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特辑⑭：因果推断、过程追踪与案例选择的优化 |【研究方法】专题

编者按

案例选择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小样本研究的梦魇。大样本研究可以使用定量方法等大规模数据消解案例选择中的代表性问题，但对于使用案例研究法的定性研究，如何控制干扰变量，进行更准确和信服的跨案例因果推断一直是案例研究的重中之重。那么，随着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法的应用和在研究者中的普及，那么是否可能对我们现阶段的案例研究有所启发呢？

基于此，我们编译了《为什么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应该改变案例选择指导？》一文。本文为理解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框架。文章认为因果机制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从X到Y的路径，而应被视为具有不变属性的实体。这意味着，讨论因果机制时，其实是在探讨那些在特定环境下可以传递力量或信息、进而影响行为的主体或实体。除此之外，文章还主张将理想类型的概念与具体案例背景相结合，可以构建更有意义的解释性理论。这种方法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案例选择标准，而且鼓励研究者探索那些与理想类型相关联的案例。

开学特辑⑭：因果推断、过程追踪与案例选择的优化

（原标题为：《为什么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应该改变案例选择指导？（Why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 Tracing Should Alter Case Selection Guidance）》，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作者：

Ryan Saylor, University of Tulsa

编译：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Saylor, Ryan. “Why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 Tracing Should Alter Case Selection Guidance.”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49, no. 4, June 2018, pp. 982–1017.

内容提要

小样本研究中的案例选择建议强调要控制混淆变量，以便进行跨案例模式的推断性检验。然而，许多研究人员都接受了“机械世界观”，并致力于构建解释性理论。解释与推断不同，因为前者是在个案层面上解释结果。因此，解释性案例研究并非同时进行推断性检验，这使得流行的案例选择指导不合适。本文提供了另一种案例研究和案例选择的观点。本研究将案例研究视为涉及分析理想类型的概念。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将理想类型的普遍性与背景分析相结合，来构建特定案例的解释性理论。在案例选择方面，如果某一案例的背景特征使其与理想类型相关联，那么就可以有效地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研究该案例，而不论其其他特征如何。这一标准与传统的案例选择标准相去甚远，能够激发非传统对比方法的活力。

关键词

案例选择；定性方法；因果推断；解释；因果机制；过程追踪；理想类型

快速阅读（本部分基于AI生成）

文章开篇介绍了小样本问题，指出了在少量观察中控制潜在混淆变量的挑战，并讨论了学者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案例研究和案例选择方面的传统观点

• 案例研究和因果推理：主流方法将案例研究视为因果推理的工具，社会科学家基于理论并通过数据验证来进行推论。推理被视为连接理论与数据的方式，并增加对理论关系普遍性的信心。

• 案例选择的原则：传统上，案例选择的原则集中在选择那些能够代表更大人群特征的案例，并且强调控制混淆变量的重要性，以确保可以进行跨案例的模式测试。

• 对案例的态度：文章未明确列出此部分，但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案例研究的传统做法持有批评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仅为了因果推论而选择案例的做法。

• 对案例选择传统观点的批判：作者指出，很多学者仍根据因果推论假设来选择案例，而这些规则已经过时，并且不必要地限制了案例的选择。

• 一种解决方案：将因果机制视为因果途径：作者认为，因果机制应当被视为具有不变属性的实体，并将其纳入理想类型分析中，以帮助研究人员构建针对特定案例的解释。

案例研究与案例选择的新视角

• 解释与推断不同：解释与推断存在区别，前者侧重于个别案例的结果解释。

• 因果解释的要素：作者描述了如何通过详尽的描述、深入的因果分析及竞争性假说之间的对比来构建因果解释。

• 因果机制的另一种观点：具有不变属性的实体：作者提出因果机制应被视为具有恒定属性的实体，而非单纯的因果路径。

• 案例研究使用分析性理想类型：案例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理想类型的方式，理想类型提供一般性主张，帮助研究人员衡量在特定案例中解释观察结果的程度。

• 关于背景和案例选择的两种观点：文章强调背景相似性作为案例选择的基础，即如果一个案例具备与理想类型相关的背景特征，则可以研究该案例而不需顾虑其其他特征。

结论

• 总结而言，作者提倡一种新的案例选择方法，强调背景相似性，并提出将理想类型的概念与具体情境分析相结合，以形成对特定案例的解释，从而改变传统的案例选择指导。

“小样本（small-N）问题”是指观察数量少而潜在混淆变量多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案例研究学者。学者们已经想出了各种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主要策略是采用米尔等人的技术等手段选择能控制混淆变量的案例。而案例选择的主要支柱则是选择代表更大人口群体利益的案例。近年来，学者们强调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的优点来减轻小样本的忧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策略的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推断杠杆。根据案例选择的传统观点，这种杠杆至关重要，以便案例研究可以提供对案例交叉模式的测试。解决小样本问题的办法旨在得出因果推论。

然而，在过去的一代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感兴趣，这反映了众多案例研究学者在知识方面的转变。学者们之所以强调因果机制，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超越观察到的相关性并协助因果解释，表明一个因素如何改变了事情并产生了感兴趣的结局。研究人员通过识别因果机制并使用过程追踪来解释他们的案例。然而，当学者们构建解释时，他们所做的是不同于因果推论的独特工作，我将在本文中详细说明这一点。尽管如此，许多研究人员仍然根据因果推论的假设来选择案例。这些案例选择规则不合时宜且不必要地限制了案例的选择。本文强调了案例研究实践中存在的不一致之处。

为了缓解这种不一致，我提供了对案例研究的另一种看法和案例选择的指导。首先，我描述了如何在个人层面上通过良好的描述、充分的因果深度和竞争对手假说之间的竞争来构建因果解释。这些标准表明，案例研究不是对跨案例模式的测试。相反，研究人员使用案例研究来构建特定案例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非天生就是个体化的。另一种看待案例研究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分析理想类型的工具。理想类型提供了一般性主张，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这些主张来衡量他们在特定案例中解释观察结果的程度。理想类型有助于解释问题。

我的观点支持不同的案例选择方法。理想类型的主张表明了其适用的情境，从而暗示出与理想类型相关的案例类型。如果一个案例具有与理想类型相关的背景特征，那么就可以将该案例与理想类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无需考虑该案例的其他特征。这个简单的标准与传统的案例选择观点大相径庭。研究人员无需声称一个案例代表了一些更大类别单位的特性，也不必认为案例选择策略已经控制了混淆变量，或者一个案例符合经验规律。这些都不重要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解释。总的来说，基本的上下文相似性可以作为坚实的案例选择基础。我的方法将彻底改变案例选择的指导方针。

