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石。通过对概念拆解与辨析，讨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衡量指标及判定标准，进而对中国人口发展形势与前景加以研判。在数量方面，持续低生育率使得人口负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以往积存的人口数量优势将逐渐缩减。在结构方面，人口的性别结构逐渐改善，但年龄结构不断恶化，少子老龄化挑战愈发严峻。在素质方面，人口教育素质不断提高，而人口健康寿命虽在延长，却遭遇“残病扩张”风险，人口素质喜忧参半。在分布方面，人口分布趋于合理，但受制于户籍相关制度，仍有较大改善空间。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问题与挑战，未来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任重而道远，关键举措在于努力提振生育率、积极应对老龄化、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以及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中国式现代化［作者简介］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孙永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报告强调：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2023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工作要求。会议指明：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构成走好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党和政府在人口领域新一轮的工作重心与战略方针，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本世纪中叶以前人口相关政策制定的关键点、观察点和着力点。人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渊源。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得益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延伸。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强调，“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扩充式转化，经历了“始于经济、融入社会”的词义转化，目前“高质量发展”已经全面涵盖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1}。人口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自然面临着肩负起高质量发展的任务，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与方针也为我国当下与未来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另一方面，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承袭与发展了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人口安全等政策理念。譬如，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2020年，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意味着人口均衡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人口发展目标与战略方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可见，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人口均衡发展之间息息相关、一脉相承，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升级版，也是党中央审时度势而作出的又一个重大抉择。然而，尽管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已经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尚未予以明确且具体的概念界定与指标设定，由此导致了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落差认识不足，对于人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判不足，因而也就无法聚焦于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概念与指标入手，剖析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路径方案与政策建议，以期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完善与理论演进提供些许裨益。人口高质量发展建立在“质量”概念之上。何谓“质量”？《辞海》中指出“质量”即是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质量的概念融合品质、特性、才能等含义，常常可直接表述为“卓越”或“高水准”，含有“优良”的指向。在物理学层面，质量作为“物体所含物质多少的量”引入，它描述的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而非特性。在哲学层面，“质”就是事物的性质，而质量是指“质”的“量”，即“性质”的多少。质变是由一种性质向另一种性质的突变，而质量是指事物的一组特性以其特定的关系在某一时空的呈现{2}。在企业生产层面，质量的概念关注产品和服务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它反映客体满足主体某种期望或潜在需求的能力，强调以客户需求为基础。不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质量的作用与价值的日益关注，质量的内涵不断充实，外延逐渐扩展，已涉及市场、社会、政治、人口、生态等多个领域。因此，质量如今可泛指经济产品、社会成果、人们工作状况等等的优劣好坏，“人口质量”一词也正是在这一广义范畴下加以使用的。何谓“发展”？《辞海》中释义为：“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上升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既包括量变和质变，又表现出连续性、阶段性和顺序性。现代意义上的“发展”与欧洲启蒙思想息息相关，最初体现了人们对社会“进步”或“进化”的期盼和关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一复杂、动态的概念逐渐演化，其含义在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知中得以不断充实和丰富。“发展”已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既关系到价值认知，又关系到现实践履，发展被赋予了主体性价值期望，更多立足于人对未来的预期与预判，是行动的先导{3}。“发展”概念如今在多个学科领域中都有重要意义，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等。在人口学中，人口发展便可以理解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持续变化，人口运行不断打破原有状态，在新的平台上构建新的状态，由无质量或低质量转变为高质量、由非均衡或低级均衡转变为高级均衡的跃迁过程{4}{5}。需要认识到，“质量”与“发展”之间关联密切但又存在本质区别。“质量”反映的是一种现实状态或变化结果，它不具有进步的指向；而“发展”则反映的是事物不断演化与进步的过程，包含质变的意涵，能够体现变化的方向，因此，人口质量体现的是对人口发展状态和目标达成度在特定时间点的静态评估，而人口发展则需要对人口演变过程与目标契合度在特定时间段展开动态评价。