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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风貌建设和保护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但是中国近40年快速的城镇化对乡村风貌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本文基于全国13省480个村庄的调研以及近年国内外的乡村考察，对当下中国乡村风貌面临的危机进行梳理和总结。结合相关研究，首先阐释了乡村风貌的四大构成要素：地域特色、场所景观、田园环境和社会人文；继而分析了这四大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诸如地域特色的差异化渐失、城市表征显著，场所景观杂乱化和人工化明显，田园环境去乡土化和去生态化特征，村庄社会逐步解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难以接续等。进一步解析其成因，总结为：交通连接的便利性加速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入侵，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场所景观受到破坏，村民和基层政府认知能力低导致田园风貌被忽视，现代化与传统的割裂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茫，村民的认同感出现分化、传统的风貌资源不被认可，村民积极参与的缺位导致乡村风貌维育缺少支撑等。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若干应对策略，具体包括：重建文化自信、传统传承要与时代相融，突出村民主体、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统筹分散的资源、体系化支援扶持，立足国情、立法保护乡村风貌，强化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服务风貌维育。
乡村风貌的维育和建设是国际性议题，西方国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乡村风貌建设的种种问题，诸如灰色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风貌的丧失等。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亦使得乡村风貌正在遭到破坏，诸如千村一面、风情村、仿古村和复古村等情形不断出现，冲击着乡村的传统空间风貌，乡村传统文化出现断裂。针对乡村风貌衰退的现实，学者们试图从国家政策和乡村规划缺失的视角解释其成因机制，并重点从物质规划视角提出乡村风貌保护的应对策略，提出了加强乡村景观数据库建设和强化公众参与等具体措施。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关注古村落的多，关注一般村落的少，且大都以局部案例为对象，系统化的研究成果鲜见。鉴于乡村风貌的保护日渐堪忧，亟须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认识危机、剖析成因、提出对策，并积极付诸实践，让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更好地接续传承。城乡风貌是由国土自然环境、城乡历史传统、现代风情、精神文化等综合构成的意象，不仅包含着看得见的空间景观（建筑形式、色彩、山水格局、绿化等），还内涵着城乡的神韵气质、地方的市民精神、风俗文化与科教文化，是城乡特色的主要体现。近年来，关于城市风貌的研究颇多【例如余柏椿认为，城市风貌由物质风貌（自然环境风貌和人工环境风貌）和非物质环境风貌构成。王建国认为城市风貌有三个特点，即历史积淀、形态延续和有序推进】，但乡村风貌的研究较少。李王鸣等认为，乡村风貌包括自然风貌、产业风貌和人文风貌。刘滨宜和陈威认为，乡村风貌的构成要素与城市风貌类似，由两大基础要素构成，即物质风貌和非物质风貌。前者包含自然风貌和人造风貌，后者包含村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村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等。与乡村风貌对应的是乡村景观，其重点聚焦在乡村人居环境上，偏重于物质环境的表达。相对乡村景观的概念而言，乡村风貌的含义更综合，既包括了乡村环境的外在表征，也映射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等。风貌中的“风”是对村庄文化系统的概括，是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戏曲、传说等文化方面的表现；“貌”则是村庄物质环境中相关要素的总和，是“风”的载体和村庄风貌的外在构成。综合考量，乡村风貌与城市风貌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构成都包括了物质风貌和非物质风貌。差异主要体现在乡村风貌的宏观环境特征更显著、人文传统等非物质要素对物质环境的影响更强。目前虽然各界对乡村风貌的概念进行了若干解析，但其过于关注宏观辨释，尚缺少微观人居环境层面的识别和研究，比如对乡村建筑、空间、田园乡野等特征尚缺少系统的认识。结合我国当下乡村建设发展的阶段特征，乡村风貌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地域（建筑）特色、场所景观、田园（乡野）环境和社会人文。中国各地的乡村风貌差异很大，面对的问题也很复杂和多元，需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更加全面深刻的视角来分析和探究乡村风貌面临的现实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近年来，我们团队实地走访踏勘了近20个省份的乡村建设，其中包括2015年7—11月结合住建部的农村人居环境研究课题，组织开展的对全国多省的乡村田野调查。