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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辉︱漫游、私学与《文选》传播——论乡贡对唐前期文学生态的影响

文艺研究编辑部 文艺研究 2023-05-02

《文选李善注》书影,宋刻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唐前期,乡贡与生徒的地位发生过嬗替。在开元初年以前,选择乡贡的士人数量已然超过生徒。开元中期,乡贡及第人数增长,时人观念中乡贡的地位逐渐提升。到天宝年间,乡贡彻底取代生徒成为士人求仕的普遍选择。大量乡贡举人到异地取解,同时,为准备科举考试,他们追随文士到异地求学,这促进了士子漫游。州县基层文官在乡贡举人取解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也是士人干谒的对象。乡贡大行促进了私学教育的变化,以文学为主的私人教育渐盛,元德秀、萧颖士等人的文学教育影响了门人的科举、创作、观念等。王昌龄《诗格》是乡贡促进私学发展背景下的产物,他以《文选》为范本讲解诗学,代表着诗格著作与《文选》传播的新变化。因乡贡大行而引发的漫游、私学与《文选》传播等现象,构成唐前期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

 

  唐代科举中的常科(以进士、明经为主)举人有两类:一是生徒,一是乡贡;“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1]。所谓“学”,指国子学下属的国子监、太学等,地方官学也属于这一体系;所谓“馆”,指崇文馆与弘文馆。由学馆出身者称为“生徒”。不经学馆,而由州县另行贡举的称为“乡贡”。“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2]乡贡举人需要向州县报名考试,获得文解后,才会被贡送到尚书省参加省试。


  傅璇琮、吴宗国、徐晓峰等学者对乡贡制度所涉及的入试人数、取解籍贯、地域偏差、取解考试、主试官、乡贡与生徒地位变化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3],为我们理解乡贡制度奠定了基础。不过,因为中晚唐相关史料较多,既有研究多侧重于这个阶段,相对忽略唐前期(包括初唐与盛唐[4])。对唐前期乡贡取代生徒成为举人求仕的普遍选择的过程、乡贡取解与籍贯等基础问题,以及乡贡对其时文学生态诸如士人漫游风气、私学教育、《文选》传播等的影响缺乏关注。本文拟做一尝试,请方家赐教。

  

一、乡贡地位的提高


  初唐时期,生徒的地位高于乡贡,随后则发生了嬗替。吴宗国根据乡贡入试人数的变化推断乡贡大行于武则天长安以后,认为这与官学衰微有关[5],傅璇琮则认为生徒地位的提高发生于开元、天宝之际[6]。在笔者看来,入试人数的增加可以说明乡贡地位的变化,但乡贡替代生徒成为士人的普遍选择,这一过程经历了较长时间,不仅体现在行为上(具体表现为选择乡贡入试的人数),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而行为与观念不一定同步。开元、天宝之际,两者的嬗替是以此前的制度调整为重要前提的。结合史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勾勒出这个嬗替过程。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书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首先,就士人的行为选择而言,乡贡大行受到官学状况与科举制度两方面的影响。因为官学荒废,士人离开官学到各地假名就贡[7],通过乡贡参加科举,因此武则天长安之初出现“大开贡举,考功是年千五百余人”[8]的状况。官学衰废确实是乡贡盛行的原因,但不是主因,因为在开元初官学得到重视后,乡贡人数未随之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实际上,高宗永隆年的科举改革才是更主要的也是更稳定的原因。唐代官学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初唐前期科举基本只试策,策试与儒家经义密切相关,因此学馆教育与科举考试相吻合。永隆二年(681)朝廷改革科举,进士科在帖经与试策之外加试杂文,逐渐表现出重文辞、声律的倾向。开元以后,杂文试逐渐定型为一诗一赋的格局,帖经被黜落者甚至可以以诗赎帖[9],从而获得进入杂文试的资格,这些都说明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超过经学。明经科重背诵、轻经义,亦无需长年累月的经学义理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学便逐渐与科举脱节。受到现实利益的驱动,士人放弃无助于出身的经学,“以学校为鄙事”[10],离开学馆,选择乡贡。景云以前,乡贡每年达二三千人[11],而国子监生徒应举人数在千人左右[12]。二者人数的巨大落差足以说明,大多数举人在行动上已然倾向于乡贡[13]。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书影,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开元元年(713)之前,选择乡贡入试的人数超过生徒,但在时人观念中,乡贡地位仍然低于生徒。《唐摭言》载,“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14],正说明生徒出身比乡贡荣耀。两监受重视,与其作为皇家学校、教授内容为思想正统的儒学以及生员多出身权贵世家有关。开元以前,每年录取的进士中仅有一二人为乡贡[15],其余都是生徒,录取比例的悬殊亦能说明乡贡地位之低。这种观念在开元以后逐渐转变,关节点在开元十三四年左右。按长安到景云年间乡贡人数增加的趋势,可以推断开元以后乡贡人数也在逐步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开元间乡贡录取人数逐渐超过生徒。开元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疏,论及此前的惯例,国子监出身的明经、进士,只要“经明行修,即与擢第,不限其数”。然而,“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16]。由开元十七年倒推数年,可知应该是在开元十三四年左右,尚书省调整制度,导致国子监出身的生徒每年及第者只有一二十人,剩下的七八十个名额主要被乡贡侵用[17]。其中仅京兆府每年解送就达十人以上,被解送的举人“或至浑化(即全部录取——引者注),不然,十得其七八”。京兆府甚至可以移牒贡院,质询其所贡举的士人被黜落的理由[18]。乡贡及第人数由开元以前的进士每年一二人,到开元中期的明经、进士每年七八十人(虽然不确定进士所占具体人数,但与开元以前相比,当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个变化正说明了乡贡地位及其举人竞争力的提高。这样发展到天宝年间,乡贡地位便高于生徒,从而成为士人求仕的普遍选择。


