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把新疆、蒙古、西藏丢出去的谭嗣同是卖国贼吗？ |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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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一生，曾师事数人，如从黄凤歧学剑，从王五、胡七学刀，从杨文会学佛，从康有为学救国等。这些煊赫的名字之前，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欧阳中鹄。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记述道：“先祖之学，其始实承教欧阳师，其时公才十龄，五经诸史之教导，欧阳师实启沃之。”照此说来，欧阳中鹄乃是谭嗣同的启蒙老师，虽然日后政见渐有分歧——同为新派人物，欧阳中鹄倾向渐进，谭嗣同倾向激进——师生之谊却无损分毫，从往来书信来看，二人堪称肝胆之交，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谭嗣同

谭嗣同写给欧阳中鹄的信，在其就义之后，多有焚毁，欧阳家仅存二十七封，称作“烬余”。1942年，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把这些残信与唐才常致欧阳中鹄信、欧阳中鹄复信编成薄薄一册《谭嗣同书简》。其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那封两万余字的长信。此信论甲午战争及败后的国事，慷慨激昂，悲愤填膺，“眦裂血沸之情，跃然纸上”。欧阳中鹄读信之际，声应气求，共作了二十七处批注，后将信与注公开印行，即大名鼎鼎的《兴算学议》。

欧阳中鹄

兴办算学馆只是信中一端，欧阳中鹄如此命名，抓小放大，以免授人以柄，正可见他的老成。话说此信主题，则在横议国事，危言竦论，层出叠见。

试举一例：“窃谓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则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务空谈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说，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及责以艰钜，又未尝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国之士也。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于是惑风水而阻开矿，毁电线……此亡国之民也。”如果注意到谭嗣同写作此信的时间点，不得不叹服他的敏锐，早在五年前，他已经准确预测了义和团的杀伤力：当一个国家出现义和团，大抵是灭亡的前兆（义和团啸聚京城期间，袁昶曾感慨“红巾处处有之，真亡国之兆”，红巾者，义和团也，不过这属于见证者之言，不比谭嗣同见大风于青萍之末）。

这封信还有一段危言。按照此前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以中国之贫困，这笔钱怎么来呢？谭嗣同主张卖地：“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不难想见，这番论调倘若公开，会迎来怎样的骂声，无论当时还是今世。

电影《谭嗣同》达式常饰谭嗣同

欧阳中鹄读到这一段，批注道：“此论绝骇怪，闻者必加痛骂。”随后笔锋一转，举出先例：当年左宗棠经营新疆，“即有谓决不能守，宜趁彼时卖与俄罗斯者”，张百熙诗云 “宰臣体拟弃昆邪”——昆邪是汉代匈奴诸部之一，此处代指西北边地——即咏此事。他还说，如今中国东北、西北的险要之地为俄罗斯、英国所占，门户洞开，无从扼守，“苟不卖此，固不待其卖，将如缅甸琉球故事，屏息不敢置问”，大意是，假如现在不卖，将来也许连卖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割去了事。听起来，似在响应谭嗣同之议。

左宗棠像

谭嗣同卖地，绝非心血来潮，而属深思熟虑。除了老师欧阳中鹄，他还与好友贝元征商议此事，并引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为证：“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如果英、俄不愿出这么多钱，还有一个变通法子：以减价为条件，请二国保护中国十年，免受外敌侵扰。“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

这貌似一手好算盘，不过仅限于纸面。一来其可行性大成问题，中国愿卖，英国、俄罗斯未必愿买，尤其花这么大价钱去买；至于“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云云，更是一厢情愿之谈——谭嗣同不是书生，而是豪杰，然而论及国事，依然高蹈，不得不令人废书而叹。二来关乎政治正确，我们用的词是卖地，换一种冷酷的说法，则是卖国，谭嗣同因此被后人扣上了“卖国贼”“汉奸”的帽子，这是近世以来最严重的罪行，区区二、三字，足以将一个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永世不得翻身。

达式常饰谭嗣同

但是，只要对谭嗣同稍有了解，可知他对中国之爱（他爱的是中国而非大清）何其热烈而真挚，为此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提议卖地或卖国呢？要解决这一疑惑，必须重回晚清的政治语境。

甲午一战而败，中国从此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四分五裂之局，当时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该怎么保全，而具体到国内的哪块土地该怎么保全，国家从大一统的幻象之中挣脱而出，化作每一位中国人眼前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山河。就此而言，爱国不再是伦理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不仅需要热血，更需要算计。说白了，怎么爱国，已经沦为一种功利主义考量。这就像一个人，急需割肉来救命，他的头脑与眼睛，必定舍弃虚幻的全身，而聚焦于割掉身上哪块肉。

这么说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呢？我们来看看谭嗣同的同时代人如何响应他的卖地计划。据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戊戌变法期间，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问康有为：“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康有为答：“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与谭嗣同的口径如出一辙，不愧同志。此外，康有为还提出腹地自立计划（筹划湖南等内地独立），以及更玄乎的“合邦论”（中国与日本合成一国，其党徒杨深秀、宋伯鲁等专门上折，“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汪康年亦有此说，不知与康有为孰早孰晚），皆与中国所面临的瓜分豆剖之势有关。

康有为像

同样是戊戌年，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给徐世昌写信，谈及在京城拜会各路大佬，种种建言如石沉海底，判定晚清气数将尽，回天乏术：“……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可参《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当时袁世凯曾拜谒他，“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请注意袁世凯的措辞，一是中国“必亡必分”，二是力图“保全数省”。不难发现，此时之袁世凯，根本未尝考虑保全整个中国，而只求保全数省，甚至做好了最坏准备。

袁世凯像

还是戊戌年，为张之洞效力的钱恂在北京狂言：“中国决必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此言经郑孝胥而传入张之洞耳中，不由大惊失色：“此何等语，钱守乃妄发耶！”（《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这是典型的“殖民地论”，今人绝不陌生。相比谭嗣同，钱恂似乎更该扣上“卖国贼”“汉奸”的帽子。然而纵观其人生平，何尝不是血性男儿，其爱国之心、谋国之忠，未必弱于那些爱国者。作此愤激语，正痛感国事不可为。

钱恂像

当爱国与卖国在一个人或一批人身上表现得如此纠结，爱国的手段是卖国，卖国的目的是爱国，此中难题，绝非一枚宏大的政治标签所能打发。对后人而言，实在要以同情的态度重审那段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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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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