人口发展总是在动态演变中从一个旧的人口质量演进到新的人口质量。“高质量发展”结合了“发展”“质量”“高”三个概念，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强调高效、公平、绿色和可持续性。它不仅关注供给有效性、公平性、生态文明和人的现代化，还注重满足人的真实需求{6}{7}。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包含两个重要面向：一是强调事物发展的过程本身质量高、结构优或效益好，高质量用以修饰发展的过程；二是突出事物向着高质量的目标或结果迈进，高质量用以描绘发展的成果与状态。因此，在使用“高质量发展”一词时应仔细体会与思考其中的差别。“高”也是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一处难点。“高”是一个比较而来的相对概念，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对于“高”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不同的。纵向历史比较而言，“高”涉及将某一指标或特征与过去的时点进行比较，以评估进步或退步。横向国际比较而言，“高”涉及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指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由此看来，在研究中国高质量发展时，该如何评判与验收发展质量的高与低，可能不仅取决于当下对过去的超越，而且还要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仅仅有质量提高并不能称之为高质量，只有质量提高至一定水准或门槛之上才能称之为高质量；相反，质量降低也不必然说明低质量，因为依然可能保持在一个高质量水平的区间。此外，“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也是一对比较使用的概念。一方面，应当注重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即高速增长主要关注规模的迅速扩大，对增长的质量要求较低，而高质量发展主要关注增长的质量，包括增长的可持续性、公平性、创新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不过，考察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低速较为简单，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便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而考察经济发展从低质量到高质量也是可能的，但考察经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则相对棘手，因为速度与质量是经济增长的两个不同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放缓是否必然换来发展质量的明显提升是需要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充足的现实证据。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发展不仅包含有量的扩张，还包括有质的提高与结构的改善等，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很难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从类型学上构建出两个概念的交叉分类表，如表1所示。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在经济高速或者中速增长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样，经济低质量发展只有在经济中速或低速增长情形下才能出现。
基于党中央对我国人口形势的最新研判，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指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然而，如果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仅视为一种理念，那么定性目标可能足够，但如果我们将其作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仅有定性描述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确定量指标及相应标准来监测人口发展状况。目前，由于人口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新颖性和复杂性，政界和学界还未就此概念展开详尽的界定与测度，因而本文试图从指标衡量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人口素质优良是指人口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等方面素质状况良好，且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相匹配，同时不同素质人口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状态。首先，思想道德素质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难以量化与讨论。相对于规模、寿命等显性指标，精神生活的内隐性、弥散性和不可计算性特征，使人们对如何评价思想道德素质高低难以形成共识。其次，科学文化素质一般由人口受教育年限加以衡量，在国际比较时通常将人口年龄限定在15～64岁的劳动年龄期。不过，受教育年限并非是衡量人口素质的正向指标而更应当是适度指标。一方面，在法定退休年龄未能明显延后的背景下，教育年限扩张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就业年限的显著缩短{8}。另一方面，教育扩张的间接影响反映为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不相适应，造成高素质劳动力的失业与闲置，引发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所以说，人口受教育年限绝非越长越好，以舒尔茨为代表建立的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值得商榷。最后，人口健康素质一般借助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不健康预期寿命及其之间关系等指标进行测量，即在预期寿命延长前提下，健康预期寿命越长而不健康预期寿命越短，说明健康素质不断提升。不过，这些指标在反映人口健康素质时不总是同向变化，常常出现指标间的张力。随着疾病谱系的变化，人们愈发认识到“健康可以导致长寿，但长寿不一定就健康”{9}，因而反映死亡水平的平均预期寿命指标很难反映人口的真实健康水平。相较之下，健康预期寿命指标由于综合了人口的死亡和健康信息，似乎成为比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中人口健康状况的合适指标，但该指标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在健康寿命不断延长的同时，病痛寿命也在相应增加，甚至可能不成比例地扩张。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残病扩张理论{10}和健康预期寿命指数{11}或生命质量指数{12}来驳斥或改进传统的健康测度指标。人口总量充裕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的适中或合理，是指人口数量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言足够多，同时也不会导致过度竞争、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或社会紧张等问题。总量充裕理念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规模适度思想一脉相承，它们均展现出人们对实现理想人口数量的探索与追求。