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李定广︱《唐诗三百首》的“软硬伤”及其成因

文艺研究编辑部 文艺研究 2023-05-02

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书影,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作为引导人们诗词入门、应该较全面公允地反映唐诗面貌的“一般选本”,存在许多“软硬伤”。主要“软伤”有三:其一,选入大量宫怨诗;其二,不选张若虚、李贺、罗隐等名家、大家的诗;其三,在唐诗大家推举上,扬杜抑李、重李商隐轻白居易的倾向明显。主要“硬伤”有五:其一,作者张冠李戴;其二,诗人时代归属错误;其三,诗体分类不当;其四,随意缩减原诗题目;其五,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这些“软硬伤”的产生,“弥纶群言”是主因。此书主要弥纶自《唐诗别裁集》《唐诗品汇》《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四部书,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清代前、中期唐诗学的缩影,其“软硬伤”反映了古今编选理念和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今天看来,此书没有全面反映唐诗成就,难以担当唐诗普及之大任。

 

  唐诗选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表现选者个性鲜明的诗学主张的选本,可称为“特殊选本”,如王士禛编《唐贤三昧集》就是为了宣扬其“神韵说”;另一类是教科书式引导人们诗词入门、应该较全面公允地反映唐诗面貌的选本,可称为“一般选本”,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朱自清说:“有特殊选本,有一般的选本。按着特殊的作派选的是前者,按着一般的品味选的是后者。中学生不用说该读后者。《唐诗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选本。”[1]作为“一般选本”的《唐诗三百首》,编成刊行于“乾隆癸未春日”[2],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编者未署实名,仅署“蘅塘退士”。经朱自清、金性尧等学者考证[3],可知其真名孙洙,号蘅塘退士,无锡(今属江苏)人。乾隆十六年进士,历任卢龙、大城、邹平知县和江宁府教授。乾隆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两次主持乡试。少工制义,诗宗杜甫。著有《蘅塘漫稿》等。清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有传[4]。乾隆二十八年《唐诗三百首》编成刊行时,孙洙正在邹平知县任上[5]。邹平县在今山东省济南附近,属孔孟之乡,儒家圣地。他在此地编此书,显然与诗教有关,正如自序所说:“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原来,他是要选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课本”,按体编排,以便于学生揣摩各体的写法,从而推行他的诗教。由选篇和书中评语来看,他推行的正是儒家诗教,如评郑畋《马嵬坡》曰:“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以儒家“温柔敦厚”观念为标准编选、评论唐诗,藉以推动启蒙和教化,是他编选这部“教科书”的主要宗旨。


  因《唐诗三百首》既是唐诗启蒙课本,又是唐诗精选本(自序所谓“白首亦莫能废”,又批评《千家诗》“工拙莫辨”),故能风靡二百五十多年,成为清代中期以来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俨然成为文化经典,参与了国人文化素质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校和社会诗词教育的加强,此书的普及性进一步扩大,几欲再现清光绪年间“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6]的盛况。


  正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不同于绝大多数仅在历史上发生影响的选本,而仍然在当代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强大影响,故有必要基于“一般选本”的立场、现代学术的视角,对其编选情况作一考察、分析,看其在当今是否仍能担起唐诗普及的重任。如此审视,笔者发现,该书存在许多“软伤”和“硬伤”。所谓“软伤”,是指非知识性缺陷,主要指选者的一些偏见和偏好,有隐蔽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而“硬伤”则是指知识性错误或者选者随意篡改造成的不良后果,有显著性和局部性的特点。长期以来,普通民众乃至一般研究者,慑于《唐诗三百首》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声名,对其盲目崇拜。对该书“软硬伤”的梳理、分析,有助于合理评估其在当代的“经典性”,推动唐诗普及与研究工作的健康开展。


一、《唐诗三百首》的“软伤”


 

  《唐诗三百首》的“软伤”,金性尧曾指出四点:所选反映社会矛盾的诗较少,未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诗,宫怨诗的比重偏大,不该选韩愈《石鼓歌》[7]。张忠纲指出,蘅塘退士不选李贺、杨炯、卢照邻、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属于“重大遗漏”[8]。王运熙指出,不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也是缺憾,选了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这首艺术水平不算高的诗,则体现了他对帝王的尊重[9]。笔者以为,《唐诗三百首》最主要的“软伤”应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一)选入大量宫怨诗。


  蘅塘退士对宫怨诗和闺怨诗特别热衷,共选入17首宫怨诗和14首闺怨诗,加在一起超过30首。从诗歌教化的角度,闺怨诗还算说得过去,但宫怨诗如王昌龄的《春宫曲》《长信怨》,李白《玉阶怨》,刘方平《春怨》,顾况(作者实为马逢)《宫词》,刘禹锡《春词》,白居易《后宫词》,元稹《行宫》,张祜《何满子》《赠内人》《集灵台二首》,朱庆余《宫中词》,温庭筠《瑶瑟怨》,薛逢《宫词》,韩偓《已凉》,杜荀鹤《春宫怨》等,大多写的是皇宫中嫔妃、宫女因失宠而寂寞、无聊,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皆不适合孩子们的启蒙教育。


