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减增长”理念及其视角下的生态村实践【2018.6期优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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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目前，我国正在沿袭着欧美发达国家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增长逻辑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危机及社会问题，本文阐述了“减增长”理念，它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上，不要求个体牺牲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从广义上讲，减增长社会是对当前社会的一种替代范式，它所倡导的并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减少产出，而是在整个社会制度层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将人类本性从经济主义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民主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减增长理念的内涵从广义角度理解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民主诉求、生态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探讨，尤以瑟奇·拉图什的“8R”为核心理念，他将减增长理念可能实现的方式及路径概括为8个R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再评价（re-evaluating）、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ing）、重组（restructuring)、再分配（redistributing）、再地方化（relocating）、再利用（reusing）、减少（reducing）、循环（recycling），其中，“再地方化”被广泛认为减增长社会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

生态村提倡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开展生产和生活，以实现经济发展吻合生态环境承载力，形成自然平衡。“地方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生态村可持续实践的核心原则，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这与减增长理念提倡的实践途径从宏观到微观层面上形成分级同构的关系。作为减增长社会的愿景体现，生态村这种地方生存的实践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再地方化”进程，在具体实践层面体现为各种小规模、可操作的措施。

生态村以其基于地方化、分散性、小规模、手工化及替代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当前社会范式的抵抗空间，生态村可以根据实践主体及实践空间分为个人和社区两个层次。瑞典哥庭根大学在对减增长理念与生态村的关联性进行研究时，将减增长运动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社会拜物欲的抵抗也分成了相同的层次，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点。这种抵抗分为：（1）个人维度的抵制，即志愿简单的生活；（2）集体维度的抵制，即替代性场所空间的建立。

相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也许减增长对正处于高速工业化的中国而言为时尚早，但是近些年来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失衡、社会资源有失公平等问题已日益凸显。面对快速城市化及蔓延的城市空间，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本质关系，重新审视目前城市发展主流单一提倡的“快速、增长、扩张”等倾向的不足与矛盾，并真正思考减增长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意义应该是放缓增长的速度，在城市社区的建设上重点培育规模适度，兼具生产与生活功能，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住宅区。

——全文——

【摘要】“减增长”是后工业化时代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可持续发展理念。文章阐述了减增长理念的定义、本质、内涵及实践途径，以及在其视野下的生态村实践，剖析了两者之间在本质上的逻辑关系，并从空间抵抗视角来探讨生态村作为减增长社会实践途径的可行性，最终为中国城市及乡村未来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19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繁荣。目前，我国正在沿袭着欧美发达国家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事实上，这种以增长逻辑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发展并未考量其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及社会问题。随着当前社会中生态、经济等多重隐性危机逐渐显露和恶化，增长主义必须进行重新思考审视。基于此，学者提出了“减增长”（De-growth）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社会不宜以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发展下去，应该减量增长而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

所谓“减增长”实为一种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革命，它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上，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 “增长逻辑”。

1  减增长理念

1.1  定义

“减增长是基于物质生产、消费公平适量的减少，在当下和未来从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层面来增加人类的福祉和提高环境的生态性”。从广义来讲，减增长社会是对当前社会的一种替代范式，它质疑和挑战传统以增长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伦理基础。减增长社会所倡导的并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减少产出，而是在整个社会制度层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将人类本性从经济主义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民主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1.2  本质溯源

减增长理念的提出最初来自于经济领域。发达国家早前的经济发展是以增长逻辑为核心理念，在其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认知危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GDP的计算忽视了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区别，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被经济效益所覆盖，结果只能是经济伪增长和自然财富的永久损失。1970年代，尼古拉斯·洛根质疑了新古典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于热动力第二定律的忽视：当熵（entropy）增加时，有用的能量被不断耗竭。在此研究基础上，赫尔曼·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The Steady State Economy），认为稳态经济的发展可使得经济生产、物质消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平衡，以达成可持续发展。因此，不能以无限增长的经济模式作为发展目标。有的学者甚至激进地提出“可持续”与“发展”本质上相互矛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基于虚假共识的基础建立的。

减增长理念提倡增长并非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经济应适量发展并与当地区域的自然承载力相平衡，并进一步拓展到了社会公平、生态保护、文化复兴等多个层面。可以认为，减增长理念的本质一方面是由于物质生产、资源开发和科技创新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公等所引起的各种不稳定和冲突对经济发展的 抗衡。这不仅是对既有体制的改进和修正，也是社会范式彻底的、激进的革新。

1.3  内涵拓展

减增长理念的内涵从广义角度理解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民主诉求、生态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图1）。