我的立场如下。在第一部分中，我描述了案例研究的传统智慧，以表明关于案例选择的普遍建议是如何假定研究人员正在追求因果推论，以及案例研究是如何检验经验规律的。我还描述了过去几代人在方法论上的发展（以关注因果机制为标志）如何使人们普遍认为因果推论是案例研究的目标。

在第二部分中，我对案例研究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我强调了推论与解释之间的区别，描述了因果解释的要素，并强调解释是在单个案例层面构建的。此外，我详细阐述了流行的因果机制概念作为因果途径是不足以实现因果解释的。幸运的是，作为具有恒定属性的实体的因果机制观念是可以的。我描述了如何在理想类型的分析中融入不变的因果机制，从而为研究人员分析特定案例提供一般性主张。可以将理想类型的总体主张与情境分析相结合，从而构建针对特定案例的解释。这种方法产生了我在上面预见的关于案例选择的另一种观点。最后，我将自己对情境分析的理解与当前关于情境和案例选择的看法进行了对比。

在整篇文章中，我参考了关于Skocpol（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中案例选择的著名辩论。这场讨论有助于确立本文的抽象主题。作为介绍，Skocpol通过使用密尔法激发了方法论辩论，以此为基础对她对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非常规比较进行了基础分析，她认为革命是由国家崩溃和当地政治条件使持久的农民起义得以实现。她分析了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压力如何促使国家崩溃，因为统治者寻求更大的资源开采，这引发了精英冲突（法国、中国）或超过了可用资源（俄罗斯）。当地农业关系（包括农民的团结和从地主那里获得的自主性）与国家崩溃相结合，引发了革命性动荡。Skocpol指出，在1905年的英国、德国、日本、普鲁士和俄罗斯，由于不存在国家崩溃和/或农民起义的条件，因此都避免了社会革命。Skocpol的书受到了广泛的方法论审视，而我则重点关注了Geddes具有影响力的批判。Skocpol-Geddes之争反映了过去几代人围绕案例研究和案例选择建议的许多问题。

案例研究和案例选择方面的传统观点

本节描述了案例研究的主流方法。大多数研究人员将案例研究视为检验跨案例模式的机会。因此，案例研究应满足因果推论的要求，包括单位同质性、条件独立性和代表性。然而，尽管从业者做出了努力，但仍有批评者认为案例研究不如大样本分析。因此，许多研究人员强调了案例研究如何使用过程追踪，它具有独特的能力来揭示产生观察到的跨案例模式的因果机制。

1. 案例研究和因果推理

案例研究的主流方法将案例研究视为因果推理的工具。社会科学家通过理论前提并使用数据对其进行仔细审查来做出推论。KKV（King、Keohane和Verba）将推理定义为“使用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来了解我们不知道的事实的程序”，以及“组织事实的最佳科学方法是作为某种理论或假设的可观察的暗示”。Gerring将推理描述为“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已知事实或既定前提的延伸”。Seawright和Collier将其定义为“利用数据对研究重点的概念和假设得出更广泛结论的过程”。推理是将理论与数据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并增强人们对理论关系普遍存在的信心。

推理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哲学谱系。它植根于社会科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假设演绎（hypothetico-deductive, H-D）方法和Carl Hempel的逻辑经验主义。在H-D方法中，人们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观察经验观察是否与之相符。如果相符，则该假设已被归纳确认（尽管这种确认是暂时的，并有待于未来的审查）。或者，亨佩尔的逻辑经验主义以演绎法则（deductive nomological, DN）模型为缩影。DN模型用覆盖法则代替了H-D方法的归纳前提。在DN模型中，覆盖定律被假定为真。当人们发现观测数据与一般规律的预测相一致时，他们就会确认这一预测。尽管这些方法在归纳与演绎的强调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他们都分析了理论前提（解释项）和被解释事物（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最终，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经验规律性是确认预测性解释的基础。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这些哲学基础体现在对“因果推理”的追求和对因果效应的估计上。King等人指出，“因果效应是指当解释变量取一个值时所做的观察的系统组成部分与当解释变量取另一个值时可比较的观察的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Gerring将因果效应比作实验处理效应；它们是当因果因素X发生变化时，结果变量Y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根据这些X:Y关系得出的推论反映了Abbott所说的“一般线性现实”：社会世界的因果关系符合线性变换规则。这种世界观以统计研究为缩影，也反映在许多受Lijphart比较方法启发的案例研究中。这种方法是新实证主义的，其伴随的因果关系概念是协变的。目前，关键在于社会科学中因果推理的基石是通过检验经验规律来产生关于因果效应的知识。

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Skocpol表达了她对当今学者所称的因果推理的青睐。她写道：“对革命的任何有效解释都依赖于……在给定的历史实例中找到重要的规律性”。她将她的比较历史分析与“当变量过多而案例不足时所采用的多元分析模式”相比较。Skocpol后来反思道：

“我记得Lijphart在统计和比较方法之间所做的类比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没有进行控制比较，我就无法确定一个假设是否真的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某种结果或不会出现某种结果。我在基础统计方法课上接触到了这个想法。”

Skocpol认为她的书依赖于一种经验规律。

2. 案例选择的原则

对案例选择的因果推理的追求贯穿于主流建议之中。例如，Elman、Gerring和Mahoney将“案例研究视为因果推理的工具……与那些主要目的是描述性的案例研究形成对比，或者在那里没有明确和持续的因果论证。”研究人员建议选择能够控制混淆变量的案例，从而在估计因果效应时提供推断杠杆。这方面的黄金标准是穆勒的差异法（又称最相似系统设计），将多个相似的案例配对，但在解释变量上有所不同。这种设计本质上采用实验逻辑来隔离多个案例之间的关键差异。这种受控比较在比较社会研究中“无处不在”且“不可或缺”。这一模式下的里程碑式研究包括Mahoney对中美洲政权动态的分析、Smith关于资源诅咒的开创性工作以及Lieberman关于巴西和南非艾滋病政策的研究。这种案例选择策略的一个变体是使用统计匹配技术。