  (二)不选张若虚、李绅、李贺、赵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郑谷等名家、大家的诗。


  蘅塘退士总共选录全唐77位诗人的诗篇310首。但就诗人成就和影响而言,像漏选的李贺、罗隐二人,无论如何也能进入唐诗名家前20名之列。就唐诗名篇而言,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李攀龙《唐诗选》(卷二)[10]等明代中、后期到清前期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卷五)[11]等唐诗选本中都有入选,蘅塘退士偏偏不选。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李绅的《悯农二首》,罗隐的《蜂》《牡丹花》,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等都是唐诗中的一流名篇,历代好评如潮,却也未入蘅塘退士的法眼。


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三)在唐诗大家推举上,扬杜抑李、重李商隐轻白居易的倾向明显。


  蘅塘退士大致将入选的77位诗人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四家依次是杜甫(36首)、李白(29首)、王维(29首)、李商隐(24首),第二梯队四家依次为孟浩然(15首)、韦应物(12首)、刘长卿(11首)、杜牧(10首),其余所选皆10首以下,属于第三梯队。自唐代至明代,“李杜”一直齐名,代表唐诗高峰,蘅塘退士选杜甫诗数量遥遥领先于李白,把李白降到和王维同等数量的级别。白居易也一直被视为唐诗大家,其地位仅在明代不及王维,总体上看,与王维相当,但不应在李商隐之下。蘅塘退士仅选白居易诗6首,只相当于李商隐入选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不及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杜牧、王昌龄(8首)、李颀(7首)。虽说他所选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两首篇幅较长,但所选李商隐《韩碑》篇幅也很长,综合来看,重李轻白的倾向明显。

  

二、《唐诗三百首》的“硬伤”


 

  《唐诗三百首》里还有许多“硬伤”,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作者张冠李戴。


  张忠纲《唐诗三百首评注》较早指出该书中所选诗的作者存在张冠李戴问题,他主要指出了四首:所选王之涣《登鹳雀楼》的作者应为“朱斌”,贾岛《寻隐者不遇》的作者应为“孙革”,李频《渡汉江》的作者应为“宋之问”,王维《秋夜曲》的作者应为“王涯”[12]。莫砺锋亦曾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指出《唐诗三百首》所选《桃花溪》的作者署张旭不对,实际上是北宋蔡襄所作[13]。这里在诸人所论基础上再做些考证。


  1. 该书“七言绝句”下选有《宫词》:“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帘卷近秋河。”作者题顾况,误,应为马逢。马逢无别集传世,顾况《华阳集》无宋元版本,最早的是明万历刻本,卷中收有此诗[14]。《万首唐人绝句》卷二九顾况名下和卷三六马逢名下[15]、《全唐诗》卷二六七顾况名下和卷七七二马逢名下同时收了这首诗[16],《唐诗品汇》卷五七[17]、《唐人万首绝句选》卷四七把它判给顾况[18],蘅塘退士从之,是个错误。宋刘克庄《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卷一六作马逢[19],特别是中唐令狐楚编《御览诗》收为马逢诗[20]。令狐楚(766—837)与马逢是同僚友人,《御览诗》编于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间,当时令狐楚任翰林学士,马逢任殿中侍御史[21]。马逢(768?—?),关中(今属陕西)人,德宗贞元五年(789)与裴度同登进士第,宪宗元和九年以殿中侍御史入荆南节度使幕,长于乐府歌词,元稹称赞他“旋吟新乐府,便续古离骚”[22]。《宫词》在唐代被认为属于“乐府歌词”。《御览诗》收马逢诗五首,皆为“乐府歌词”,同时收顾况诗十首。令狐楚编纂《御览诗》时顾况仍在世,故此诗作者应依其断为马逢。


  2. 该书“七言绝句”所附“乐府”下选有《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作者题王维,实际上应是王涯。蘅塘退士自注:“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宋蜀本《王摩诘文集》卷一收录,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收入“外编”[2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六作王维诗[24],但《万首唐人绝句》卷一八、《唐诗品汇》卷五一、《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五、《全唐诗》卷三四六作王涯诗,《唐诗纪事》卷四二、《全唐诗话》卷三俱作张仲素诗[25]。张忠纲注本怀疑应是王涯诗,但未提供证据[26]。近年发现的中唐张仲素编《元和三舍人集》(不分卷)明钞本,收此诗,作者署王涯[27]。《元和三舍人集》编成于元和十二年,收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位翰林院“同事”的唱和诗凡169首。其中《秋夜曲》共两首,王涯先唱一首(即本篇),张仲素和一首。可见,本篇为王涯作确凿无疑[28]。后世有署王维者,应是因“涯”和“维”行草难分而致误。


