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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垣平 | 《鹿鼎记》里的明史案,金庸祖先是不是告密者

新垣平 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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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十一年(1654),名士查继佐听到一桩轰动士林的劲爆消息:前明朱国祯的秘本史稿出现了。

查继佐出自海宁名门查家,人称“东山先生”,明清之际曾参与抗清,事败后迁居杭州,书画自娱。查氏家资豪富,宅中养了许多绝色歌姬,交游的多是官员富户,日子安逸。

查继佐像

这一年查继佐已经五十四岁,本可就此安度余生,但这个消息传来,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随之复活。

朱国祯是晚明的内阁首辅,也是史学大家,晚年写过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皇明史概》。不过该书的列传部分只写到明初,欠缺很多,朱国桢于崇祯五年(1632)去世了,后面的内容也就断更了。 

此后明清易代,天下大乱,谁知过了二十年,朱国祯未发表的四十多本手稿忽然重现于世,出现在同镇的富户庄胤城家中。

据说,没落的朱国桢子孙,拿一部手稿向庄家抵押筹钱,庄胤城的两个儿子庄廷鑨、庄廷钺爱好文史,发现这书稿正是《皇明史概》中缺失的列传部分,原来朱国祯已经写就了底稿,只是未及出版。他们如获至宝,找人日夜抄录,不久朱家子孙又把手稿赎回,不知所踪。

庄家得到了朱国祯的未刊史稿,并正打算以此为底本,写成一部完整的明史。

对此事,查继佐深感振奋,又有些复杂微妙的情绪。

此时南明残余势力日益式微,大部分人接受了明亡的事实。修撰有明一朝的全史,既可以寄托故国哀思,又可以成为传世的不朽事业,许多明朝遗民都在致力,宛如学者间一场无形的竞赛。比如查继佐的朋友张岱正在写《石匮书》,谈迁在写《国榷》,查继佐自甲申之变后就有此志向,可是尚未动笔,人家已经手握一部武林秘籍,占尽先机了。

查继佐认为朱国祯“才弱”,不过“考核最详,称信史”,这种对史实的整理和考证,正是最重要的根基。有这样一部书作为底本,可以说著史已经成功了一半。

查继佐开始积极地打听有关消息,据说庄廷鑨正在积极进行,但限于能力,累到失明,也没什么头绪,查继佐为朱国祯的书稿落在才干不足的人手上而深深惋惜。同时又觉得,这或许是他的机会,他派人去庄家转达,自荐“代草”史书,让庄廷鑨安心养病。

查继佐一定不会想到,他将因此卷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

查继佐的后人金庸在《鹿鼎记》就提到了明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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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得知名闻遐迩的“东山先生”有意参与,十分兴奋,派弟弟庄廷钺前往杭州,拜在查继佐门下。 

但不到一年,双方合作告吹,据查继佐的日记,庄廷钺不无尴尬地告诉他:“家兄意独为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须此。”庄廷鑨不愿意让人分享著作权,不打算把朱国祯的文稿给查继佐看。

似乎是庄廷鑨太小气,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由查继佐来“代草”,那么书稿是朱国祯的,整理是查继佐的,庄家还能有多少主导权?所以庄廷鑨不愿接受。至于“先生不须此”一句更是意味深长,似乎是赞扬查继佐的史学造诣,又似乎是暗指查继佐也打算写一部明史,二者有竞争关系。总之,这次合作无疾而终。

不过即使查继佐到了庄家,合作也未必能顺利进行。稍晚一些时候,庄廷鑨请来了比查继佐名头还大的顾炎武,见面后顾炎武认为庄廷鑨学问太差,无法编好这部书,也是拂袖而去。

合作失败,连朱氏原稿的影子都没看到,查继佐颇感挫败,在此刺激下,他正式动笔,写作自己的明史。为搜集南明史事,查继佐南下游历,在广东,他遇到了一生中的贵人——镇守潮州的总兵官左提督吴六奇。相传吴六奇是当年查继佐救助过的“雪中奇丐”,此时前来报恩。不过查继佐大弟子沈起编撰的《东山年谱》中说,这是以讹传讹,与查继佐有旧交的是潮州提督陆晋,查继佐是通过陆晋,结识了吴六奇,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吴六奇还让两个儿子拜在查继佐门下。

