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宇丨派系、庇护与共和政治：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中的美第奇家族

陈浩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认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采用了前后一贯的派系政治视角分析佛罗伦萨历史语境中的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的派系传统塑造了美第奇家族的政治认知和行为策略，他们的崛起和统治因而未能脱离派系政治的窠臼。美第奇家族在派系斗争中展现了自己的超常德性，却也使佛罗伦萨愈发远离一种共和政治的原则和实践。马基雅维利的派系政治分析思路，揭示了美第奇统治的内在困境，对当代史学理解15世纪美第奇政权的性质仍具有启发。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0——存在就是力量：急剧变化世界中的政治与伦理》第114-133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10——存在就是力量：急剧变化世界中的政治与伦理》

2021年春季号总第010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1年7月 

派系、庇护与共和政治：

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中的美第奇家族

陈浩宇/著

▲ 尼科洛·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伏尔泰将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视为世界历史唯一值得重视的四个时代之一，因为它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因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而成为后世典范。但当伏尔泰继续评论美第奇家族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家族”却完成了“本应由欧洲各国国王进行的事业”时，他已然提示出这个家族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模糊，以及他们同置身其中的佛罗伦萨共和体制的紧张关系。

简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美第奇家族与佛罗伦萨共和国有着近百年的纠葛历史。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1434年从流放中归来，正式开启了美第奇家族掌握佛罗伦萨权柄的历史。此后虽然佛罗伦萨维持着共和国的外表，但科西莫及其家族后继者们却日益掌控了政权的运转，成为城市实际的主宰者。佛罗伦萨的共和渴望并未完全衰微，美第奇家族在1494年和1527年两度被驱除出佛罗伦萨，共和体制在这两个时段得以短暂恢复。但当共和国于1530年第二次陷落后，共和体制正式走向终结，美第奇公国得以建立。如何评价美第奇家族与佛罗伦萨共和体制的关系，特别是15世纪美第奇政权的性质，仍然悬而未决。

带来困难的部分原因或许正在于，通过招募和赞助人文主义者与艺术家群体，美第奇家族采取了各种文化和宣传策略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提供辩护。不过，我们仍可求助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洞见和共和热忱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同时代人，思考他们与佛罗伦萨共和政治的命运，构成了马基雅维利一项最重要的课题。他对这个家族最详尽的讨论和分析无疑出现在《佛罗伦萨史》中。但由于这部书是受美第奇家族前后两位教皇——利奥十世（乔瓦尼·德·美第奇，Leo Ⅹ,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和克莱门特七世（朱利奥·德·美第奇, Clement Ⅶ, Giulio de’ Medici）托付而作，这使得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的评点变得敏感和困难。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微妙笔法和他的大致思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简单分析《佛罗伦萨史》正式开始前的“献词”中的一段话加以展示：

为此，教皇陛下委托我以重任，命我秉笔直书陛下家族之史实事迹，并望我力戒阿谀奉承（因为陛下既偏爱实话实说之人，又厌恶不实客套之辞），但每当我提到美第奇家族中乔瓦尼的良善、科西莫的睿智、皮耶罗的谦逊以及洛伦佐的宽宏和审慎时，我恐怕自己身不由己违背了教皇陛下之圣谕。因此，对于您和所有那些因认为这些描述绝不信实而感到恼怒的人，我为自己做如下开脱，因为，我发现在不同时期人们描述他们而留下的记录中，充满了对他们的赞扬，以致我不得不书写那些我所发现的东西，否则，便因嫉妒而保持沉默。倘若在他们那些丰功伟绩之下隐藏了任何与公共利益相悖的野心——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那么我确实没有发现，因而也不会被迫去书写。

在这里，马基雅维利不仅称颂美第奇家族历代领袖的美德，而且坚称自己的赞颂完全不违背一个史家的正直和信实。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同时也暗示自己撰写历史时，面对的前代材料充斥着溢美之词，正是这些层累的文献在美化美第奇家族的形象并掩盖他们和共和体制的紧张关系。前代作者们建构出来的神话，将成为马基雅维利拆解和祛魅的对象。马基雅维利果然紧接着提供了一些刺耳的异见，报告有些人说美第奇家族怀有与公共利益相悖的个人野心。虽然马基雅维利立刻否定自己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但诚如扎克特(Catherine H. Zuckert)所言，他却已然明白无误地将这个疑难提了出来。

其实，对美第奇家族最严重的指控便是将他们视为佛罗伦萨的僭主，这种断言在美第奇家族仍掌权时便不绝如缕，在他们于1494年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更加普遍。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僭主作为一个攻讦性概念被重新激活，或许正源自公民人文主义者对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历史的重估，以及在外交舆论战中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米兰公国的对比讨论。但当僭主概念被加诸美第奇家族身上时，却似乎存在一些错位，因为美第奇家族领袖表现出来的美德和事迹，使他们与传统的僭主形象相去甚远。这种概念上的张力在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那里得到了反映。在其《佛罗伦萨历史》第九节细数了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功绩和过失后，圭恰尔迪尼声称：“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在他的统治下城市不是自由的，尽管它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或是更令人满意的僭主。”

如果不能简单使用传统僭主概念来描述美第奇家族，那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界定他们和佛罗伦萨共和政治的冲突关系，并且说明美第奇政权性质模糊和规避定义的那些面相。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便采取了派系政治的视角，借助对派系和庇护关系运作机制的分析，这一视角既能厘清美第奇家族追逐的派系私利对共和国公共利益的背弃，也能很好地说明美第奇家族崛起和统治具有的隐蔽和欺骗性。马基雅维利特别考察了佛罗伦萨的派系政治传统对美第奇家族态度和行为策略的塑造，作为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他们在派系斗争中展现了自己的超常德性，却也使佛罗伦萨愈发远离一种共和政治的原则和实践。因此，下文将根据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提供的线索，首先讨论佛罗伦萨的派系政治传统，然后依次分析美第奇家族的前史、崛起和统治，最后在结论部分简要评估马基雅维利的整体思路，探讨他的分析路径对当代史学理解美第奇政权的性质所具有的启发。

