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衡林丨巨人之暗——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及立场分析

罗衡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史、宗教文化史。

本文认为，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及立场经历了矛盾、反复的变化，由传统中世纪偏见和宗教意义上的反犹转变为将犹太人当作基督近亲的亲犹，再由亲犹转变为极端仇犹，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路德个人的思想发展轨迹。路德首先是一个宗教改革家，而并非一个反犹主义者。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第80-92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

2021年秋季号总第011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1年12月 

巨人之暗

——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及立场分析

罗衡林/著

▲ 本文作者：罗衡林 教授

马丁·路德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现代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1517年10月31日，他在维登堡教堂的门上贴出了《95条论纲》，由此掀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但是他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宗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恩格斯就对他评价很高，称马丁·路德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巨人，将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称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其实，马丁·路德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由于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在许多学者的笔下，他经常被用一些矛盾的措辞来形容。他既是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又是政治上的保守者；他既是宗教自由的拥护者，又是德国威权主义的推动者；既是中世纪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世界的开启人。

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及立场就出现了矛盾、反复的变化，笔者曾在《马丁·路德与犹太人》这篇文章里称之为“急转弯式的变化”。马丁·路德并非一个始终如一的反犹主义者，他对犹太人的态度、立场变化经历了由反犹到亲犹，又由亲犹到仇犹的过程。具体而言，1517年前，路德是反犹的态度；1517-1524年，路德是亲犹的立场；1524-1534年，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和立场处于转变的过程之中；1534年后，路德持激烈反犹的立场。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路德对犹太人态度立场的复杂变化，而要看到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其个人的思想发展轨迹。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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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反犹态度（1517年前）

大致在1517年欧洲宗教改革之前，路德基本上持反犹的态度和立场。

首先来看1513-1515年路德主讲《旧约·诗篇》时的言论。面对前来听课的基督徒，他这样讲道：“犹太人是被上帝抛弃了的人，他们必须在上帝的愤慨中忍受苦难……上帝愤慨的标志就是：犹太教堂被摧毁，犹太人四处流浪并散布于世界各国，以及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徒劳的希望。可惜这种惩罚并没有使犹太人变得更好……现在他们又证明了自己是基督徒真正的敌人。”在这里，他把犹太人称作基督徒的敌人，而且理应被上帝抛弃和惩罚。

这是源于中世纪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传统偏见。自犹太人流落到欧洲以来，他们不能购置土地，不能作为手工业者加入行会，只能在旧货买卖、货币兑换、典当物品、贷款交易、牲畜贸易、粮食贸易、乡村手工业产品销售等行业中艰难谋生。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皇帝为了税收考虑，允许犹太人为借出的资本收取更高的利息。也有一些神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出资人收取5%利息的正当性。可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小农、手工业者就更困苦，偿还贷款就更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出现时，行会理事会就会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往往采取极端措施驱逐犹太人。而此时皇权也恰好衰落了，犹太人得不到皇权的庇护了，他们在欧洲的处境更加艰难。马丁·路德的上述言论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此外，路德还说，“犹太教法典对《旧约全书》的解释充满了谎言和歪曲，它恶意地曲解了先知们对基督的见证，嘲笑和诽谤了基督教会的信仰”。路德之所以这样说，这与基督教传统教义有关，也即他是出于传统的宗教的原因而对犹太人采取了反对的立场。他指出犹太教法典对圣经《旧约全书》的歪曲，以及对基督教的诽谤。

