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研究【2017.6期优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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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多方面的制度变迁。受这些变迁影响，中国城市工业景观开始转变。一方面，以往的工业用地正逐渐被再开发，以服务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建筑被改造再利用成为城市中的文化空间。在西方文献中，这些转变引起了城市研究者的不断关注。相较于国内研究，西方文献中的这些研究更偏重于通过多领域多学科的交叉来解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对工业用地转型的影响并分析其产生原因。通过归纳近年来西方文献中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笔者认为中国工业用地转型的动因可以从三方面来解读：经济转型、政治制度变迁和后工业文化要素的兴起。从这三方面入手，本文对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工业用地转型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及综述，以丰富国内文献对于这一转型过程的讨论。

引言

在1949—1978年的“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过程中，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大部分中国城市的重心，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功能单一的纯工业基地。自1978年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多方面的制度环境变迁，包括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权力下放、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及开发市场的建立、住房供给体系的改革等。受这些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此外，为实现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城市化进程开始推进。自从2011年中国进入“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期，城市化进一步加速。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城老工业区再开发已成为城市空间扩张和功能重组的首选。受此影响，以国企生产单位为中心的老城结构逐渐瓦解。在城市空间方面，内城老工业景观凋敝并转变为新城市公共空间，工业遗产建筑被改造再利用成为城市文化空间。

西方文献中，研究者对这些新空间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通过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政治经济学、文化政策等多领域的交叉来分析中国工业用地转型以及工业遗产文化空间的产生动因。通过梳理并归纳西方文献中的相关研究，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中国的各类改革对于城市工业用地的转型是否有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西方研究从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变迁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动因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从这些角度出发，笔者将西方文献中的主要观点概括为表1。首先，第一类观点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解释了资本积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造成的城市成为资本增长的新组织单位。这一类观点认为，国企单位作为城市中资本积累空间这一角色的逐渐失效，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崛起成为工业用地转型的根本动因。其次，从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另一类西方研究认为受内部的多领域制度变迁以及外部因素比如同类城市竞争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城市倾向于采用企业化治理，而由此带来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市非营利性的遗产文化空间的消逝。最后，从社会文化领域的角度，第三类观点认为老工业遗产建筑再利用与文化空间和后工业时代的新文化元素的兴起密不可分。这些新文化元素主要包括当地艺术家团体对工业遗产建筑的自发再利用，城市创新阶层（creative class）以及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的出现，还有政府的文化政策导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这些观点进行详细的综述及讨论。

表1 中国工业用地转型动因的西方文献综述

1  经济转型的角度

许多学者认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应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展开，因此西方文献中出现了一类关注中国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转型对工业用地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导致政府逐渐摒弃原有的国家主导的工业系统（state-led industrialisation），同时催生了国有工业土地开发的市场制度，刺激地方政府通过再开发内城老城区的土地来促进资本积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心的工业用地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前沿。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城市代替国有企业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媒介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制加剧了国家主导的重工业系统的衰败。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为了满足居民对于居住和商业空间的消费需求，城市土地商品化的现象开始出现。市中心的工业用地被鼓励开发成住房或者商业项目。因此，资本积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转变是中国城市老工业景观萧条的根本动因。

具体到生产领域，一些西方研究认为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从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urban-based regime of accumulation）。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的特征是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通过国家职能部门制定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国防系统，却抑制农业生产。国有企业是接受国家生产指令并组织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以国企单位为主体的资本增长非常有效率，以至于当时的城市无需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而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是以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主体，城市不再是一个国企单位的集群，而是重新被赋予资本积累的功能。这种巨变的结果是地方城市的兴起，城市代替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组织单位和资本积累的实体空间。这些学者强调，随着生产方式从苏联工业化模式转变为依赖于市场，国企单位从资本积累的实体空间中退出并逐渐失效。