  (二)诗人时代归属错误。


  该书分体编排,每体下诗人均按“初盛中晚”的时代先后排序。虽然宋元明清每个时代对“初盛中晚”的认知有差异,但是诗人生年或生活时代的先后为客观次序,不能颠倒。这里举三个此书将诗人时代归属弄错的例子。


  1. 该书“五言绝句”下选有贾岛《寻隐者不遇》,排在晚唐诗人李商隐之后。贾岛(779—843)是中唐诗人,属于韩孟诗派的重要成员,与韩愈交往颇多,年长李商隐(813—858)34岁,不应排在晚唐李商隐之后。


  2. 该书“五言绝句”下选有金昌绪《春怨》,排在晚唐诗人李频之后。金昌绪是盛唐时人,主要活动在盛唐玄宗开元年间,其所作《春怨》诗在盛唐曾被谱曲,名《伊州歌》,西凉节度使盖嘉运向朝廷进献过此曲。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盖嘉运任西凉节度使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29]。明陆时雍《唐诗镜》卷二八“盛唐”部分选有金昌绪《春怨》,并有考证曰:“《春怨》一作盖嘉运《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诗为嘉运所进,编入乐府后,乃误为嘉运作耳。”[30]


  3. 该书“七言绝句”下选有刘方平《月夜》《春怨》二诗,排在中唐大历诗人韩翃之后。刘方平是盛唐诗人,主要活动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与李颀(690—754)为诗友,李颀有《送刘方平》诗,又与元德秀(696—754)最善,《新唐书·艺文志》:“《刘方平诗》一卷,河南人,与元鲁山善。”[31]


  (三)诗体分类不当。


  唐人自己的诗体分类与明清人不同,蘅塘退士以明清人的诗体观念来给唐诗分类,难免会有所错位。不过,笔者这里并不想以这种时代错位指摘蘅塘退士,而是要指出他在诗体分类时所犯的历代共通“公认”的错误以及自相矛盾之处。王运熙《关于〈唐诗三百首〉》曾指出李白《静夜思》“属乐府中的‘新乐府辞’,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本书把它列入一般五绝而不入五绝乐府,属体例之误”[32]。这里再举出三例。


  1. 该书“七言古诗”下收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实际上此诗属于“骚体”,如果单独一篇“骚体”不便开列一类的话,放在“五言古诗”或者“乐府”下勉强说得过去,但蘅塘退士将其放在“七言古诗”下且不做任何说明,这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因为全诗没有一句是七言句。


  2. 王维《洛阳女儿行》,杜甫《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明明都是唐人典型的“七言歌行”体,但蘅塘退士将王维《洛阳女儿行》,杜甫《兵车行》《丽人行》放在“七言乐府”下,而将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放在“七言古诗”下,分类标准并不统一。事实上,在唐代,“七言歌行”“七言乐府”“七言古诗”三者是不同的。唐人实际把诗体大致分为五类:古体诗、律诗、歌行、乐府、杂体诗(含齐梁体、六言诗、回文诗、四声诗、双声叠韵诗、离合体、古人名诗、问答诗等)[33]。明清人常对于唐人古诗、歌行、乐府三体认识不清,以致分类混乱。


  3. 王翰和王之涣各有七绝名篇《凉州词》,但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被蘅塘退士放在“七言绝句”下(改题《凉州曲》),而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却被放在“乐府”下(改题《出塞》)。其实这两首诗都是为《凉州》曲调所作的歌词,故称《凉州词》,性质完全一样,要么都放在“七言绝句”下,要么都放在“乐府”下。蘅塘退士这种各置一处的处理方式,会对读者造成误导。


  (四)随意缩减原诗题目。


  今人编选唐诗,一般会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不会删改原作。而蘅塘退士和许多明清人一样,出于诗教和简化的考虑,往往会缩减或改动诗题,《唐诗三百首》中这种情况近二十处。如“五言绝句”下裴迪的“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被缩减为“送崔九”,“七言绝句”下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被缩减为“送孟浩然之广陵”,“七言绝句”下刘禹锡的“和乐天春词”被缩减为“春词”,等等。这虽然是受古代编选习惯影响造成的,但已不适合今天的唐诗普及需求。而且,其中有些诗作,随意缩减题目后,会严重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这可以看作该书的“硬伤”。兹举五例。


  1. 该书“五言律诗”下常建《破山寺后禅院》,题目应作“题破山寺后禅院”。宋本《常建诗集》卷上及《河岳英灵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二三四、《唐文粹》卷一七、《唐百家诗选》卷四、《全唐诗》卷一四四均作“题破山寺后禅院”[34]。《唐诗品汇》卷六三漏掉了一个“题”字,蘅塘退士从之。而少了一个“题”字,就无从知道这是一首题壁诗,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单纯歌咏寺院的作品。


