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书堂 | 《浮现的世界：21世纪的城市和区域》

郑德高，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

城市化的“第三次浪潮”与

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区域”重构

受《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邀请，写一篇规划类的书评，对于我来说，平常的工作主要是规划实践，只是利用闲暇时间看看书，这样看书的结果往往是囫囵吞枣，细嚼慢咽仔细品味的比较少。另外，搞规划实践的人的一个特点是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所以接到邀请后，我还是比较犹豫，因为一般读者是喜欢复杂的、多元的、引经据典的表述，而简单的表述容易犯二元主义、非黑即白的错误。一些学者恐怕要说，你这么评价肯定不是作者以及原文最原味的表述，所以写书评的时候，还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比较好。

《浮现的世界：21世纪的城市和区域》

艾伦·J·斯科特  著

王周杨  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4

我推荐的这本书是艾伦·J·斯科特（Allen J. Scott）的《浮现的世界：21世纪的城市和区域》，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中文版出版于2017年。全书目录如下。    

前言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概述

第二章  关于城市化与城市理论

第三章  迈向新经济：技术、劳动力与全球化

第四章  经济地理与世界体系

第五章  第三次浪潮中浮现的城市

第六章  人力资本与城市等级

第七章  符号分析师与低端服务阶层

第八章  社会环境与城市的建造形态

第九章  间隙地理：景观的文化经济

第十章  世界都市

第十一章  美丽新世界？

我是在春节期间利用闲暇但又完整的时间一口气读完的。这本书虽然是从美国城市（特别是从洛杉矶）的角度提出的城市—区域概念，但是作者更多地是采用一种普遍价值的思路来写，很多观点都对当前中国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与创新经济，并由此形成的新的经济地理重构有较大的启示。

作者提出了城市化的“第三次浪潮”的概念，第一次为18世纪晚期在英国和欧美出现的传统手工式作坊工厂，典型的有曼彻斯特等早期工业城市。第二次浪潮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批量生产体系模式，葛兰西（Gramsci, 1975）称为福特主义或福特制的积累体制，这一时期典型的城市是芝加哥，也由此形成了从区位、社会阶层和达尔文主义角度出发的“芝加哥学派”。第三次浪潮是斯科特提出的以数字技术和高技能知识型劳动力为基础的新资本主义体系，并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城市形态，尤其在城市—区域层面的经济地理重构，而洛杉矶、硅谷是这一新经济的典型地区。

作者提出的第三次浪潮是从新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角度来认识的，也是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哈维（Harvey, 1985）阐述了资本的三次循环，第一次循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剩余资本的再投资、商品的再生产形成资本积累；第一次循环饱和后，资本第二次循环转向空间的再生产，人造景观的塑造，这一阶段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当第二次循环饱和后转向第三次循环，即科技、教育、文化等科技社会的再生产。与哈维的分析方法类似，斯科特认为当批量化的商品再生产饱和之后，累积的剩余资本转向“后福特主义”，但作者认为这一表述只是描述了不是什么，而没有说明是什么。稍微聚焦一点的观点包括知识经济（Cooke & Piccaluga, 2006）、信息经济（Drennan, 2002）、网络资本主义（Peters, 2009）、创意经济（Franke & Verhagen, 2005; Markusen, 2008）、认知资本主义（Moulier Boutang, 2007; Rullani, 2000）等，而作者总结这一新资本主义方向是认知—文化经济（cognitive-cultural economy），主要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航空、生物等）、商务与金融服务，以及创意或文化经济。

认知—文化经济的发展削弱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以及其所形成的“核心—边缘”世界空间秩序，这些理论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Ricardo], 1817）、三个世界理论（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 1952），以及随着福特主义危机到来，第三世界通过“增长极”和进口替代寻求相对独立的发展政策（普雷维什和辛格, 1950）。在拉美逐渐陷入“失去的十年”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制造业的扶持政治，福特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在发达国家和其他世界的一些边缘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活力的新产业空间（Scott & Ange, 1987），这种经济—空间的再集聚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城市—区域，这一区域既有地方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再集聚，也包含了相互之间既有竞争也有互补的复杂联系的网络，发展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学派。而这种全球马赛克模式的城市—区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而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中认知—文化经济的崛起，其实这一观点可以呼应哈维的资本的第三次循环。

作者提出的这个全球城市—区域是超越传统的城市范畴，包含了周边一些城市的次中心，以及原来城市集聚区之外的空隙空间，这些空隙空间也不是传统的乡村空间，而作者认为这些空隙空间也正迈向了城市的步伐，是一种新经济形态的乡村空间。这一点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也能发现，例如杭州西溪湿地以西的大城西地区——阿里巴巴总部的入住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来的乡村式的空间。

对新经济的认识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也值得关注，作者在考察了美国的许多新经济崛起的城市经济结构后认为，这些城市的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认识—文化经济为代表的符号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s），他们是莱许（1992）和佛罗里达（2002）等学者表述的教育程度较高、具有正式资格和特有的认知—文化技能的上层劳动力；而另一类是低端服务阶层，他们一些是服务于个人，一些是服务于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组织，而传统的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的就业都在减少。2000—2010年，283个美国大都市区中符号分析师就业增长了11.2%，而低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更大，达到了20%，我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一数字的重要性是对想当前中国的一些特大城市有个提醒，也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城市的复杂性、社会的多元性、收入不平等城市的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认识。

作者从新区域主义角度，认为在21世纪正在浮现的世界格局中，区域在国家和全球空间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都市会不断向外蔓延扩张并相互结合，与拥有次级城市中心的腹地区域共同构成大型的城市—区域，而且正是这些城市—区域，构成当前全球城市体系的核心架构。这种城市—区域的重构包含了趋同性、差异性和多重性，趋同性表现为向心力，差异性表现为本土化的地方特色，多重性表现为相互重叠、彼此渗透和空间的混杂。

区域的崛起与发展也带来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区域的协同性和共同利益是区域治理的关键，作者也承认，西方的区域治理面对的困难更多，而中国在城市—区域层面则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编辑：张祎娴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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