其他大多数案例选择策略都根据它们在辅助因果推理方面的表现来报告自己的优点。它们通过描述所选案例如何融入更广泛的兴趣群体并因此具有代表性来实现这一点。在Gerring的权威性一书中提到的策略中，这种推理适用于典型、多样、极端、关键、途径、最相似和最不同的技术。在追求代表性方面，研究人员试图消除对选择偏见的担忧，这是案例研究持怀疑论者长期以来的批评。由于案例研究最终是对人口中一种普遍假设关系的测试，因此认为代表性对于实现因果推理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评估期望为该关系代表性的实例。因此，也鼓励案例研究人员“增加样本量”，因为它扩大了实证检验的范围并增强了对应假设关系的信心。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性的但又是互补的案例选择视角。Ragin通过识别与一个人的结果相关的因素来界定案例群体。如果一个结果似乎受到三个（二分）变量的影响，那么人们会面对八个潜在的子群体（因为2的3次方=8）。这八个变量假设组合成一个“真值表”，它根据不同的协变量模式对案例进行分类。然后可以对这些模式进行案例研究。例如，想象一下你从六个案例的子组中做了一个案例研究。这个子组是由三个变量的联合组合定义的（在这个例子中）。这六个案例在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之间存在着经验规律。由于它们共享协变量，你从单个案例研究中获得的所有见解都适用于其他五个案例。因此，案例研究必然代表其子组。总的来说，QCA中关于案例研究的理解与因果推断的世界观是一致的。

Skocpol的案例选择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因果推断的追求。首先，她利用密尔的一致性方法来证明她对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非常规比较，并使用差异方法来考察1905年她负面研究的英国、德国、日本、普鲁士和俄罗斯等国。为了执行她的比较历史分析，Skocpol说：“基本上，我们试图建立潜在原因的有效关联来解释所给定的现象。”并指出她的“首要意图是发展、检验和改进因果解释假设”。她与今天学者们所称的因果推断有着明显的联系。

3. 对案例的态度

因果推理的追求和代表性追求与选择案例的传统智慧中的两种态度不谋而合。第一种观点是单位（或因果）同质性：即当解释变量采用相同的值时，至少在定义好的案例范围内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单位同质性使案例在分析上具有可比性。King等人说，这是“比较案例研究方法背后的假设”。关键的是，“单位同质性”的“假设”需要X:Y的实证规律性。这一要求表明了案例研究的目的。Gerring认为，通过密尔法选择的案例可以证实已知的实证规律性；但如果没有建立关联，案例研究就仅仅是探索性的。因此，案例研究被认为是从属于其相关的实证规律性的。

第二种观点是案例是有条件独立的，这意味着“将案例分配到处理组和对照组与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其他特征无关”。但如果存在影响案例隔离为“对照组”和“处理组”的某种变量Z，只要研究人员能够确定Z的影响并据此对其进行“控制”，仍可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条件独立的概念是研究人员在选择案例时如此担心代表性和选择偏误的关键原因。

相比之下，定质比较分析（QCA）不担心单位同质性和有条件独立性本身，因为其理解的是真值表所起的作用。真值表根据相关因果条件配置对案例进行分类。这些结合的意思是通过定义使子组被视为因果同质。因为真值表被认为包括所有相关的因果条件，因此它们不会受到遗漏变量偏误或其他可能破坏有条件独立性和篡改因果推理的问题。定质比较分析的精神与标准案例研究的处方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要求研究人员在选择案例时中和潜在的混杂变量。在定质比较分析中，决定要深入研究的案例是在配置排序之后进行的——这一过程消除了对单位同质性和有条件独立性的担忧。

这些对案例选择的态度表明，案例研究被视为检验假设关系的测试，这由经验规律表示。相关的协变关系可被视为决定性的或概率性的；重要的是，经验规律提供了证实推断的基础。密尔法体现了这种世界观，因为密尔的案例选择标准是作为证实的基础。Gerring认为，用密尔的差异法选出的案例是能够证实的，但只有“研究者从强有力的假设出发”才是如此——即指已建立的跨案例模式。后续的案例研究试图通过确定经验规律的观察结果是否出现来验证更广泛的推断，通常通过详细描述X与Y之间的路径。后来，我认为即使一个案例研究揭示了这样的“因果途径”，这一成就仍然不足以解释X如何以及为何导致Y。总体而言，关于案例选择的主要建议是调整因果推断，并通过实证规律来证实这些推断。

Geddes对Skocpol的案例选择的著名批评反映了这些原则。Gedde指责Skocpol因为“不应该根据因变量选择的样本进行推断”而使用密尔的同意法。特别是，Geddes批评Skocpol没有评估国际压力在对比案例中的影响，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遭受了与法国相当的外国压力，但革命却很少发生”。为了扩大测试范围，Geddes发现了Skocpol的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八个条件结构中的事例，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政治竞争和有利于农民起义的条件，但仅有一个国家发生革命。Geddes的批评以单位同质性为轴心；她认为Skocpol的理论应该在拉丁美洲运作。对Geddes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Skocpol选择了更广泛的案例来研究，而不是因为它们在因变量上的位置而选择三个案例，她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Geddes认为Skocpol的发现是可疑的，因为她未能满足进行有效因果推断的必要条件。

4. 对案例选择传统观点的批判

Geddes的批判指出了对案例研究法的更深层次的疑虑，以及这种研究方法是否能够满足单元同质性、条件独立性和代表性的要求。例如，单元同质性的观点假定因果关系是递归的、对称的。递归因果关系指的是联系是单向流动的（X→Y）。但因果关系往往不是递归的，因为Y对X有反馈。单元同质性的概念也假定因果对称性：即X的变化方向对Y有相同的预测作用。但因果关系往往是非对称的。当解释性因素X的值增加时，它可能对Y产生不同于X减少时的影响。有时，一个原因是不可逆的，因此因果对称性的概念并不适用。

案例研究人员知道这些问题。他们认识到因果复杂性和反馈环路的重要性。因此，即使他们使用密尔的方法，他们也认识到其基本的案例选择技术是针对揭示单因果关系的，无法应对相互作用或复杂的因果序列。但研究人员并不是质疑单元同质性对案例研究的适用性，而是往往努力证明其适用性。Munck认为，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在案例分析或定性比较分析中考虑各种因素的相对影响来“实现因果同质性”。Falleti和Lynch认为，明确背景差异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从因果论的角度来看待背景的重要性，可以将其视为单位同质性的一个问题”。研究人员试图满足单元同质性的期望，而不是认为它与自己的工作不符。