  2. 该书“五言律诗”下白居易《草》,题目应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历代诸本《白居易集》及从《文苑英华》(卷二八五)到《全唐诗》(卷四三六)的诸多总集绝大多数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唯有《唐诗品汇》卷六七题作“草”,蘅塘退士从之。题目原本七个字,漏掉六个字,就无从知道这是一首送别诗,也无从知道这是一首练笔的“赋得体”。


  3. 该书“五言绝句”下李白《夜思》,题目应作“静夜思”。历代诸本《李太白集》及自《乐府诗集》(卷九○)至《全唐诗》(卷一六五)的诸多总集均作“静夜思”,唯有《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一题作“夜思”,蘅塘退士从之。少一个“静”字,会使诗歌的韵味大减。


  4. 该书“五言绝句”下刘长卿《弹琴》,题目应作“听弹琴”。历代诸本《刘随州集》及《万首唐人绝句》卷六、《唐音》卷六[35]、《唐诗品汇》卷一三、《全唐诗》卷一四七等均题作“听弹琴”,唯有《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一漏了一个“听”字,题作“弹琴”,蘅塘退士从之。“弹琴”与“听弹琴”含义完全不同。


  5. 该书“七言绝句”所附“乐府”下李白《清平调》,题目应作“清平调词三首”。历代诸本《李太白集》及《万首唐人绝句》(卷五九)、《唐诗品汇》(卷四七)、《全唐诗》(卷一六四)等总集均题作“清平调词三首”。《乐府诗集》卷八○从音乐角度考虑,题作“清平调”,蘅塘退士从之。《清平调》指的是音乐旋律名,郭茂倩认为是唐玄宗所作[36],唐玄宗请李白为《清平调》作词。若作为乐府曲名,可称“清平调”,但作为诗歌,自然要称“清平调词”。


高棅编纂,汪宗尼校订,葛景春、胡永杰点校《唐诗品汇》书影,中华书局2015年版


  (五)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


  明清人出于诗教和为创作标举范本的理念,在编选唐诗时,往往会修改诗歌正文中他认为不妥当的字。无论这种臆改对于诗意而言是否恰当,在现代学术规范成为共识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我们今天编选唐诗,应该尽量恢复作者所创作的文本之原貌,只有极少数经明清人修改后广为流传的经典版本,可作为例外保留。《唐诗三百首》中臆改情况多达近百处,其中有三十多处属于明显的“硬伤”,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蘅塘退士自己臆改不当,如“五言律诗”下骆宾王《在狱咏蝉》颔联“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中“那”字臆改为“不”,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的“外”字臆改为“下”。另一种是蘅塘退士照抄前人错误版本(前人臆改不当或流传错误),如“五言律诗”下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胄》,题目照抄《唐诗品汇》(卷六四),将“李胄”误作“李曹”;孟浩然《早寒有怀》首句“木落雁南度”,照抄《唐诗品汇》(卷六五),将“度”字误作“渡”。兹再举典型案例如下。


  1. 该书“五言古诗”下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题目中的“兰山”有误,应为“万山”。金性尧、赵昌平注本认为应是“万山”[37]。这里再做补考:宋刻本《孟浩然诗集》卷一[38]及《文苑英华》(卷二五○)、《唐百家诗选》(卷一)等总集俱作“万山”。“万山”在襄阳城西,现今仍名万山。而“兰山”在全国只有两处,一在山东,一在四川,这两处孟浩然一辈子都没去过。“万”和“兰”两字的繁体字行草极为相似,难以分辨,盖因此误认。


  2. 该书“五言古诗”下王昌龄《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末联“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共”字误,应为“其”。历代诸本《王昌龄集》及《唐诗品汇》(卷一○)、《全唐诗》(卷一四○)等总集均作“其”,没有作“共”的,应是形近而讹。“其如何”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39]


  3. 该书“七言古诗”下李颀《送陈章甫》开头两句为:“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桐叶”误,应为“桐阴”。如果说“柳叶长”,大家不会有疑问,说“桐叶长”就很难讲通了,因为梧桐叶是鸡心形的,可以说“大”,怎么能说“长”呢?经检索,古代没有其他诗人写过“桐叶长”。又历代诸本《李颀集》以及自《河岳英灵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三四一)以下诸总集均作“桐阴长”。“桐阴长”的意思是夏天的梧桐树生长得很茂盛,连成一片,形成了长长的树荫。


  4. 该书“七言古诗”下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题目误,《河岳英灵集》卷上题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是。较早指出此诗题目有误的是施蛰存《唐诗百话》[40],赵昌平注本据施蛰存意见改正[41]。这里略作补考。“董大”名董庭兰,唐代音乐家。“《胡笳》”即琴曲《胡笳十八拍》,旧传为蔡文姬所创,董庭兰又有新创,在古琴中融入吹管乐器胡笳音色而成十八乐章。唐刘商《胡笳曲序》云:“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敕大将军赎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42]董生即董庭兰。“声兼语弄”即董庭兰用琴弹奏《胡笳十八拍》,将“语”(人及动物之声)和“弄”(乐曲声)相结合。“弄”指乐曲声,有《韩非子·难三》可证:“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43]又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44]《文选·洞箫赋》李善注:“弄,小曲也。”[45]“房给事”即房琯,天宝五载(746)任给事中,董庭兰是其门客。


