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唐诗三百首》，不可不知道这位民进的文史大家

今年是金性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爱读《唐诗三百首》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位民进的文史大家、资深出版人。金性尧与季羡林齐名，被誉为“北季南金”。由他以白话文校注的《唐诗三百首新注》，30多年来，以十几个版本累计印刷近300万册，风靡海内外，被读书人称道，并被一些高等院校指定为必读书目，创下了古籍图书的奇迹。

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邓伟志说：“晚年退休以后，金性尧名字再次风靡海内外，以三本唐、宋、明诗三百首注释为代表、十余本文史随笔集为基垫，将唐、宋、明诗推向高峰，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赵昌平评价：“说性尧先生这本书‘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绝不为过’。”

金性尧（1916—2007年），别号星屋，笔名文载道，浙江定海人，当代文史大家、资深出版人。幼年就读于阮氏家塾，1934年至1935年，曾在《舟报》副刊上撰稿发表文章。抗战爆发后，全家迁至上海，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并出版《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副编审，他编辑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名诗三百首》、《清代宫廷政变录》等书籍，被读书人耳熟能详。1988年，他又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诗词坊丛书。性尧先生曾任民进上海古籍出版社支部主任，他及他的夫人武桂芳与民进创始人之一许广平交好，并有过长期合作。

父亲金性尧与《唐诗三百首新注》

金文男

我的父亲金性尧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他幼年时代就读于私塾，青年时代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书信来往，并校勘过《鲁迅全集》，编辑《鲁迅风》周刊，后又主编《萧萧》、 《文史》杂志，蜚声文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编审。

父亲毕生爱书、读书、写书，耄耋之年犹笔耕不辍，著作有《风土小记》、 《文抄》、 《炉边诗话》、《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伸脚录》、《饮河录》、《不殇录》、《一盏录》、《三国谈心录》、 《闭关录》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 《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等等。2009 年出版有《金性尧全集》九卷，2013 年继出有《金性尧集外文编》四卷。

《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父亲晚年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兹引父亲生前工作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的悼念文章中语：“浅蓝底色，深蓝图案的封面，是如此的素雅，一似先生的为人，恂恂然，蔼蔼然。然而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本看来不起眼的小书，竟不胫而走，二十余年间，境内境外，一刷再刷，累计印数已近三百万之巨。这在古典文学读本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说性尧先生这本书‘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绝不为过。我算是个研治唐诗的学者，而案头，这本小书一直与许多艰深的理论著作并列。”

父亲去世以后，我曾经收集整理父亲的遗著，也略知晓一些该书当年的策划缘起以及写作背景，这里仅依据部分父亲的日记及回忆文章，略述一二：

1978 年年底，父亲因我需从江西农村顶职回沪而从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古籍社”）退休，但仍为古籍社返聘，工作一仍其旧，依旧审稿及策划选题等，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

1979 年 3 月下旬，父亲随同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陈落赴昆明出席《中国历代文论选》学术会议，会上吴组缃先生在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时，曾说：“我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吴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前辈，他这话自是谦逊之词，却也使父亲当时灵机为之一动。

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出版界正面临书荒局面，读者们渴望精神食粮正像嗷嗷待哺的灾余饥民；但另一方面，虽天醉已醒，而风声鹤唳，余悸在心，所以出的书也力求平稳光滑，父亲认为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恰好顶得上这个差使，于是便向同去的陈落提出，他一听，便说：“哦！这倒可以考虑。”第二天，父亲在走道上碰到吴先生，又问他：“您说的那本《唐诗三百首》，我们想用白话文来注释出版，您觉得怎样？”吴先生立即回答四个字：“很有必要！”

回到上海不久，据父亲日记所载，4 月27 日起，父亲便着手进行注释加工。先是白天在古籍社审阅稿件，晚间在家注释加工《唐诗三百首》 ；到 10 月份时，因该选题已列入古籍社次年的出版计划，与社领导协商后，便上午赴社办公，下午在家注释加工，直至夜间 12 点，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方才就寝；这样日以继夜地赶到 11 月 30 日，已将唐诗313 首全部注释完毕，又经过三个星期的通读一过，接着撰写前言，终于在 1980 年元旦次日，由我携送手稿至古籍社。古籍社也颇为重视该书，整个出版流程一路绿灯运行，当年的 9 月 18 日便见到了第一本浅蓝底色、深蓝图案封面的《唐诗三百首新注》样书，父亲自然欣喜不已。