许多案例研究人员对条件独立性也持相似态度。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是很可能受到未经测量选择性影响的现象，这可能会影响研究能够探究的物品类型。研究当代欧洲各国的任何研究都考察了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在长达数千年的非随机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在过去的500多年里约有200个政权消失。或者，如果思想传播塑造了立法者所认为的政策选择，那么条件独立性就已经被破坏了。Skocpol指出，他的案例研究并不适用于条件独立性假设，因为“俄罗斯革命者实际上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由于条件独立性概念通常难以成立，许多研究人员转而接受规定假设，即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Collier、Brady和Seawright认为规定假设对案例研究是有用的。我的观点不是案例研究人员是否已经制定了满足规定假设的策略。而是他们认为它是相关的，因为它“规定了为走向因果推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在案例研究中，重点在于单位同质性和条件独立性，这使研究人员倾向于分析典型案例。普遍的看法是，一个具有X:Y模式的案例研究可能揭示了X和Y之间的联系，这是整个群体的共同特征，而非只基于个别极值变量的联系。典型的案例被认为是残留较小的可能性，从而使其更有可能符合特定假设。同样，在已建立典型案例研究领域的专家们也鼓励去检查“类型典型”的案例。然而，在现实中，有强有力的学科激励研究人员开辟新的领域。当选择案例时，研究人员可能不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们的研究将通过“归纳迭代”进行，这违背了案例选择建议的关键原则。因此，作为选择案例的指导原则，代表性往往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过分强调代表性会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案例研究是因果推断的工具。

尽管许多案例研究人员努力实现单位同质性、条件独立性和代表性的要求，但其他学者却极力赞扬了案例研究在揭示因果机制方面的独特能力。在Skocpol-Geddes之争中，Little曾思考将Skocpol的理论扩展到其他案例中，但他的结论与Geddes大相径庭。尽管与Geddes相同的是，Little也将Skocpol的变量（包括法国、俄罗斯、中国和英国等地的数据）为针对其他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研究编成相应的数据，但是他发现，用 Millian 图表说明变量之间所有可能的情况并不得要领。于是Little就绘制了一张包含了 64 种逻辑可能性的大型QCA真值逻辑关系表。但将与社会背景不相符的情况剔除后他仍然不能接受其中的部分可能性。其中有许多种组合形式只是凭空臆测、没有可靠的实例作为支持。这就意味着这种逻辑关系表并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因果定律”。他认为“毫无疑问地认为有几种分析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推想基本因果关系却对潜在机制的看法无能为力。”。他认为仅靠验证Skocpol的理论并不能深入考察它的可靠性。相反地应该深入研究支撑其论点因果机制，从而判断其的实用价值。

Little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进行案例研究时的难题所在。许多进行案例研究的学者会质疑那些传统的对于因果推理的主导性思维方法，例如单位同质性、条件独立性和代表性是否能够运用到具体的案例中。不过从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没有彻底地抛弃这些观点。他们依然在尝试将理论与具体研究相契合。此外，许多学者强调通过过程追踪法他们可以阐明因果机制并能够从虚假的相关性中辨别出实证规律和真实的相关性。他们将因果机制视为一种主要的因果途径。以下我将详细介绍这些因果机制。稍后我将论证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许多案例研究中存在的矛盾。

5. 一种解决方案：将因果机制视为因果途径

早期的方法论关注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是对King等人的回应。King等人将案例研究置于大N统计分析之下。Brady和Collier所总结的这一蓬勃发展的文献认为，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又称因果过程观察）可以帮助案例研究人员完成因果推断的必要任务。例如，Munck认为，当在多个案例中发现因果机制产生类似结果时，就找到了单位同质性的证明。Collier、Brady等人认为，King等人强调的条件独立性“过于关注控制变量作为解决因果推断问题的方案”。他们认为过程追踪可以缓解这些担忧。Collier、Mahoney等人认为，有针对性的案例选择（KKV视为选择偏见）并不危及有效性，因为过程追踪可以“区分自变量对每个案例中错误的影响，因此不同案例效果之间的比较不会与这些错误混淆”。他们认为过程追踪有助于满足规定假设。总的来说，这些贡献为案例研究提供了推理检验的依据。

关于因果机制的基本陈述通常将其比作干预变量，这种观点至今仍被接受。Gerring对因果机制的最简定义是“因果途径、过程或中介变量，认为理论感兴趣的因果因素就是这样影响结果的。因此：X1→X2→Y”（其中X2是因果机制）。George和Bennett将过程追踪描述为“识别自变量（或变量）与因变量结果之间的中介因果过程、因果链和因果机制”。因果机制提供了一种“过程”（X通过A、B、C步骤导致Y）。Beach和Pedersen将因果机制视为“一种传输因果力从X到Y的系统互锁部分的理论”。具体来说，X通过“机制中的因果能量”产生结果，如X→[(Nn→)] Y，其中N指由n部分组成的机制。Falleti和Lync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因果机制（M）在不同语境下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在语境A中，X→M→YA，而在语境B中，X→M→YB。他们认为，语境和因果机制可以解释跨案例的差异。这些学者认为，因果机制指明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途径。

案例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研究这些因果关系路径。Mahoney强调，叙事分析（即过程追踪）“做出了独立贡献”，这超出了名义或序数比较所能达到的范畴。在Skocpol-Geddes的辩论中，他暗示盖德斯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Skocpol的“名义”密尔法比较，而Skocpol也使用了叙事分析。Mahoney赞扬Skocpol的过程追踪，因为它“将具体信息有意义的组织起来，有关个案历史的连贯过程”并且增强了其论据的可信度。他完美地列出了旧政权崩溃到法国国家崩溃之间有37个步骤的路径图。Mahoney认为Skocpol的叙事分析钝化了Geddes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过程追踪是案例研究人员进行和肯定因果推断的关键方式。