有吴六奇和陆晋罩着,查继佐在广东舒舒服服呆了一年多,访求了不少南明的珍贵资料。回浙后,查继佐陆续听到南浔庄家的进展:庄廷鑨已在几年前去世,但其父庄胤城仍在完成儿子的心愿,具体事务是庄廷钺掌管。庄廷钺的史学才能还不如他哥哥,也没什么编史的兴趣,就是花钱去砸,重金聘请名士来整理撰写,名士们或者为了钱敷衍了事,或者直抒胸臆,无所顾忌,庄家父子没有能力统筹审核,而庄家的修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查继佐听说之后常感到心绪不宁,写诗作画都没有心情,一直告诫身边人:要出大事了。

顺治十八年(1661)初,大事来了:顺治皇帝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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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驾崩于正月初七,野史说他出家了,不足为信。顺治帝汉化较深,他自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个满洲顾命大臣把持朝政,打压汉官,稍加和缓的满汉关系又紧张起来。江南作为汉人的文化中心,遗民众多,反抗意识强烈,受到清廷特殊的注意。顺治刚死,就在苏州爆发了“哭庙案”,四大臣严办之下,金圣叹等十多个文人被杀。 

因为“哭庙案”,金圣叹被杀

就在这节骨眼,庄家父子所编的《明史辑略》(又作《明史辑略》《明书辑略》《明史纪略》,因遭禁毁,确切书名已不可考)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江南各大书肆。

撰述明史,在清初倒未必一定不许。但清廷希望臣民接受的叙事是这样的:明朝历经二百七十余年,气数已尽,被反贼李自成所灭,天下大乱。上天决定,让爱新觉罗家来当天下之主,爱新觉罗说我一个东北少数民族,怎么到北京当皇帝了?然而天命已经决定了,所以大清入关,剿灭流寇,为明朝皇帝报仇,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开创了满汉共治的新大清。

这样,不去提及明朝后期的辽东战事,也不提清军下江南的种种屠杀暴行,结束于1644年崇祯帝之死,也能有头有尾。清朝欢迎,至少不拒斥这样的“洁版”明史。

然而《明史辑略》,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有无这样的政治觉悟,就很成问题。

查继佐第一时间拿到《明史辑略》,这是一部将近一万页,上百册,好几百万字的煌煌大书,不过查继佐直奔他最感兴趣的内容,很快发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本书对和清朝有关的敏感内容没有任何避讳:直书清朝先祖的名号,更用夷、虏等蔑称指涉清廷,记载了南明的抗清事迹,甚至不书清朝年号,而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这几乎是公开叫嚣要反清复明了。

这些问题,在《国榷》《石匮书》和查继佐自己撰写的史书中都存在,甚至应该说是闪光点:如果不直书其史,褒贬在心,写史还有什么意义?不过区别在于,这些史稿只是秘藏或者小范围内流传,谁也没有傻到拿去公开出版。但《明史辑略》却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摊上,谁都可以购买,而此时书中的永历帝、郑成功等人还在南方准备反攻中原呢。

查继佐必然也同时注意到另一件事,一万头草泥马在他内心咆哮:

首页上的“参订”,领衔的是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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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订表面上是参与修订的意思,不过事实上的作用相当于今天书腰封上的“xxx推荐”,当事人都未必知道,就被“联袂推荐”了。《明史辑略》上二十来个参订的名士,有几个真正参与的都不好讲,排在第二第三的陆圻和范骧是浙江名士,也是查继佐的好友,他们就根本不知情。

不过查继佐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庄家没给他看朱氏原稿,但毕竟他们有过接触,追查起来脱不了干系——事实上,后来,庄胤城也说“查某始原共事”,认为查继佐是本书整理者之一。

顺治十八年春,查继佐呆坐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明史辑略》前,满头黑线,不知如何是好。