我们该如何衡量并计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充裕或适度人口规模？首先，不能仅仅从人口绝对规模角度来考量人口是否充裕问题。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总量2050年为13亿左右，远高于第三位的美国（3.75亿），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2020年为9.68亿，2035年将超过9亿，比目前欧洲人口总数多1.5亿人，接近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7倍{13}。然而，这样未经标准化处理的国际比较真有意义吗？能否由此得出中国人口总量长期充裕的结论？实际上，考虑总量是否充裕时，不仅要考虑人口绝对规模，至少还要考察承载人口的国土面积的大小，即需要借助人口密度指标来衡量与评估人口充裕与否，否则仅仅从人口规模角度出发，只有人口小国才可能出现人口不充裕问题。实际上，除了国土面积以外，确定何时人口总量充裕通常还应该结合自然资源、经济机会、社会基础设施等多个指标和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其次，充裕的人口规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精确计算。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E.坎南提出了使得经济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总量，奠定了适度人口理论。自此以后，后世学者竞相效仿与发展该理论，并力图精确计算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理想人口总量，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所提出的理想数值均被质疑或否定。随着人们对确定适度人口的幻想破灭，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甚至大加批驳适度人口理论。可见，人口规模适度更多只是一种发展理念，人们既无法计算出适度人口，更无法通过切实干预来达到所谓的人口理想值{14}。最后，生育率水平常常是评估人口总量时易遗漏的关键指标，生育率维持在更替率水平附近是人口总量充裕与规模均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无论现在的人口总量充裕与否，一旦生育率长期偏离更替水平，或者出生率长期偏离适度水平（适度出生率=1/e0 ，其中e0为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最终会导致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或持续缩减，从而偏离人口总量充裕的发展目标。因此，生育率与更替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小不一定能够实现人口总量充裕，但生育率偏离更替水平较远时，长远来看人口总量难言充裕。人口结构优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的过程。任何实际人口背后都有其对应的生命表人口为理想目标{15}。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两者，人口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优化分别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分别向理想人口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靠近的过程。人口的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部族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种群数量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或分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重要特点。由此可见，人口的社会结构要比人口的自然结构复杂得多，因而要评判人口的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一件十分复杂且困难的事。理论上讲，人口的社会结构优化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社会结构不断趋于公正、合理与开放的过程。人口分布合理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口在不同区域或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和均衡分布，以满足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人口均衡分布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不同区域劳动生产率相近而非不同区域人口密度均等。以往有不少研究倾向于借助人口密度、城市化率等指标将“均衡分布”界定为人口数量的均匀分布，即不同区域间人口密度趋于一致{16}{17}。然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人口极化程度越高，而中国人口的空间集聚不但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明显低于发展阶段接近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18}。因此，那种将区域间均衡发展错误地理解为人口均匀分布的观点和做法，结果只能是以严重的“空间错配”换来了不可持续的“平均发展”，陷入效率和公平相冲突的局面{19}。均衡分布更应该理解为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而绝非是单位面积上人口数量的相近。实际上，在没有迁移限制的前提下，人口会基于理性选择向经济与资源集中配置的地区迁移，通过增加城市或发达地区人口和减少农村或欠发达地区人口的方式，实现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趋同，而人口进一步集聚既可以使得发达地区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创造更多财富，又可以为区域和城乡间的转移支付提供物质基础。可见，人口均衡分布的要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应当实施人口城市化甚至大城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20}。伴随着人口和经济的集聚，地区间人均经济指标的差距逐步缩小，这便达到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21}的合理状态。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支撑因素，这不仅要求人口系统内部四大要素之间和谐统一，还要求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环境与资源等外部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适应，即实现人口内外系统间的协调。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对人口内外不同要素所提出的整全性高要求，逻辑连接词为“且”而非“或”，因而以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任一方面的停滞或退步为代价，或者以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任一系统的牺牲为代价，换取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的高质量，都不符合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人口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承袭了以往人口均衡发展等人口发展战略中“统筹协调”的政策表达，倡导一种整体性思考与综合解决问题的思路。