王定保《唐摭言》书影,清刻本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据《唐摭言》载,天宝年间,“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19]。所谓对两监的“尚重”,只是官方的态度,不可理解为时人的观念,因为同书接叙上引材料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20]天宝十二载官方“尚重两监”的敕令,是针对时人脱离官学选择乡贡的现象而颁布的补救措施。由此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士人已热衷于趋向京兆、同州、华州等地取文解。“荣美”“利市”观念的形成,透露出乡贡地位的上升。事实上,早在天宝九载,官方就曾发布补救措施,“诏于国子监别置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21]。在国子学中增设广文馆以教育应进士举的生徒,是对社会风尚的妥协,也包含挽回生徒的目的。然而,杜甫感叹广文馆博士郑虔的遭遇云“广文先生官独冷”(《醉时歌》)[22],正从一个侧面说明广文馆不受重视,增设它是于事无补的,因此才会出现天宝十二载的朝廷敕令。

  

二、乡贡促进士人漫游


  《新唐书》云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怀牒”是举人持谱牒到州县报名考试,获取文解。吴宗国据此论定举人取解“皆须于本籍报名”[23]。制度虽如此规定,但实际上士人往往违规求贡。王定保论及唐中宗景龙后的乡贡情形云:“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琯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24]“寄应”与本贯取解相对,指在寄居地考试取解。景龙之前科举发榜会注明乡贡出身者,此后则不再注明。开元十九年玄宗敕令:“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25]“依例”指举人必须籍贯信明,而且不能附籍,可印证前引吴宗国的观点。然而,寻绎文意,不难发现诏令乃针对违例现象而发,既然需要朝廷重申旧例,说明附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事实上,即便朝廷明令禁止,也很难扭转此风,前论天宝年间各地举人到京兆等地取解的现象便是明证。