在省份选取上充分考虑经济发达程度、气候、农业生产方式等特征，选定了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针对每个省份，课题组与各省住建厅等主管部门充分对接，结合各省特点选择约30~40个行政村作为研究对象，村庄选择的主要标准是能够充分体现本省乡村建设和风貌特点，最终完成了480个村的田野调查（包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和访谈及踏勘）和7578份村民问卷（全部由调查师生解释并当面完成）。村庄类型涵盖了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近郊村、远郊村、民族村及传统文化村，以及大村、小村、渔村、农业村、牧业村等共计48个村庄类型【详细的调研组织、问卷设计、访谈设计等参阅参考文献】（图1）；对480个村庄的环境、道路、住房、公建、人情风土、农业生产等进行了影像记载。需要说明的是，乡村这一概念不仅涵盖乡村居民点，也涵盖整个乡村地域，本研究试图兼顾乡村的全部地域，但重点针对乡村居民点及其周边的建成环境。
图1 480个调研村庄分布
本文以乡村风貌构成要素为指引，运用实地踏勘、访谈、影像统计和问卷等方法，分析乡村风貌面临的危机；继而从工业文明入侵、政府干预、基层认知能力、文化延续、村民认同和村民参与等方面探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成因；最后结合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国际研究进展，尝试探讨加强中国乡村风貌保护的若干策略。初步分析显示，多年的新农村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村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但是与成绩相伴随的是，在很多地区，乡村风貌正在遭到冲击和破坏，面临着多重困境。近年来乡村风貌的地域特色逐渐丧失，主要表现在建筑风格的同一性和城市化，或表现出“半城半乡”的混沌之象。这种城市化的乡村建设方式，虽然快速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但也破坏了乡村固有的传统风貌。人居建设性和风貌破坏性共存。由于村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及自身审美的局限，在农民新房建设的过程中，传统民居不断被拆建成独立式小楼房，传统夯土建筑不断被拆建成砖瓦房，传统土胚茅草屋不断被替换成彩钢瓦——甚至全面拆除重建。调查发现，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在平原、丘陵或者山区，村庄面貌正在趋同，地域特色日渐消逝。比如，在很多地域的不同村庄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白（黄）墙黑（灰）瓦坡屋顶的新民居，或者火柴盒式样的兵营状排列。部分村庄被经济利益驱使，乡村风貌愈加脱离传统（图2）。为了迎合游客而忽视当地环境风貌和气候特征，建设了所谓的高档休闲度假区，引入外来植物，拷贝西式建筑或是国内其他地区所谓的中式传统建筑和乡土建筑【例如，很多村落频频请建筑大师下乡设计所谓的乡土民居，殊不知大师也是术业有专攻，以公共建筑的手法设计民居，村民自然难以接受。笔者调研的某地，大师设计的民居，建好半年内村民无人选房，后经地方政府的其他政策鼓励后，村民才被动接受】，植入所谓的情怀和乡愁。还有一些村庄建设复制了大批的假古董，或建设仿古（宋、唐、明）一条街、或所谓某派民居【比如南方某省及周边省份，模仿古建设计了某派民居，并受到周边省份的膜拜学习，似乎建造古建筑就是传承传统文化】（表1）。480村的样本分析显示超过半数村庄的新建筑呈现出城市表征，32%的村庄有明显的仿古或仿洋建设。
图2 千篇一律的农民新房（480村调查）
表1 480村样本的风貌特征识别
规范的、有序的、适度的场所环境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乡村增收的有效路径，但是中国乡村地区的各项制度建设滞后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许多乡村的场所景观呈现杂乱化的特征。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的人工化建设痕迹亦很明显。开发者只顾矿山采掘，不管后续的生态恢复，一座座森林繁茂的青山转瞬变成了灰黄的秃山；开发者热衷于圈地造景，原本自然田园的景观地很快成为了人工化的游乐园。在影像记录有效的样本村庄中，场所景观杂乱化的村庄占比18%，空间环境人工化明显的村庄占比近50%（表1）。此外，随着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垃圾急剧增加、污水排放量快速增长，但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没有跟上，进而引发了乡村环境卫生的面源污染【对于垃圾污染，有两种情况，一是村庄所在地区经济过于滞后，根本就没有相应的垃圾收集设施和服务，村民按照习惯随意丢弃；二是部分村庄建设了垃圾池，配备卫生保洁员，甚至有村子配备了固定垃圾箱，但是实际上除了靠近县城的少数村庄能够将垃圾收集并转运到垃圾处理厂处理，其他村庄依然堆放在垃圾池定时集中、就地填埋，给生态环境带来隐患】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农村污水处理率大于20%，但是笔者经过进一步了解，该20% 是指配建了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的比例，并不是指总体污水的处理率。显然，如果统计农村污水处理率的话，这一比例将更低】，极大地降低了乡村风貌品质。480村调查数据显示，在“村民最需要的基础设施”选项中“环卫设施”位列第一（图3）。
图3 调研地区农村村民认为最需加强的基础设施
