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人才培养新方案!“π形”课程体系+track化培养方案
作者介绍
魏江 陈超|构建 MBA 培养的 “商学+” 教育生态系统
MBA教育项目的发展与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越是经济环境动荡或新增长范式出现时期,对MBA教育的质疑和批判就会越激烈,引发的反思也会越深刻和系统。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MBA教育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包括生源年龄结构、工作经历结构、区域市场结构、项目影响力结构等。那么,对于位处经济发展最快、创新能力最强、民营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服务新发展格局,培养出能改变中国,进而改变世界的人才?
带着这样的思考,浙江大学从产业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出发,基于对未来商学教育的趋势研判,于2018年提出了基于“商学+”教育生态系统的MBA培养模式,即以“商学+”为内核,以“π形”课程体系、track化培养方案为核心机制,持续推进“管理理论+科技洞见+人文精神”的培养体系变革,构建起领导型、创业型、创新型商业人才培养的“浙大方案”。经过四年多努力探索,目前浙江大学MBA教育实现了学生规模、培养质量、社会影响的协同快速提升。
01
MBA教育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教师的挑战。大学商学院的教师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我国商学院人才引进往往看重论文,且多数论文距离中国企业实务较远,导致新进教师只能照本宣科,无法满足MBA课程要求;另一方面,MBA教育要求课程内容与案例与时俱进,授课方法灵活创新,如果教师不能时刻更新提升,即使是有经验的老教师,也会“败下阵来”。
其次是来自学生的挑战。很多学生将MBA教育看作升职加薪或一夜暴富的跳板, 这显然是与我们人才培养的理念相悖的,现有MBA培养模式也不太可能满足如此期待。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是,MBA培养目标与学生需求的不匹配,学生以消费者的心态来学习,不利于全人培养和素质培养。
再次是来自高校的挑战。MBA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特殊性,目前我国很多学校的MBA培养体系仍像学术学位那样,过度强调知识结构的标准化,忽视了需求的多样性,普遍采用标准化、流水线式培养方式,缺少专业学位教育应有的培养理念与体系架构,尤其是在产教融合、知识交叉等方面缺少有效机制设计。
最后是来自需求的挑战。在新发展阶段,我们面临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企业对创新型、创业型和领导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而过去以专业化人才培养为目的的办学模式已难以适应,发源于西方的MBA培养模式也不太适应中国的需要,迫切需要探索出“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培养体系。
02
MBA教育人才培养的思路破局
科技日新月异,知识呈现大融合、大交叉、大会聚趋势的背景下,需要摆脱传统知识结构、专业体系、教学方法、行政体系的束缚,创新MBA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新方法。因此,我们对MBA培养模式进行了全新设计。
在知识结构上,通过“管理理论+科技洞见+人文精神”的管理与科技、人文大融合,实现“跨界整合”的知识融合。MBA培养不能局限于工商管理知识,而是应该根据跨学科的融合要求,加大对科技和人文等方面的培养。在知识构成上,应进一步实现商学与科技、人文的大交叉,形成新的系统化结构,破解MBA课程内容与现实需求脱节的难题,让MBA学生拥有更多的学科知识与更强复合能力,更具系统的思考能力和拥有更大的格局观。
在专业体系上,突破单一职能诉求,实现商学与行业的结合。MBA教育应该是面向职业化场景的通才教育,改变过去规模化、标准化、“农场化”作业方式。通过专业方向track化,使学生在完成基础课程学习后,进入专业特色项目中进行深入学习。因此,我们设立了科技创业、医疗大健康、文旅、商务大数据、智能制造、资本市场等不同track,与企业合作开展,通过课程共建、订单式培养、双导师、实践基地、特色奖学金等形式实现产教融合型培养。
在授课方法上,突破单一课堂局限,实现第一、第二、第三课堂的结合。我们把MBA培养目标设定为提供领导型、创业型人才,就需要重构课程教学体系,围绕“商学+”建立整体性的第一、第二、第三课堂授课体系。第一课堂侧重“商学+科技+人文”的院内外、校内外跨学科授课,重点培养学生的领导力;第二课堂增加行动学习内容,让学生进入工科重点实验室学习科技前沿与技术孵化等知识;第三课堂增加企业实践基地、“教师、学生、企业”党建三结对、全球创业领导力与国际合作培养等内容与培养环节。
在管理体系上,推进“平台+项目”的管理模式创新,把MBA教育中心、EMBA教育中心和EE教育中心融合起来组建平台化基础设施。再发挥各学系的专业特长,动态开发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track,每个track实行项目团队责任制,各个track之间形成竞争格局,鼓励项目团队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未来计划根据报选学生规模和满意度,实行差异化收费,学生不满意的track会被动态淘汰。
03
MBA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定位