然而，当我们将因果机制视为因果路径时，它们并没有解决我上面提到的分歧。请记住，因果机制之所以吸引研究人员，是因为它们可以区分虚假的相关性和具有真实因果关系的经验规律。换句话说，因果机制允许我们超越X：Y的规律性，并解释X如何影响Y。但是，在X1→X2→Y的公式中，如果X2是因果路径，那么它只是告诉我们X1和Y是条件独立的，并且它们的联系取决于X2的存在。因此，X2类似于一个中介变量。而案例研究本身仍然是检验跨案例模式更广泛的一种测试，因为X2只是X:Y规律性导致案例研究的一个步骤。对X2的观察并不能解释X1如何、为何以及是否导致Y。虽然人们可以根据这种规律性做出因果推断，但人们并没有构建一个因果解释。因此，将因果机制视为因果路径并不有助于研究人员缩小“认识论差距”，即“将观察到的规律性与因果解释分开”。

然而，实际上许多研究人员希望构建解释。再考虑一下前面提到的例子。Mahoney认为他的书是对“中美洲政治发展的全面解释”。虽然密尔法帮助他重新评价了传统智慧，但Mahoney认为最终让他的论点令人信服的是过程追踪。Smith得出结论认为过程追踪证实了他的理论，因为“比较历史分析为关于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杠杆作用，而统计调查只能得出推论性结论”。Lieberman认为他的艾滋病政策统计分析是有价值的，但“真正的考验是追踪因果关系过程，看看我是否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将假设的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他们的目标是解释，但将因果机制视为路径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案例研究与案例选择的新视角

本节为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替代的概念。我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首先，案例研究通常用于解释特定结果，而非测试经验规律。其次，案例研究要融入分析的理想类型，可以根据其相关性进行选择。以下为这一替代视角的阐述：我首先定义了什么是解释并将其与因果推论的观念进行比较。我描述了因果解释的成分，说明解释是在单个案例的层面上构建的。然后，我认为将因果机制理解为路径，不能产生解释。幸好，因果机制的另一种理解方式，即作为具有不变属性的实体，有助于解释。这些针对特定案例的解释将理想类型的普遍分析主张与个案的背景特征相结合。因此，如果案例似乎与理想类型相关联，那么就可以选择这些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虽然我强调了背景在构建解释中的重要性，但我的方法与常规的背景和案例选择观点是不同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详细介绍这一点。

1. 解释与推断不同

虽然我们在谈话中常常把推理和解释的概念混为一谈，但事实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推断是一种把假设与数据联系起来的行为，而解释则是对结果发生原因的陈述。因果解释描述了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也是关于为什么是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发生的陈述。因此，解释比推断要深入。推断是根据数据证明假设的一致性；它是通过参考经验规律来证明理论陈述的强度。但当然，这种模式可能与实际产生观测结果的流程存在伪造关联。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知识论上的差距把观测规律与因果解释分离开来”。Waldner说：“解释是推理，但不是所有推理都进行解释。”

这一针对社会科学的见解存在于新实证主义之外的一些选择中，特别是因果现实主义和分析主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对具有改变能力的实体的兴趣。一个好的解释必须引用这些实体并描述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如何产生变化。因此，解释的关键部分涉及关于可操作性陈述的内容，即对某个原因如何改变并产生其所谓效果的理解。因此，研究人员努力超越构成因果推断的X:Y关系，并详细说明导致特定结果存在的因素和共同充足的条件。因此，人们可以在不参考经验规律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这些哲学和认识论上的关注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因果机制作为充分解释成分的注意。因果机制使学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窥视因果性的“黑箱”。机制帮助研究人员超越X:Y相关性，朝着对X如何以及为何影响Y的因果理解发展。研究人员通过过程追踪阐明因果机制如何将原因与其效应联系起来，这表明了变量是如何产生特定事件并产生研究人员有时称之为因果链的结果。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可以促进解释。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解释和推断的概念往往混淆在一起。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那样，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表达了对当今学者所称的因果推断的喜爱，尤其是在她支持Lijphart的比较方法时。然而Skocpol同时坚持认为她正在进行的是一种解释。她认为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相似性“足以将它们作为一种模式一起对待并寻求连贯的因果解释”。Skocpol说她利用她的案例“来看看一个特定的因果论证或过程是否真的阐明了数据中发现的模式”。在当代语言中，她想展示某些变量和因果机制是如何在她的案例中产生结果的。

2. 因果解释的要素

在文章开头，我注意到，进行因果推断需要估计因果效应，理想情况下是采用控制、准实验的方式。用来证实推断的案例研究是对跨案例协变量的检验。相比之下，解释性案例研究本身并不是检验。而是对单个案例的解释构建。希望解释案例的研究人员努力证明某个自变量是如何被操纵或改变的，并产生了其声称的效果。

研究人员利用过程追踪来阐明原因与其结果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解释。然而，过程追踪往往被视为理论检验的手段；Bennett和Checkel的过程追踪最佳实践也是如此。但过程追踪不一定是检验工具。以下是此定义的描述：“在过程追踪中，通过枚举构成一个过程的事件，识别生成这些事件的潜在因果机制，从而将组成事件链接到一个将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与结果联系起来的强大因果链中”。此定义中没有任何内容自动将过程追踪视为跨案例模式的检验。过程追踪更适合被视为构建解释的一种手段。

充分的解释取决于三件事：良好的描述、因果深度和不同假设之间的竞争。首先，良好的解释要求研究人员描述存在的因素及其共同作用，促成特定结果。过程追踪体现了追求 X1→X2→Y 的过程。它引用了关于解释依赖的逆向事实概念：如果没有 X1，那么 X2 也不会发生（至少不是因为 X1）。或者即使 X1 发生了，一些相反的力量 Z 也可能阻碍了 X2 和 Y 的实现。当研究人员详细阐述导致某结果的因素时，他们不是在检验经验规律；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案例的解释。

其次，好的解释必须提供足够的因果深度。这一要求需要人们尽可能追溯原因的根源，以避免错误地将一个偶然因素归因于另一个因素。虽然关于过程追踪的文献不断涌现，但其定义各不相同，但很多这类学说的精神都表明，好的过程追踪不仅仅是描述一系列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事件。相反，它应该集结证据来证明因果链中的生成性联系。Bennett和Checkel指出，过程追踪的“基本含义”是指“……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是否以及如何产生了感兴趣的结果。”Waldner认为串联“非常强调必要性主张”，以证明通过过程追踪确定的生成性联系解释了结果如何以及为何一定会发生。Waldner将因果过程中特定案例的划分称为事件历史地图。对因果深度的追求是具有挑战性的，这要求研究人员谨慎选择从哪里开始和结束过程追踪。