从宏观视角来看，集镇、农村居民点、景区等在乡村地区主要是点状的分布，而农地和道路及沟渠等则是面状和线状的，其建设格局对乡村地区的总体风貌亦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模式在发生变化。经济利益驱使下，反季节性蔬菜瓜果日渐普及，除了远距离的冷链物流以外，更多的是在地化的大棚种植，一片片的白色塑料洒满田间；另一方面，塑料地膜技术的开发大大促进了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但大多村民只顾使用不管回收，极大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环境，也进一步冲击着田园（乡野）风貌。此外，乡村地区的灌溉水渠和乡村道路等设施普遍“积极”地使用混凝土或水泥【实际上，国外乡村道路水泥和沥青路面相当少，大部分是沙石土路；国外乡村的水利灌溉沟渠大多也是原生态的，即使部分国家（比如日本）早期做过大面积的水泥沟渠，现在也在积极地恢复原生态灌溉】，与生态系统的自然性和田园风貌形成反差。480村的调查显示，在有灌溉设施建设的村庄中，90%以上的村庄采用的是水泥硬化灌溉沟渠；在完成或者正在进行道路硬化的村庄中，90%以上使用水泥路面或沥青路面，极少数村庄使用砂石路面。面状的和线状的“去乡土化”“去生态化”的设施建设大大拉低了乡村田园环境的风貌品质（图4）。
图4 硬化的沟渠
2.4 村庄社会逐步解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均难以接续社会人文视角的乡村风貌主要包括农村社区活力、人际之间的联系及和睦状况，也包括乡土的建造工艺、戏曲、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展现。我们的调查证实，虽然乡村社区的人际关系总体和睦，但当下的乡村人口结构空心化、老龄化明显，并有大量留守儿童（图5），传统的乡村社会正在解构，社区活力总体低下。480村的访谈是随机的，但是被访者的年龄平均在53岁，平均每户有0.76人外出务工；如果再考虑到空户家庭（夫妻全部外出）的话，外出人口比例会更高。7578户受访家庭中有3414个初中及以下儿童，其中77%就读于镇区或本村。村庄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导致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接续困难，也造成村庄物质环境维护的艰难。传统的乡土建筑每隔一年或者几年就要进行维护翻修，老龄化加剧了家庭劳动的难度。历经千百年的乡土技艺和习俗正面临中断的危机。乡村风貌缺少了社会人文风貌的支撑，其“乡愁”的展现也将逐渐失去其乡土的特色。当下乡村风貌保护陷入困境，这其中既有村庄（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外来力量的扰动；既有当下的破坏行为，也有可能引致未来毁损的行为。传统的乡村风貌得以保存，除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外，乡村地区的交通比较闭塞（受外界的影响和扰动较小）是重要因素。但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交通设施建设进程加快，2017年全国公路里程超400万km，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3.5万km，居世界第一。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2.7万km，其中高铁2.5万km，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交通设施的建设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对外联系通道，也为城市的工业文明向乡村地区的导入提供了便利条件。本就脆弱的乡村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工业文明的侵袭下变得愈加脆弱。城市化的快餐式建设、工业化的简便建造等开始在乡村地区盛行。传统的精雕细刻和有文化象征的传统建造技艺和构件等被摈弃，乡村风貌开始呈现出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区域无差异化的景象。近年来，国家充分重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但乡村风貌仍然频遭破坏，或者称之为“建设性破坏”。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自上而下”的工作习惯极易忽视农民的真正需求，而追求“短、平、快”和看得见的面上成果，如房屋外墙修饰、道路美化等。由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项目的建设和考核周期变短，政策过快导入导致地方政府对本地乡村特色挖掘得不够深入，过分专注于外观的新、古、特，而忽视其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造成了很多传统村落被拆除重建成现代（或仿古）建筑群【比如笔者于2015年8月份调查的南方某少数民族村落，坐落于汉族聚居区，其建筑形式已经被汉化，但非物质文化传承仍在，因此被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地政府在得到国家资金补贴后，又追加了一些补贴。但是，当地政府意图拆除该村，按照少数民族的建筑样式重建。在调研期间被笔者说服“不要拆除，拆除了建设的，那是假古董”，但后续进展如何，笔者未知】，很多历经上百年积淀形成的“斑驳”墙面被粉刷一新。各地急于推进集中居民点项目，使得乡村风貌呈现出毫无特色、毫无文化、毫无美感的“半城市化现象”（图6）。图6 某地中国传统村落改造后（左）和改造前（右）的比较（480村调查）3.3 村民和基层政府认知能力低导致田园风貌被忽视我国农村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根据201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仍然不足30%，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更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地区高中文化以上程度的人口比例仅为9.8%。