▲ 佛罗伦萨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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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派系政治传统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佛罗伦萨历史的主轴是形态不断演变的内部纷争和政治冲突，以及冲突中持续涌现的派系利益对公共权力的僭取。在《佛罗伦萨史》的序言中，马基雅维利便指出佛罗伦萨接连不断地遭受分裂的困扰，如果在罗马只存在贵族和平民的纷争，“而佛罗伦萨，不满于一次，制造了许多次”；分裂先是出现在贵族之间，之后在贵族与平民之间，最后则是平民与庶民之间；从这些分裂中产生的死亡、流放和遭到毁灭的家族不亚于历史上任何城市。在佛罗伦萨，冲突不仅在不同阶层之间渐次蔓延扩展，而且频繁出现的派系斗争往往表现出了跨阶层的特征。

这些不曾止息的政治冲突为一个特性所主导。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的第三卷卷首，比较了平民和贵族的对立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带来的不同结果：

因为在罗马一开始存在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是通过争论来解决的，在佛罗伦萨则通过战斗；罗马的对立以制定法律告终，在佛罗伦萨则是许多公民的流放和死亡；罗马的对立总是增强军事德性，佛罗伦萨的对立则完全消除了它。

马基雅维利接着指出，产生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城市的平民抱有不同的目的，罗马的平民希望与贵族一同享有荣誉，因而更容易与贵族达成妥协；佛罗伦萨的平民则希望独揽大权，因此与贵族爆发了激烈的对抗。马基雅维利的这一描述无疑普遍适用于佛罗伦萨各个阶段和各种形态的内部政治冲突。在佛罗伦萨，冲突双方并没有像在罗马一样达成妥协与平衡，从而确立有利于双方的法律和体制；相反，佛罗伦萨的政治冲突总是伴随着剧烈的武装对抗，以流血和放逐收场。政治冲突没有达成利益的沟通和调适，而是带来一种全输全赢的结果；政治冲突后确立的法律体制，是胜利方意志的绝对体现，失败方则受到压制和剥夺。在早期贵族内部的斗争中，例如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白党和黑党的冲突，总是以败者的完全流放而收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序言中指出，“众所周知，吉伯林派被放逐的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致所有托斯卡纳和伦巴第地区都充斥着这一派的人”。而在前引第三卷序言对平民和贵族冲突的描写中，马基雅维利同样叹服佛罗伦萨政治冲突之剧烈和平民胜利之彻底，作为失败方的贵族即或没有遭到身体意义上的放逐，却在“行为举止、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层面遭受了完全的打击和毁灭，原本热衷武力、不可一世的贵族必须处处向平民看齐，这使得马基雅维利哀叹“贵族身上原有的尚武德行和宽宏精神也就丧失殆尽，平民从来就不具备这些特性，今后也不会恢复；因此，佛罗伦萨也变得越来越孱弱和卑鄙”。

这种胜者全得的体制无疑是脆弱和不稳固的。一方面，这个政权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体制之外心怀不满的反对派，他们随时准备采取激烈行动推翻现政权；另一方面，当政权内部发生新的分裂时，由于缺乏自我协调的举措，往往意味着新一轮剧烈冲突的来临。因此，佛罗伦萨似乎便被困在这样一种党派利益兴衰更替的历史循环中。这构成了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政治史的第二个重要认识，在形态和角色不断演变的政治冲突中，始终存在着派系与私人利益对于公共权力的绑架。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便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佛罗伦萨获得自治的两百多年来“从未出现过一个能够真正称为共和国的政府”，“虽然很多次通过公开且自由的投票，授予少数公民以全权对它进行改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公共利益（comune utilità）来构建它，而总是为他们那一派（della parte loro）的利益。这在那个城市制造的不是秩序，而是更大的混乱”。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也重复了这个论断，在第三卷一篇虚构的演说中，某位希望止息派系纷争、心怀爱国热情的演讲者指出，党派首领总是将他们卑鄙的打算包装在虔诚的言辞之中：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规章并非为了公共利益，而纯粹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所决定的战争、和平和联盟关系并非为了集体荣誉，而仅仅为了满足少数人。而如果其他城市充满了这类无序，我们的城市沾染的无序尤甚于其他任何城市；因为各项法律法规和民事条例，并不是按照自由生活（vivere libero）制定的，而总是并且仍然是根据占据优势的那个派别的野心制定的。