图1  减增长理念内涵拓展

（1）自然环境：强调了工业生产、生活消费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必然关联，提倡将人类生产生活控制在地域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通过减少能源和物质的产出来降低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2）社会发展：当前的社会发展应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生态、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减少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3）民主诉求：基于当前经济发展对于社会集体抉择具有殖民化和非政治化的影响[8]，呼吁更深层次的民主自治和自我决议，其本质是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政治权利等分权化，由集中转向均衡分散，是一种由下至上的民主政治理念。

（4）生态经济：质疑了在当前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模式，批判追求效用最大化所带来的资源的过渡消耗。生态经济应基于稳固平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模式，充分再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用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成果产出。

（5）意识形态：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是拜物欲的价值观念，是社会对自然物质的无限商品化转化和个人对经济财富的崇尚占有。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共享和互惠的关系，已经被该经济模式下的市场关系所瓦解和替代。减增长理念提倡志愿简单（voluntary simplicity）生活，减少个人消费，转向关注生活实际本质，提升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1.4  实现途径

对于减增长理念，众多学者开始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途径的探讨和尝试。而在相关成果中，尤以瑟奇·拉图什提出的“8R”（图2）为核心理念。他将减增长理念可能实现的方式及路径概括为8个R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再评价（re-evaluating）、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ing）、重组（restructuring)、再分配（redistributing）、再地方化（relocating）、再利用（reusing）、减少（reducing）、循环（recycling），通过这些途径，构成了减增长理念对于当前社会主体体制的抵制（resistance）。其中，“再地方化”被广泛认为是减增长社会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这主要是针对于全球化和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消极影响而提出的实践对策。它不仅意味着在既定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物品与服务，也意味着在地方层面开展组织生活、制定政治和文化决策。回顾生态环境运动的历史，便可发现生态地方化的趋向贯穿其中。在运动早期，从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到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再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Limitation of Growth），都体现了对于适度规模、限制型增长和自给自足的追求。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书中，坚持“经济活动中，最理性的方法即是以当地资源的生产来满足当地的需求”，更是将地方化提升到社会战略的高度。

图2  减增长理念的“8R”核心理念

在宏观层面，“再地方化”在生态、经济及政治领域有着不同含义的解读：生态层面强调仿生态系统的闭合能源循环模式，经济层面提倡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政治层面拥护决策制定的分散化以及高度的民主。

在微观层面，“再地方化”可以理解为地方的、分散的、小规模的、替代式的民众参与方式，如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地方循环、合作居住、生态村、互助式消费、替代式银行等等（图3）。这些作为当代乌托邦（Nowtopia），既存于当今社会，却游离于主体体制之外。生态村（ecovillage）和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s）运动作为替代式运动的一支，与减增长理念呈现出同构的关系。

图3  减增长理念实践途径解析

2  减增长视角下的生态村实践

2.1  发展简史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多种问题，女权解放、反土归田、环境保护等新社会运动逐渐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纷纷逃离城市，并在乡村建立了大量公社来践行其理想信念。这些社区建立于共建共享的集体生活方式之上，反对精英技术统治，提倡种植蔬果来提升自足能力，以探究人类社区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的新型模式。这些先锋社区不断发展和演进，形成了早期的生态村。随着替代性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的提出及引入，生态村以其为技术手段逐渐发展，并由欧美发达国家传播至亚洲、非洲等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显著的影响。

生态村是一种新型先锋实验性社区，它将有机生产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社区以生产性功能，并以对环境的低影响策略为本质初衷，以自组织方式多维度地开展可持续发展实践。基于广大公众及学术界的认可和支持，1998年首批生态村获得联合国评出的“百项最佳实践课题”的称号。

2.2  减增长社会之愿景——生态村“再地方化”解读

生态村提倡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开展生产和生活，以达成经济发展吻合生态环境承载力，形成自然生态平衡。“地方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生态村可持续实践的核心原则，主要体现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这与减增长理念提倡的实践途径在宏观到微观层面上形成分级同构的关系（图4）。作为减增长社会的愿景体现，生态村这种地方生存的实践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再地方化”进程，在具体实践层面体现为各种小规模、可操作的措施。

图4  生态村与减增长社会分级同构解析

2.2.1  生态层面

（1）地域性建筑材料的使用。生态村在建筑材料的选取上，尽量采取地方获得的原则，减少交通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近房屋成本的1/4）及能耗，同时以可再生的建筑材料为主，土坯砖、秸秆砖废等。这些替代性建筑材料可就地取材、制作方便、节能环保、经济低廉且附加能耗少。而在建筑经拆解之后，仍可以返还于自然，形成社区生态系统的良好循环。