  异地取解必然会带来文人漫游之风。王维籍贯为山西蒲州,开元七年于京兆府取解[26]。太原人王泠然,经历过四次州试才获得解送资格,分别是在宋州、长安、洛阳以及本贯[27]。襄州人柳浑,“开元中举汝州进士”[28]。钱起为吴郡人,曾经历多次应举落第,史称其“初从乡荐,寄家江湖”[29],“乡荐”即乡贡,“寄家”便是寄居异地之意。杜甫也是乡贡出身,其《壮游》诗云“中岁贡旧乡”[30],是在原籍被贡举参加省试,在此之前的四五年间,他曾游历吴越。此游不仅是为了开拓视野,应该也包含特定的现实诉求。他在《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诗中自叙“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31],说游历吴越是空受挫折,有徒劳之感,言外之意是没有实现特定的目标。他作诗赠张垍,“所以冀其援引”[32],故必须强调此前的徒劳经历,获取对方同情,为托出干谒目的做铺垫。如果杜甫纯粹为增长见识,则不应有这种挫折徒劳感,因《壮游》诗已强调此行有“欲罢不能忘”[33]的游越见闻。揆以唐人游历多与干谒求举有关的史实[34],可以推测,杜甫游越是为了乡贡或者制举,这两者都需要干谒官员。因为受挫,所以再返回故乡取解。乡贡取解后到尚书省参加考试,可以理解为全国各地向长安集中的一种漫游,方向统一。对于异地取解的乡贡举人而言,则在取解之前已经历过由本籍向某个州县(也包括京兆府)甚至是多个州县的漫游,方向多样。在这个过程中,举人所经历的见闻感想会远比单一地向长安集中复杂多元,其感想见闻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素材。


杜甫《杜工部集》书影,宋刻本


  唐人漫游往往带有干谒目的,对于乡贡士人而言也是如此。乡贡需要参加多次考试,一般是先参加县级考试,然后参加州府考试,再被贡举到朝廷[35]。三级考试实行淘汰制。从次序来看,如果不能通过县、州试,则不能参加省试,因此县、州两级考试也非常关键。州县试主考官一般由参军、主簿、县尉等基层文官担任(徐松《登科记考凡例》)[36]。王泠然在宋城县取解,试官为县尉高昌宇。杜甫集中所存《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当是其以华州司功参军身份主试当地进士时拟的策问[37]。因为基层文官主试的制度是比较固定的,意味着士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干谒他们,以寻求赏识。在考试之前,士人与主考官交往是普遍现象,如王泠然向高昌宇叙述两人的交往,“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遇,又以齐甿,叨承恩顾,铭心在骨”[38],说的是在考前他曾获得高昌宇的提奖与恩顾,这让涉世未深的他飘飘然以为自己必然能通过考试。从结果来看,乡贡举人能否及第,最终取决于考功员外郎或者礼部侍郎等知贡举者。然而,如果考虑到乡贡参试所要经历的完整程序,那么,我们便不可忽视州县基层文官的作用,因为他们有权决定举人初试是否过关。王泠然怨恨高昌宇道,“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39],高氏的“不送”,导致王泠然在宋州求贡失败,正可说明基层文官对于乡贡求仕的重要作用。因此,士人为了提高异地取解的成功率,而请托州县基层文官,这也会促进漫游现象的发生。初盛唐布衣文士诗歌中出现大量县尉、参军等基层文官,不排除与此有关。


徐松《登科记考》书影,中华书局1987年版


  除了异地取解促进漫游之外,乡贡举人到异地求学于著名文士,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漫游行为的发生。据李华《三贤论》载,元德秀在洛阳陆浑山授学,门人有程休、邢宇、邢宙、张茂之、李崿、李丹、李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等[40]。上述诸人不全是洛阳人,如邢宇兄弟为河间人,柳识为襄阳人,李崿为清河人。又如“以文学相求”(元结《送王及之容州序》)元结的王及,随元结自瀼溪(今江西瑞昌)到舂陵[41]。又如萧颖士的门人来源广泛,“自京畿太学,逾于淮泗”(萧颖士《江有归舟序》)[42]。上述求学者当有不少是乡贡举人。中唐士人为应进士试而远从贬谪外地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人求学的现象[43],应该就渊源于此。他们的行为可理解为漫游的一种形式。当然,以经史为主的传统私学也会吸引异地士人,如卢照邻在年少时曾南下向王义方等人学习经史[44]。因此,无论是以文学还是以经史为主的私学,都会促进漫游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二者的差异在于,随着乡贡逐渐取代生徒,以文学为主的私学会逐渐兴盛,异地求学的士人也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影响漫游的诸多因素中,乡贡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重要因素。