其实，马基雅维利表明，佛罗伦萨的政治史本不应该如此惨淡，佛罗伦萨其实拥有机会摆脱派系利益的掌控，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生活。他最开始也是在《论李维》中提示了这一可能。在《论李维》第一卷第五十五章，他认为那些具有独立地产、城堡和武装的绅士对共和国有害，因此充斥着这些绅士的那波利王国和伦巴地等地区“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共和国和任何政治生活，因为这些类型的人完全敌视一切公民体制”。在阿尔都塞等左翼研究者看来，马基雅维利谈论的绅士，其实是更具封建形态的贵族，因而民族国家只能建立在对一切封建形式的扫除之上。与之相对，托斯卡纳长期有共和国存在，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城堡领主，也极少有绅士，“但有如此大的平等，以致一个审慎的并且了解古代公民体制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将一种公民生活（vivere civile）引进到那里”；但马基雅维利紧接着表示，“然而，此地是如此不幸，至今仍未遇到一个已经能够做或者知道如何做这件事的人”。马基雅维利表明，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托斯卡纳地区具有为构建一种公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平等，但仍有待于某个知晓如何行动的人来真正构建一种公民体制或自由生活。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佛罗伦萨史》第三卷序言对罗马和佛罗伦萨平民与贵族冲突问题的讨论。在那里，马基雅维利指出，佛罗伦萨的平等处境正是这种冲突带来的结果，因为遭遇彻底失败的贵族被迫向平民看齐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行为模式。所以，如果原本作为范例的罗马的对立最终使公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以致没有一个君主便不能维持自身；被反复批评的佛罗伦萨的对立，因为带来了公民之间高度的平等，却似乎展现出了一丝正面的曙光。和上引《论李维》相似，马基雅维利承认，这种借由政治冲突达成的平等处境使得佛罗伦萨“本可以被一位明智的立法者轻而易举地重组为任何形式的政府”。但我们要再一次注意马基雅维利微妙的措辞，他谈到的是佛罗伦萨“本可以”，这种可能在为《佛罗伦萨史》所含括的历史时段内都没有成为现实。因此，这或许是马基雅维利对那些失去的机会表达的惋惜和感慨。

这使我们想到在《君主论》第六卷中，马基雅维利谈到了那些“依靠本人的德性而不是依靠命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范例便是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和提修斯。这些人正是一举抓住了机会给他们提供的材料，借助自身非凡的德行将他们认为最好的形式赋予材料，给祖国和自己赢得了荣耀。在《君主论》中，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也被鼓舞和吁求扮演这类崇高而卓越的拯救者。在全书情绪最为高昂的最末一章，马基雅维利一方面表明意大利现时的沉沦处境更甚于希伯来人、波斯人和雅典人曾经的遭遇，因而是命运提供的最为合适的行动时机；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则许诺美第奇家族的拯救者能够获得最有利的援助和人民的拥护。

但是，在《佛罗伦萨史》里，美第奇家族及其超常德性本身成为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不仅呈现了一个一再错失改制机会、未能在佛罗伦萨建立自由生活的美第奇家族；而且，马基雅维利暗示，或许正是美第奇家族自身，阻碍了佛罗伦萨在更为晚近的历史时段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不再把美第奇家族视作能够外在于历史和制度限制行动的立法者与拯救者，不再忽视超常德性在道德意蕴上的含混。他将美第奇家族放回到现实处境中加以理解，视其为历史中的行动者并正视他们与共和体制的关系。佛罗伦萨持续的内部纷争和派系政治同样塑造了这个家族的自我认知、历史理解与行动策略。

▲ 《佛罗伦萨史》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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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传统中的美第奇家族

按照马基雅维利在序言中的表述，美第奇家族在1434年的佛罗伦萨取得了超过任何其他家族的权势，这也是他原本计划开启《佛罗伦萨史》一书的时间点。但由于两位历史学家未能详细叙述1434年之前佛罗伦萨的内部纷争，马基雅维利最终将其著作的一半篇幅，用于描述佛罗伦萨在1434年之前的内政。1434年现在成为著作的中间点，佛罗伦萨派系冲突的过往构成了美第奇家族崛起的前史。

在《佛罗伦萨史》第二卷描述的14世纪中叶前的城市早期史中，美第奇家族有两次简短的出场，马基雅维利毫不避讳地点明他们是城市纷争的主要参与者。第一次是在14世纪初黑党和白党的纷争中，美第奇家族被描述为骚乱的煽动者。第二次是在14世纪40年代初期。贵族和平民日趋激化的斗争使得前者不惜放弃自身和城市的自由，通过委身一位君主来压制平民，雅典公爵瓜尔蒂耶里(Gualtieri, duke of Athens)正是在贵族的策动下被授予了终生统治权。他早前赢取贵族和庶民拥戴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处决了包括乔瓦尼·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在内的若干指挥卢卡战争不力的官员，这些人都具有深厚的平民阶层背景。

公爵的专制统治迅速引发了城市公民的普遍不满，执政团成员劝说公爵尊重并维护佛罗伦萨难以磨灭的自由传统。公爵的答复呈现了一种在罗马帝国时期便已形成的，针对自由的共和解释最具竞争性的表述，也即认为君主制或是一人统治的政体才能确保共同体的自由、安全和团结，在分裂的共和政治中不存在自由。公爵声称：“他本人并没有剥夺城市自由的意图，而是重塑自由；因为只有分裂的城市是受奴役的，而团结的城市则是自由的。如果佛罗伦萨借助他的统治而消除了宗派、野心与仇恨，那么他就是恢复而不是剥夺了它的自由。”公爵的统治很快走到了尽头，美第奇家族构成了推翻公爵的一股重要力量。公爵的倒台也使得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敌对再度成为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双方在城市内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马基雅维利特别点明美第奇家族在第一批发动了进攻。这场战斗以贵族彻底失败告终，正是在紧接着的第三卷的前言中，马基雅维利做出了我们已经在上文引述过的那些重要评论。美第奇家族的这一次出场与政治冲突引发的若干严峻问题相关，这包括城市政治自由在冲突中的丧失，共和政体被一人统治的僭政取代，对立政治派别的消失和城市体制的失衡。这些是佛罗伦萨在此后的动荡历史中会反复面临的问题。