查继佐犹豫了很久,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明史辑略》规模宏大,售价高昂(六两银子一部),销量有限,起初影响还不算大,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危险系数在不断增加。

查继佐的朋友陆圻偶然听人说起此书有问题,上面还列着他们几个人的名字,就来找查继佐商量,结果发现查继佐书桌上就放着一本,一翻之下大惊失色,对查继佐说:“这玩意你还放在桌上?快想办法,要不然我们死定了!”(据陆圻女儿陆萃行的《老父云游始末》)

然而二人还是没有立即行动,直到十一月十三日,查继佐、陆圻和范骧三个老友因为子侄考学的事在杭州相聚,提到此事。范骧拿出了一份底稿,说朋友周亮工也警告过他赶紧和这本书划清界限,要和二位朋友共同去检举。

周亮工也是当世名流,长期在清廷为官,非常清楚上面的政策变化,他的意见显然更值得重视。再说事情都传到他耳朵里了,可见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促使查、陆二人下定决心,联名上书。

呈状写好之后,先是送给浙江按察使熊光裕备案,熊光裕说这是读书人的事,不肯接手,到了康熙元年(1662)一月十七日,又把呈状还给了他们,查继佐只好暂时放在自己书房里。

二十二日,严州推事嵇永福来访,求看查继佐宅中的女乐表演,查继佐说姑娘们还没梳妆,得等半天。嵇永福等着无聊,随手翻书,看到了状子,询问原委后拍胸脯说,这事兄弟帮你办了,算是今晚的酒钱。就去找浙江学政胡尚衡。胡尚衡也为难,请嵇永福代为处理,嵇永福就代批了一句“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仰湖州府严查确报”,让湖州府方面去查办。(据范骧子范韩的《范氏记私史事》)

不过查继佐在其日记里坚持是自己的检举最后说动了胡尚衡,他自称写信给胡尚衡晓以利害:书里提到本朝上位的事,学政大人您还不知道吗?弄不好把您也拖下水!这才引起了胡尚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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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案的“首告”,按理说并不光彩,不过后来脱难的查、陆、范三家留下的记叙中,都并无避讳,各家记载虽有一些矛盾和混淆,但三人的共同检举是无疑的。

查陆范三人都是明朝遗老,从感情上还是心怀故国的,但庄家搞出这么大的乌龙属于自己找死,不应让旁人也受牵连。后来案发后,查继佐还叮嘱儿子说,无论朝廷已经知道多少,你小子不能说出其他参阅者的姓名,要不然就是杀人。光看这一点,完全可说是品德高洁。

查继佐等三人认为自己检举没有错的理由在于,事情是吴之荣告发才闹大的,和三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庄氏史案本末

从事件后来的发展看,胡尚衡批示后,事情下放到了湖州府学赵君宋手里。赵君宋拿着《明史辑略》中的问题,勒索了庄家一笔钱,庄家又打点知情官员,从市场上收回原书,出了“修订本”,把有问题的地方全部删去,又把原刻版毁去,认为可以就此过关。但之后陆续有人听到风声,继续去勒索庄家,其中革职的归安知县吴之荣连番举报,却没捞到多少好处,一咬牙一口气告到了北京,四大臣正对汉人咬牙切齿,便趁机兴起大狱。

吴之荣毫无疑问是明史案的第一祸首,许多当时的人,包括侥幸没被波及的顾炎武,也不认为文字狱是查陆范的锅,査继佐的旁系后代金庸写《鹿鼎记》,以明史案开篇,却完全略去了首告三人组的故事。但无论怎么说,吴之荣后来的举报和查陆范之前的检举之间还是存在着间接的因果联系。

査继佐他们可能会说,这个指控没有意义,即使他们不去检举,《明史辑略》这么公开发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也早晚会被查到。他们还可以辩称,自己只是向浙江学道备案提醒,而由于自己与浙江官员的良好关系,此事本在可控范围内,之后官员要求缴书毁版,本质上也是一种大事化小的保护。而事实上,经过前期的查禁和销毁,原版的完整《明史辑略》最后只剩下一部,被赵君宋藏在湖州府学内,如果这一部侥幸未被发现,很多列名的学者就可以保全。