第三，充分的解释也取决于与竞争对手的竞争；关于解释合适性的判断总是暂时的，并可能发生变化。这种比较评估集中于特定的案例解释，而与跨案例因果推断的竞争判断不同，后者可能基于R方或预测边际效应而做出。事实上，斯科科波尔回忆说，一些对《国家与社会革命》最热烈的批评者是历史学家，他们质疑其特定案例的解释。总的来说，充分的解释包括良好的描述、因果深度和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些要求强调，对一个案例的解释并不等同于跨案例模式的推断性测试，更不等于这种协变性的“解释”。

3. 因果机制的另一种观点：具有不变属性的实体

因果推断与解释的差异，以及充足解释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揭示了众多案例研究中的不一致性。将因果机制视为因果途径，无法调和这种不一致性。幸运的是，对因果机制的另一种看法——即具有不变属性的实体——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构建解释。我在本小节中描述了不变因果机制有助于解释的原因，因为它们被理解为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可以阐明某些因素是如何改变事物并产生结果的。然后在下一小节中，我认为这种对因果机制的观点应该重新思考案例研究是什么，以及应该用哪些原则来指导其选择。

这种对因果机制的理解侧重于不变性作为其关键属性。Waldner将因果机制定义为“具有不变属性的主体或实体，在特定环境中，这些属性可以传递物理力量或信息，从而影响其他主体或实体的行为”。这种观点与将因果机制视为途径或中介变量的观点不同。变量可以被操纵和改变。但是不变因果机制却不能这样做：它们构成了“某种现象的基本性质”并在“一些转换下保持不变”。例如，Waldner描述了燃烧是一种不变机制，有助于解释汽车的工作原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操作（例如取出汽油）来阻止汽车工作；但是给定适当的燃烧条件，它就会发生。

将因果机制定义为具有不变属性，使研究人员能够超越推断，走向解释。回想一下，如果我们将因果机制视为途径，并且观察到X1→X2→Y，那么我们就知道在X2存在的条件下，X1和Y是条件独立的。但是，我们不知道X1如何、为何或是否引起Y。最终，“试图根据规律性定义因果性的理论……与基于机制的理论是不兼容的”。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引用一个不变因果机制来解释X1如何以及为什么激活X2，以及它如何操纵或改变事物并产生Y。过程追踪通常关注微观基础，以阐明宏观因素如何影响个人关于特定行动决策的制定并产生特定结果。例如，追求分配政治优势——政治的普遍特征——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结构的变化经常导致新的政治联盟。社会结构和政治联盟都是可变的；它们都是变量。但是对分配优势的追求是一种不变机制；不改变其构成特征就无法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因此，将X1与X2以及X2与Y联系起来的机制解释了这些联系，因为这些机制是不可改变的，从而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一个变量如何操纵事物并改变另一个变量的理论解释。

考虑以下示例，将其置于X1→X2→Y的模型中。Spruyt研究了大约1100年左右贸易扩张如何刺激了欧洲不同的制度安排。贸易增长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城镇中商人势力的增长（X1）。反过来，新的政治联盟形成（X2），导致制度变化（Y）。第一个因果机制，即将X1与X2联系起来的是对分配政治优势的渴望。当商人的经济实力增强时，他们便在政治领域寻求相应的收益，并为此目的结成新的联盟。Spruyt运用另一种不变的因果机制——联盟谈判，来解释为什么新的政治联盟（X2）会导致制度变化（Y）。在法国，商人们交易的是低附加值商品，如粮食，利润空间小。他们希望统治者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建立集权制度来实现盈利。一旦商人形成新的政治联盟，他们就会为制度变革而谈判。

在Spruyt的描述中，对不变因果机制的诉求使人们能够确定操纵一个变量（即相对的商人权力）为何会导致新的政治联盟。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反事实状态，即法国经济停滞不前、政治联盟保持不变、制度停滞不前。提及不变的因果机制有助于研究人员构建一个特定案例的完全指定会计，即使他们无法观察到其反事实状态。这种对可操纵性的强调“提供了一个区分纯粹的相关性关联（甚至是顺序性关联）和因果联系的有用方法”。

我以Skocpol-Geddes之争结束本小节。Skocpol指出，她正在提出一种解释。她的论点之一是，地缘政治压力的上升促进了国家崩溃，这可以表示为X1→X2→Y的形式。Skocpol描述了国际压力（X1）如何要求国家（X2）提取更多资源，这引发了严重的国家精英冲突和国家崩溃（Y）。将X1与X2联系起来的恒定因果机制是收入需求，即政府必须为其运营提供资金。连接X2和Y的机制是决策框架，它告知统治者的收入提取政策。Skocpol指出，在她的案例中，“国家和土地阶级是……在控制农民人力和控制农业商业经济盈余方面相互竞争的对手。”在法国，严峻的财政需求促使国家领导人提出“一揽子法律和税收改革提案”，这将取代土地精英在当地资源提取中的霸权地位。各种特定因素促成了这些惊人的提案。这些行动引发了激烈的国家和精英冲突，并导致了社会革命。

当Geddes将Skocpol的论点扩展到拉丁美洲时，他并没有考虑这样的机制性影响。Geddes在1990年的研究中指出八个地缘政治竞争激烈且有利于农民起义的案例，但只计算了一个革命案例。就变量而言，这些情况似乎很相似：存在地缘政治竞争（X1）和增长的收入需求（X2）。但与法国不同，拉丁美洲政府并没有试图通过直接从当地农业经济中夺取经济剩余来为战争提供资金。相反，他们依靠关税、外债和印刷业。这些财政战略在盖德斯的反例中得到了应用。国家可以通过扩大收入而不面对土地精英。拉丁美洲政策制定者可能使用了与法国同行类似的决策框架；但由于环境差异，他们可以采取避免国家和精英冲突的财政政策。一旦考虑到连接X2和Y的因果机制并考察这些案例的背景，人们就会明白拉丁美洲的收入需求为何不可能引发国家崩溃和社会革命。

Skocpol和Geddes的视角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推论与解释之间的区别。Geddes将Skocpol的看法解释为只是做出了一个广泛的协变主张，并希望扩大其测试范围。然而，最终Skocpol正在构建法国、中国和俄国革命的案例特定解释。因此，尽管Skocpol在案例选择上引用了密尔法，但就她没有声称发现了广泛的实证规律而言，无论是她的案例选择还是她的论点都不应按照因果推论的规则来评估。Skocpol应按照因果解释的原则进行仔细审查。然而，仅仅因为Skocpol构建了三个案例的解释，而不是理论化广泛的实证规律，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努力（或一般的案例研究）是狭隘的、个体化的或脱离了更广泛的理论关注。但这确实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案例研究如何与这些更大的问题相关联。