同样严酷的斗争模式在庶民与平民的对垒中得到延续，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在其中扮演了越发关键的角色，并且展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质，这些内容在《佛罗伦萨史》第三卷得到了处理。这一卷叙述了羊毛工人起义后建立了为底层民众主导的政府，而在这一政府被推翻后，平民上层重新建立了为其主导的寡头政权。伴随着政权转换而来的依然是暴力、流血和放逐，以及特定阶层和派别对于政治权力的独占，美第奇家族在这两个时段命运迥异。前一阶段的主要人物是萨尔维斯特罗·美第奇(Salvestro de’ Medici)，马基雅维利描述说：“他出身于最显赫的平民家族（nobilissima famiglia popolana），无法忍受平民受到少数几个权贵欺压。”但其实包含萨尔维斯特罗在内的里奇一派，和主要由古老贵族及圭尔夫派权贵构成的阿尔比齐一派积怨已久。阿尔比齐一派视萨尔维斯特罗为主要对手，在1378年4月便试图利用佛罗伦萨选举制度中的回避原则，通过选举萨尔维斯特罗的某位同族担任官职，从而剥夺他本人担任正义旗手这一最高权力职位的机会；但萨尔维斯特罗一派发现了玄机，使得阿尔比齐一派的计划没有成功。在萨尔维斯特罗担任正义旗手后，他便试图通过一项针对圭尔夫派贵族和平民上层的法律。按照佛罗伦萨的立法程序，法律提议需要先由正义旗手召集执政团及其两个同僚机构讨论通过，之后提交给议会表决。萨尔维斯特罗在提议没有获得同僚一致同意而有早夭之虞的情况下，选择直接诉诸议会发表演讲。马基雅维利概述了萨尔维斯特罗的演讲内容，后者声称制定法律是为了“纠正权贵的无礼”并完善共和国的法律，但“人们的恶意”如此极力反对“他的正义事业”（giuste sue imprese），以致不仅他被剥夺了“做好事的手段”，而且人们审议乃至听取这个法律提议的机会也被剥夺；萨尔维斯特罗进一步声称，既然自己无法为“共和国或者普遍利益（bene universale）”作出有用的事情，他决定请辞回家。正是萨尔维斯特罗这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引发了底层民众最初的动乱，并且一步步演变为羊毛工人之后发动的浩大革命。

马基雅维利在这里评论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在一个城市里挑起变动之后，相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止息它或者按照他的方式来规制它。萨尔维斯特罗的意图是制定那项法律并使城市归于安宁，但事情的发展却有违初衷。”马基雅维利的前辈布鲁尼(Leonardo Bruni)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认为，萨尔维斯特罗试图通过制定法律限制和纠正圭尔夫派对训诫的滥用，这一“意图”是好的；但“出乎其预料和计划”，下层民众掌握了政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那么，马基雅维利是在采用一套已经成熟的历史叙述模式，通过意图和结果的二分，来为萨尔维斯特罗在羊毛工人起义中并不完全光彩的角色开脱吗？

按照我们已经表达的思路，马基雅维利其实采用了一以贯之的派系政治视角，来叙述萨尔维斯特罗前后相继的行为。萨尔维斯特罗最初的法律动议，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打击敌对派系的动机。基于佛罗伦萨对立派系在社会经济光谱上的分化，萨尔维斯特罗深谙需要借助普通乃至下层民众的力量，以对抗阿尔比齐一派，这使得他选择直接面对议会发表演讲。在他的演讲中，我们也能发现派系政治的另一个要素，即将派系利益包裹成共和国的普遍利益。羊毛工人起义的结局，也符合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些组织不佳的共和国在政治冲突后往往形成的或者陷入奴役或者陷入无序的情况。在羊毛工人起义的情况下，我们甚至看到两者并置的奇异景观：一方面是下层民众发动持续不断的叛乱，城市生活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则是不少支持庶民政权的上层公民，不仅被授予了骑士荣誉，而且掌握了极大的权势。马基雅维利指出，包括萨尔维斯特罗在内的若干平民领袖，“都快成了城邦的君主了”。萨尔维斯特罗在派系斗争的行为，特别是他诉诸与动员普通和下层民众，与他们在派系活动中的深刻联结，正是下一个世纪美第奇家族行为的预演，也是留给他的后代的一笔关键的政治遗产。

在《佛罗伦萨史》第三卷，马基雅维利还描述了美第奇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寡头阶层在复辟以后，对政权的控制愈发严密，美第奇家族和其他许多平民领袖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马基雅维利特别叙述了1393年发生的一起政治动乱，不少行会成员和底层平民纷纷投奔在萨尔维斯特罗之后成为美第奇家族首领的韦里·德·美第奇(Veri de’ Medici)，希望后者能掌握政府，将他们从暴政中解放出来。马基雅维利指出：“所有那些对这段历史留下记载的人都同意，如果韦里大人更有野心而非良善（più ambizioso che buono），他将毫无阻碍地使自己成为城市的君主。”因为韦里放弃了利用底层平民的力量来为自己获取政权，而是对他们加以安抚和节制。在面见执政团时，他一方面表示，自己并非“不安分守己的动乱煽动者或者野心勃勃的篡夺政府权力的人”，会一如既往帮助执政团恢复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提醒执政团“享受不完全的胜利而保全城邦的安全”远胜于大获全胜而毁掉城邦；在面对民众时，韦里同样表示“宽厚仁慈胜过盛气凌人，耐心恳求胜过步步紧逼”。正是基于对韦里的信任，下层民众放下武器回到了家中。与他的先辈萨尔维斯特罗通过借助民众动乱来获取政治优势相反，韦里劝告冲突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妥协而不要诉诸武力，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放弃和克服佛罗伦萨派系斗争的传统行为模式，代表了一种罕见的试图确立新的交往规则的努力。但事态的发展却未能如韦里所愿，寡头政权在迅速加强了对局势的控制后，便放逐和处决了许多参与骚乱的人，同时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针对政权的反对派。这使得包括美第奇家族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韦里试图促成政治妥协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因为他未能预料到佛罗伦萨政治场域内的其他行动者仍然遵循着传统派系斗争的行为模式，这使得主动示好的他反而成为更容易被伤害的对象。

