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一部家书，温暖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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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纪念版
今年是傅雷去世50周年,也是《傅雷家书》出版35周年。
1954年，傅雷的长子傅聪20岁，国家把他送到波兰参加波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三等奖，这是中国人在这个艺术领域所获的第一个国际奖项。傅聪留在波兰学习，碰到了很多问题，恋爱的问题、心情低潮问题等，傅雷和太太就不停地给他写信，教育他、鼓励他……直至1966年傅雷夫妇“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
《傅雷家书》由傅雷的次子傅敏编辑，最早出版于1981年，一经出版即引起巨大的文化反思，随着岁月的变迁，虽然有版本以及读者群的变化，但影响力却没有衰减，一直流传至今。
○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
○中国哲学的思想，佛教的思想，都是要人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里,人的生活比较闲散，周围没有紧张的空气，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还能对付。现在时代大变,尤其在西方世界,整天整月整年社会像一个瞬息不停的万花筒，生存竞争的剧烈，想你完全体会到了。最好做事要有计划,至少一个季度事先要有打算,定下的程序非万不得已切勿临时打乱。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才能廓然无果，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才不至于受伤……
○一个又一个的筋斗栽过去，只要爬得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小我之上。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
○孩子，可怕的敌人不一定是面目狰狞的，和颜悦色、一腔热血的友情，有时也会耽误你许许多多宝贵的光阴。
○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偶尔流露一下不是可耻的事。
○生性并不“薄情”的人，在行动上做得跟“薄情”一样，是最冤枉的、犯不着的。正如一个并不调皮的人耍调皮而结果反而吃亏，一个道理。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事前必须考虑周详。尤其是改弦易辙，丢开老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天平。把老路和新路放在两盘里精密地称过。
○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演讲或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地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也是替国家播种、施肥、垦殖。
○一个人太顺利，很容易不知不觉间忘形的。
○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花多少劳力，用多少苦功，拿出多少忠诚和热情，就得到多少收获与进步。
○尽管人生那么无情，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少给人一些痛苦，多给人一些快乐。
○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傅雷是民进筹建时的积极参与者，1956年又婉拒民进的邀请。他是不是民进人？与民进又是什么关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陈益群偶然间发现了傅雷写给马叙伦、徐伯昕以及周煦良的信件，由此揭开这段往事的面纱：
傅雷与民进
著名文学翻译家、文化评论家傅雷先生，早年留学法国，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辛勤笔耕，译著宏实，现出版有《傅雷全集》20卷，其中有翻译罗曼·罗兰长篇巨著 《约翰·克利斯多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均成为译界的名篇，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傅雷家书》，刊印一百多万册，感动了数百万的国内读者。
傅雷有出色的才华，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为人坦荡，秉性刚毅。孤傲火爆的脾气，刚烈倔强的性格，也让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傅雷和中国民主促进会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现简述如下。
民进筹建的积极参与者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酝酿筹建过程中，傅雷是个积极参与者，可以说他是民进的发起人之一。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傅雷抗日和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在上海和友人合办《新语》半月刊，常在《民主》、《周报》上发表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文章。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在八仙桥联华银行二楼会议室开会，傅雷经常和马叙伦、郑振铎、唐弢、柯灵等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时事，商讨出版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逐渐酝酿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我们来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刘哲民回忆 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经停业……（分行会议室成为《周报》召开撰稿人会议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是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导，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可以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作“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解放后，郑振铎和傅雷根据发起人宣言中称“一旦民主政治实现，本会即行解散”，主张按宣言解散民主促进会。后因周总理建议保留，民进因此没有解散。唐弢、郑振铎、傅雷在那时根据原宣言精神，退出了民进。