  

三、乡贡与私学的互动


  唐代教育除了官学、家学(家庭教育)外,还有私学,即以个人名义开展的教育活动。初唐前期的私学以经史之学为主,仍然是延续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学问[45]。如卢照邻十余岁即向曹宪、王义方求学,所学内容为“《苍》《雅》及经史”[46],似乎不包含曹宪擅长的《文选》,原因或与当时科举不重文辞、《文选》尚未成为科举教科书有关。永隆年科举改革后,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脱节,举人只能另谋出路,由此导致各种私学的兴起[47],其中就包括以文学为主的私学。学界已注意到乡贡与私学的关系,如吴争春、康震、童岳敏等学者已经指出:私学的灵活特性使之能很快调整教育内容以迎合科举考试,文学对于乡贡士人仕途的重要性会刺激私学中文学教育成分的增加,开元以后文章诗赋成为私学主要内容等[48]。上述学者着眼于乡贡影响私人文学教育的状况,然多注重唐后期,而唐前期元德秀、萧颖士等人的私学活动对于门人思想观念、创作风貌的影响,乡贡对以诗歌教育为中心的私学的发展以及对《文选》传播的影响等问题,尚有待发之覆。


  唐前期于史有征的私人文学教育,主要出现在开元以后。元德秀“善文辞”[49],隐居陆浑山期间培养了一批弟子,“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崿、崿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皆号门弟子”[50],还包括其从弟元结,两人是亦师亦友关系(元结《元鲁县墓表》)[51]。此外,元结也“师友仲行公(苏源明)”(元结《文编序》)[52]。元结少年时倜傥不羁,十七岁才折节读书,“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53],说明他没有入州县官学学习的经历,乡贡是其参加常科的唯一途径,那么文章的训练应当也包含在私学之课业中。元结进士及第入仕后也积极授徒。乾元年间,他隐居于瀼溪,有王及“以文学相求”,并随其至舂陵,“岁余而去”(元结《送王及之容州序》)[54]。“以文学相求”,就是学习文学,说明元结文章在当时影响广泛,能吸引士人前来求学,其中应有准备参加科举者。


  盛唐文学教育以萧颖士为最,他的门人众多,其《江有归舟序》载:“自贾邕、卢冀之后,比岁举进士登科,名与实皆相望腾迁,凡数子。其他自京畿太学,逾于淮泗,行束修已上,而未及门者,亦云倍之。”[55]门人来源广泛,分布于长安到淮泗之间,“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56]。他们向萧颖士求学,主要是为了科举,开天年间进士登科者平均每年二三十人左右,而萧氏门人中就有十来人及第[57],其文学教育可谓成绩斐然。据上引序文,萧氏传授内容主要是文学,他认为文学应该“宪章典法,膏腴徳义”,“激扬雅训,彰宣事实”,并批评时人“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的观念。批评者以萧氏观念为“僻”,而前来求学者则认可其文学观念,以之为“正”(萧颖士《江有归舟序》)[58]。萧氏正是通过私学,重新确立并传播其认为是正道的文学观。戴叔伦为萧颖士门人,梁肃称萧氏“拔公(戴叔伦——引者注)于诸坐之上,授以文史”[59]。戴叔伦的文学创作深受萧颖士影响,其文风被评为“文本菁华而长于比兴,粲如采章,锵如珩璜”(权德舆《戴叔伦墓志铭》)[60],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践行了萧颖士“激扬雅训”的理念。


黄大宏、张晓芝《萧颖士集校笺》书影 ,中华书局2017年版


蒋寅《戴叔伦集校注》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随着科举试诗的分量渐趋加重,私学亦逐渐重视起诗学传授。《唐才子传》载,包何、包佶“曾师事孟浩然,授格法”[61],“格法”指诗格、诗式,“二包”的父亲为包融,与孟浩然有交往,他们或许就是因这重关系向有“诗伯”(陶翰《送孟大入蜀序》)[62]之称的孟浩然学习作诗法的。开、天时期以教授诗学著名的还有王昌龄。晚唐顾云叙述唐代诗风的变化,高度赞扬陈子昂改革苦涩僻碎、淫靡浅切诗风的功劳,提及陈氏的后继者,说有“戴容州、刘随州、王江宁率其徒,扬鞭按辔,相与呵乐,来朝于正道”(顾云《唐风集序》)[63]。王昌龄曾为江宁丞,“率徒”说明有教授门徒的活动,而《诗格》应是他为了向后学传授作诗法而编的[64]。