除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外，另一些学者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各种经济改革和策略如何加剧了国有工业系统的衰败和国企单位的倒闭。例如，国企改革的历程包括1978—1984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1984—1992年的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1992—2002年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方式，2002年至今的管理体制改革以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改革。自1997年的“抓大放小”改革思路后，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和困难企业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另外，国企在行政管理结构、福利分配、股权结构等方面的改革为其带来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其中，国企员工福利分配改革加剧了单位的经济负担。中央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员工福利分配的取消，比如住房分配和最少工资补贴等，使得国有企业需要独自承担员工福利分配。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单位被视为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全部，而其个人消费却被压抑。住宅和其他城市消费行为被当作单位工人的福利，而不属于大众消费的范畴。自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城市鼓励个人选择和大众消费。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生产”成为主导区域资本增长的核心动力。就像福特主义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循环，城市不仅代替国企单位成为大众生产的场所，而且逐渐成为大众消费的主体。这些个人消费依托于城市发生。并且，由于大众对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城市因此需要提供更多样化的消费空间。围绕着城市作为消费主体的观点，许多西方研究强调了后改革时期中市民对于居住和商业空间的消费需求。在这些大众消费需求的刺激下，随着国有划拨工业土地开发的市场制度的建立，城市中心的工业土地被再开发为住宅或者商业项目。就如香港学者徐江等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土地商品化”（land commodification）的现象在中国出现。应此现象，城市土地包括国有工业土地成为能够被生产、被出售、被交易和被消费的商品。部分学者强调了第三产业应此轮消费热潮而崛起，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学者沈洁和吴缚龙提到，“既然房地产行业代表着新的资本增长，相对应的多形式的新奇的城市空间可随之产生”。他们指出住宅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商品房供应代替原来的单位福利房分配。受住宅改革影响，自2000年开始，房地产市场急剧发展，大量的工业用地转化为住宅小区或者商业消费空间。

综上所述，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积累循环不再依赖于国家的生产指令，而是依托于类似福特主义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城市代替国企单位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石。一方面，国企单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地方城市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观念日趋深化的当下，“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生产”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新一轮的消费热刺激土地的商品化并催生城市的多样化，城市提供各种居住和商业空间来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因此，这类从经济角度展开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根本原因。随着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巨变，城市中心的工业景观逐渐凋敝，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2  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

第二类研究从中国城市的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化的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urban governance）的兴起促进了非营利性文化遗产空间的快速消失。近年来西方文献的此类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的“企业化治理”是受城市外部因素或者内部改革的影响而产生的。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城市的外部因素导致了地方政府采取趋于企业化的治理策略，具体包括来自同类城市的竞争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就前者而言，基恩（Keane）指出中国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近年来存在井喷式的城市发展现象、。这些同类城市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对国内外流动资本的竞争。以土地开发为目的的领域扩张和城市发展策略成为快速吸引国内外投资的重要手段、。这些促进地方发展的竞争手段被学者称为“地方发展策略”（place-specif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或被称为“地方性的战略推进”（placed-based strategic promotion）、。就全球化浪潮而言，不少研究分析其对中国城市管理机制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套用国际化都市的定义，一些中国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是否属于国际化都市仍存在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城市已经融入了全球商品生产。柯里尔（Currier）支持此观点并指出这样的融入已经促使中国城市在政治、经济和空间环境三方面与发达经济体靠拢、。部分西方研究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强调为了与全球商品生产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中国城市制定了与西方经济体相似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城市管理因此发生了变化，这些转变在中国东部城市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强调地方城市的“企业化治理”是其背后的中国内部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具体而言，这涉及财税制的改革，即中央政府将财税压力转嫁给地方政府；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推行，即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市场的建立来获取财政收入并吸引投资；以及城市规划系统的变化，即城市空间的规划监督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行政和经济权力的双重下放，以及从中央转到地方政府的财税压力，是推动地方政府采取“企业化的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这些西方研究认为在“权力分享和责任分担”（share decision power, share responsibility）的影响下，中央政府收紧对地方政府的财务支出，迫使地方政府自主制定获取更多财政收入的策略。也有研究强调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即自1980年的分级包干体制和1994年的以分税制（tax sharing）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实行以来，中央政府将投资责任和财税征收转嫁给地方。地方政府被中央授权可决定当地发展，为了支持地方发展，财政偏自主的地方城市会非常积极地创造可增加地方收入的机会。

由于土地收入是地方财税创收的重要来源，因此自然而然的，土地开发成为地方政府新的一项企业化治理的策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等方式来保持并加强对未来土地发展和规划的控制，并在土地开发中谋取土地收入以增加地方财税。1996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土地储备部门，该土地储备体系被其他城市采用并迅速在全国发展。就工业土地而言，政府成立土地储备公司，以低价向国企老厂征购土地，再配置基础设施后将地块分割并高价出让。围绕土地利益的“地方增长联盟”在中国城市逐渐形成，地方政府与企业协同合作以将更多的土地资源转化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地方增长联盟”的影响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均可通过城市土地的开发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可以说，中国政府从以前的土地资源分配者转变为土地市场管理者，并最终成为操纵市场的参与者。许多研究将地方政府评价为“工业企业”（industrial firms）、“自带政策议程的经济利益集团”（economic interest groups with their own policy agenda），以及“更具企业化的市场主体”（a more entrepreneurial type of market actor）。