在注释加工《唐诗三百首》的整个过程中，父亲得到了当时社领导和老同事、老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他在《两本三百首》一文中道：“回到上海不久，随即着手加工，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蘅塘退士生平，应当让读者知道些。我只知道他的原姓名为孙洙，其他便不甚了了。《中国人名大辞典》就没有收录，新版的《辞海》中收了，但很简单。论理孙洙是够不上登《辞海》的，《辞海》所以收录，还是爱屋及乌，纯然为了《唐诗三百首》影响很大的缘故。后来多亏道静兄（指胡道静）的力量，才抄来了《梁溪诗钞》和《名儒言行录》中有关孙洙的简史。我又问道静兄，最早的《唐诗三百首》刻本是哪一年代？他说已经无法查究了。”

父亲对该书的注释是在曾惊秋肃之后，所以执笔时还是有些瞻前顾后、欲说还休的拘忌。“有一位朋友看了书中的唐玄宗小传，便说写得太简单平庸。这意见是对的。我在写小传时，原想加这样几句话：早期雄才大略，奠定开元盛局，晚年宠信杨贵妃、杨国忠、李林甫等，导致国政败坏，两京沦陷。这些话虽还平允，却不新鲜，前人对玄宗的评价大抵如此，即史家所谓‘天宝夺明’，宋人郑獬《明皇》中的‘十年傲尧舜，一笑破乾坤’（原注：‘一笑’指《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句。其实杨贵妃也是牺牲品。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两句，就很为人传诵，可是踌躇之余，觉得还是不写为宜，似也可看作‘得失寸心知’的别解。”

尽管这样，父亲在为此书加工时的轻松自在的心情，却是未曾有过，最显著的便是对李白和杜甫的论评：“李、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星。一个是天马行空，一个是苍松拔地，对他们的褒贬，原是学术上的仁智之见，例如西昆派杨亿就讥杜甫为‘村夫子’，这话并不是毫无道理，杜诗中确有些庸俗的作品，但如果就对待人民的态度来衡量，就杜甫本人的品格来说，假使公道尚在人心，答案不难分明。当我把《唐诗三百首》中杜甫作品加工完毕后，一个几经万方之难，笔染民间涕泪，晚余多病之身的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杜甫，仿佛便站在月影星光之下。我在《古柏行》的‘说明’中说：‘蜀江水碧，丞相之树常青。伟大的诗人歌颂了应当歌颂的伟大的政治家（指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杜甫确实无负他这枝如椽之笔。’蜀汉的偏安蜀中，唐室的频遭颠荡，这些时代的特点使杜甫笔下的古柏形象具有化身性的性格。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都象征着历史的先后承续，结合成我们民族的坚实的整体。对于‘伟大’这一词眼，我在写各家小传时，原是有所控制，防止泛滥，但用在杜甫身上，自问还心安理得。”

《唐诗三百首新注》的作者小传（包括“说明”）是父亲用功最深，也是最有见地、最有特色的部分，香港《大公报》1980 年10 月 29 日有陈宏《评三本〈唐诗三百首〉》一文评此书道：“而注者致力最勤的恐怕要算是它的‘说明’（包括‘作者介绍’在内）。这些‘说明’涉及的方面很广，有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的，有说明诗题和写作背景的，有提供参考资料的，有录述前人评语的，有谈意境的，有讲韵律的，都能做到因诗而异，不落陈套，读后令人感到有益有味。”

《唐诗三百首新注》1980年的初版，为“文化大革命”揖别不久的读书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使唐诗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载体再次焕发青春，因此，该书不断重版，重印，很快就风靡海内外，赵昌平在为该书陕西师范大学 2005 年版所作的序中道：“自道光年上元女子陈婉俊始，二百年间为孙洙《唐诗三百首》注释疏解者，无虑百家，而其中影响尤著者，允推性尧前辈《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编始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余年来，重印，重版，新一版，港台版，累计印数当达二百四五十万之巨，非特于中国古籍图书中首屈一指；即以今之所谓畅销书标准论之，亦称罕见；而畅行复能恒久，更属绝无而仅有者。或曰蘅塘退士为唐诗之功臣，则性尧前辈洵为功臣之功臣也。”该书还被清华、北大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 使新时代的大学生得以更好地接受唐诗精华的熏陶。

今夏，该书又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奉献给广大读者。所有这一切，亲爱的父亲，您在当年注释加工时是绝没有想到的吧！

今天，时光老人已走到了 21 世纪的第16 个年头，父亲长眠于苏州凤凰公墓也已将近九年，今年又恰逢父亲诞辰 100 周年。7月 15 日，是父亲的 9 周年忌日，我想，清文一篇祭亲人，该是最好的祭奠方式——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辞世 9 周年及冥寿 100 岁，也衷心期待《唐诗三百首新注》越出越好，在唐诗这一璀璨的星空中永远熠熠闪光！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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