  乡贡举人从私人求学,其功利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但是私学的内容,不仅限于诗文创作的技巧规范,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授业者的思想观念、品德好尚,亦会影响学生。比如元德秀,其“率情而书,语无雕刻”[65]的审美趣尚,深刻地影响了元结的文风。元结创作《说楚赋》三篇,苏源明评价说,“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66],“真淳”与“无雕刻”可以互释。天宝十二载,元结向礼部侍郎杨浚投献《文编》,得到对方肯定并提拔及第。苏源明就此感叹:“吾尝恐直道绝而不续,不虞杨公于子,相续如缕。”(元结《文编序》)[67]苏源明评元结文章体现的“真淳”“直道”云云,是就其精神主旨与人格境界而论的,这与元德秀、苏源明的栽培不无关系。

  

四、乡贡对《文选》传播的影响


  《文选》在唐代被当作科举教科书,杜甫诗“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68]、“续儿诵《文选》”(《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69],李栖筠在天宝末置《文选》以备进士试[70],均可作为证据。然而这只是简略描述当时人诵读、备置《文选》的情形。对于唐代两种最重要的《文选》注本哪一种更受举人欢迎,举人又如何从《文选》中汲取有利于举业的素养这两个《文选》传播的重要问题,学界讨论不多。


  开元初以前,《文选》的研究、传授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注重音义训诂,以曹宪、李善等为代表,著作有曹宪《文选音义》、许淹《文选音》、公孙罗《文选音义》与李善《文选注》,属于传统的“小学”。他们以《文选》教授子弟当是以音义为中心,而非辞章义理,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71]。二是注重文意解说,以五臣注《文选》为代表。李注与五臣注的学术水准或有高低之分,但是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来讲,五臣注更受时人欢迎。据晚唐李匡文《资暇录》载,时人因李善注过于迂繁,“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72]。丘光庭虽然不满五臣本,但也指出该书“盛行于代”[73],可见解释文意的注本更受时人欢迎。考虑到《文选》的教科书地位,接受者中当有大量举人。由于唐代科举试诗赋都是命题作文,就诗歌而言,又有“缘题”[74]的规定,即诗题直接规定了赋写的范围和内容[75],举人必须围绕题目创作,那么,“见题”即审题的能力就显得极为关键。应试诗题以短语或短句为主[76],多出自《文选》,因此,彻底理解《文选》诗文含义对应试审题而言非常重要。李善注重字词意思与典故出处,有助于学习者积累相关知识,但文人创作往往会灵活运用字词、典故,这就意味着字词、典故的意思不必然等同于由其组成的句、段、篇的意思,后者甚至可以脱离所用典故的原意,在它所属的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因此,要深刻理解文意,还需要疏通句、段、篇之意,即五臣注所重的“述作之由”“指趣”(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77]。从这个角度来说,五臣注似更适合作科举教科书。永隆改革后,《文选》受到更多重视,然并非体现在官学体系中,因为官学不讲授该书,而是体现在私学与家学(包括自学)中,其培养的乡贡举人构成《文选》的重要受众。五臣注本不一定是为了举人应试而作的,但它受到举人热捧,与永隆改革、乡贡大行是有关系的。


《六臣注文选》书影,明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善注还是五臣注,都只提供音义注释与文意解说,能满足士人基本的需求,但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应试诗创作,还有见题解题、对偶声律、立意构思、篇章布局、意境风格等多方面的要求,尚且需要专门的教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昌龄的《诗格》就应运而生了。如前所论,《诗格》的出现与乡贡举人对诗学教育的需求是有关系的;同时,它还代表着《文选》传播的新变化——《文选》借助《诗格》这种新载体为乡贡举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诗学营养。