尽管现有文献对于中国城市企业化治理产生的根源存在争议，然而这些研究的共识是企业化治理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文化遗产空间的商业化甚至消逝。一些研究案例论证了此观点。例如，学者苏晓波在对于丽江遗产空间的研究中，指出当地企业化和独裁式的管理机制导致丽江变成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机器。城市的文化遗产不再仅仅是展示过去的载体，而变成可以吸引消费者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增加周边土地价值的媒介和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平台。因为其经济价值可以通过旅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来实现，遗产空间逐渐被商业化。

具体到工业遗产建筑的保护再利用，许多学者同样指出了城市的企业化治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通过对北京798艺术区的调研，有学者指出当地政府干预措施的企业化本质不利于城市创意文化空间的有机发展，因为政府更多强调对片区的基础设施和文化空间的建设以吸引更多资本的投入，然而这些建设很大程度上并未考虑原生草根艺术者的需求。有研究以上海创意产业园为例，指出“创意产业集聚区”政策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创意产业园可以作为一种都市商品来吸引投资并带来收益，同时起到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作用。但是，这些所谓的文化方式并没有真正地促进当地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奥康纳和顾欣（O’Connor & Gu）也认为上海创意产业园并没有真正地促进本地的文化发展。目前的模式往往是创意产业园和商业地产挂钩，政府看中的是这样的模式可促进该片区的经济转型，而不是文化发展。还有学者也认为这些偏向经济追求的文化措施仅仅是为了重建国家在文化生产中的控制权，而非为了促进城市创造力。以北京的将工业遗产再利用成艺术村为例，通过分析影响其位置的主要因素，有研究指出当地政府是影响艺术村选址的主要角色，因为政府的政策可决定艺术村是对原址进行更新还是搬迁重建。大都市的领域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决定了城市土地具有潜在的高价值。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却与原生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意愿存在矛盾，其后果是艺术家不得不放弃他们城中心的艺术区。再以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的工业遗产改造再利用为例，齐尔克和魏贝尔（Zielke & Waibel）认为政府的强势介入导致了“被控制的创意”的空间（a space of “controlled creativity”）的产生，而不是有机发展的创意空间。

总的来讲，基于政治制度角度的分析，西方研究认为中国城市“企业化治理”的兴起不仅仅顺应了全球化浪潮，也是同类城市竞争的产物，而且符合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变迁逻辑。“企业化治理”的影响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形成了围绕土地利益的地方增长联盟。这些市场参与者持有强势的话语权，其形成的强调经济效益的联盟引发工业土地征购和再开发的热潮。由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与开发热潮对快速经济回报的追求产生矛盾，大量遗产建筑被拆除。面对遗留下来的少量文化遗产，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重视并挖掘其潜在的经济效益，而并非看中遗产本身的文化属性。着眼于经济效益的工业土地开发热潮使遗产文化空间的文化属性逐渐被控制、被商业以及被稀释。

3  社会文化的角度

从第三类视角展开的研究认为将工业遗产再利用为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于工业用地转型的动因，西方研究中讨论的后工业时代的新文化元素主要包括三类：当地艺术家团体对工业遗产的自发再利用活动；城市新兴富裕群体的出现及其文化消费；当地政府的文化政策引导和推动。

首先，对于第一类文化要素的研究，西方国家和中国城市的案例分析都表明：当地艺术家团体自发再利用废弃工厂有利于文化空间的有机形成。西方著名艺术区形成大多与自20世纪60年代起的艺术家再利用废弃工厂热潮有关，比如英国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和伦敦南岸艺术区，美国纽约SoHo区和洛杉矶酿酒厂艺术村等。埃文斯（Evans）指出，由于被废弃工厂的低廉租金以及该区宽松的政府管理吸引，艺术家往往喜欢入住这些废弃老厂并将其改造再利用为私人工作室和画廊。随着更多艺术家的集聚和艺术文化活动的举行，这些老厂逐渐发展成文化区。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是，中国部分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艺术家自20世纪90年代也有类似的经历，其中著名的案例有北京798艺术区、上海M50和田子坊以及广州红砖厂等。部分学者认为艺术家的集聚和文化区的自发形成实际上与中国改革后的艺术发展息息相关。这些由老工业区改造而来的艺术区（或者艺术村）是应自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先锐艺术家的艺术创造需要而自发形成的。