然而，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和分布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持续性以及资源利用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按下葫芦浮起瓢”，仅凭数理方式或技术手段是不可能全面反映人口内外部系统间的复杂性与变化性，更不必说一个或几个量化指标，因此想要对人口内外系统的均衡状况进行实际测量是很困难的。以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例，尽管两者都为宏观变量，学者们也乐于测算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率{22}，或者计算中国人口素质提升将会对中国技术创新和进步提供多少动力{23}等。然而，诸如此类的相关性研究仅能揭示人口和经济之间单方向的影响关系，而不能有效反映两者相互协同程度以及是否达到了高质量水准。并且，这类研究多从人口或经济系统的某一要素出发来概括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如计算人口红利的经济贡献率主要反映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其实是无法同时考虑到少子老龄化对经济持续增长势能引发的潜在冲击。基于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辨析与内涵阐释，结合我国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笔者认为中国人口在发展过程中既积存了不少优势与经验，也面临着更多的问题与挑战。总体而言，未来中国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任重而道远。2022年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方向性转变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人口趋势性增长转变为长期性负增长，是时代性和历史性的人口大事件{24}。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25}对中国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无论采取高中低哪种方案，2022—2100年间我国总人口将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但中方案预测2035年我国总人口仍有14.0亿人，2050年才减少至13.13亿人，至2100年总人口减少至7.67亿人。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正是总人口数量从峰值下落的“高原期”，沿袭了人口规模“达峰”的巨大惯性，人口缓慢缩减，规模依然巨大，即便按照低方案预测，至本世纪中叶的总人口依然在12亿人以上{26}。如此看来，似乎不必太过担忧中国人口数量的充裕问题，但中国人口负增长属于“近忧小，远虑大”：一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变动惯性也十分巨大，因此初始人口负增长速度温和而缓慢，可一旦进入负增长轨道，中后期的骤减速度相当惊人；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笔者发现2020年前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的每次预测总是存在系统性高估，常常会放大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效应{27}。因此，联合国对中国2022—2100年人口规模的预测是否再次出现高估也是有待时间考证的。中国目前及未来的人口负增长主要是由低生育率主导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至一定时期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与以往的战争、瘟疫等非常规时期所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近年来，中国的少子化风险逐渐凸显，年出生人数自2016年以来持续下跌，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千万，仅有956万人。而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92年起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逐步降低，生育新政仅仅促成了随后的生育率的昙花一现式的轻微回升，随后很快又回落至原先的1.5以下的低生育率水平轨道{28}，2020—2022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30、1.15与1.07，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与出生人数断崖式减少是造成我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直接原因。在国际移民忽略不计的前提下，生育率的高低实际上成为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主要决定力量，未来人口缩减速度的预测也主要取决于对生育率的估算。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我国生育率在2035年之前将不会继续降低，即维持在1.30的水准，且至2050年能够提升到1.40。而国内学者依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相关抽样调查数据指出，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难提升，甚至还会进一步下降至1.10的极低水平{29}{30}。低生育率与育龄人群基数小且不断走低两者同方向叠加，未来出生人数持续减少、人口加速负增长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但如果超低生育率持续下去，中国以往积存的人口数量优势将难以长期保持。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的现状与前景属于风险与机遇并存，人口结构在总体优化的同时，局部不容乐观。随着生育政策调整、性别观念转变以及男孩养育成本相对更高，我国人口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趋于正常，2020年已经降至111.30。而得益于全面脱贫、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亦有不断趋于改善的态势。因而，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由低生育率、死亡率降低和寿命延长导致的少子老龄化。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6.96%上升至2010年的8.87%，再至2020年的13.50%，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无论未来生育率怎样变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将逐渐加重，最终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31}。根据联合国预测，未来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所占比例都将处于持续扩张之中：预计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至2030年将超过3亿，到2050年将攀升至4.7亿，并将在2054年达到峰值5.2亿。预计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十四五”时期达到中度老龄化的标准20%，在2035年前后达到重度老龄化的标准30%，此后进一步攀升，于2054年左右可能达到40%的超高水平。中国在面对少子老龄化风险时可谓规模与结构并重、机遇与挑战兼具，突出表现为如下特征：第一，老龄化速度超快。