  唐代涌现出了大量的诗格、诗法著作,主要内容为诗文创作的规范。大致可以确定为初唐时期问世的有上官仪《笔札华梁》、佚名《文笔式》、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上述诗格或兼论诗文,或单论诗,内容偏重声病、对偶、句例,并多引用相关诗文以为例证。据笔者统计,这些诗格所引诗文可见于《文选》者,分别有1处、20处、8处和2处(包括重复引用者,下同)[78],绝大多数诗文不见于《文选》,甚至出处不详。见于《文选》者,主要用于例释平头、上尾等声病,共27处,其他4处用于例释对偶与句式。总体而言,数量较少,未必能证明《文选》是这些著作引用诗文的直接来源。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书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王昌龄《诗格》为教授弟子而编,其用以示例的句子,主要来源就是《文选》,依据如下。首先,《诗格》引诗,王昌龄诗仅35处,见于《文选》的诗句达108处,引自他书者共37处。引文数量多少,或与今存文本篇幅有关,然而上述初唐四种诗格著作的篇幅总量大于《诗格》,单《文笔式》篇幅就达《诗格》的三分之二左右。无论是四者合计,还是仅与《文笔式》对比,《诗格》引《文选》诗句的数量、比例都特别突出。这似可说明王昌龄授学是以《文选》为直接范本的[79]。这种偏好与作者的诗学理念有关。王昌龄主张作诗应当借鉴前人佳作以助长灵感,“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80]。《诗格》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秀句为中心,印证作法规范,而收录“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81]作品的《文选》,足以成为其选择秀句的渊薮。


  其次,《诗格》中两处出现《文选》之名。王氏论作诗云:“凡文章皆不难,又不辛苦,如《文选》诗云:‘朝入谯郡界’,‘左右望我军’。皆如此例,不难不辛苦也。”[82]引诗为王粲《从军诗》,载于《文选》[83],用以说明作诗不应刻意雕琢,要有自然之致。王昌龄在《诗格》中解释了常见诗歌题目或类别的内涵特点,如咏史、咏怀等,他对“杂诗”的解释是:“杂诗者,古人所作,元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84]再次出现《文选》之名。此论重在诗歌的题目,而非分类。李善对“杂诗”的注解云:“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李周翰注解云:“兴致不一,故云杂诗。”[85]两者着重于作诗感物起兴的动机,按照这种解释的思路,题目与诗意缺乏相关性。然而,王昌龄论诗尤重题目与诗意的对应关系,认为“诗贵销题目中意尽”[86],他总结的“十七势”,重点论作诗如何点题。如第一势“直把入作势”:“若赋得一物,或自登山临水,有闲情作,或送别,但以题目为定,依所题目,入头便直把是也。皆有此例……如陆士衡云:‘顾侯体明德,清风肃已迈。’”[87]“直把”是开篇直接点明题意[88],“以题目为定”强调诗歌内容必须以题目为准。文中所引诗为陆机《赠顾交阯公真》,收录于《文选》[89],在王昌龄看来,属于开篇点题的范例。前人注解与王昌龄看法相异,故王氏以《文选》为范本讲解诗题与诗意的关系时,必须给出新解。王昌龄的弟子未必都是纯粹为了作诗而向其学习,当中或有不少乡贡举人。科举试诗“见题”非常重要,因此,王氏诗学教育与科举应有一定关系。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书影,中华书局2015年版


  再次,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江宁与曹宪、李善等人籍贯扬州相近,同属江淮区域,乃《选》学重镇。而且,在任江宁丞之前,王昌龄与李善之子李邕已有交往[90],曾作《别李邕之秦》。王昌龄以《文选》为范本讲解诗法,可能也与此相关。