因此，正是在佛罗伦萨过往派系冲突中这些正面和负面的经历，共同塑造了美第奇家族对于政治冲突的看法：冲突必然是激烈的、无妥协的和胜者全得的；斗争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各种彰明或隐蔽的手段、诉诸强力或采取欺诈；斗争的目的是取得公共权力，从而为自己的派系利益服务，并借助公共权威来进一步打击政治对手。过往的经历也给美第奇家族留下独特的政治遗产，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光谱上，这个家族的名字愈发和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无论这种联结是政治势力分化的客观结果，还是美第奇家族一方的主动建构，它都构成了美第奇家族在15世纪的派系斗争中所能利用的一种重要资源。

▲ 美第奇家族成员群像（上排左起为：乔瓦尼、科西莫、皮耶罗，下排左起为：洛伦佐、利奥十世、克莱门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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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在15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美第奇家族重新向寡头统治阶层发起挑战，并试图夺取政治权力时，他们看待政治对手的方式以及对其行动模式的预期，对公共权力运转方式的理解，对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分析和策略性联盟，无疑是为其过往经验塑造的，并且高超利用了他们在以往派系冲突中习得和完善的各种策略。

美第奇家族用以积蓄、培植自己一派力量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借助自己的财富，广施庇护网络，收买门客和党徒。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第七卷卷首指出，“那些希望一个共和国能够团结一致的人”总是“在这个愿望上大失所望”，但他接着指出，“一些分裂对共和国有害，一些则有用。那些伴有宗派（sette）和党徒（partigiani）的分裂有害；那些不靠宗派和党徒维持的分裂则有用”。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派的形成与城市公民获取声望的方式相关，通过公共的途径（vie publiche）获取声望不会产生派系，这包括作战、出使、提供政策咨询等能够为共和国赢得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并且，城市内的不和与纷争反而会促使公民们相互竞争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同时监督对方不逾越公民行为的界限。与之相反，“获取声望的私人途径（modi privati）则包括给予这个公民或那个公民好处、在官员面前为他们辩护、以金钱资助他们、为他们获取不配得的荣誉，以及用公共娱乐和捐赠笼络庶民，从这种方式中产生了党争和派系”。私人途径是通过私人之间的利益和庇护关系，建立联合与协作，这不仅会削弱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个体试图在公共体制之外，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以便逃脱法律的约束，甚至作为推翻这一体制的工具。

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贵族和上层平民向来努力发展自己的庇护网络，能够动员的门客数量往往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成败。浸淫在这一传统中，美第奇家族无疑深谙借由庇护关系发展自己私人派系的重要性。在15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在银行业和商业贸易中积累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利用寡头统治集团招致的普遍反感和他们紧缩政治权力后留下的空间，逐步构筑了一个远超以往任何家族和集团所经营的庞大庇护网络。美第奇家族重新崛起的发端者是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迪·比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马基雅维利描述他“本性善良仁慈”，并在1420年担任了城市的最高职位，这使得“普通民众感到欣喜若狂，大众认为他们总算有了一位保护人”。与之相反，当权的寡头派中最为睿智的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ò da Vzzano)则发出预警，认为受到公众拥戴的乔瓦尼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应该在他立足未稳时除掉；但乌扎诺的同侪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因为“他们嫉妒他的声望，希望拉拢别人来打击他”。

寡头派对乌扎诺的反应，揭示了美第奇家族与其政治对手的庇护网络存在的重大差异。当权的寡头派领袖和家族如尼科洛·达·乌扎诺、阿尔比齐家族、斯特罗齐家族等也会构筑自身的庇护网络，但整个寡头派的庇护系统是多中心和相对松散的，甚至是竞争性的，这使得寡头派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一致行动，甚至会因内部分裂而面临失败。马基雅维利便提供了诸多事例。除了在美第奇家族崛起早期，寡头派不能形成一致的应对意见，因而或许延误了压制美第奇家族的最佳时机；在1433年两派斗争的高潮，当寡头派采取果断行动逮捕了科西莫，却依然对是否处决他而无法达成一致；在1434年，两方最后决定诉诸武装决斗的时刻，寡头派一方却因重要成员临阵犹豫而无法集结全部力量，因而或许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美第奇家族一方的庇护网络不仅规模更大且更加团结，尤为重要的是，处于网络中心的美第奇家族有着更强的控制和动员能力。正是借助他们的朋友和门客，美第奇家族不仅安然度过了1433年被放逐的危机，并且仅在一年之后就被执政团召回佛罗伦萨并取得了政权。

美第奇派在与寡头派的斗争过程中，采取的另一个带有佛罗伦萨派系传统特色的举措便是诽谤。其实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就特别区分了作为一项成文制度的指控和发生在广场和公共走廊上的污蔑，并盛赞罗马共和国对指控权的妥善安排。在向官员、人民或会议提出对他人的指挥时必须附带有确切的证据，而“诬蔑既不需要证人，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证据来证明之，以至于每个人都可能被任何人造谣中伤”。如果指控是以制度化的渠道来对人们发泄不满的方式进行规制，最后的判决也由公共权威作出而不会被追究至特定个体，从而在共和国中引发私人之间仇恨和敌对，污蔑和诽谤则会带来全然相反的结果。在佛罗伦萨派系斗争的背景下，诽谤成为敌对派系之间互相抹黑、损伤民望，阻挠对方担任职务并破坏其政治行动的有用举措。马基雅维利叙述说，在15世纪30年代进行对卢卡的战争时，担任作战首领之一的里纳尔多·阿尔比齐(Rinaldo degli Albizzi)就饱受诽谤困扰，这使他在卢卡的军事行动难以进行。这场舆论战的主导者正是科西莫的副手阿韦拉尔多·德·美第奇(Averardo de’ Medici)。尽管美第奇一派也支持对卢卡的战争，但由于许多对立派别的人被委派参与战事指挥，美第奇一派对此“别无良策，也只能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污蔑攻击”。