（2）适宜性技术的应用。出于高科技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破坏和经济原因的考量，生态村强调技术应用与环境承载力的相协调，并且应以价格低廉、微小尺度、易于操作、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如垃圾堆肥处理、土坯砖墙体制作、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等，主要用于社区规划、建筑建造、景观设计及能源循环等方面，减小生态技术的使用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3）食物种植供给内需。生态村内部种植蔬果等可食用景观替代常规苗木，在绿化环境的同时使得生态村具备生产性功能，收获的食物补贴居民生活需求，从而节省购买食品的必要经济支出，同时可以降低食物运输过程中消耗的能耗以及污染气体的排放，提升生态村自给自足的能力。以美国为例，约有28%的生态村其食物种植量可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总量的20%左右，同时种植食物的维护、收获及加工还可给社区居民提供工作，解决临近就业问题。

2.2.2  经济层面

（1）低成本的物质生活。多数生态村维持低成本的物质生活，并且消费水平大多低于其同类社区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首先在建造过程中，采用替代性、价格低廉的建筑材料及生态技术，以降低建造成本；其次在后期维护中，采用生态技术所节约的能耗，减少相应能耗的支出；最后，在使用过程中，提倡物质资源分时利用，共享公共设施，并倡导简单健康的绿色生活消费方式，如使用小功率家电等各种综合性措施。此外开展丰富的社区活动，如艺术展览、话剧演出、植物栽种等等，物质输入量大幅减少的同时，通过提升精神生活来保证生活质量。 

（2）物质资源的共享制度。生态村内部通过资源共享的合作模式提升物质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物质成本以及购买时间。在实践层面，首先体现为合作居住的模式，居民分别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同时共享复合功能的公共空间，如厨房、餐厅、儿童房、工作室、洗衣房、客房、图书室、游戏室、娱乐室等。因此，居民个人住宅中公共空间部分面积相应减少，从而户均购房的经济成本得以降低。据统计，在美国合作型生态村中，户均住宅面积与普通家庭相比缩减了近1/2。其次居民也共享部分物质资源，如除草机、洗衣机、大型儿童玩具等生活设施，通过物质资源的分时利用，减轻户均经济压力与时间成本。

（3）社区经济体系的培育。生态村在提升社区经济的自足性方面，采用了独特的创新性方式。首先为社区增加了社区生产性功能，通过太阳能光电板设置和可食用景观的种植等，获取热电能量及粮食果蔬，减少社区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其次建立社区企业，提升职住平衡程度，以达成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社区企业类型多样，包括soho办公、生态旅游培训、农业加工研发等类型。最后发行社区货币来支持地方经济。社区货币通常是对单位时间居民劳动的认可，可在既定范围内流通使用。部分生态村使用自己印制的纸币，可减少物质与资金流向外界，不失为一种可持续的社区治理方式。

2.2.3  社会层面

（1）自组织的开发模式。生态村与普通生态社区的开发方式不同，是通过居民自发组织来筹备规划、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生态社区。不依赖于当前政策和政府支持，而是以分散性、差异性和手工化为其基本特征。在生态村这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中，体现了与减增长理念提倡的生态分权制、基层民主等理念的一致性。基层民主体现在居民参与社区策划、开发、建造和使用的全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都充分考虑和接纳每位居民的意见。

（2）民主型的社区管理。生态村通常采用民主型的管理方式，具体体现为全体居民共同制定决议来行使居民权利，直接选举社区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机构来进行社区管理。通常定期举办全体会议来共同商讨社区各类事务、确定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基层民主的制度确保了全体居民的参与度以及决议制定的公平性，有助于构建良好的社区规范，提升社区社会资本。

（3）共享型的社区生活。共享型的社区生活具有双重涵义。首先，居民通过在公共房屋内定期共进晚餐、举办生日会、工作坊、兴趣小组、戏剧节等各种活动来分享生活经验，促进社区邻里交往。其次体现为居民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居民需定期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如公共房屋的维护、花园清理、公共晚餐的制作等等，同时需共同照看老人、抚养儿童等。这样有利于居民之间增进交往，加强邻里互助，增进居民对自身社区的了解和认可。

3  生态村作为减增长社会的空间实践探讨

面对全球化趋势下资源资本的集中化、城市发展巨型化、科学技术精英化以及高度工业化所带来的多种消极后果，生态村以其基于地方化、分散性、小规模、手工化以及替代型的生活方式，进行无声的抵抗。而正是这种“抵抗”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减增长理念在社区微观层面的空间主体实践，开启了当前社会自下而上的可能的转型途径。泰得·特仑那基于生态化的角度，论证了生态村已基本具备生态乌托邦的体制与实践。他认为这种可持续的社区实践，虽然“既非理论亦非政治”，却是在现存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暗含的转型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塔思基·坲拖珀洛思在探讨生态村与替代性社会范式时，亦赋予了生态村运动以整体社会转型的战略意义。