  《文选》教科书地位的确立与永隆改革有关,是改革后逐渐发展的结果。大概在初唐后期出现的《文笔式》《诗髓脑》,比前期的《笔札华梁》引用可见于《文选》诗例的数量都有大幅增加。然而,因为此时科举考试中对诗歌未予以足够重视,加上举人对《文选》的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与王昌龄《诗格》相比,《文笔式》《诗髓脑》引用《文选》的数量仍然较少。到开元中、后期,随着进士试偏重诗赋以及博学鸿词科试文三篇(以诗、赋、论为主)制度的设立,《文选》的典范意义愈加显著,于是王昌龄以《文选》为主要范本讲授诗学。与初唐四种诗格著作相比,《诗格》引《文选》以解释作诗的规范,是在更大范围展开的。《诗格》涉及用字、调声、对偶、起首、落句、立意、构思、题材、意境、体式等,既论及具体、琐碎的形式技巧,又阐释抽象、复杂的意境风格,是比较系统的诗格著作。在论述每一方面的问题时,都引用可见于《文选》的诗文。这意味着《文选》作为文章典范的意义已得到比较全面的发掘,不仅能为声病、句式等规则做示例,还能为抽象的意境、体式等提供典范。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格》代表了初唐以来同类著作的新变化。


  王昌龄进士及第后又中博学鸿词科,有“诗家天子”[91]之称,声望如此之高,自然能吸引举人前来求学。他在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二三年间任江宁丞,有充分时间授学,传授的弟子当不在少数,因此顾云有“王江宁率徒”之说。如果说李善等人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研究《文选》,而王昌龄就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利用《文选》阐释其诗学理念。因此,《文选》传播在开元后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乡贡大行是促使其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永隆年的科举制度改革不期然奠定了科举考试重文学的基调,这种基调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兴盛。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往往需要借助人这个中介来展开,人在制度的引导、规范下产生的观念与行动,会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影响到文学风貌与文学生态。由乡贡切入,可以对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做更为细致、深刻的剖析。乡贡在初唐后期开始大行,逐渐在行为与观念上取代生徒成为士人的普遍选择,这个现象是推动唐前期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乡贡举人在异地考取文解、追随文士学习文学的行为促进了漫游风气。他们为了应对重文学的科举考试,必须加强文学才能的训练。在官学不重文学的情况下,私学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这又刺激私学中文学教育尤其是诗学教育的兴盛,反过来为良好的文学生态营造了基础。《文选》地位的提高与永隆改革有关。作为举人准备应试的教科书,私学当是《文选》使用的重要场所。《文选》传播也会因乡贡举人的需求发生变化,五臣注本的流行便与此有关。王昌龄以《文选》为范本向后学阐释诗学理念,是乡贡促进私学发展背景下的产物,代表着诗格著作与《文选》传播的新变化。


注释


[1][2][49][50][56] 《新唐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61页,第1161页,第5564页,第5564页,第5768页。

[3] 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71页;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9页;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156页。 

[4] 本文所论唐前期,时间下限在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因为举证关系,可能会稍稍溢出这个时段。

[5][7][23][35][45][47]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37—38页,第37—38页,第36页,第36页,第121页,第121页。

[6]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63页。

[8] 张说:《四门助教尹先生墓志铭》,熊飞:《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61页。

[9] 封演云:“进士以帖经为大厄……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页)

[10][11][14][15][18][19][20][21][24][27][38][39] 王定保撰,阳羡生点校:《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第5页,第3页,第5页,第9页,第4页,第4页,第6页,第5页,第15页,第14页,第15页。

[12][36]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9页,第22页。

[13]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乡贡”,既指乡贡应试经历,也指乡贡举人。所谓应试经历,即是举人及第前曾由州县贡举参加省试这个经历,这就包括多种情况。首先是由乡贡及第者,这是乡贡的主体;其次还有如下三种:第一,曾是生徒,后转为乡贡的;第二,曾是乡贡,落第后补国子学,再通过后者获得出身的;第三,本由乡贡出身,但天宝十二载制度规定举人不能自称乡贡,必须补国子及州县学生者。后三种人数应该比较少。

[16]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51页。 

[17] 由生徒入试的举人的主要来源当是国子监,由地方官学举送的明经、进士的数量比较少。封演云:“玄宗时,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于是敕停乡贡,一切令补学生然后得举。”(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第3页)州县“绝无举人”,或有夸张,但大致能反映实情。