对于这些派系斗争的惯用伎俩，同处这一政治场域内的美第奇派的政治对手——寡头派，无疑有最为敏锐的意识。因此我们看到马基雅维利在讨论了美第奇派发起的诽谤后，紧接着写道：“这些事情和超常的做事方式（modi estraordinari）对于尼科洛·达·乌扎诺和他们这一派的其他领袖而言是了如指掌。”。马基雅维利使用的“超常”一词，在这里与奠基者或是立法者所需的超常德行无关，而是意味着派系政治中那些隐蔽的角逐及其蕴含的腐败性力量，它超逾了法律制度的限制从而将公共体制置于危险境地。马基雅维利也是借乌扎诺之口，对科西莫和美第奇一派的斗争策略做了最为深刻的揭露。乌扎诺直陈科西莫通过私人途径获取声望、结交朋党是为了成为城市的君主。在《论李维》第三卷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利同样区分了在共和国中获取声望的公、私两种方式，并且指出，“应当警惕公民的行为，因为很多时候在一种善行下面隐藏着专制的源头”，一个治理良好的共和国应该封锁通过私人方式寻求支持的通道。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则借助乌扎诺之口，对这一悖谬的政治现象作了更详细的剖析，他指出，“科西莫所做的引起我们怀疑的事，是因为用自己的钱帮助任何人，不仅仅是那些个体，还有公共机构，不仅是佛罗伦萨人，还有外国雇佣兵”，以致“我们必须宣称，驱逐他的原因是他仁慈、乐善好施及受人爱戴”，虽然“这是将人们飞速送往君主制的方式，然而人们却不这样认为，我们也不足以胜任使它们被如此相信这一任务；因为我们的行为方式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并且，由于城市天然地分帮结派，一直生活在党争之中，无法对这样的指控予以关注”。乌扎诺的发言表明，一方面由于科西莫的策略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这使得寡头派的怀疑和指控并不能为佛罗伦萨人普遍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深陷派系斗争泥淖的佛罗伦萨，或许早已对这种收买人心的策略习以为常，丧失了一个治理良好的共和国对这类事件应该保有的警惕。

马基雅维利也借乌扎诺之口，破除了另一个与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伴生的迷思，亦即他们或许代表了佛罗伦萨人民大众的利益，拥有更加广泛的拥护，因而较之对立派别或许更具正当性。乌扎诺承认自己一派被称为显贵公民，美第奇一派则叫作庶民，但他接着指出，由于贵族内部的分裂，美第奇一派同样汇聚了许多贵族，他由此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派比他们那一派更名副其实地称为贵族。”。所以，从派系构成来看，美第奇派和寡头派的斗争，并非是庶民和贵族阶层的对抗，而是两个平民贵族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乌扎诺进一步暗示说：“所有这些公民，部分出于无知，部分出于恶意，随时准备出卖这个共和国；而命运恰是他们的朋友，以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买主。”美第奇家族正是借助一系列施加私人恩惠的手段，为自己在中下层民众中积累了众多党羽，成为自己夺取政权的有力工具。美第奇家族有意识地利用了庶民党的标签，为自己夺取统治赋予更多的合法性。但这绝不意味着美第奇一派的行为是民众意志的体现，美第奇家族的掌权也没有带来对民众的赋权。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指出的，美第奇的派系统治巧妙但却实质性地背离了佛罗伦萨共和政治的原则与精神。

▲ 美第奇家族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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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的统治

《佛罗伦萨史》的最后两卷重点关注佛罗伦萨内政，马基雅维利展示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也未能脱离佛罗伦萨的派系传统。在15世纪相继作为家族领导人的科西莫和洛伦佐，凭借高超的个人才能和雄厚的家族资源，完善了派系统治的策略，使得他们建立的庇护关系深深嵌入了佛罗伦萨的共和体制，牢固控制了佛罗伦萨政治的运转，使派系私利完全凌驾在公共利益之上。但在另一方面，美第奇一派频繁遭遇的内部分裂和权力挑战，表明他们也未能摆脱派系政治一贯面临的困境。在这种悖谬的对照中，马基雅维利由此将派系政治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揭露出来了。这一小节中，笔者将依次分析美第奇家族控制政权的策略和他们遭遇的挑战，以展示派系统治的两面性。

在1434年取得政权后，美第奇一派迅速从制度层面入手，强化对于政权和时局的控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举措，是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包括执政团在内的最具实权的机构，佛罗伦萨逐渐形成了一套包含提名、审查、抽签和回避等多个环节的复杂选举体制，以体现共和政治所要求的公正、无偏和广泛参与。马基雅维利非常精炼地叙述了美第奇一派操纵选举程序的若干策略，他们“制定新的抽签名单，从选举袋中将敌人的名签移去而添上朋友的名字。他们还从敌人的覆灭中得到教训，断定精选过的名单仍不足以使他们把国家牢牢握在手中，因而决定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员应该总是从他们这一派的头领中选出。他们因此希望那些负责将新的抽签名单分配到选举袋中的配票官，应该和旧执政团一道拥有选取新执政团的权力”。这些举措表明美第奇一派准确切入了佛罗伦萨选举体制的关窍，在维持其表面运转的同时，完全扭曲了它应发挥的效果。他们首先干预了提名和审查环节，通过从源头控制进入整个选举流程的人选，使得抽签袋中留下的均是其朋友和党徒的名字。但美第奇派仍然心存疑虑，希望能进一步规避选举最后环节即抽签具有的随机性。他们借助配票官（accoppiatori）这一官职，实质上实现了手动挑选继任者的效果。