对比日本，其居民九年义务教育从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就已启动，今天的日本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居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相当高。我国农村地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导致村民和基层政府对乡村风貌保护的认识不足，缺少审美和文化传承的认知，从而导致乡村风貌整体上难以传承维育，田园（乡野）景观风貌亦被忽视。3.4 现代化与传统的割裂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茫中国农村发展一直基于血脉宗族，以宗祠、庙宇等为精神寄托，有着长久的历史传承。但经历了“破四旧”和“文革”之后，传统文化逐步被贴上了封建和落后的标签，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自鄙心理逐步显现。加之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差异，导致村民普遍认为“凡是国外的，凡是城市的，就比农村优越”，现代化与传统至此明显割裂。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村民无力改建住房，导致居住条件极差，也使得村民对传统风貌的农房产生抵触心理。图7显示，仅12%村民认为传统民居值得保护，认可石墙和石路等传统风貌资源的仅占4%，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出现迷茫。3.5 村民的认同感出现分化，传统的风貌资源不被认可村庄的社会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出现了分化，480村的调查发现，年轻人对于村庄普遍缺乏认同，年龄越小越想要迁出农村（住建部课题组，2016），反之亦然。其次，村庄传统的风貌资源得不到村民充分的认可，留守人口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困难。访谈的数据统计显示，高达45%的村民认为，村里没啥有价值值得保留的东西，只有23%的村民认为传统文化和工艺是需要保留传承的，认为传统民居有文化价值的仅占12%（图7）。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村庄的物质环境破坏如此迅速——尤其在一些缺乏激励和保护措施的一般村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入侵，传统建筑的消毁和历史村庄的消失在加速。
图7 村民认为村庄环境中最需要保护的方面（480村调查）
3.6 村民积极参与的缺位导致乡村风貌维育缺少支撑近年来一些村庄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村民对于村庄环境的改善充满期待与热情。调研数据显示，74%的受访者比较关心或者很关心村落景观环境，87%的人愿意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明确表示不愿意的仅占4%（图8）；而没有主动维护村落景观环境的仅20%（图9）。但事实是，村民空有建设热情，长期缺乏参与机会，之前政府大包大揽的快餐式的建设行动使得村民乐于享受建设成果，而不必出力。久而久之，其心理由“积极参与”变成“这都是政府之责”。被访的村干部普遍反应，村民现在不愿意主动承担建设或维护工作；过去村民经常出工出劳修筑村庄道路和基础设施，而现在变得愈发困难。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社区建设滞后，作为村庄建设主体的村民往往缺乏有效的表达建设意图的机会和动力（有时村民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导致村民对政府投入愈加依赖，被动接受成为惯性。
图8 村民对村落景观环境是否关心（480村调查）
图9 是否主动维护村落景观风貌（480村调查）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许多城市在风貌建设和保护方面出现过失误，特色一旦丧失将难以挽回。如果广大农村内在的、个性化的精神文化传统涣散一空，外在的物质景观也千村一面，其损失将无可弥补。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乡村景观风貌遭到破坏的经历，1990年代以后开始大面积反思乡村如何回归本源风貌，亦经历了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转型和从现代化乡村向生态化乡村的转变。但是，总体而言，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研究主要偏重于理论概括，研究成果滞后于实践阶段。从近年来笔者在欧美和日韩台等地的田野调查来看，现实的经验更加值得推介。韩国和日本在1960年代—1970年代的经济起飞和快速城镇化时期，乡村风貌破坏也很严重。尤其韩国在独立后，民粹思想主导，几乎拆除了所有的日据时期建筑，直到21世纪初期才开始切实重视城乡风貌的保护，教训深刻。日本虽然在1960年代—1970年代快速发展时期同样经历了城乡风貌趋同、乡村特色丧失的问题，但通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乡村风貌已经大大改观，乡村特色在逐步显现。日本的乡村风貌保护重在区域差异化的指导政策，各都道府县都充分重视城乡风貌的维护，不同的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的良好认知形成了不同的城乡风貌。