要落实上述四个方面思路破局,我们必须对MBA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即培养领导型、创业型、创新型商业人才。要实现这样的定位,我们提出了“商学+”教育生态系统。该系统的核心内涵为:(1)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延续企业精神和商业品德的文化精髓,包括全球多元性文化、思维逻辑、美学鉴赏和契约精神等内容,形成“商学+人文”的内核;(2)以商学知识和技能为核心,强化对学生科技洞见和前沿产业领域管理创新能力的培养,使之掌握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规律,实现商学知识与科技洞见的结合,从而形成“商学+科技”的核心。
基于“商学+”培养的MBA学生,将具备新的“三位一体”素养。第一,“商学+人文”素养。强调尊重组织和社会中人的价值,体现在职场上的个人素质或者道德修养。在组织素养上,不仅要具备最佳职业技能,还具备敬业、合作精神,必备的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在产业素养上,不仅具有洞悉产业经济规律和商业本质的能力,还应具备历史观和全球观、崇尚艺术和创造美的心境。在社会素养上,具有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操,能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引领者。
第二,“商学+科学”素养。在知识上,强调科学知识和过程学习,能运用管理理论去深度参与科技创新,认识科学领域的自然规律,具有尊重科学的精神。在方法上,强调具有科学逻辑和实证精神,掌握管理和经济分析方法,能够发现、分析、解释、表达和解决多种复杂情景下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第三,“商学+技术”素养。强调学生使用、理解与评价科技的能力,学生通过与工科实验室结合去认知和理解若干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具备运用新技术去创新创业的素质,成为科技创业队伍中的领导者。
04
MBA的课程设置与授课方法创新
(一)“π形”课程体系改革
按照“管理理论+科技洞见+人文精神”的人才培养要求和框架,第一课堂在内容上采用“π形”课程设计。
首先,“一横”,强化对人文精神、创业精神的激发和领导力训练。我们除了开设创新能力、创业精神和战略领导力等课程外,还增加企业家精神、儒家文化与管理智慧、职业素养、商业道德伦理、文化传承与发展、国际交融与跨文化合作等人文课程元素。浙江大学要求这类MBA课程一定具有人文通识性,要站在历史维度、哲学维度、人类维度、全球维度去设计相应的内容。
其次,“一竖”,充分挖掘学院的学科优势,对富有特色的管理专业技能和职能模块进行改造强化,做到与时俱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紧需。比如,在人力资源领域,开发数字经济背景下组织变革和新职业群体发展模块;在财务会计领域,开发智能财务、数字化金融、创业金融等方向课程;在数据管理领域,开发数字化技术与商业变革、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数据驱动社交媒体营销、智慧旅游与大数据分析等新课程。
第三,“一撇”,增加跨领域融合与产教融合。针对最新科技应用前沿、科技驱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开设系列特色选修课程,比如面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商务大数据方向课程,与工科实验室合作增设科技前沿与创新洞察类课程,与医学院联合开发健康管理、数字医疗等方向课程。
(二)课堂内的沉浸触动式学习创新
沉浸触动式学习是浙江大学MBA教育基于“商学+”人才培养的二三课堂的创新型授课方式。该授课方式要求学生组建行动学习团队,共同开展创业项目,或者帮助企业解决现实管理问题,实现技术商业化。学院为每个团队配备指导老师,借助商业系统工具与行动学习方法,快速提升学生的创新型创业能力。
第二课堂侧重以专门课程的方式进行严格的实践训练和考核,主要分“求是科技前沿与产业前瞻”“创新变革与管理”“项目实践”三类。其中,“求是科技前沿与产业前瞻”是联合浙江大学理工农医类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要求学生了解科技研发前沿;“创新变革与管理”是联合浙江中小科技型企业,要求学生利用创新管理的方法,深入调研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实践的恰当性,并就具体的创新过程难题给出对策;“项目实践”主要是联合大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开展“三结对”联合党建,学生深入企业内部共同组建团队,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三)课堂外的产教融合延展
在产教融合延展上采用“1+X”柔创项目机制,针对不同技术领域开展课程与实践相结合的柔性创业,对“商学+”人才培养专门设计了非学分实践模块。学院专门投入几百万元建设了“商学+”创新创业孵化加速平台,吸引了5000多万元基金来支持MBA学生科技创业。学院还通过竞争性项目招标方式组建学生创业团队,在院内老师的指导下组织创业活动实践,等项目走向市场后,学院提供加速服务,发挥本院的创业人才优势,服务外部企业创新创业。
为有力推进MBA的“商学+”教育生态系统落地,学院全面实施“平台+项目”的行政体系改革,将MBA培养全部平台化,打通底层平台,构建业务中台,项目管理全面推行“学术+执行”的双主任制,并由此推动了本院行政系统改革。
文章原名为《钱学锋 魏江 陈超 魏航 徐松伟 | 三十年来 MBA 教育生态的探索与实践 (笔谈)》,原载于《高等教育评论》,感谢编辑部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删减。注释、参考文献略,最终文稿请以纸质版和知网、集刊网电子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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