蘅塘退士编,赵昌平解《唐诗三百首全解》书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该书“七言古诗”下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迥崖沓嶂凌苍苍”中“迥”字误,应为“回”。“回崖”意为曲折的山崖。如李绅《山出云》:“回崖时掩鹤,幽涧或随人。”(《全唐诗》卷四八三)“迥崖”不辞。历代诸本《李太白集》及历代诸总集(除《唐诗三百首》外)均作“回”,没有作“迥”的。“迥”应是“迴”(“回”的繁体)之形讹。


  6. 该书“七言古诗”下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末句“军师西门伫献捷”的“军”字误,应为“车”。金性尧、赵昌平等注本均认为当作“车”[46]。兹作补证。历代诸本《岑嘉州集》以及《唐诗纪事》(卷二三)、《唐百家诗选》(卷四)、《唐音》(卷三)、《全唐诗》(卷一九九)等绝大多数唐诗总集均作“车”,唯有《唐诗品汇》误作“军”,蘅塘退士从之。“车师”为地名,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7. 该书“五言律诗”下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平生自有分,况是霍家亲”。“霍家亲”误,应为“蔡家亲”。赵昌平注本据司空曙本集径改为“蔡家亲”,未作论证 [47]。兹论证如下。《司空曙集》卷下 [48]、《极玄集》[49]、《文苑英华》卷二一七、《唐诗纪事》卷三○、《众妙集》[50]、《全唐诗》卷二九三均作“蔡家亲”,《唐音》卷四、《唐诗品汇》卷六五作“霍家亲”,蘅塘退士从之。“蔡家亲”指表亲,典出晋羊祜(蔡邕外孙)让爵给表弟蔡袭(蔡邕之孙),后以“蔡家亲”称姑舅表亲[51]。而“霍家亲”指外戚,典出《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昭帝姊——引者注)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52]西汉霍光为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又是汉宣帝霍皇后的父亲,官居大司马大将军,其子弟遍任朝廷文武要职。后因用“霍家亲”指称外戚。


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8. 该书“五言律诗”下杜牧《旅宿》末联“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沧江”误,应为“湘江”。张忠纲注本曾提出怀疑[53],兹详论如下。《樊川别集》[54]及《石仓历代诗选》(卷七五)[55]、《全唐诗》(卷五二五)等历代诸总集均作“湘江”,没有作“沧江”者。盖因杜牧家乡不在湖南,终生也没去过湖南,故蘅塘退士臆改“湘”为“沧”。其实这首《旅宿》不是杜牧诗,乃后人误入杜牧诗集者。检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编《樊川集》20卷中并无此诗,是宋人田概辑《樊川别集》时辑入的[56],田概所辑《樊川别集》误辑他人诗甚多,缪钺早已指出[57]。《御选唐诗》卷三○韩偓《野塘》诗陈廷敬注引杜甫诗“远梦归侵晓”,即认为这首《旅宿》是杜甫诗[58],可备一说。


  9. 该书“五言绝句”下王维《鹿柴》,第三句作“返影入深林”,其中“影”字误,应为“景”。赵昌平注本径改为“景”,但又认为“景”与“影”通[59],不妥。因为历代诸本王维别集以及各种唐诗总集均作“景”,没有作“影”的。“景”与“影”相通的时候皆读yǐng,但在此诗中两字不相通。“景”读jǐng,意思是阳光,而“影”的意思是影子。末句“复照青苔上”,若作“影”或者与“影”通的“景(yǐng)”,则“照”字无着落。


  10. 该书“七言绝句”下张祜《赠内人》:“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鹭窠。”“鹭”字误,应为“燕”。宋刻本《张承吉文集》卷四作“鷰”[60],是“燕”的异体字,《万首唐人绝句》卷四三、《全唐诗》卷五一简写作“燕”。“鷺”应为“鷰”之形讹,意思也不通。此诗写宫女深夜寂寞,她“媚眼”所能看到的自然是宿在宫中屋梁上的双燕,以此反衬自己的孤独自守。而白鹭的巢一般筑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岛屿,从不在人烟稠密的地方筑巢,且白鹭也没有成双成对的文学意涵,故“鹭”字必误。


  当然,也有个别唐诗文本经明清人臆改后通过《唐诗三百首》等总集的广泛传播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了约定俗成的版本。兹列举两例。


  一是李白《静夜思》。唐宋所有总集、别集所载李白原文均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今天流行版本的两个“明”字,通行说法是明代李攀龙所改[61],其实这是冤枉了李攀龙。元范梈《木天禁语》首次出现今四句[62],因其是流传不广的诗话,故蘅塘退士应该没有注意到。就总集而言,高棅《唐诗品汇》卷三九所录第三句已为“举头望明月”,李攀龙《唐诗删》中的《静夜思》与宋本同[63],而坊间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卷六则变成两个“明”字[64]。蘅塘退士照抄《唐诗选》或《千家诗》卷三[65],遂成今天流行的四句。