对于第二类文化要素——城市新兴阶层，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与这类群体有关。这些城市新兴群体在西方文献中有着不同称呼，比如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新富群体（new riche），中产阶级或者中上阶层（middle or middle-upper class）。新兴富裕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消费活动的出现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变的产物，而至于这些群体是否真的对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起到有利的推动作用，现有的研究却很难取得共识。部分研究指出了城市中新兴的创意阶层对于当地文化经济的贡献，比如从事创意产业的公司或者个人、国有或者私有的文化公司等。然而更多的学者持偏消极的态度，因为中国文化经济总体的疲弱表现以及新兴富裕阶级的消费特点都未支持城市文化空间的有机发展。首先，在总体的文化经济方面，从表象看，中国城市貌似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对于其是否也拥有类似西方国家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的文化因素（比如大学、人力资本和创意阶层）及其经济表现的关系，佛罗里达（Florida）等人对于“创意中国”（Creative China）的说法持反对态度。他们后续的研究也继续表明中国城市现有的经济模式缺失对技术或者人才的依赖。因此，佛罗里达等学者认为中国从目前的产业化阶段到知识型经济的转型中很可能会面临很多实质性的障碍。其次，在文化消费方面，一些学者诠释了新兴富裕阶层和他们对应的消费活动的特点。对于这些新兴群体而言，消费是彰显他们物质财富和寻求社会地位的手段。这些消费行为的出现和盛行是后改革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变的结果和反映。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者及消费活动都反映了当下的城市消费观念和文化，即更多地强调消费者的自我选择，并追求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风格。这样的消费行为以及需求也延伸到城市空间。不同于过去一成不变和单薄苍白的城市空间选择，新兴富裕群体更偏向于高品质、另类独特的生活空间。为了刺激并迎合中产阶级寻找更好生活的需求，中国的高端住宅市场已经出现。因此，有学者指出中产阶级对城市空间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商品化，尤其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

对于这类消费行为和商业需求是否促进了城市文化空间的产生，通过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分析，学者持偏否定的观点。从艺术区和新兴富裕群体的利益冲突来分析，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商业活动和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非营利性艺术区的消亡。他们指出现在城市流行的做法是将文化和消费结合，文化的概念几乎出现在每场商业活动中，比如所谓的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和为吸引旅客而做的文化布景（cultural furnishing）。但是，这样的文化消费和文化产品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将文化资源转换为金融资本的策略。这类研究对中国新兴富裕阶层持更激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北京和广州所谓的“创意阶层”与西方的有很大不同，因为这些阶层更加“财大气粗”，与政府有很多资本联系，生活方式更偏向于“暴发户式”的消费。因此，这些新兴群体的商业活动和消费行为是否真的会促进中国本土有机文化的发展常常受到这类研究的质疑。另外还有西方研究指出，现有所谓的文化遗产项目实际上仅仅是打着文化的旗号来追求高价值的商业地产的经济效益。通常的做法是保留很小量的遗产，再打造成名义上的创意产业园。这些行为并没有着力于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所需的文化空间或者遗产建筑的保护再利用，而是通过文化遗产或者创意产业的外壳来吸引更多商业公司的入驻与投资。柯里尔等学者指出北京和上海的工业遗产改造的艺术区很有可能会出现绅士化现象。城市新兴富裕阶层被艺术区独有的文化氛围吸引，与此同时，为满足这些中产阶级的需求，开发商将艺术区的周边打造成房地产或者商业地产。因此，这些非营利性的艺术区逐渐被商业化，其后果是艺术区水涨船高的地租，原有艺术家往往无法承担高额房租而被迫搬迁至其他低廉的场地继续艺术创作。

对于第三类要素文化政策，城市研究者就政府干预和官方管理是否促进遗产文化空间的有机发展存在两极化的观点。一些学者持消极评价，他们坚持认为对于政府而言，文化被视作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家通过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为市民创造了休闲娱乐市场，此举措可将人们的自由时间转化为金钱。通过对上海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艺术区扩建或者所谓的文化项目常常把一个中性的艺术家社区转化为创意产业的商业办公空间。这样的转变让原本中性的文化空间变得商业化。由于政府的政策推动，这些创意产业园会产生集聚效益，即吸引更多大型创意产业公司，然而那些小型创意产业公司和个人却无法从中受益。有学者指出，在老工业区发展为新文化区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这些利益冲突中，政府的政治和经济需求往往会被优先考虑，他们更多地强调能通过引进创意产业来更新破旧的老厂区、提升片区经济效益并建立城市的文化品牌。部分西方研究强调政府对文化区的干预具有明确意图，即发展文化产业来带动城市消费。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项目”的实施过程往往被追求经济回报的群体所主导，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奥康纳和顾欣因此提出了很激进的疑虑——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并且保持现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中国城市是否真的可以有拥有创意和创新。基恩也提到官方干预导致中国城市出现了“创意的妥协”（the compromise of creativity）。以上学者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了政府干预会让原本中性的文化区产生偏商业化的影响。从更深层次来探讨，这些偏消极的观点符合城市研究者对现有中国城市的企业化治理的批判。在现有城市企业化治理方方面面重视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想要通过政府“折衷”的文化政策促进城市遗产文化空间的有机发展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意愿。