其次，在1514年多米尼克教派修士约翰内斯·普费福尔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和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之间的争端中，可以看出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及立场。在这两人的争端中，路德是站在罗伊希林一边，反对焚烧犹太人书籍的。普费福尔科恩是位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从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那里得到了收缴《旧约圣经》的犹太注释文本并进行销毁的权力，从而获得了整个多米尼克教派的支持。罗伊希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犹太人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和帝国的自由市民”，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书籍是应该保留的，当时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都支持这位德意志最著名的希伯来语学者。但是，路德支持罗伊希林绝不是出于人文主义的动机，因为他声称：“与犹太人作斗争毫无意义，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不可能皈依基督教。如果人们试图通过没收他们宗教作品的方式来扫除他们对基督教真理的亵渎的话，那么他们还会找到另外的方式来嘲笑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先知们对此早就作过预言，人们不应该与这种说谎者去谈论上帝。”显然，路德认为焚烧犹太人书籍并不能阻止犹太人对基督教的亵渎，犹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没有必要再理会他们。此时路德仍然是出于传统的宗教的原因来反犹的。

再次，这个阶段路德的反犹情感不太激烈，认为虚假的基督徒并不比犹太人更好。1515-1516年，他在维登堡大学开办“罗马人书信讲座”，在批评基督徒的自我满足时，他说：“这种人只见别人眼中刺，不见自己眼中梁。被十字架上的耶稣鄙弃的所有自负者都是异教徒，都是上帝的敌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在这里，他批评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基督徒，认为这些自负的基督徒也是上帝的敌人。路德的“罗马人书信讲座”还算不上是激烈的仇犹文献，因为他甚至通过引证老的教会例子，要求给予犹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最终让他们自己通过思考比较来认识其宗教仪式的无用性。他还根据《罗马人书信》的第11章第17节强调指出：“犹太人不仅是神圣的教会橄榄树之根，而且是被折断的一个旁枝，异教徒野蛮的‘嫩枝’就嫁接其上。”这段话说明了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教的道理，同时又指出犹太教偏离了上帝的方向，成了异教。路德此时并不想加深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鸿沟，仅仅将犹太人与虚假的基督徒相提并论。

总而言之，在1517年前，路德的反犹不仅是出于中世纪欧洲反犹的传统偏见以及宗教上的原因，而且他也用他自己的辩解理论来与犹太人作斗争。

▲ 图为古代犹太人的传统婚礼

2

路德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1517-1524年）

1517-1524年间，随着路德宗教改革事业的推进，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明显变得友好起来。在这段时间，路德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政府干涉民众的信仰，其中当然就包括犹太人的信仰。他甚至认为，尽管犹太人顽固地弃绝耶稣基督，但是当代的犹太人不能因他们祖先的罪而受到指责，而且犹太人是因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而弃绝基督教的，所以是情有可原的。他说：“我若是犹太人，若要我投靠教皇，我宁愿受十次拷问台的苦。”因为“拥护教皇的人是那样贬低自己的身份，以致一个好基督徒会宁愿做犹太人亦不愿做他们中的一员，一个犹太人会宁愿做母猪亦不愿做基督徒”。可见，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转变，是与他反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他还说：“我们压制犹太人，诋毁他们，憎恶他们如狗一般，我们这样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拒绝给他们工作，逼他们要放高利贷，那有什么用呢？我们对待犹太人，不应当用教皇的做法，而应当用基督的爱的做法。即使他们中有顽固的人，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并非都是好基督徒啊。”在这段话中，他为犹太人放高利贷进行了辩护，认为犹太人之所以成为放高利贷者，恰恰是天主教会和基督徒们促成的。

1519年7月莱比锡辩论之后，路德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1520年，他写了几篇改革名著：《论善功》《罗马教皇权》《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提出了“唯信称义”“平信徒皆祭司”的观点，在民众中影响更大。这时他自信借着消除教皇制的弊端，自己的改革会促成犹太人改邪归正。他说，倘若那本基督教的《福音书》以其原始的样子摆在犹太人面前的话，那么犹太人一定会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的；他希望他的传教活动能够产生效果，使犹太人皈依到真正的信仰上来。由于路德新教特别强调《圣经》的作用，因此某些宗教改革家也拜倒在一些著名犹太拉比的脚下研习希伯来文，以便能更准确地理解圣经原文。