作为对于当前社会范式的抵抗空间，生态村可以根据实践主体及实践空间分为个人和社区两个层次。瑞典哥庭根大学在对减增长理念与生态村的关联性进行研究时，将减增长运动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社会拜物欲的抵抗也分成了相同的层次。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点。这种抵抗分为：（1）个人维度的抵制，即志愿简单的生活；（2）集体维度的抵制，即替代性场所空间的建立（图5）。

图5  减增长理念实践途径解析

3.1  生态村抵抗的实践形式——志愿简单的生活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赛图提出的“将日常生活实践作为抵制形式”为生态村居民的实践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生态村居民秉持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作为抵抗当前消费社会弊病的有利手段。美国学者认为生态村将社区作为抵抗空间，在此营造具有替代性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日常生活抵制（domestic resistance）通常是以户为单位开展。它们具体体现为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采用适宜性的生态节能措施，与邻居共享汽车、园艺工具、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使用小型节能电器，种植蔬果以及适度消费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主动践行志愿简单的生活理念，同时构成了生态村内部的强烈的生活哲学。这种志愿简单的生活方式阐释了人类未来福祉、生活价值追求和生态可持续之间的紧密关联性。

生态村内部提倡的志愿简单的生活，实质上是生产生活和消费享受之间的平衡，在适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提升精神生活和丰富内心发展的生活方式。这与减增长理念提出的适度生产、适度消费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样反对西方高消费所导致的高薪高压力的生活方式，转向关注于家庭亲情、内心健康、社会正义等精神层面的发展。生态村的生活是对减增长理念的实践履行，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必要需求，这种以简单生活为导向的反消费主义行为对当前消费社会的主流观念形成柔性的抵制。

3.2  生态村抵抗的空间载体——替代性场所空间的建立

批判地理学曾专注于抵制和权力的关联性研究。基斯和珮尔基于实证主义方法论证了抵制可以通过物质空间重组的方式得以实现。他们证实了对于当前统治进行的有效抵制，通常实践履行以重新组合的物质空间为媒介，例如以对抗资本主义弊病为宗旨的公社，同样使用特殊空间作为抵制形式。而匹克睿尔和保罗进一步发展出了“地理自治”的概念，认为地理自治的本质在于建立新的物质空间，而在其内部居民通过创建崭新理念、践行日常生活和革新社会组织来行使抵抗权利。基于此，地理学家将生态村定义为“地方化的自治空间和替代型的进程”（localized autonomous space and alternative process），而正是通过该种形式，抵抗得到证实。生态村的研究者也将生态村视为有力抵制当前社会、践行减增长理念的空间模型。

生态村尝试创建替代性社区来重新塑造人类、住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激进的表达方式，在社区内部奉行减增长理念的新环境主义范式，代替当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生态村社区的建立为志愿简单生活实践提供了物质空间载体，因而在微观层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区空间抵制。从表面来看，它是消费主义与志愿简单之间的对抗，是当前社会价值观与替代社会范式之间的博弈。而其背后承载的却是集权制与民主化之间的抗衡，是经济增长至上与减量增长之间的矛盾，更是全球化和区域化之间的对立。在这里，生态村所创建的社区场所，不仅仅是一个承载着柔性抵制行动的物质空间，也是一个承载着抵制语言和符号的象征空间，亦是承载着未来希望的心理空间。从微观到宏观，生态村的抵制行为也从单元性的空间实践发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这个角度而言，生态村所营造的社区空间已不再是普通的场所空间，而是充满柔性抵抗的政治性空间。

4  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相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也许减增长对于正处于高度工业化的中国而言为时尚早。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却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而持久的增长”，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秉承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至上的“增长主义”发展战略。如果我们深入剖析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不难发现其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是自然生态环境失衡、社会资源有失公平等环境、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通过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城市空间的蔓延扩张来完成的。城市空间正是增长主义实现资本增值、积累以及资源、财富分配的核心载体，并由此导致了城市发展中孕育的大量尖锐问题与矛盾。面对快速城市化及蔓延的城市空间，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本质关系，重新审视目前城市发展主流单一提倡的“快速、增长、扩张”等倾向的不足与矛盾，并真正思考减增长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意义，应该是放缓增长的速度，在城市社区的建设上，重点培育适度规模的、兼具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住宅区。

作者：岳晓鹏，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副教授。[e-mail]

罗浩，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

王朝红，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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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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