  二是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中的“曲径”,《河岳英灵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二三四及宋本《常建诗集》卷上[66]均作“竹径”。欧阳修《题青州山斋》亦云:“吾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67]可见,常建原作就是“竹径”,但南宋诗话中开始有人引作“曲径”[68],《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卷五[69]、《唐诗品汇》卷六三作“曲径”,蘅塘退士从之,遂使此本广为流传,并产生出“曲径通幽”的成语。


  对于这些经后人修改后脍炙人口的经典版本,我们在进行唐诗普及时,可作为例外保留,但亦应说明作者原文。

  

三、《唐诗三百首》“软硬伤”之成因


 

  (一)“软伤”的成因


  蘅塘退士为何选入大量宫怨诗呢?首先可能与屈原以来“香草美人”的传统有关。在古代,文人们常常以男女关系隐喻君臣关系,把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借受委屈的怨妇身份加以发泄。蘅塘退士既是选家,也是诗人,对此应心领神会。其次可能与历代文人皆有“巫山神女情结”有关[70]。唐代诗人尤其热衷于宫怨诗创作,佳作频出,选出较多此类题材的名作不是难事。再次,蘅塘退士之前的大多数唐诗选本如《才调集》《唐诗别裁集》等,亦皆选入不少宫怨诗,蘅塘退士可谓有例可循。


  蘅塘退士不选唐诗名家张若虚、李绅、李贺、赵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郑谷等人,应与他秉持的“温柔敦厚”诗教观有关。李贺鬼怪,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给后人的印象是讽刺激烈、有乖诗教,故遭唾弃。至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通常被视为无寄托的“宫体诗”,而蘅塘退士大量入选的宫怨诗、闺怨诗则被视为有政治寄托、适合教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蘅塘退士所推崇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选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和李绅、李贺、赵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


  在唐诗大家的推举上,蘅塘退士扬杜抑李,首先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清代前期早于蘅塘退士的唐诗选本绝大多数都是选杜甫诗第一,如徐增《而庵说唐诗》、王夫之《唐诗评选》、黄周星《唐诗快》、黄生《唐诗摘钞》、李沂《唐诗援》、顾安《唐律消夏录》、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毛奇龄《唐七律选》、钱良择《唐音审体》、胡以梅《唐诗贯珠》、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等皆然。尤其是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推杜甫、李白、王维为唐诗前三甲,这被蘅塘退士所接受。清前期选李白诗第一的唐诗选本只有康熙《御选唐诗》,该书选杜甫诗也列第二。其次是蘅塘退士个人儒家正统观念较为浓厚,他曾在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七年主持乡试,其个人为诗也“宗少陵”[71]。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俞汝昌《注解唐诗别裁集》书影,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至于蘅塘退士重李商隐轻白居易,原因也与他扬杜抑李类似。清代乾隆以前影响较大的大多数唐诗选本,选李商隐诗数量皆超过白居易。如清初顾有孝《唐诗英华》选李商隐诗第一、杜甫诗第二。清初文坛泰斗钱谦益专门为《唐诗英华》作序,反对严羽重盛唐轻晚唐,强调晚唐诗的价值。查克弘《晚唐诗钞》、薛雪《唐人小律花雨集》(专选七绝)选李商隐诗第一,金人瑞《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黄周星《唐诗快》选李商隐诗第二,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选李商隐诗第三。只有杜诏《中晚唐诗叩弹集》选白居易诗第一、李商隐诗第二。当时还形成了李商隐别集笺注热潮,朱鹤龄、吴乔、徐德泓、陆鸣皋、徐树谷、陆昆曾、屈复、姚培谦、冯浩等各有李商隐别集笺注本,这些笺注本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持“寄托说”。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加上蘅塘退士崇杜,而李商隐七律被认为是学杜最成功者,故其所选李商隐诗以七律一体为最多,共10首,数量与杜甫相同。


  (二)“硬伤”的成因


  要弄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硬伤”的成因,须先查明此书编纂主要参考的蓝本。赵昌平认为,蘅塘退士在选目上主要参考“渔洋三选”(王士禛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与“渔洋三选”的重合率达80%,其次参考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相合率达70%[72]。然经笔者复核发现,赵昌平所言不尽允当[73]。笔者发现,在选目和诗体分类上,蘅塘退士主要参考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初编本,两部选本编选体例和选诗宗旨相近,重合率高,共重合228首,相合率超过70%[74];在文字版本上,从上文对其“软硬伤”的梳理已可看出,蘅塘退士主要参考三部书:“乐府”部分参照《乐府诗集》(自注中屡屡提及依据此书),“绝句”部分依据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其余则依照高棅《唐诗品汇》。依据《唐诗品汇》的篇目最多,可以认为此书是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的主要来源。但在“乐府”和“绝句”部分,当《唐诗品汇》与《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的署名或文字版本不一致时,蘅塘退士则一律以《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为准。此外,他还适当参考了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唐汝询的《唐诗解》(自注中提及)和《千家诗》(自序中提及)。