最能体现马丁·路德明确的亲犹信息的一篇文章是《耶稣基督是一位天生的犹太人》，这是他1523年为“基督徒的良心自由”而写下的，此时正是他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撰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一是为了反驳费迪南德大公在纽伦堡城市治理中对新教进行的诽谤，二是他还想证明“犹太人也许想皈依基督教信仰”。因此他呼吁福音基督教界“向犹太人传教”，并主张“基督教传教士对犹太人的态度应发生变化，以便使他们的布道值得犹太人信任。”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路德对犹太人表达了罕见的友好态度。他写道：“我们那些笨蛋，教皇、主教、诡辩家和修道士，迄今为止还在对付犹太人……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并看到这些笨蛋和粗鲁的人在操纵和讲授基督教的话，那么我宁愿变成一头猪，也不愿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把犹太人当作狗，而不是作为人来对待的。”他还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向所有基督徒发出呼吁：“如果我们以人类兄弟的情谊来对待犹太人，并向他们友好而耐心地讲述基督教信仰的话，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并再度加入到他们的堂兄弟、先知和教祖的信仰者行列中来的。”

路德在这篇文章中还高度评价了犹太人对基督教创始上的贡献：“最初的传道者是犹太人，如果他们对待异教徒如同我们对待犹太人的话，那么在异教徒中就根本不会有基督徒存在了……”他接着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根本没有理由凌驾于犹太人之上。我们从来源上讲是异教徒，而犹太人从血统上讲则是基督直系。我们是姻亲和外地人，而犹太人则是近亲，是主人的堂兄弟和兄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曾被上帝给予过那样大的荣誉。没有任何一位基督教的创始人、先知、使徒出身于异教徒的行列。他们都来自犹太民族。”

为了与犹太人再度对话，路德还在该文中建议采取一项教育措施：“在这项使命之初，人们可以不要求他们承认耶稣基督，而仅仅要求他们将耶稣这个人作为他们真正的弥赛亚来接受。任何暴力的使用都必须随着他们的皈依而停止。基督徒应停止把犹太人作为狗对待，停止对他们无意义的诽谤。最后，人们应停止对他们的社会歧视，并允许他们与基督徒一样从事所有的职业，使他们不再被迫去继续经营肮脏的高利贷。”最后，他还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一切都是天生的吗.连我们自己也并非尽善尽美的基督徒。”在这里，路德不再谈论犹太民族普遍的顽固不化和不可救药了。

在路德所有关于犹太人的文章中，再也找不到比这篇文章更具亲犹色彩的了，它所表达的思想也立即被广泛传播，并在1523年发表的当年被多次再版。1524年后，著名神学家尤斯图斯·约纳斯（Justus Jonas）和约翰·洛尼塞（Johann Lonicer）还分别在维登堡和斯特拉斯堡将该文翻译成了拉丁文。正是通过这篇文章，路德向整个基督教界展示了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也表明他本人并非是一位始终如一的反犹主义者。由此可见，路德亲犹的动机是为了在犹太人中间传播福音新教。事实上，德意志犹太人中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持欢迎态度的人也是逐渐增多。可是随着路德在犹太人中传教希望的破灭，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 图为维滕贝格的路德塑像

3

路德对犹太人态度及立场的转变（1524-1534年）

1524-1534年这段时间，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处于转变的过程之中。促使路德转变态度的原因有二：一是路德在犹太人中传播福音新教的希望破灭，二是犹太人开始与路德的对手站在一起。

首先来看路德在犹太人中传播新教的失败。由于犹太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遭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被劫掠和屠杀，犹太社区被摧毁，犹太圣堂变成了基督教堂，某些地方的犹太社区居民为了避免死亡的命运，被迫加入基督教。这些西班牙的新基督徒被当地普通市民称为“马兰诺”（Marrannos），葡萄牙改信了的新基督徒也有与"马兰诺"类似的称呼。这些受迫害的犹太人对弥赛亚出现的希望上升了，并希望这位弥赛亚重建他们在尘世中的帝国。这种想法很快成了欧洲犹太人的共同心愿。