有很多理由可以辩解,不过在实际的因果链条上,三人的检举的确是明史案爆发的导火索,除了三家自己外,也未能挽救最后的惨烈结局,如果他们不去检举会如何?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鹿鼎记》中金庸的曲笔固然是为亲者讳,但有些网贴大肆渲染查继佐等人的“告密”,认为这是不齿于人类的卑鄙行径,也是丝毫没有理解当事人的两难处境:如果去检举,自己和家人可以脱罪,但其他人很可能要死;如果不去,未必就不会事发,结果很可能是所有人都会死。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艰难的抉择。

此后几百年的国人,对这种道德困境应该也不会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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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与《明史辑略》之间的关系暧昧,案发后,作为第一批要犯被捕,同批的庄胤城死于狱中,其他人也被诛杀殆尽,但查继佐的确有贵人相助,嘱咐他一口咬定毫不知情,靠着首先检举的官方档案,最后和范陆二人成功脱罪。这位贵人是吴六奇还是陆晋,或者其他人,已经难以考证。

康熙二年(1663),判决出来了。诛杀者近百,牵连被流放的可能有上千之多,刻书的工人、卖书的书商、买书的读者一律被杀。只有查陆范三人脱罪,不但脱罪,而且领到了庄家和被株连的朱姓富户(非朱国祯家)的大量财产作为官方奖励。但三人的反应各有不同,范骧推拒了分给他的抄没财产,闭门谢客,陆圻出家云游,不知所踪,他领到的财产,据说都送给了查继佐,酬谢他投递呈状,保全自家。

查继佐在杭州被无罪释放后,第一个举动却是奔赴北京,去向京城中帮助过他的官员感谢,这种高情商做法巩固了他的人脉,从此再没人找他麻烦。此后,他继续莺歌燕舞,纵情诗酒,而知情者如弟子沈起,却在年谱中说,老师是以自污来自保,目的,还是一个:是他心中的明史。

庄家史案后,“民间修史”之风立刻刹住,但查继佐还在暗中进行,沈起就是他的助手。为了这一事业,他必须示人以沉溺享受,再无大志。但查继佐没有耽误自己的“地下工作”。十二年后(1675),七十多岁的查继佐最终完成了一百零二卷的明史全书,取名《罪惟录》, “罪惟”即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意,其中隐含无数辛酸惨痛,查继佐在序言中说“改书名为罪惟,天下之大,或犹有深原其故者”,言下之意想必也有当年明史案在内。 

《罪惟录》

《罪惟录》的许多写法比《明史辑略》更加大胆,比如详实记载了明亡后的抗清活动,并为南明诸帝立本纪。查继佐当然不敢拿去给人看,而是嘱咐后人秘藏起来,清亡后才公诸于世,成为研究明代特别是南明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完成《罪惟录》后第二年,查继佐溘然长逝。他不知道《罪惟录》的命运将会如何。

后记:

《罪惟录》面世时,全本的《明史辑略》已经无存,但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抄录的几卷保留了下来,对照显示,两部书有不少雷同,而年代上显然是庄廷鑨在先,因此有人认为《罪惟录》是《明史辑略》删削而来,洗稿之作,欺世盗名。 

不过也有许多地方截然不同,相同之处可能是使用了共同的史料来源,古代史书相互沿袭文字是惯例,不能以现在的抄袭概念来套用。近年的研究者进一步分析《罪惟录》的资料出处,发现或者取自早先的多种历史著作,或者来自于查氏自己早年的史学著作和收集的口述文献,能明确与《明史辑略》挂钩的地方很少。

故而,《罪惟录》应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应当相信查继佐在序言中所说,此书是他“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而成。

不过,《罪惟录》中仍可能保留了《明史辑略》中一些重要史料。若如此,是最令人欣慰的,它证明了一点:历史的记忆薪火相传,多么暴虐蛮横的杀戮焚毁都无法将其彻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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