在经过老龄化速度明显放缓的“十三五”时期后，随着第二次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我国每年新增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迅速增加，老年人口比例急速提高，自2022年开始中国老龄化上升速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快的时期。第二，老年抚养比飙升。少子老龄化是整体人口结构的老化，与老年人口持续上升同时发生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缩减。根据联合国预测，预计到2050年时我国15～59岁人口规模将缩减至6.5亿人，比重降至50%以下。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2035年前将超过50%，2051年达到80%，2073年超过100%{32}。并且，传统的老年抚养比指标还存在放大社会养老能力而缩小养老负担的偏差效应{33}。可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给我国劳动年龄群体带来的压力将会是超出预期的。不过，人口红利虽然逐渐消退，但取而代之的是人才红利的逐渐释放，亦即我国劳动人口的教育素养、专业技能与健康水平大幅提升，将会有利于积极应对攀升的养老负担。第三，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低龄老龄化特征明显。根据联合国预测，2020年我国60～69岁人口数量约为1.5亿，占老年群体的比重约为55.8%，至2050年数量将增加至2.1亿，比重仍达40%以上。由此可见，尽管老龄化程度持续加重，但随着有关退休政策的变化、生产方式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老年人口健康素质的改善，低龄老龄化或将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提供一定的机遇与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素质在教育与健康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第一，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日渐雄厚，但却遭遇有效劳动供给缩减的趋势。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85.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而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5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80年。根据学者的测算，到2040年我国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接近11年，与日本（13.38年）、韩国（14.43年）和美国（13.43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减小{34}。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快速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不过，正是由于教育扩张与受教育年限的显著延长，加之法定退休年龄“按兵不动”，中国人口的平均就业年限也因此历经了规模性和结构性的缩减{35}。人口素质提升尽管通过扩张学业时长的方式增加了国民的人力资本，但终身劳动时间必须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增加，否则教育时间的延长将无法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有效收益。此外，高等教育的扩招还增加了社会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不就业的风险，也引发了教育资源投入的错配与浪费。可见，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负面效应也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它可能既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退，也阻碍了人才红利的释放。第二，我国人口健康素质明显改善，但也遭遇“残病扩张”的风险。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均经历了大幅提高，分别从2000年的71.33岁和63.42岁增加至2010年的74.92岁和66.58岁，再到2019年的77.59岁和68.53岁，不断接近乃至超越部分发达国家{36}。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7.93岁，首次超过美国（77.0岁）。依据我国《“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的基础上继续提高1岁，到2035年时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以上。从寿命与健康寿命的规模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的健康水平大幅向好，似乎已经实现了健康中国或健康老龄化的战略目标。然而，残病扩张理论告诫我们，当人类预期寿命提高到一定限度后，健康预期寿命延长速度便会赶不上预期寿命延长速度，因此，残病预期寿命也会发生显著扩张，即出现“胜利的失败”{37}。通过对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进行简单的指标换算与数据测算，发现我国人口的不健康预期寿命经历了明显的扩张，从2000年的7.91岁增加到2010年的8.34岁、2019年的9.06岁，而不健康寿命占总寿命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占比11.09%增加到2019年的11.68%，这意味着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处于“残病扩张”阶段。可见，从健康寿命与不健康寿命两个指标的变动关系来看，我国人口整体健康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趋于活跃，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人口分布逐渐得到优化，但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第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2010年的2.21亿人增加至2020年的3.76亿人，10年净增加69.7%。2021年，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到3.85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2%，即超过1/4的人口在流动迁徙，且很大一部分在向城镇或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伴随着社会变迁与制度变革，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将更趋活跃，流动人口规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增长。第二，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口从2000年的4.6亿人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9.0亿人，城市化率从36.2%上升至63.9%，并且后续仍在持续增长。据预测，2035年我国将有超过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和城市群将聚集更多的人口{38}。第三，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愈发明显，但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均衡不断得到优化。