唐弢回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西谛（郑振铎）应徐伯昕之邀主编《民主》周刊，那时上海的几家周刊有一个双周座谈会，交流意见，互通信息，有时也邀请作家参加。最初动议的情形我记不十分真切。据《周报》发行人刘哲民（因为会议在《周报》二楼召开）回忆 ：开始是由傅雷提出的，他认为有些文章由个人署名力度不大，最好用团体名义，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我对这点有点朦胧，但记得清楚的是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西谛庙弄家里，他拿出一份由傅雷起草的宣言稿，让我看了签名，说这是徐伯昕送来的，上面已有七八个人签了名，有几个我不熟，西谛一一作了介绍。这个宣言后来没有发表，似乎也不再听到有人提起了。
柯灵回忆 1945年除夕，民进成立，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傅雷等都是核心分子。郑振铎坚持民进纯粹是民主运动的组织，民主告成，组织就应解散。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成为民主党派，郑振铎就坚持己见，默然而退。民进成立时，会员不过30人左右，理事原定3人，在成立会讨论会章时，理事名额逐步升级，最后增至11人。傅雷力阻不要再扩大，并要别人不要投他的票……傅雷虽然被选为候补理事，但此后他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不常参加民进的会议，与民进关系逐渐疏远，足见傅雷与郑振铎一样的文人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退出民进活动
傅雷是个自由职业者，他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个人的翻译和著述的稿费收入。工作时间对他来说极为宝贵，他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来“爬格子”。他曾感叹“艺术家和行政工作是不两立的”。他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劳累，心情失调，都影响到他的工作进度。
解放前，生活飘忽不定，他曾两次去庐山养病，每次3个月。1948年11月，为避混乱的时局，他又去昆明住了8个月。1949年7月，又转去香港。当内地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他于当年11月从香港搭乘轮船经仁川到天津，12月才回到上海。在颠簸的遭遇中与民进拉开了距离。他在这个时候，宣布退出了民进。1950年4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傅雷没有参加。
傅雷成为极少数的没有归属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在上海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1956年婉拒民进的邀请
民进是以联系教育、文化、出版界代表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对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翻译界前辈，仍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希望他恢复参加民进的组织活动。在上海的柯灵、周煦良等一直和他保持友好的联系。
1956年，民进在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提出要争取傅雷再次加入民进。这事怎么办呢？先由在沪的民进中央委员周煦良（也是翻译家、傅雷的老朋友）去面谈，邀请他8月来京参加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由马叙伦主席写亲笔信邀请，并提出了考虑傅雷担任民进中央委员。
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8月1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傅雷仍以工作、时间、体力等诸多矛盾为由，婉拒参加民进的活动。当他收到马老的亲笔信后，感到这件事很紧急，于是在8月17日当天，分别给马叙伦、徐伯昕、周煦良各写了一封信，诚恳表达了自己婉辞的意思。现将他给徐伯昕的信，全文抄录如下:
伯昕吾兄：
本月八日接煦良来信，时又奉夷老（马叙伦）手教，使我惶恐万分。诸君子的厚爱和期望，都失之过奢。我的长处短处，兄十年交往，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党派工作必须内外方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样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兄若平心静气，以纯客观的眼光来判断，想来必能同意我的看法。
再谈事实：我的工作特别费时，今年已落后四个月，内心焦急，非言可宣。而今后社会活动，眼见有增无减。倘再加一党派关系，势必六分之五毫无着落。倘使我能脱产，则政协、作协及民主党派的事也许还能兼顾。但即使丢开生活问题不谈，兄等亦不见得会赞成脱产的办法。我知道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比我忙数倍以至数十倍的人有的是；不过时间的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主要取决于各人的能力的。我不是强调我特别忙，但我的能力及精神体力使我应付不了太多的事，则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殊途同归，无分彼此；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能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派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
以上所言，都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务盼勿以固执坚拒目之。我的过于认真与做一事就负起责任来的脾气，兄都深知洞悉；故所谓时间无法安排的话绝不是托词。为了免得民进诸君子及夷老误会，我以十二万分恳切的心情，央求吾兄善为说辞，尽量解释。候选名单，务勿列入贱名，千万拜托，千万拜托。
匆匆不尽，即候时绥。
弟怒庵拜上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6年9期，作者陈益群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