由于1527年发生了神圣罗马帝国对罗马城劫掠的事件，著名的犹太教经师伊萨斯·阿伯拉瓦内尔（Isaac Abravanel）推算出“弥赛亚——国王”将会在1532年来临。他这是将罗马城劫掠事件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相提并论，并将这一事件看作“基督教末日”到来的确切标志，它最终将会带来犹太人的解放。这种明确的、鲜活的弥赛亚希望自然使犹太人对基督教的传教声充耳不闻，因而归信福音新教的犹太人很少，而且即使是归信者，他们的信心也不坚定。

此外，犹太人看到宗教改革导致了整个基督教阵营的分裂，引起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衰落，这反过来使犹太人坚信自己信仰的犹太教才是最正确的。当路德努力想劝一些拉比改信福音新教时，这些人却都反过来要说服路德改信犹太教。甚至有谣传，说有个犹太人已被拥护教皇的人收买，准备去谋杀路德，但路德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后来有传言说，在莫拉维亚（Moravia）的基督徒已被引诱走向犹太化，这自然使路德异常恼怒。

其次，犹太人与路德的对手勾勾搭搭。卡尔施塔特开始是追随路德的，可是在路德隐居瓦特堡时，他在维登堡推行激进的宗教改革措施，反对在公共崇拜时使用圣像、风琴及格里高利圣咏，反对婴儿受洗，禁止秘密忏悔和各种斋戒，教堂里禁用圣像，解散了当地各古老的宗教团体，没收其教产，一律用德语做礼拜，在维登堡造成了混乱局面。1522年3月路德回来后才控制了局势，指出这些改革以后会逐步实现，但是当时火候未到，不能一步到位。由此，路德与卡尔施塔特决裂。卡尔施塔特离开维登堡后强调要重视老犹太律法（摩西律法），该法禁止圣像崇拜，而且抬高了《旧约全书》的价值，这与路德宗教改革中的革新目标格格不入。

此外，在犹太人与基督教施洗者之间还存在着某些重要而具体的联系。这些施洗者认为，人在婴儿时的洗礼没什么用处，所以要在成人后重新进行洗礼。因而这些施洗者又被称为“再洗礼派”。1532年，路德从法克瑙公爵沃尔夫·施利克（Wolf Schlick）那里得知，迈伦的基督教施洗者集团施行割礼，并用犹太教的安息日来替代基督教的礼拜天。在阿尔萨斯，某些犹太人对施洗者领导人梅尔希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的世界末日期待很感兴趣。而在维登堡，犹太人是属于“施洗者国王奥古斯丁·巴德尔（Augustin Bader）”的随从之列的。1534年，基督教施洗者们在敏斯特建立了一个尘世上的弥赛亚帝国，它模仿古代以色列的神权机构，建立了组织形式，设立了神圣的国王和先知职位。贝尔恩德·罗特曼（Bernd Rothmann）是敏斯特弥赛亚帝国的理论家，他大量引证《旧约全书》中众神之战的观点，并拟定了该神权国家的纲领。上述施洗者受到犹太教影响，犹太人也追随施洗者的种种表现使路德怒不可遏，也自然导致他由亲犹迅速转向坚定地反犹。

▲ 图为古代犹太人画像

4

路德的极端仇犹立场（1534年以后）

1534年以后，路德对犹太人又持厌恶的态度，而且此后一直都是坚持其激烈的极端仇犹立场，再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了。

1536年，萨克森选侯颁布了犹太人过境禁令。1537年，约瑟·冯·罗斯海姆和沃尔夫冈·卡皮托请求路德去找萨克森选侯说情，希望能够解除该项禁令。可是，路德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在萨克森选侯那里，他还特别指出犹太教在迈伦的施洗者中传播的恶果。