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美第奇一派熟稔控制选举的必要性，也是吸取了此前寡头统治的教训。寡头政权在将科西莫放逐后，并没有像美第奇一派后来所做的那样对选举体制加以彻底重塑。因而，在1434年8月底选举新一任执政团时，当选者竟然全部都是科西莫的支持者，正是这一任执政团召回了科西莫并协助美第奇家族取得了政权。与寡头派墨守成规招致灾难相比，美第奇家族在统治期内，对于选举体系的宰制则格外大胆，一方面频繁废弃旧有的抽签袋或是增删其中名单，另一方面诉诸配票官手动选举这一更直接的形式，将自己的派系成员送到最重要的政治职位上。不过，美第奇一派孜孜不息地对选举体系进行修补、缝合，或许正暴露了其派系构成欠缺稳固、权力基础流动易变的内在缺陷。

同样也是吸取寡头政府的经验，美第奇派的另一项制度性举措是借由频繁设立巴利阿和小型议会来架空传统人民议会和公社议会的职能。在《佛罗伦萨史》第七卷的序言中，马基雅维利指出：“从1434年到1455年的二十一年间，巴利阿的权力曾经六次从两个议会那里被常规地（ordinariamente）取得。”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这种变相的权力剥夺，一般民众在这一阶段之所以能够接受，主要是因为美第奇一派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因为立足未稳，在行事方面仍有所顾忌，没有招致民众的反感，因此总是能够得到授权。我们在下文将看到，在美第奇家族统治的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使得他们想要建立巴利阿变得更为困难。他们不再能够以合乎法律流程的方式从议会那里“常规”取得，而必须依靠武力和胁迫等超常方式。正如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借助了一套诸如慷慨、亲善、仁慈等看似无害，甚至是为政治生活所珍视的美德，他们掌控权势的主要方式，同样不是公然打破旧有的政治体制，而是寄生在这一体制的缝隙中，迂回地控制了佛罗伦萨政治的运转。通过维持共和制的外表，美第奇家族巧妙地遮掩了他们所要达成的派系企图。

▲ 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

如果美第奇家族是派系统治策略的集大成者，他们也同样面临派系政治带来的各种严峻问题。所有持续强化派系控制的努力，一方面固然是试图完全驯服传统的共和体制，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修补自己派别内部不断出现的裂痕。获胜派系迅速走向内部分裂似乎是佛罗伦萨政治的普遍现象，马基雅维利指出：

当一个派别被放逐从而结束了一次分裂，另一次分裂又会出现。因为在那些倾向于借由宗派而非法律维持自己的城市中，一旦一个宗派在那里没有了反对者，它必然从自身之内分裂，因为城市并不能通过那些它最初用以自身安全的私人模式加以护卫。

派系的分裂并不只是由于外在约束或是共同敌人的缺失，而是根源于派系或庇护关系自身的性质。庇护并不构成明确的层级或是臣服关系，派系的形成也源自利益的聚合与交换。庇护网络下的行动者虽然相互连接，但始终是彼此独立的。这种缺乏法理依据和规范性质的“私人模式”，必然与带有公共属性的共和政治权力相抵牾，并引发派系的分裂。马基雅维利记叙了美第奇家族遭遇的数次挑战，最大的威胁无疑源自那些心怀不满的前盟友。

我们在这里重点分析一下科西莫之子皮耶罗(Piero de’ Medici)的遭遇和应对方式。皮耶罗在科西莫去世后甫一掌权，包括卢卡·皮蒂(Luca Pitti)在内的不少显贵公民便商议剥夺皮耶罗的声望和权威。马基雅维利说，这些反对者虽然目的各异，但仍公开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要让城市在官员们手中进行管理，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意见所左右”，并且他们认为自己已然胜券在握，因为“公民的绝大部分被自由的名号所欺骗而追随他们，而这只是他们为了给自己的行动赋予体面的表象而挪用的旗号”。可见，与美第奇家族借用一套共和伪装相似，他们的派系反对者也能够熟练地使用一套共同利益的语汇来为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皮耶罗与反对者斗争的一个插曲，也很好地展现了派系政治的特点。双方为了集合力量，都寻求许多公民联合签名。结果皮耶罗发现“公民的思想摇摆不定，许多先前签名反对他的人，现在又签名支持他”。两份名单的重叠正揭示了派系成员身份的模糊以及派系政治稳固性的欠缺。

纷争的解决最终仍依赖武力，皮耶罗抢先一步拿起了武器，由于准备充分并且组织更为有序，皮耶罗一派占据了上风并重新掌控了局势。在这一背景下，新一届巴利阿成立，其成员全部由皮耶罗一派充任，敌对派别的成员或者自行逃亡，或者遭到流放。尽管度过了这次反对危机，皮耶罗仍发现自己的派系成员愈发难以约束。正是在马基雅维利置放在皮耶罗这位派系领袖之口的演说中，我们发现了对派系私利最为激愤和严厉的控诉。皮耶罗感慨对于人的野心和贪得无厌的本性知之甚少，“你们成了这样一个城市的统治者，你们少数人独占了原来由许多公民分享的荣誉、尊荣和利益，仍不知足；你们私分了敌人的财产，仍不知足；你们将公共负担加诸其他所有人身上，自己非但不承担任何负担反而独占全部的公共利益，并且使所有人身负种种侵害，仍不知足”；他继续质问道：“难道我们的祖国给予我们生命，是为了我们可以夺取她的生命？使我们取胜是为了毁灭她？给予我们荣誉是为了让她蒙羞？”在演说的末尾，作为派系领袖的皮耶罗竟然对自己的胜利感到后悔。马基雅维利叙述说，若非被突然去世这件事打断，皮耶罗本打算将流亡者召回国内，以遏制城市内自己一派的邪恶行径。近乎悖谬的是，派系斗争的胜利者竟然无法承受胜利之重，只能通过重启派系冲突来解决困局。皮耶罗的绝望构想，同样表明他被深深拘束在佛罗伦萨的派系传统中，无法跳脱派系政治分裂与对抗的往复循环来构想新的解决方案。