以法国为样板的乡村风貌保护立法工作亦值得学习。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重视对乡村风貌的建设和保护，且有必要融合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当下仿古仿洋建筑盛行和千篇一律的乡村风貌，固然有规划建设管理的责任，但也是我们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其自身的风貌特色，囿于传统裹足不前，不是时代所需。乡村风貌建设和管控也要与时俱进，寻找能够反映当下时代特色，又能够有地方要素的建筑风貌和景观建设方法,既要挖掘地方特质，又要与时代相融。比如传统民居传承，是人文要素、自然要素和能力要素共同作用的演化过程，需要与时俱进，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相融合，方能够使传统工艺焕发生机。我们走访过韩国、日本的一些村落，他们挖掘了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以资源特点为基础，成功塑造了独特的乡村风貌。比如韩国的圣水月村钱维诚铁囊剧场（图10），设计很时尚，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载体，每周都有游人光顾，很好地激发了村庄活力；比如日本著名的合掌村的风貌保护，亦融入了现代技术，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将传统特色与时代特点相融合，打造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观；再比如我们走访过的日本大分县日田市小鹿田地区的皿山和池之鹤的陶艺村，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落，但其承载了乡土陶艺技术的传承，村民生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紧密结合，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景观地（图11）。
图10 韩国的圣水月村钱维诚铁囊剧场
图11 日本大分县日田市小鹿田皿山和池之鹤的陶艺村
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乡村都处于自然式营建的缓慢发展状态，村民是村庄的建设主体，深谙村庄的地理特点和房屋选址，取材皆有地方性和个人审美倾向。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表明，乡村建设可以由农民自发地贡献劳动力，政府仅提供组织、技术和物质材料的支持，二者智慧地配合，其爆发出来的发展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村庄建设主体将进一步发生改变。政府、市场和资本将更多地参与乡村建设。乡村风貌在主体日渐混杂的矛盾环境下受到的冲击日益复杂化，急需政府、资本和村民三者的协调互动，这时民间团体（比如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艺术家、建筑师和规划师等群体）的灵活性优势将得以显现。放眼日韩，乡村地区的民间社会团体非常多，几乎每一区域（城市或乡村）都有几十个，甚至于上百个社会团体，他们经常去策划一些活动，以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例如，我们考察过的韩国釜山市近郊的甘川文化村，通过“政府+居民+专家团体+艺术家团体”的协同方式，把一个破败落后的城边村演化成为韩国有名的艺术文化村，很多知名韩剧在此取景。但如果从学院派的艺术价值认知来看，改造前的这个村落很普通，甚至几乎没有风貌保护的物质价值。然而，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了这个城边小村的成功改造，塑造了富有特色的村庄风貌（图12）。
图12 韩国釜山市甘川文化村
保护与发展是一对辩证矛盾。只有人居环境改善了，村民才能够更加重视风貌，风貌保护才能有更高的起点。目前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由多部门进行配套【如交通部门负责道路建设资金管理，农业部门负责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设施的资金管理，建设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危房改造和古建修复资金的管理等】，但这些部门间往往缺少足够的横向协调关系，大部分的资金投入急于取得建设成效，而忽略项目的统筹建设。在实际的村庄建设过程中，各部门资金到账时间，项目大小和建设内容往往都不一致，重复建设情况时有发生【例如道路硬化时不考虑供水和排水管线空间的预留，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时，又要开挖道路埋管，造成道路一次建设浪费；在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不考虑生态系统的维护，投资建设的硬质水渠在生态环境建设时又可能被拆除】。因此，要统筹安排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并继续加大投入（不仅仅是物力，还有人力）力度，以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进而促进乡村风貌的建设和保护。在支农资源的统筹管理方面，韩国的经验亦值得我们学习。韩国政府早先的农村支援工作同中国类似，条块分割严重，效率低下。但是韩国政府积极总结经验，改善政府支援的组织模式，提高行政效率和支援效能。2000年将原分属不同政府主管部门的水利协会、土地开发协会和农田开发协会合并，成立了“韩国农渔村地区综合开发支援协会”【该机构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农林水产食品部，在全国各地有93个分会，6个社团，雇员达5300多人，2014年年度预算约为9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负责大都市地区以外的农渔村建设支援。