比较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我国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比重明显下降，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也在下降，近年来略有回升，反观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持续攀升。可见，我国人口分布呈现不均匀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向沿海、亚热带等经济发达和适宜居住的地区流动和集聚。不过，若是结合地区经济产出数据，我们发现人均GDP的省际差异总体来看趋于缩小，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差与中西部地区的低差趋于缩小，但东北地区转变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9}。因而，从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程度来看，我国人口分布总体趋于合理，劳动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人口在极化中逐渐实现均衡。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与之深度绑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然阻碍着人口的迁移流动，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迁徙，大量生活工作在城市但户籍仍锁定在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实现半城市化或漂浮式城市化，却不能公平地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权利与福利待遇。可见，中国未来的人口分布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户籍等相关制度亟待深化变革，人口在空间层面的集聚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还不够充分。第一，人口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常常发生互斥的作用关系。以往研究总是习惯于把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分布分开来讨论，似乎这些人口内部要素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有严重偏颇的。人口的四大构成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联动效应。譬如，控制出生人口或生育率不仅对人口数量变动带来直接影响，还对人口的自然结构产生冲击。中国所遭遇的少子老龄化与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恰恰就是长期严控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所导致的“意外”后果，人口数量控制成绩的取得，某种意义上是以人口结构恶化作为代价的，那种“既严格控制了人口数量，又改善了人口结构”之说在现实中是难以成立的。又如，人口规模红利的消退也会影响人才素质红利的增加。人口规模庞大是劣势，但同时也是优势，如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促使思想碰撞与知识创新、能够集中力量办教育和科研等等。因此，人口素质是建立在人口数量基础之上的，人力资源总量与人口数量因果相连，没有一定人口数量的积累很难有大批人才的涌现。第二，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等外部要素之间也经常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想要实现人口内部与外部的全面均衡极具挑战性。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党中央便开始重视节育工作。20世纪70年代，党中央开始提倡计划生育，生育率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以可持续发展角度审视，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益于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不仅有效地减缓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而且也使得人口红利提前到来，且这种人口红利还异常丰厚。但政策惯性与生育率大幅下降又导致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不断严重，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人口变量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最大特点就是惰性、隐蔽性、滞后性与继承性。一旦人口问题后果显现，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多年前或更早时间就已产生。而人口问题一旦产生，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减甚至是无解的，当前人口活动在影响现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其主要作用是向未来延伸的。要言之，人口实现内外部均衡必定是一个长周期性事件。人口数量负增长与结构老化的根源之一是长期低生育水平，并已经构成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因此，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合力提振生育水平应当成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第一，中国的生育水平已降至超低水平，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来促使生育水平回升。2021年，我国已提出“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方案来建立积极的生育政策体系，但政策最终能否刺激生育水平有效回升仍有待时间检验。其实，政府的生育福利政策并非越丰厚越好，生育水平与福利待遇之间关系复杂{40}。政府在设计生育支持措施时，有两种主要思路：一种是“多取多予”，即提高税收和福利待遇，这既可能降低了生育者的经济负担，但也减弱了他们在养育子女和财富创造方面的热情；另一种是“少取少予”，即降低税收和福利待遇，虽然这不能直接增加人们的生育补贴，但可以通过增强家庭可支配收入、唤醒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等方式来提高生育的积极性。故而，应采取谨慎适度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并辅之以温和而间接的类似于家庭收入累进税率制度的家庭生育孩子累退税率制度等。第二，营造有利于生育水平提升的生育观念与生育文化。文化观念对生育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消极的生育文化，这对各类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产生了严重的抵消作用。例如，在当下之中国，“只生一个孩子”逐渐由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宣传、数以亿计育龄人群实践，逐渐演变成为当今社会中一种近乎自然而然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存在{41}。因此，要提高生育水平，关键还在于扭转这种生育观念与生育文化趋势，建立积极友好的生育观念与生育文化。这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与广泛的宣传，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观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消除负面文化因素对生育的抑制作用，在全社会树立起生育的家国共同体信念。