随后几年间，路德陆陆续续地写下了好几篇著名的反犹文章，包括1538年的《反对安息日，致一位好朋友》，1543年的三篇论文《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不可言说的名字与耶稣的世代》《大卫王最后的名言》。其中，最能体现其反犹言论的是《反对安息日，致一位好朋友》和《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这两篇文章。

《反对安息日，致一位好朋友》主要揭露了迈伦的犹太人和施洗者的别有用心，指出这些犹太人的目的就是竭力劝诱他人改变宗教信仰；迈伦的基督教施洗者接受犹太律法、施行割礼、庆祝安息日，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在这篇文章中，路德竭力论证犹太人论调的荒唐透顶，认为犹太人寄予厚望的弥赛亚是永远不会到来的，而且摩西律法也不是永远有效的。在路德看来，历史充分证明了犹太人是被上帝诅咒的民族：“在1500年前，自耶路撒冷被毁灭以来，犹太人就生活在痛苦之中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僧侣精神，没有庙堂，从根本上讲，没有一片自己的土地，也不能保持他们所赞美的摩西律法。所有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没有任何一个异教的民族在历史上被上帝折磨得如此长久，遭到如此可怕的追捕的。自耶路撒冷被毁灭以来，犹太人就不再拥有先知了，上帝也不再与他们对话了。在这种痛苦之中，就连苍蝇也不再扑打翅膀发出嘶嘶声对他们表示安慰了。”

在《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一文中，路德又回到“犹太人是不可救药和顽固不化的”老论调上，斥责犹太人的忘恩负义，他说：“我再也不与他们打交道了。正如圣·保罗（S. Paulus）所言，‘他们呕出的是愤恨，人们给他们的帮助越多，他们就越是变得忘恩负义’，让他们滚蛋吧!”“如果你试图向他们传播福音新教，那么就如同你在对一个笨蛋谈话一样。”

在该文的第一部分，路德再度重复他在《反对安息日，致一位好朋友》一文中对犹太人光荣功绩的驳斥，这些光荣功绩主要指亚伯拉罕的出身、割礼、摩西立法以及卡拉安的地产占有等，但驳斥的主要焦点则集中在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盼上。

在这场与犹太人弥赛亚观念的争端中，那种特有的、反犹太教信仰的宗教改革理由清楚地显露出来。在路德看来，真正的弥赛亚，这个世界的弥赛亚显现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是复仇者，不是像那位犹太教的伪弥赛亚巴尔·科赫巴（Bar Kochba）那样的法律制定者，而是忍受着苦难的上帝奴仆，他为人类的罪行献出了他的生命。“如果上帝只想给我一个犹太人所乞求和希望的弥赛亚的话，那么，我倒宁愿要一个笨蛋，因为他毕竟还是个人。对此，我将向你述说充分的理由。犹太人不再乞求他们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科赫巴和一个世俗君主，这个科赫巴，他杀死了我们的基督，他把世界各地分配给犹太人，让他们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还愤慨地写道：“尽管犹太人明显地处于上帝的惩罚之下，但他们仍然不为所动，继续亵渎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将圣母玛丽娅骂为婊子，将基督耶稣骂为婊子养的和一个被绞死的罪犯。”

路德在1543的文章中才出现了反犹的经济动机。在他1519年、1524年所写的反高利贷的文章《长话短话高利贷》和《买卖行为与高利贷》中，路德并没有对犹太人收取利息的做法表示特别的愤慨，而是首先反对基督徒中的高利贷者，反对垄断公司，反对富格尔（Fugger）和维尔塞（Welsey）家族。而在这篇《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的文章中，他却抓住仇犹的这个普遍动机不放，并极力强调“金融犹太人”的丑恶形象：“这些异教徒的金银臭不可闻，普天下没有哪个民族会比犹太民族更加吝啬的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将永远是该诅咒的高利贷盘剥者。”他继续指责道：“是的，他们将我们基督徒囚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让我们汗流浃背地劳作，他们却获取金钱和好处；他们坐在火炉后面享受清福，无所事事，奢侈贪婪，狼吞虎咽，酗酒作乐，轻松生活；他们的幸福是由于我们的奉献才获得的，而他们却通过该诅咒的高利贷俘获了我们的善良；他们成了我们的主人，而我们倒成了他们的奴仆。当局绝不能允许基督徒被犹太人这个暗藏的主人盘剥和奴役！”