美第奇家族在这一阶段设立巴利阿的方式，也显示出武力构成了其统治的一个尤为必要的基础。由于不再能够得到民众自愿的授权，美第奇派必须以展示武力、进行恐吓的方式来强迫民众。派系政治本身带有的分裂特性，也使得美第奇家族必须周期性地诉诸武力来重新获取政权。只有在这些间断的时刻，美第奇家族一直维持的共和伪装才会漏出破绽，揭示出恐惧和暴力构成了这个政权的底色。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三卷第一节论述说，“那些从1434年到1494年一直执掌佛罗伦萨政权的人说，他们每五年就必须夺回政权，否则很难维持它”；马基雅维利进一步解释说，“夺回政权（ripigliare lo stato）是在人们心中产生在当初获取政权时曾产生的那种恐惧和害怕，因为在那个时期美第奇家族严厉打击了那些——从那个政体的角度看——干坏事的人。但是，当对这种惩罚的记忆消失时，人们又敢于尝试政治动乱和说统治者的坏话，因此有必要对此采取措施，把政权拉回到它的源头”。

虽然面临着持续的分裂困境，美第奇家族仍将统治维持了六十年。如果皮耶罗的挑战者还能以自由为口号蒙骗许多人，当帕齐家族在七十年代挑战洛伦佐，高呼“人民”“自由”的口号，试图寻求民众援助时，马基雅维利断言“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好运和慷慨，‘人民’对此充耳不闻；而在佛罗伦萨，人们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因而亚科波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美第奇家族不仅驯服了共和制度，也加深了佛罗伦萨民众的腐败程度。这种对政治质料的败坏，使得美第奇家族自己构成了在佛罗伦萨建立一种共和政体的真正障碍。

▲ 皮耶罗·美第奇（Piero di Cosimo de' Medici）

5

结论

借由马基雅维利的视角来反思美第奇家族的政治角色，是一种有益且深具启发的尝试。马基雅维利将美第奇家族置放到佛罗伦萨的政治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一个深受派系纷争困扰的共和政治传统塑造了这个家族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传统具有自己的力量，美第奇家族因而选择在维持共和外表的情况下，借助派系提供的资源和策略来为自己攫取超逾共和限度的权力。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相当巧妙且具备实效的策略。美第奇家族不仅凭借庞大的庇护网络和派系力量夺取了佛罗伦萨政权，而且利用一套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维持了自身长时段的统治地位。当然，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也面临着派系政治一贯的内在困境，与其强权并存的，是不断发生的源自自身派系内部的权力挑战，是作为其力量源头的美第奇派的持续分裂和重组。

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不会冒犯仍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掌权的美第奇家族，他采纳的派系分析视角或许减缓了他的困难。马基雅维利一方面能够毫无负担甚至真诚地赞颂科西莫和洛伦佐杰出的个人才能，以及美第奇家族一贯表现出的慷慨、仁慈等美德。这种赞美会使美第奇教皇格外受用，因为从派系政治的视角来看，美第奇家族确实远胜其对手，而构成其优势的一个重要维度正是他们的各项美德。但马基雅维利的严厉批评也潜藏在这一赞美的背后。美第奇家族不仅攫取了一套有形的共和制度作为自己权力的伪装，而且善于挪用这套制度背后的共和语汇与概念。他们为人称道的美德，同样是一套网罗党羽、广施庇护的有力工具。美第奇家族虽然是派系斗争的最终胜利者，但他们的局限也正在于此。完全在佛罗伦萨派系传统中习得政治经验的美第奇家族的领袖们，对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困境，既难以找寻到能够超逾和克服派系政治窠臼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派系统治也日益加剧了佛罗伦萨的腐败程度，使得佛罗伦萨长期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最后，马基雅维利的分析进路或许也对当代史学在评判15世纪美第奇政权的性质时出现的分歧提供了一些启发。美第奇究竟是事实上的领主，也即类似于米兰公国和意大利其他一人统治的国家，掌握了作出最终政治裁断的权力；或者仅仅只是同侪中的第一人，在行事时仍受到共和体制的约束和其他权贵的掣肘？这个源自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和鲁宾斯坦(Nicolai Rubinstein)的经典争论，仍然困扰着文艺复兴研究者。从我们一直采用的派系政治视角来看，这两个似乎泾渭分明的形象其实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当美第奇家族能够调动庇护网络下的全部政治资源，并且在事实上处于这个庞大网络发号施令的中心时，他们对佛罗伦萨官员选举与任命以及各项内外政策的操纵和控制，或许不亚于一位名义上的一人统治的领主；但就他们仍要借一套共和制度，并需要时常勉力维持派系的整合与团结来看，由于派系不构成一个稳定的权力基础，并且不能提供一种独立的、不依附于共和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来源，美第奇家族的权威不仅在事实上经常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许多行动也因为缺乏法理根据而难以施行。

马基雅维利的后见之明，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源自16世纪初佛罗伦萨重回共和体制之后，他对一种公民生活所获得的亲身体验；而当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30年代重掌佛罗伦萨政权时，由于新一代的美第奇领袖已经长期远离了佛罗伦萨的公民语境和派系传统，因而这一次，他们便完全放弃了共和的外表，彻底转向了一人统治的公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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