第三，转变人口思想认识与优化人口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保持人口总量充裕且结构优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随着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人口发展与低生育水平治理的战略目标亟待确立，要正确看待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将以往生育控制及时转变为生育激励，有效提振生育水平和增加出生人口。必须意识到，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加速负增长将不可逆转，我们对此必须提前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正视长期性人口负增长所引发的潜在风险，放弃以往人口增长背景下的种种制度设计的思维定式{42}。第一，转变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与理解。中国人口发展大势已定，少子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性趋势，较长时期内恐怕难以出现根本性改变，因此，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放弃逆转老龄化的幻想。首先，全面贯彻积极老龄观，将人口老龄化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而非负担，将老年人口视为老龄社会的能动主体而非被动客体，积极引导公众科学、客观地认识人口老龄化趋势。其次，充分考虑到少子老龄化大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而经济增速放缓短期内也无法解除，中国现在及未来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国家不堪养老重负情况，增加个人与家庭自我养老责任，适度减少其对国家与社会的养老责任预期，体现生育、养育、教育与养老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第二，落实和完善延迟退休政策。及时提高退休年龄并使男女退休年龄同步，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劳动供给与延长就业年限，增加养老金缴费人数与延长缴费时间，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减轻养老负担，缩小养老金领取人数，以“开源节流”方式有效增加养老金供给与减轻养老金消耗，维护公共财政的代际均衡。事实上，提高退休年龄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危机的首要政策工具{43}，而其他老龄政策也只有与延迟退休措施协同作用时才有可能发挥预期作用{44}。第三，深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普惠型无差别国民年金制度，其保障水平略高于低保给付标准。国民年金作为非缴费型的“零支柱”养老模式，具有运行成本低、设计简单、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团结等几大优点，实施后所有老年人的退休金不足国民年金的部分，由财政补齐，同时取消高龄津贴等老年福利，以节省财政开支{45}。另外，大力推动第二支柱职业/企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既改变政府主导下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一家独大”的局面，也可以因此缓解政府责任过重问题。第四，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从全年龄段通盘考虑，尤其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这包括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维护，稳定重点群体的劳动贡献。首先，关注青年就业问题，倡导正确的择业观和劳动观，促进企业与劳动者的供需匹配，维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合法权益。其次，关注劳动就业的性别歧视问题，在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薪酬水平与职业晋升的同时，也需要正视“雇主惩罚”现象，避免逆向歧视问题的发生。再次，支持和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安心进城、稳定就业，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后，加强对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鼓励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社区服务和老年服务等活动，变退休人口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第五，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将养老资源更多地聚集到社区和群众身边。一方面，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培育银发经济，适应老年人需求结构的转变，将增进老年人福祉、扩大内需、发掘经济新动能有机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全面提升我国人口素质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当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涉及多领域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以全面提升人口教育素质、健康水平和文明素养。第一，在教育领域，首先，在响应“教育双减”政策的前提下，持续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育结构，加强素质教育，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鼓励创新能力的培养。其次，注重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悬殊，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最后，有层次地发展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应当考虑就业市场需求，对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与综合评估，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第二，在健康领域，首先进一步深化健康中国计划，提供更广泛的医疗卫生服务，努力延长健康寿命和缩短不健康寿命，全面维护人口健康素质。其次，加强对生命早期的人力健康资本投资的政策干预。健康素质在幼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积累最为关键，政府部门应构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譬如，实施人口政策从生育管理模式转向家庭计划服务模式，综合防治出生缺陷，维护妇幼保健水平，夯实健康人力资本基础{46}。再次，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与人们心态嬗变，心理健康问题在人群中日益普遍，为此还需要重视心理健康服务的提供，包括建立更多的心理咨询中心、支持热线等专业资源，这些服务的可用性能够及时预防和治疗心理健康问题，从而有利于人口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最后，开展积极的死亡教育，树立积极的生命观。