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增刊“我与《国际城市规划》的故事”，通过征文和邀稿等方式，我们最终收集并甄选出了54个故事。从8月19日开始，公众号推出“我与UPI的故事”连载，希望与读者们分享这40年来的珍贵点滴。
这是一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办并持续主办了40年的学术期刊。
作为1977级的大学生，那个时代可以阅读的学术期刊十分有限。因此，从《国际城市规划》最初的前身《城市规划研究》1979年创办之初，我就订阅了她，一直到她1986年调整改刊名为《国外城市规划》之前的每一期，我都保存着。她和《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是我长期保存的三份学术杂志，她们一起给了我最多的学术信息、观点和启发。
1995年我去美国考察， 剑桥系统研究所（CSI: Cambridge Systematics， Inc.）的陈先生送了我一套他们做的系列主题调研报告，其中一篇报告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1998年主持珠海城市总体规划时，我把报告介绍给当时参加珠海总规专题研究的香港大学王缉宪副教授，他觉得很有价值，建议我翻译发表。在珠海总规繁忙的现场工作期间我完成了翻译，将其编译成《航空港地区经济发展特征》一文投送给《国外城市规划》。没想到这篇译文竟成了国内最早的研究空港地区经济与产业聚集特征与规律的文章，一直很受业界关注，也成为我发表不多的论文、译作中同行们引用和提及最多的作品。
《国外城市规划》后又改名为《国际城市规划》，是国内规划界唯一以国际研究和介绍国际学术与行业发展为主旨的学术期刊，为规划专业人员打开国际视野、吸收国际经验、研究国际学术和规划实践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唯一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渠道。我曾经问起过几位国外同行，中国大陆以外有没有如《国际城市规划》这样类型的学术期刊，回答都是“没有”。她确实是值得规划界倍加珍惜、呵护的一朵“奇葩”！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可以说是《国际城市规划》的孪生姐妹。我参与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的活动多年，学委会的年会总是与杂志的编委会套开的，杂志的主编人员也一直兼任学委会的副秘书长一职。
《国际城市规划》辛勤走过40年，其中浸润着中规院历任领导的关心、支持与呵护，从周干峙、夏宗玕、邹德慈、王静霞等老院长，陈锋书记到王凯副院长，更有编辑部孙志涛等的默默耕耘劳作，还有一批热心国际研究的编委们的努力。
中国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际视野已经大大展宽，但中国仍处在艰难的转型发展中。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必须反思的全球化及其影响，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规划学者更应该敞开胸怀吸纳国际经验。尤其在种种交流不便与限制下，《国际城市规划》担负的交流和学习通道的作用也许更加值得珍惜与爱护。
作者：李晓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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