4. 案例研究使用分析性理想类型

思考案例研究的另一种方式是与分析理想类型相关。研究者可以使用理论来发展理想类型，提供经验现实的“理想化或过于简单化的”形式。然后，他们可以利用理想类型来帮助构建对特定案例的解释。人们可以通过考虑分析理想类型在多大程度上使案例易于理解，以及特定案例因素如何影响结果来构建解释。

Weber将理想类型视为“许多分散、离散、或多或少存在且偶尔不存在的具体个体现象的综合，这些现象被安排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这在概念上是纯粹的，“在现实中无法在任何地方通过经验找到”。理想类型是“工具性的……故意过分简化”的概念，可以在案例研究中用来帮助建立解释。Weber认为理想类型可以促进解释，因为“历史研究面临的任务是在每个个案中确定[一个]理想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偏离现实。”因此，“抽象理想类型的构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世界。

在实践中，案例研究的研究人员可以将理想类型作为与案例的经验事实并列的东西。但理想类型并不提供案例研究测试的可证伪主张。相反，理想类型更像是“专门的概念过滤器，将我们的学术注意力集中在实际存在事物的特定方面”。它们通过以某种方式引导研究者的注意力，帮助研究者“将经验观察组织成系统事实”。理想类型并非旨在作为经验现实的真实代表；它们是可用于帮助构建解释的模型。

使用理想类型来形成针对特定案例的解释，类似于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做的那样。一个人将理想类型应用于单个案例，以了解理想类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该案例的排列。理想类型中描述的一些因素可能解释了结果；其他因素可能是特殊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Weber所说的结果的“充分原因”。这个列表与米勒强调的详细说明当前因素和对结果共同负责的内容不同。在理想类型和案例之间的对话中，研究人员通过想象观察到的结果是否可能在缺乏充分原因的情况下发生来运用反事实推理。Jackson强调，理想类型中包含的分析性一般主张不是经验概括，而是促进单一解释的手段。

因此，在构建解释时，必然要分析语境。语境指的范围很广，包括文化、思想、时间和地点、人口和人口统计以及盛行的技术等可能影响人们感兴趣的过程和结果的因素。对于案例研究来说，语境从两个方面涉及分析的理想类型。首先，语境可以被理解为不是理想类型普遍主张的一部分的各种因素，但这些因素有助于特定案例的结果。Tilly和Goodin将这种考虑描述为“纠正语境”。这些“语境环境”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应期望一个实证情况与理想类型完全相同的部分原因。

其次，语境也可以被视为与理想类型相关的案例的方面。想象一下一些典型的理想主张，即X1→X2→Y。研究人员对X1通常如何触发X2的背景抱有期望。这种语境可被描述为理想类型的一部分，从而为可能与理想类型相关的案例提供线索。理想类型所暗示的语境特征可能使人怀疑某个特定案例与理想类型相关。就“相关”而言，这意味着案例的已知特征使其看起来与理想类型相关。但我们不能事先确定理想类型是否有助于解释案例，因为通过构建解释，我们才能了解理想类型在多大程度上使案例具有可理解性。

我强调这种固有的不确定性是为了将我的方法与当前的世界观区分开来。理想类型所暗示的语境特征并不是实证规律适用的范围条件。它们也不是为了“控制”语境，以便人们可以隔离潜在的混淆变量。范围条件限定和尝试控制语境是与将案例研究视为因果推论工具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策略。Nielsen关于使用统计算法进行差异比较的案例匹配方法非常优秀，他清楚地描述了匹配是如何帮助进行因果推论的。理想类型不能用于匹配，因为理想类型并不是要成为对经验现实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它的明显简化。个别案例永远不会反映理想类型，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根据关键变量上的得分来选择，正如密尔法一样。理想类型只是表明了可以指导研究人员朝着似乎适用于理想类型一般主张的案例的语境特征。

这种对背景的理解为案例选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如果一个案例具有与理想类型相关的背景特征，那么无论该案例的其他特征如何，都可以将其与理想类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例如，Jackson运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例子：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会试图平衡权力。因此，在决定要研究哪个国家以支持这一一般分析主张时，应该研究似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这一标准很明了。但它的简单性却颠覆了传统案例选择的许多观点。第一，在没有确定某国是否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选择了该案例（即该国的身份疑似而非确证）。第二，研究者无需证明其案例是某一较大类单位之中的一个代表，无需证明其案例选择策略已经排除了混淆变量，或其案例符合经验规律。这些因素对一个案例是否与特定理想类型相关以及案例研究是否能够提供充分解释并不重要。相反，基本的背景相似性可以作为案例选择的坚实基础。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希望研究多个案例的研究人员。传统观点认为，研究多个案例是可取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数量并测试协变量的模式。主流建议鼓励研究人员选择在关键变量上存在差异的案例，以提供检验推断的杠杆。相比之下，根据理想类型来研究多个案例并不适合这一目的，因为每个解释都是特定于案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多个案例是毫无用处的。对多个案例的了解有助于发展和完善分析的理想类型，并加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对于希望研究多个案例的研究人员来说，应参照使它们与理想类型相关的背景特征来选择它们。在我看来，仅基于背景相似性就可以证明案例的选择是合理的。这一案例选择原则可以增强目前被认为不可行的非传统比较。

5. 关于背景和案例选择的两种观点

这一节中，我将与传统的关于背景和案例选择的观点进行对比。我将与 Falleti 和 Lynch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并沿用 Spruyt 和 Skocpol-Geddes 的案例。Falleti 和 Lynch 关注的是“背景如何影响……机制的（论证）”以及“背景如何使机制产生”研究结果的过程。他们广泛定义背景，即“一系列初始条件（概率性地）导致结果（分析、时间、空间或制度相关的）的环境相关方面”。他们认为“机制与背景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结果。”在背景 A 中，X→M→YA；在背景 B 中，X→M→YB。详述背景 A 和 B 的情况可以证明，在背景非分析性等价的情况下，“由相同机制产生的形式上相似的输入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背景的界定确立了单位同质性，并识别了不同背景下不同的经验规律。他们总结说，“结果的非确定性不在于机制本身，而在于背景”。