这段话描述了一幅犹太人享受财富和权力的画面，它是与路德曾描述过的犹太人受到上帝惩罚所遭到的苦难相矛盾的。当路德讲述着这些老生常谈式的诽谤之词时，他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经在1523年是反对进行这种诽谤的。而现在，这种诽谤在他的笔下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诽谤中，对犹太人的恐惧感被他迅速提升起来：“在历史上，人们常常判定犹太人有罪，他们往井里投毒，偷走孩子，坏事做绝，丧尽天良。他们对此可能会加以否认，但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不可掩饰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能做这些坏事，他们就会隐蔽地或是公开地做出来。”这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没有证据来指证犹太人犯有这些罪行（指犹太人往井里投毒、偷走孩子之类），但也仍可以放心大胆地将这些罪行归于他们的名下。因为此时在路德看来，“如果他们能够的话，那他们是会将我们全部杀死的”。连那种关于犹太医生秘密地、慢慢地毒死病人的传说，也在路德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总之，在路德的笔下，除魔鬼之外，基督没有比犹太人更恶毒、更残酷的敌人了，甚至，犹太人就是魔鬼：“如果你见到一个犹太人，那你不用想别的，因为你见到了一个带毒的蛇妖，尽管他也长着一张人脸，但他能毒杀人。”“无论在哪里，当你见到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时，你必须清楚，你是见到了一个十字架，而且你自然能说：那里走着一个活生生的魔鬼。”

在《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的第二部分，路德向世俗当局提出了对付犹太人的七条恐怖性建议。“第一，人们应该用火焚烧犹太人的教堂和学校，烧得一点不剩，让人们永远也看不到石头与瓦砾……第二，人们应该捣毁犹太人的房屋……让他们住在屋檐下或猪圈里，像对待吉普赛人那样，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第三，人们应该没收所有犹太人的祈祷书和犹太教法典，因为那里面讲的是偶像崇拜、谎言、咒骂和亵渎。第四，人们应该用肉体和生命来禁止每一位犹太教经师继续授课。第五，人们应该完全取消对犹太人的护送并禁止他们上街。第六，人们应该禁止犹太人放高利贷，没收犹太人所有的现金和金银珠宝。第七，人们应该将连枷、斧头、双齿耙、铁锹、手工纺纱杆和纺纱锤交到那些年轻力壮的犹太男女手上，让他们用自己湿润的汗水挣饭吃。”“我估计犹太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奴隶般的存在的，因此，必须以西班牙和法国为榜样，将他们逐出这片土地。”

在这七条建议中，尽管路德没有呼吁屠杀犹太人，但是他已经呼吁要对犹太人进行残酷的压迫，禁止他们放高利贷，强迫他们种地为生，焚毁犹太会堂，没收犹太书籍，包括圣经，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与后来的纳粹政权下达的处置犹太人的指令极为相似。尽管路德与希特勒两人身处不同的时空，但是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恨却是如出一辙。路德在这种极度狂怒状态下所爆发出来的恶毒话语，似乎证明了：“德国第一位伟大的民族预言家、德语的锻造者……给犹太人这个词赋予了带有绝对侮辱性质的、恶毒的意义。”但是，路德的反犹思想与现代反犹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路德是从新教神学的观念出发来反犹的，而现代反犹主义者是从种族生物学的立场出发来反犹的。

