撰写论文时，他总会告诉她“只管写下来”。对她而言，与John讨论想法从未感觉像是工作，John总是愿意一起头脑风暴。直至今日，她仍会与John探讨她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对话甚至促成了共同发表的著作。

目前担任特洛伊大学助理教授的Brandon Stewart回忆起在一次会议酒店大堂与John初次相遇的情景。他已申请了UNT，并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紧张地走上前去自我介绍。他说：“我受到了一位散发出强烈父性关怀并伴有爽朗笑声的人的热情欢迎。我立刻就知道UNT是我理想的选择。”回首过去，Brandon坚信他接受UNT博士项目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认为John的“指导和友谊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现任普莱维尤阿马农业与机械大学助理教授的Michael Marshall全然同意Brandon的感受。他表示John在他转变为教育家和学者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迈克尔来说，John不仅是一位导师和合著者，还是朋友和父亲般的角色。他指出John的“耐心、毅力以及对我们技艺培养的承诺一直激励着我们”。Michael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像John Ishiyama那样的导师和政治科学家。

John激发了他的学生们追求远超他们预想的成就，他们视他为学术上的父亲。这些前学生反过来在指导自己的学生时也力求效仿他。没有比渴望“变得像John一样”更好的赞美了。

快速浏览一下John的简历可以发现，他的指导策略并没有影响到他自己发表作品的能力。特别是在来到UNT之后，他的合作作品越来越多地包括当前和以前的博士生。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合作关系会发生变化：在博士项目的早期阶段，学生可能充当研究助理或初级合作伙伴；而在后期阶段，学生则会在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John会在学生初期项目中起到引导作用，并随着学生在专业领域立足逐渐减少干预。而与已成为同行的学生的合作著述则是平等伙伴关系，John和他的前学生在此基础上共同追求彼此感兴趣的课题。

John从未将自己的研究议程强加给与他合作的学生。相反，他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制定可行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往往确实与John个人的兴趣有所关联，但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些寻求与他合作的学生正是因为了解他的工作成果而找到他。

转到UNT后，John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学生们的兴趣以及与同事的对话引导他进入了一些与核心研究议程相关的新方向。这些新研究包括叛乱团体向政党转型、内战与政党制度的交叉点、政党政治、重新关注族群政治研究以及对朝鲜问题研究兴趣的复兴。虽然最初涉足这些新领域的部分文章是单人署名，但John近期的作品显示出明显的合作著述趋势。

对于John来说，与研究生合作是一项共赢的努力。他能够在保持生产效率的同时追求一系列研究兴趣，并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他不仅致力于教会学生研究技能，还努力传授指导技巧。2010年，他获得了一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本科研究体验项目（NSF-REU）拨款，起初与另一位政治科学家Michael Greig共同担任首席研究员，后来又与地理学家Joseph Oppong合作。经过多次续期，该计划持续运行了十年之久。通过REU项目，John每年都能邀请大约十名来自全美的本科生在夏季来到校园参加为期六周的研究体验活动。

然而，在UNT，他并未简单地复制他在杜鲁门州立大学的本科研究经验。在这里，他利用REU项目不仅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非凡的学习经历，同时也为研究生提供了培训机会。每年，他都会组建一个由UNT博士生组成的团队，负责教授研讨会并指导多名学生。每位参与该项目的本科生都能接触到具有相似研究兴趣的教员，并从研究生导师那里得到日常指导。这种方式成效显著：尽管教员的专业知识为项目塑造提供了帮助，但博士生们提供的低门槛、舒适的合作关系同样重要。同时，博士生也学到了宝贵的教师和指导者技能。

曾参与UNT REU项目的Chase LaSpisa现为爱荷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表示这个项目对他“学术生涯极其重要”。他指出，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这次经历有助于确定学术道路是否适合他们。他认为John的努力对于激励下一代政治科学家走向成功至关重要，并教导他们在研究方法论和伦理方面不可或缺的技能。

Melissa Martinez是早期REU项目的参与者之一，她在UNT获得博士学位后，目前担任玛丽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在UNT读研期间，她有机会作为导师指导后续一批REU学生。在当前岗位上，她继续传承这种精神。Melissa提到：“现在我发现自己正在指导学生时，经常会回想起John在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给予我的所有出色指导。”

作为APSR的编辑

转到UNT标志着John在其已非常杰出的职业生涯中进入了一个极其多产的阶段。他的研究视野从俄罗斯和东欧扩展至全球范围。他重新审视了对继承政党转型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叛乱团体向政党的转化研究。他还回归了长期以来对族群政治的兴趣，并最终找到了系统性研究朝鲜政治的方式。同时，他也继续在教学与学习（SoTL）领域产出成果。随后，编辑《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的机会出现了。

