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水蛇腰的扬州
相比长江边的大城市，扬州不“胖”，恰到好处的匀称。
古运河如一根绿瓜藤样，轻轻巧巧地缠住了扬州城的院落和篱笆。瘦西湖就是这根瓜藤上汁液饱满的绿丝瓜。
——是一只拥有“水蛇腰”的丝瓜。
“水蛇腰”，是汪曾祺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形容运河边女人的窈窕和风姿的词语，如果用在大运河和扬州城的关系上，也完全恰当。由于古运河的缠绕和灌溉，扬州城也像一个拥有水蛇腰的佳人。
汪先生是“高宝兴”中的高邮人。我是“高宝兴”中的兴化人。高邮、宝应、兴化三个地方的女子，是扬州船娘的主力军。
——她们的水蛇腰肯定是摇橹摇出来的。
我第一次去扬州，是从下河出发的。16岁的我跟着老汽车向上爬坡。那比我们高的地方，父亲告诉过我，那叫“高田”。老汽车爬到“高田”的最高处，就是大运河的河堤。到了大运河，老汽车停下来加水。我第一次呆在大运河边，看着传说中的大运河（那可是香烟壳上的大运河，也是麻虎子传说中的童年的大运河），正值秋汛，水很大，司机很容易取到了水。有个挎着皮革黑包的供销员模样的男人对我说，这大运河可了不得了，向南，就是扬州。而向北，一直向北，就是北京。
就因为这个供销员的话，大运河就被我想象成一条水做的铁路。验证我这句话的，是扬州城门口的运河大桥，那是座铁桥。咣当咣当摇过铁桥后，扬州城到了。
1983年的扬州，我见得最多的不是杨柳，而是榆树和苦楝树。高大的榆树，纷纷扬扬的榆钱，落在古运河上，又跟着运河水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也许是在水边长大的缘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逃课去看运河，尤其是想看古运河边古渡边杵衣的扬州女子，她们手中的杵衣棒一上一下，美妙的腰身就有意无意地露了出来。那味道，就像我手中的扬州包子。
对了，我有很多书就是坐在古渡边读的，那里有很多不生虫子的葱茏的苦楝树，我捧一本书，两只包子当成午餐，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我应该是运河边一只有小虫眼的小黄瓜。
我的学校在史可法路，从史可法路到东关街，只需要沿着国庆路步行15分钟。如果你不想在东关街上停留太久的话，只要走10分钟，就可以抵达东关古渡了。
从古镇瓜洲过来的船队，几乎是和我同时抵达。
船队上的小伙子，比我大胆多了，总是故意加大马力，让运河里的波浪替他们“咬”一下杵衣的水蛇腰的女子。
水蛇腰的女子也不是好惹的，她们会用特别好听的扬州话批评那些小伙子。那嗓音，清脆得像扬州的水红小萝卜。
作为观众的我，仿佛是在听扬州评话。
在古运河边看书的事，我从未写出来，不是不想写，而是愧疚。那愧疚就像是隐在古运河水中的石码头台阶，一旦水褪去，那些石阶上青苔和锈迹就是我的愧疚。
那是我抵达扬州的第二年春天，一位老人发现了正在河边懒散读书的我。我当时读的是一本诗集，刘祖慈的《年轮》。这是我在扬州国庆路新华书店购得的。诗句很传统，但当时的阅读水平仅仅是如此。
老人和我谈古运河，我的大运河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校正的。邗沟，隋炀帝，京杭大运河。他还给我谈李白、杜牧，还谈到了易君左，谈到了他的同事郭沫若。当然，还谈到了诗歌。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写鉴真东渡的姚江滨老师，只是懵懂地和他交流，后来老人带我去他家里，一座长满了花朵的扬州院落，看到了他写的书《东渡使者》、《晁衡师唐》。老人还给我买了六只翡翠烧卖。味道的鲜美，至今还不能说得准确。还有，翡翠烧卖里的青菜怎么会那样青翠？
那个下午，那六只翡翠烧卖，我一直记得，还会一直愧疚下去。扬州的洒脱（唐诗中的逍遥见证）、扬州的仁义（比如扬州十日）、扬州的水蛇腰的女子，在水蛇腰的大运河边杵衣。
——当然，也杵那运河水中的月亮。
后来我再去东关街，在仅剩的一棵大苦楝树下，我又想起了已仙逝的姚老师，东渡，东渡，东关古渡。当时正值花季，暗紫的小花瓣，落满了巷子口。
我在树下张手，等了一小把，穿过东关，走到古渡口，把它们洒到了古运河的水面上。
星星点点的苦楝花，恰如扬州绣花鞋头上的小花瓣。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7年6期，作者系民进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靖江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