[22][30][31][33][68][69]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4页,第1441页,第223页,第1439页,第1478页,第1248页。

[25] 王溥撰,何泉达等点校:《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8—1639页。

[26]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433页。

[28] 柳宗元:《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24页。

[29][44][46][65][70]《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82—4383页,第5000页,第5000页,第5051页,第603页。

[32]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6页。

[34]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页。

[37]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415页。除了县尉、参军拟策主考外,也有刺史主考的,如永泰二年(766)元结为道州刺史时,曾拟《问进士》策五道。《全唐文》收录此策,题下注云“永泰二年通州问”(董诰编:《全唐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59页),“通州”当是“道州”之误。参见孙望:《元次山年谱》,《新校元次山集》,(台湾)世界书局1984年版,第75页。道州地理位置偏远,基层官员少有科举出身者,因而由善文辞的刺史主考或者拟题,应该是特例。

[40][41][51][52][53][54][66][67] 董诰编:《全唐文》,第3214—3215页,第3873页,第3897页,第3872页,第3494页,第3873页,第3494页,第3872页。

[42][55][58] 黄大宏、张晓芝:《萧颖士集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7页,第157页,第157页。

[43] 参见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48] 参见吴争春、唐晓涛:《唐代私学与科举制度》,《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康震:《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童岳敏:《唐代文学与私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

[57] 可以确证为进士出身者,至少有刘太真、刘太冲、尹征、卢冀、贾邕、皇甫冉、刘舟、长孙铸、房由、郑愕、邬载、戴叔伦等12人(参见黄大宏、张晓芝:《萧颖士集校笺》,第359—397页)。

[59][60] 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3页,第295页。

[61]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1页。

[62][63]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725页,第3688页。

[64] 卢盛江认为,《诗格》部分内容可能作于江宁丞任,部分作于贬谪龙标期间,《诗格》的编定也应在贬谪龙标之后(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20页),本文从其说。又,《诗格》引用了后于王昌龄的钱起、皇甫冉的诗,李珍华等认为是日僧空海所补(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卢盛江认为是王昌龄门人补辑(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第213页)。二说可参考。

[71] 对于传授辞章而言,一般要求传授者擅长文学创作,曹宪等人虽然学术成就很高,但文学造诣如何,却于史无征。李善文今存《进文选表》一篇,高步瀛评为“闳括瑰丽,较之四杰、崔、李诸家,殊无愧色”(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然而除此之外,李善既无文集,亦未见史料载其善于文学,反而被时人讥为“不能属辞”(《新唐书》,第5754页)。他晚年隐居汴、郑之地开办私学,讲授《文选》(《新唐书》,第5754页),在此期间发生永隆科举改革,文学逐渐受到科举重视。然而,因为他“不能属辞”,所以不大可能教授学生如何作文,至少这不是他的教学重点。李善传授《文选》,应该侧重音义,而非辞章义理。

[72] 李匡文撰,吴企明点校:《资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6页。

[73] 转引自江庆柏等主编:《文选资料汇编·总论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页。

[74] 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1页。 

[75] 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第254页。

[76] 关于历年应试诗题,参见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附录《现存唐五代应试诗题》,第342—388页。

[77][81][83][85][89]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第2页,第509—510页,第546页,第455页。

[78] 这里根据张伯伟的注释进行统计,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89页。

[79] 今存《诗格》有两种:一种是空海《文镜秘府论》所征引者,一种是《吟窗杂录》所征引者。这两个版本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部分条目此有彼无,少数条目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字也有差异。学者推测前者主要出自王氏,后者则真伪混杂(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7页;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第213—222页)。在无法具体辨析《吟窗杂录》所引哪些是真、哪些是伪的情况下,本文只能把它与《文镜秘府论》所引的内容合为整体进行统计。

[80][82][84][86][87][88] 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61页,第1239页,第1279页,第1294页,第344页,第345页。

[90] 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91] 今本《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为“诗家夫子”(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第257页),金程宇力证其为“诗家天子”之讹(金程宇:《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可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盛唐文人的仕进与文学关系研究”(批准号:413000074)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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