周兴陆《唐贤三昧集汇评》书影,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上文所举将作者张冠李戴的两个例子,均属于“乐府”或“绝句”。按蘅塘退士的编选原则,凡“乐府”均依郭茂倩《乐府诗集》,凡“绝句”则依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如果既是“乐府”又是“绝句”,则依《乐府诗集》。他自己未加深考,遂沿袭了诸多张冠李戴的错误。


  诗体分类不当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遵照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初编本。但沈德潜没出问题,蘅塘退士却出了问题。如他把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放在“七言古诗”之下,就是照搬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但沈德潜在《凡例》中明确交代:“陈正字《幽州台歌》,韩吏部《琴操》,或属四言,或属六言。王右丞《送友人还山》,李翰林《鸣皋歌》,韩吏部《罗池庙迎神词》,皆属骚体。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蘅塘退士却没有任何说明,故显得驳杂无章。


  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贻害不浅。其原因在于蘅塘退士在文字版本上除了“乐府”依照《乐府诗集》、“绝句”依照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外,主要照录高棅《唐诗品汇》,偶尔还自己臆改。如果这三书有误,则他随之而误,这从上文的梳理、分析即可看出。再如无名氏《杂诗》末两句“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其中的“等是”,《才调集》卷一○作“早是”[75],意思是本是、已是,为唐诗惯用语。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八已标明此诗录自《才调集》,却误作“一是”,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七可能觉得“一是”费解,就改作“等是”,蘅塘退士照搬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等是”与“早是”意思不同,用“早是”意味着诗人自己有家不能归,听到杜鹃叫更加难受,用“等是”则意味着杜鹃也有家不能归,这不大说得通。


  至于缩减原诗题目,也是因为蘅塘退士不加甄别地照搬《唐诗品汇》《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三书而致。


李定广《分类唐诗三百首》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李定广《唐诗三百首精读》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综上,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软硬伤”的产生,“弥纶群言”[76]是主因,个人偏见和失误是次因。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清代前、中期唐诗学的缩影,其“软硬伤”反映了古今编选理念和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在当今通行的各种《唐诗三百首》注评本中,本文所论“软硬伤”绝大部分依然存在。“软伤”虽说是可以容忍的,但终究是个缺憾。“硬伤”则必须予以纠正,这是今日学者应承担的文化普及责任。今天看来,此书没有全面反映唐诗成就,难以担当今日唐诗普及之大任,对其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典性”,应予以正确的认识与评估。


注释


[1] 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2] 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题辞》。《唐诗三百首》今存最早版本为清乾隆二十八年旌德李光明刻本,不分卷,分体编排,共选310首,时有注释和评语,本文所论即据此本。另外,为避繁琐,本文所论诸书,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版本,后面仅随文注明卷次。

[3] 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有一种刻本‘题’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孙洙’两字……孙洙的事迹,因为眼前书少,还不能考出。”(《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第359页)金性尧引用《梁溪诗钞》《名儒言行录》,大致考出了孙洙的生平(金性尧:《前言》,蘅塘退士编,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71] 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清同治二年(1863)活字本。

[5]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八《国朝宦迹六·邹平知县》:“孙洙,江南人,进士,乾隆二十八年知邹平县,性慈惠,博学能文,尤工书法,后因公左迁,调补江宁府学教授,曰:‘读书最乐,此获我素心矣。’欢然而去。”[王赠芳等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八,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6] 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序》,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88页。

[7] 《唐诗三百首新注》,第8—9页。

[8] 张忠纲:《前言》,蘅塘退士编,张忠纲评注:《唐诗三百首评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页。

[9][32] 王运熙:《关于〈唐诗三百首〉》,《望海楼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33页,第233页。

[10] 李攀龙编,蒋一葵笺释:《唐诗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

[11] 沈德潜、陈培脉编:《唐诗别裁集》,清康熙五十六年碧梧书屋刻本。

[12] 《唐诗三百首评注》,第390、405、406、476页。四首中的前两首,笔者有不同意见,有另文论证。

[13] 莫砺锋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认为该书所选张旭《桃花溪》应是北宋蔡襄诗。其后陆续有李定广《〈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学术界》2007年第5期)、朱光立《〈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学术界》2014年第6期)、李定广《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学术界》2014年第7期)等商榷文章发表。

[14] 顾况:《华阳集》,明万历四十一年顾名端刻本。

[15] 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明嘉靖十九年(1540)陈敬学德星堂覆刻宋汪纲本。