▲ 图为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张贴《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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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及立场之所以几经反复、几经变化，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具体局势所决定的，从中也可以窥探出路德个人的思想发展轨迹。1517年宗教改革以前，在欧洲各国迫害和驱逐犹太人的大背景之下，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没有超出传统中世纪的偏见，基本上是反犹的立场，但是不太激烈。1517-1524年，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比较友好，尤其是在他宗教改革活动的影响力达到最高峰的1523年。由于他希望在整个世界发展他的宗教改革事业，希望连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信仰福音新教，因而他发表了极为罕见的亲犹言论，这时他是坚决反对迫害犹太人的。1524-1534年间，随着路德在犹太人中传播福音新教的希望日趋破灭，以及犹太人开始与路德的对手站在一起，他对犹太人的态度逐渐由亲犹向仇犹转变。1534年以后，由于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导致了整个基督教阵营的分裂，而且在他看来已出现了一种犹太教“复苏”的可能性时，他便开始了偏执狂式的仇犹，甚至在1543年的《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一文中，提出了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种种建议。

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立场变化经历了由反犹到亲犹，又由亲犹到仇犹的过程，如果人们孤立地看待路德对犹太人态度中的这种变化，就会形成一种关于路德的错误概念，仿佛路德仅仅只对犹太人发出了偏执狂式的仇恨。而事实上，路德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种族主义者，而且他首先是一个宗教改革家，而并非首先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只不过在犹太人身上，他看到了除罗马教会和施洗者之外的第三大敌人，也看到了这三大对手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拒绝他的辩护理论和两个帝国理论，都坚持通过一种自由意志和自身善行来达到人的自我辩解的可能性，都想建立一个尘世上的神权国家。面对这三大对手，路德曾想通过和平劝说的方式来赢得他的胜利，但是当这种希望破灭时，他与这三大对手的关系也就尖锐化了，所以，最终他叫嚷要“把教皇及其追随者钉在绞架上”，呼吁新教国家当局要“歼灭施洗者”，将那些不愿意皈依福音新教的犹太人驱逐出境。

在早期新教阵营中，路德的仇犹言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但绝非只有路德一人在反犹。在犹太人问题上，绝大多数的德意志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家都追随着路德的观点，也都作出了与他相同的表态：例如，梅兰西顿直到晚年都一直追随路德的反犹观点，还有奥格斯堡宗教改革家乌尔马努斯·雷吉尤斯（Urbanus Rhegius）、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家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康斯坦茨的宗教改革家阿姆布洛修斯（Ambrosius）和托马斯·布劳勒尔（Thomas Blaurer）都赞成路德的反犹观点，慈温利（Zwingli）、布林格尔（Bulinger）和加尔文（Calvin）在反犹的原则性观点方面也与路德没有区别。

事实上，反犹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中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其根源能追溯到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之间传统的宗教斗争，只不过在16世纪前期的宗教改革时代，由于整个基督教阵营发生了分裂，而犹太教似乎又有“复苏”的迹象，因此，传统宗教上的反犹情绪迅速传导到正在组织起来的新教阵营之中，并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路德等人的反犹思想及其建议固然在新教教会的圈子里极有市场，但在当时的德意志还没有变成国家当局的行动，因而也没有产生出直接的实际意义。例如，信奉新教的萨克森选侯就没有听从路德的建议，而是解除了1536年颁布的犹太人过境禁令。同样信奉新教的黑森公爵菲利普，在马丁·布塞尔提出“取缔犹太人的现金交易，判决他们去干最沉重。最低贱的。体力上的强制劳动：凿石头和打木桩，烧煤，打扫烟囱和下水道，清除动物腐烂的尸体”等残忍建议时，也认为这些建议与基督教的博爱义务相矛盾，因而严加拒绝。

尽管路德的这些思想和建议在当时的德意志都没有变成国家行动，但是路德描绘的那种害怕劳动。寄生虫式的。靠投机买卖获取金钱的“金融犹太人”形象，却在以后的数百年间笼罩并毒化了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并参与造就了19世纪晚期以来的德意志反犹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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