当“残病扩张”不可避免时，通过各类心理教育与临终关怀，减少人们对疾病或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强调生命的质量胜过数量，鼓励积极的生活方式，以改善人口的疾痛经历与死亡体验。第三，在文明素质方面，一方面，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在全社会传播正面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关爱他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有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传统美德，如吃苦耐劳、孝顺父母、崇尚礼仪等，通过传承和弘扬这些美德，培养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与人际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一，推动大城市户籍制度变革，以释放城市化进程红利。人口自由流动实现的是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政府应该为人口流动创造条件，让个人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政府应逐步取消户籍等相关限制，使城市吸纳更多的人口，释放城市化红利。这将有助于提高城市的规模效应，推动城市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二，重新审视由城市规划偏差所带来的政策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政府在规划中应更客观地评估城市规模和人口需求，以避免公共资源在大城市供给不足与小城市或农村供给过剩的问题，及时补充和完善资源配置，更好地平衡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大城市或人口高流入地而言，交通拥堵、城市污染等城市病不应成为阻碍人口流入的理由，而应该成为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出发点{47}。对中小城市或人口高流失地区而言，必须实施精准的城市收缩战略，避免土地边界的盲目扩张与“远大新城”的频繁建设，改善公共资源供给方式，警惕与预防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而中央政府也应适度控制对这类人口流失地过度的资源倾斜。第三，深刻反思过往的人口政策理念。一方面，必须改变“人口总是增长”的思维定式，意识到人口负增长和区域增减分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不同能级城市都需突破“增长主义”的思维定式，正确应对人口与城市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口集聚对大城市而言未尝不是“好事”，而人口扩散对小城市来说也并非一定是“坏事”，至少对小城市流出人口而言，更多是“胜利大逃亡”{48}。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转变城市人口规划理念，不再过于强调控制，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政府应更加灵活地应对人口变动，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并合理引导区域人口变动。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无法相互协调，究竟是人口服务于经济社会，还是经济社会服务于人口？以往很多时候，我们的政策思路是企图通过改变人口要素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一方面，相比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人口变量很难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一味地服务于经济增长而忽略人的基本权益（如生育自主权、自由流动权等）也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因此，不仅要改变人口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还要改变经济发展的轨迹，以满足人口发展的需求。换言之，当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不相协调时，两者应当均做出改变，彼此靠拢，这就是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有效提振生育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以此来应对各种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都要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通过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向，以适应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口规模巨大但负增长速度加快、少子老龄化加深、迁移流动日趋活跃的人口趋势，从而努力实现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和共同富裕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而唯有坚持人口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创造出人口总量势能、结构红利和素质资本叠加的中国优势，才有可能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人口高质量发展理念成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主基调，成为各级政府不断为之努力的理想目标，但我们依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的非均衡性或严峻性，目前人口发展质量不高或问题重重可能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一个必经阶段，眼下任何着眼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干预政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使得人口全要素同步推进。因而，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对于谋划好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受限于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以及处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初级阶段，当人口非均衡趋势不可避免而均衡战略举措又必不可少之时，面面俱到地罗列各种人口问题和各种原则，并不能自动产生解决矛盾的清晰思路。应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并认识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转化，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49}。故而，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应当认清高质量发展的客观性、困难性与长期性，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全局、看趋势、看长远，采取有重点、有层次、有选择的人口推进战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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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艳华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