然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不管政府的真实意图如何，从上海和北京的部分案例来看，创意产业政策的颁布和大型文化节的举办仍然有利于将老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为文化空间。从对上海政府对于创意文化产业的优惠政策，比如“创意产业集聚区”政策和“五变三不变”政策，可以看出推动了老工业区转化为创意产业园数量的发展，2005—2010年增加到75个。北京政府对创意产业的政策引导，比如创意产业集聚区政策、对于创意产业的专项资金投入和对于从事创意产业的人员的北京户口解决和知识产权支持等，为北京发展扩大了30多个市级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这些政策的积极影响使城市中的创意产业园产生了“集聚效益”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专业人士。

当下文化政策的引导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文化领域中从以前的限制到现在的包容支持的态度转变。一些研究解释了政府态度的转变是因为文化在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中起着愈发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积极投资建设文化空间并举办文化节，主要是由于他们意识到城市文化的缺失被认为不利于塑造城市的国际形象。这些西方研究认为政府态度的转变对于当地文化多样性的提高是很有利的。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政府在2000年后对于城市文化塑造的重视为城市带来了新一轮的“文化热”。政府对于大型文化节的举办可塑造中国城市的文化形象并推广其国际知名度，比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上海2010年世博会再利用沿黄浦江畔工业遗产的举措也成功地塑造了上海工业城市的文化形象。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态度的转变，以及由此制定出的文化政策在城市的遗产保护方面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4  结论及意义

尽管目前西方文献中对于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研究各有其诠释的角度，但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大致表达了对工业用地转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的关注。首先，从经济角度，资本积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转变被认为是中国城市中心工业景观萧条的根本动因。自经济改革以来，城市代替国企单位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石。此外，资本积累不仅仅依托于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循环，更重要的是，“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生产”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当下的消费热潮进而刺激了工业土地的商品化。在这样的消费热潮中，原有单一的工业景观被逐渐摒弃，而迎合当下消费观念的第三产业逐渐崛起，并带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其次，从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的“企业化治理”不仅仅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逻辑，也顺应全球化浪潮，亦是同类城市竞争的产物。地方城市不再仅仅恪守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而是被定义为土地市场的直接管理者、调控者与参与者。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形成的强调经济效益的联盟引发了工业土地征购和再开发的热潮。在这样的工业土地开发热潮中，以工业遗产保护为目的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不可避免。此外，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为文化空间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要素的兴起息息相关。当地艺术家团体对工业遗产的自发再利用、城市新兴富裕群体的文化消费以及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文献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讨论体现了城市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过去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巨变的关注。与本土研究相比，西方的成果颇具特色，其视角更为多元化，不拘泥于从传统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范畴来探讨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的规划设计策略。如吴缚龙教授就中西方规划成果的区别所指出的，西方城市研究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措施，而是对实际的现象作一个解说。西方对于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研究视角着眼于解释分析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通过多领域、多学科的交叉来阐释城市工业用地转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对现状的解说可以为下一步寻找措施提供依据。

通过对这些国外研究成果的归纳和分析，本文试图为中国城市研究者勾勒出西方研究对中国工业用地转型现状的解读。本文对未来研究和实践的展望和探讨如下。首先，在研究方面，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在最近的50年来均存在转向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研究趋势，究竟是这些国外的研究趋势影响了学者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研究的视角，还是中国工业用地转型发展真正出现了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转变的趋势？换言之，这些西方视角下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解读是否完全反映了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其次，在实践方面，我国现处于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内城工业用地再开发成为城市快速扩张的首选。工业用地快速转型虽然能在短期内提高内城老厂区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工业遗产在大拆大建中的迅速消逝。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记录了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城市工业化进程中的崛起、发展、辉煌、低迷等时期。如何在工业用地转型中平衡快速的经济回报和长期的文化效益成为重要问题。此外，近年来，结合创意产业的城市更新已经逐渐受到中国城市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并开始被用于内城老工业区的发展策略。如何结合西方文献的解读为中国城市的老工业区的更新制定出更好的实施政策、规划措施和设计策略？这些学术研究和实际操作的难题仍有待对中国情况更熟悉的本土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感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建筑环境学院的布鲁斯·贾德（Bruce Judd）教授

作者：陈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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