这一切始于美国政治学同事Valerie Martinez-Ebers的一个询问，她与部门内的几位同事讨论了他们对编辑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旗舰期刊的兴趣。通常情况下，这可能只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John不喜欢空谈。因此，他开始着手制定一份提案，联合四位代表不同子领域的同事（包括政治理论家Steven Forde和国际关系学者Marijke Breuning），共同提出申请。

由于John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这份提案最终竞争力十足，成功将APSR带到了UNT。John成为了一支编辑团队的负责人，该团队还包括一名执行编辑Meagan Williams、由Ramesh Sharma担任的博士后职位以及每年轮换的一组高级研究生助理编辑。

研究生们认为为APSR工作极具价值且眼界大开。John努力确保这一经历对编辑助理来说物有所值——让他们通过参与编辑过程了解出版流程，从而有利于自己的发表工作。团队定期共进午餐，借此机会交流各自的经验教训。

John担任编辑期间，正值关于数据获取与研究透明度（DA-RT）的辩论高潮。意识到这场辩论的重要性，John积极与各类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并与编辑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学者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一些人主张要求定量学者提供复制文件。然而，John认为这样会形成双重标准，他担心只对使用定量分析的研究人员提出透明度要求，而不对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人员作出同样要求，会影响人们对研究可信度的认知。但由于定性分析形式多样，那些担心不得不透露机密信息或线人身份的人对此类研究透明度标准持抵制态度。尽管尽力安抚学者，表明编辑不会索要田野笔记或机密信息，只需更有限地描述他们的研究成果即可，但对于部分定性学者而言，研究透明度仍然是一个棘手问题。这场辩论既艰难又持久，直到团队任期的最后一年才为APSR制定了DA-RT原则——并且接任团队不受这些原则约束。

John领导下的APSR确实为更广泛的政治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自那以后虽有许多变化，但UNT团队的确吸引了更多女性学者提交稿件，进而使更多女性学者在APSR上发表文章。该团队也吸引了更多国际作者投稿，虽然主要来自全球北方国家。在实质性内容上，团队关注的是新颖有趣的思想——John称之为“惊艳因素”。

教学与研究无国界

教授研究技能是贯穿John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一条主线。无论在杜鲁门州立大学、UNT，还是将其带到了格鲁吉亚和埃塞俄比亚，他都在积极传授这一技能。John与Michael Greig和Richard Nader共同从美国国务院获得了一份分包合同，旨在帮助格鲁吉亚一所大学提高研究技能教育水平。迈克尔和John通过互联网向几批高级学生和专业人士讲授了一门关于研究设计和方法的课程。每批学员完成课程后，他们都会前往格鲁吉亚与学生见面，参加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并为他们颁发结业证书。

合同完成后，John思考是否能在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尝试。他记得曾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来自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大学的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学者。他联系了Bantayehu Shiferaw，并申请了富布赖特高级专家奖学金。这不仅促成了一次访问，而是多次访问。每次访问期间，John都将实地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培训与前期录制的入门讲座及后期对草拟研究论文的反馈相结合，为参与这些课程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了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取的培训机会。

正如John曾与杜鲁门州立大学的本科生以及UNT的研究生合作发表文章一样，他也与在格鲁吉亚和埃塞俄比亚结识的学者合作发表了著作。再次证明，教学研究超越了课堂范围，孕育出了合作关系和学术成果。教学与研究并非简单地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是完全交织在一起。

结论

1980年，哈利·S·杜鲁门基金会投资了John Ishiyama的未来，期待他能够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领导者。40多年后的今天，他走上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主席的位置。在这期间，他所走过的道路可能与大多数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人有所不同。John的职业生涯上半段在一所公立文理学院度过，下半段则转至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公立大学任职。在此过程中，他成为了《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创刊主编，并且领导了一直享有盛誉的《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编辑团队。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John始终将学生作为工作的核心。他通过教学和指导，分享自己对研究的热情。正如前学生Holley Hansen所说，他在指导角色中的有效性在于“即使在我们尚未找到自我信心之前，他就对我们作为学者的能力充满信心”。

John的简历冗长，包含了大量的出版物。但他的真正遗产是那些他曾教授和指导过的学生们，他们如今正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教导并指导着自己的学生。Brandon Stewart代表了许多John曾经的学生表达心声：“我希望他知道他对我的生活产生的极其积极的影响。”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