Falleti 和 Lynch的看法符合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传统看法。他们想要达到单位同质性，并相信描述背景能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教导研究人员用理论来识别“哪些背景的方面可能与过程和结果相关”的研究内容。但最终，这种相关性是通过与感兴趣的结果的概率关联来体现的，因为不同的经验规律可以区分 A 和 B 两种背景。因此，背景就像是一组潜在的混杂变量。事实上，他们将背景称为“位于‘理论’之外，但影响因果机制运行”的变量。因此，案例研究旨在验证因果推论。

我并不认为通过背景描述能建立单位同质性。相反，通过背景分析可以推测某个案例是否与理想类型所概括的一般分析主张相关联。再次想象一个关于 X1→X2→Y的理想类型主张。如果选择研究多个案例与该理想类型的关系，那么只是宣称这些案例具有一些属性，似乎使它们适用于该理想类型。我们并不能认为这些案例是分析上等价的，因为我们对案例与理想类型的相关性判断是暂时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暗示多个案例之间存在经验规律，因为我们是寻求构建特定案例的解释，而不是寻找概率关联。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在案例选择过程中，我们对理想类型是否有助于阐明观察到的结果保持不可知的态度。但对于 Falleti 和 Lynch 来说，确定某些背景 A 就意味着至少在概率上 X1→X2→YA。相比之下，理想类型所暗示的背景特征描述了一组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许多案例的情况，即使这组因素在任何特定案例中都不会完全存在或在不同案例之间共享。

最后两个例子说明了Falleti和Lynch的视角与我这里提出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回想一下，Spruyt研究了贸易增长如何导致了商人权力（X1）、新政治联盟（X2）和制度变化（Y）在中世纪早期的增加。他认为，十一世纪欧洲的广泛经济扩张使他的论点具有广泛适用性。在法国和“德国”，商人们交易低附加值商品，希望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统治来降低交易成本。Spruyt提供了普遍理由，预测X1→X2→YA，其中YA是中央主权国家。他描述了这两种情况下商人们都寻求这样的结果。此外，法国和“德国”有着相似的背景：它们都是查理曼帝国的前身，都发展了封建制度；但到了中世纪早期，它们已经处于衰落之中，仅剩的制度化也所剩无几。

事实证明，法国商人们得到了中央集权统治，而德国却没有。法国国王与商人们结盟建立了主权国家，而德国国王则与贵族结盟，阻碍了中央集权统治。德国国王的地缘政治野心迫使他与贵族结盟而非商人。考虑到上下文相似性、商人的偏好以及相对力量等因素，从Falleti和Lynch的立场来看这一结果的变化是很难解释的。有一种可能性是Spruyt的论证缺乏理论支撑——他没有提出关于统治者偏好的理论——而一个更复杂的理论可以解释跨案例变化。但另一种可能性是Spruyt的主张是理想典型化的。法国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理想类型，但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德国国王的地缘政治困境时，才能理解德国的情况。Spruyt用他的理想类型并“修正上下文”来解释这些特定结果；目前，Spruyt的解释被认为比其他解释更稳健。Spruyt证明了我所主张的方法的可行性。

最后，就Skocpol-Geddes之争而言，我发现Geddes批评力度不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她拒绝接受Skocpol对自己论点的限制。Skocpol将自己的论点局限于相对富裕的农业国家，这些国家没有受到殖民统治。Geddes认为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Skocpol变量得分与Skocpol相似，并见证了“广泛的、持续的农民革命运动”，即使它们没有经历完全的革命。随后的争论围绕Skocpol的限制是否合理或任意且不合理展开。Sekhon同意盖德斯的说法：“不清楚为什么这个领域……应该受到如此限制。”Gerring将问题简化为单位同质性的问题；他认为Skocpol的限制是“可信的”，但也认为“社会科学更倾向于广泛的推断而非狭隘的推断。” Collier和Mahoney为Skocpol辩护，因为最近的革命发生在相对贫困的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军事机构独立于土地阶级。但他们也以单位同质性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Collier和Mahoney说Skocpol的边界条件导致人们在她的案例与拉丁美洲之间期望不同的“因果模式”（经验规律）。

为了明确地讲，Gerring的、Collier和Mahoney的评估与Skocpol关于“找到重要规则性贯穿历史具体案例”的欲望是相符的。但是Skocpol也在努力找出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如果她认为这个论证是一个理想型的话，可以帮助转移对她适用范围设限的争论。理想型不是用来发现经验规则的，而是用来构建解释的。在Skocpol的案例中，使一个国家与她的主张相联系的环境因素——相对富裕、以农业为主、非殖民地——可能会鼓励人们去研究法国、中国或俄罗斯，看看她的主张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些社会革命。这种环境组合同样会阻止人们去探究拉丁美洲的案例，因为Skocpol理论中的机械联系不太可能在拉丁美洲环境中发展起来。但即使有人研究玻利维亚，也会很快意识到Skocpol的理想型，尤其是关于增收策略的见解，并不有助于理解玻利维亚革命的原因。Skocpol设限的有用性使她的范围设限具有合理性。此外，如果将Skocpol的立场视为表达一种理想型主张，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对其进行广泛测试。

总的来说，本节提出了一种与想要构建解释的研究人员目的更吻合的案例研究方法。通常规定给案例研究者的许多内容，都违背了他们参与的许多知识项目。通过关注如何构建解释，我希望改变目前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选择案例研究和将其与更广泛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的限制性规则。

结论

认知上的鸿沟存在于传统选择案例的常识和许多案例研究人员目的之间。许多从业者努力构建因果解释，但坚持的是以因果推断为导向的案例选择规则。本文提出了另一种案例选择观点，即案例研究在构建特定案例解释时涉及分析理想型。我认为，如果一个案例具有使其与理想型相联系的环境特征，那么无论该案例的其他特征如何，都可以与理想型有效地研究该案例。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一致性，而且对哪些类型的研究设计被视为可接受的实际含义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观点将鼓励非传统的比较。希望进行跨区域或跨历史比较的研究人员可以参考使案例与给定理想型相关联的环境特征来为其案例选择提供依据。他们将不必费力地证明“控制”许多当前阻碍此类研究的潜在混淆变量。其结果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世界。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