[16]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本。

[17] 高棅编:《唐诗品汇》,明嘉靖十六年刻本。

[18] 王士禛编:《唐人万首绝句选》,清康熙间刻本。

[19] 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成篑堂文库藏元刻本。

[20] 令狐楚编:《御览诗》,明万历间赵钧钞本。

[21] 参见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3页;《唐诗总集纂要》,第44页。

[22] 元稹:《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回十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

[23] 王维:《王摩诘文集》,国家图书馆藏宋蜀刻本;王维著,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24]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1341)刻本。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乐府诗集》(第1072页)仅据《全唐诗》改为“王涯”。

[25] 计有功:《唐诗纪事》,《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间刻本;尤袤:《全唐诗话》,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26][53] 《唐诗三百首评注》,第476页,第269页。

[27] 张仲素编:《元和三舍人集》,复旦大学藏明钞本。

[28] 参见《唐人选唐诗新编》,第657页;《唐诗总集纂要》,第50—51页。

[29]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1页。

[30] 陆时雍编:《诗镜》,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3页。

[31]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10页。

[33] 参见王运熙:《唐人的诗体分类》,《中国文化》总第12期,1995年12月;李定广:《唐诗的体裁系统及其艺术优越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

[34] 《常建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新编》本,底本为宋刻本;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宋本;姚铉:《唐文粹》,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九年(1139)刻本;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华再造善本》影南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5] 杨士弘编:《唐音》,国家图书馆藏明初刻本。

[3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清平调》解题云:“‘玄宗尝自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醉卧于酒肆,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是也。”(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33页)

[37] 《唐诗三百首新注》,第23页;蘅塘退士编,赵昌平注解:《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8] 《孟浩然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3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9页。

[40] 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41][47][59] 《唐诗三百首全解》,第49页,第184页,第265页。

[42] 《乐府诗集》,第860页。

[43]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9页。

[44]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7页。

[4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6页。

[46] 《唐诗三百首新注》,第73页;《唐诗三百首全解》,第61页。

[48] 《司空曙集》,国家图书馆藏明铜活字本。

[49] 姚合编:《极玄集》,上海图书馆藏影宋抄本。

[50] 赵师秀编:《众妙集》,明天启五年(1625)汲古阁刻本。

[51] 《晋书·羊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页。

[52] 《汉书·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34页。

[54] 杜牧著,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40页。

[55] 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明崇祯四年(1631)刻本。

[56] 田概:《樊川别集序》,《樊川诗集注》,第326页。

[57] 缪钺:《前言》,《樊川诗集注》,第11页。

[58] 爱新觉罗·玄烨、陈廷敬等编:《御选唐诗》,清康熙五十二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60] 张祜:《张承吉文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61] 如陈尚君主编:《行走大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

[62] 范梈《木天禁语》未见元刻本,常见者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6册影明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故难以断定李白诗中两个“明”字是否经明人改动。

[63] 李攀龙编:《古今诗删·唐诗删》,明万历初汪时元刻本。

[64] 李攀龙在世时尚无《唐诗选》行世。他去世后,坊间书商对其《唐诗删》进行再删改后取名《唐诗选》,仍署李攀龙之名刊行(参见《唐诗总集纂要》,第369—370页)。

[65] 谢枋得、王相编:《千家诗》,清末石印本。

[66] 《常建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67] 欧阳修:《题青州山斋》,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2页。

[68] 如魏庆之《诗人玉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4页)等。

[69] 周弼编,圆至注:《笺注唐贤三体诗法》,明火钱刻本。

[70] “巫山神女情结”源于宋玉对“巫山神女”自荐枕席的抒写,反映了中国男性文人潜意识中对受礼教压抑的本色人性的深深眷恋,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性显现,历代绵延不绝(参见李定广、徐可超:《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

[72] 参见马茂元、赵昌平选注:《唐诗三百首新编·前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4页;《唐诗三百首全解》,第5页。

[73] 蘅塘退士对王士禛《古诗选》《唐贤三昧集》二集未见多少借鉴痕迹,如《古诗选》于唐代五言古诗,仅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5家,而蘅塘退士所选五古达13家,重点选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5家。选篇也不同,以李白为例,《古诗选》只选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他一概不选,而蘅塘退士共选李白五古三首,均不在《古风五十九首》之内。

[74] 参见王宏林:《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初编本10卷,刊行于康熙五十六年。通行的《唐诗别裁集》是重订本20卷,刊行于乾隆二十八年秋七月。而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刊行于乾隆二十八年春,故其借鉴的《唐诗别裁集》应是初编本。

[75] 《才调集》,《中华再造善本》影南宋临安陈氏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76] 刘勰著,黄叔琳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1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8ZDA248)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猜你喜欢

朱刚︱苏轼《与钱济明》尺牍考略

丁小明 尹伟杰︱《晚晴簃诗汇》编纂新考——以《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为中心

尹波 郭齐︱旧题朱熹《训蒙绝句》《性理吟》之作者考辨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中外

文学艺术史论、批评。

欢迎相关学科研究者,

特别是青年学者投稿。








文艺研究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购买往期杂志。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