该机构充分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采用小规模、分阶段的方式，倡导激发农民积极性，触发村庄的内生改造机制。据统计，2005—2015年间该机构实施的支援项目共有1430个，取得了较好成效，农渔村发展和乡村风貌得到了有效提升。中国地域广阔、差异巨大，乡村风貌的保护除了从理念和策略上进行提升以外，还需要立法上的保障。放眼发达国家，1993年的法国率先出台了《景观法》，探索了从法理层面保护城乡风貌。日本在2004年颁布了《景观法》，2008年颁布了《历史风致法》，该法是针对城乡景观、历史风貌保护，促进环境品质提升的国家法律，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地方的“历史风致”。韩国在景观风貌保护上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取得了很大进展。韩国为了保护和改善乡村风貌（和人居环境），农林水产食品部1994年颁布《农渔村整备法》，2009年进行修订，增加了农渔村景观管理规划的相关内容；国土部1991年颁布了《自然环境保育法》，2005年进行修订，增加了关于建设活动对周边地区景观影响评估的内容。2006年农林水产食品部发布了《农村景观改善综合对策》；2007年国土部颁布了《景观法》；为了增强乡村风貌气息，2011年农林水产食品部又发布了《“五感景观”推进对策》；2012年国土部发布了《国土景观综合改善方案》。显然日本和韩国对乡村风貌的重视在日益加强，并通过立法手段予以强化。尽管如此，立法保护城乡风貌也存在困难，主要在于对风貌属性的认识和定义。风貌的主体要素是建筑和设施，但是对于建筑和设施而言，其大多时候是私权性质，原则上讲法律是不能对私权予以约束的。但法国的景观法明确了“建筑……以及对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和文化遗产的尊重，都属于公益”，日本随后也明确了“景观风貌是公共财产”。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要尽快立法明确“乡村风貌是公共财产”，立法保护乡村风貌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路径。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必须要立足于国情，要与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产权制度等的改革同步推进。乡村风貌保护工作离不开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重城轻乡思想，使得乡村规划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从确定乡村规划的法定地位到具体实践，经历的时间较短，相关理论建设滞后。对乡村规划所处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理解不足，导致在很多地方实践中，出现以城市规划手段建设乡村的现象，而非“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标编制乡村规划”。另一方面，尽管《城乡规划法》颁布已经10年，但至今乡村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界定尚不清晰。各地的乡村规划编制缺少工作目标、技术标准和方法的指引，规划成果缺乏地域特色，简单照搬城市空间形态，割裂了乡村空间环境的组织肌理，使乡村丧失了本来的活力和文化。因此，要强化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推进乡村规划的学科建设，服务乡村风貌的维育。几千年来的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着当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镇化持续40年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外在体现于乡村风貌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巨大，也导致乡村风貌呈现出地域性特征，比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风貌维护与人居环境建设之间的冲突，经济发达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的乡村城市化特征明显，西部山区偏远乡村由于移民下山导致其风貌无人维护的尴尬局面，而城市近郊地区的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并行，其风貌维育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等等。这些地域性的差异问题，是今后乡村风貌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毫无疑问，中国乡村风貌保护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但客观而言，乡村风貌保护是国际性难题，各国虽然都在实践领域中积累了经验，但很难说哪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全盘复制。比如欧洲诸国，其乡村风貌得以较好保存与其传统的城邦国家制度有关，亦与其砖石建造工艺有关，欧洲诸国虽然基本维持了乡村地域的传统风貌，但其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失和老龄化依然使得乡村风貌维育日加艰难，其大都市近郊的乡村风貌城市化现象也很明显；韩国乡村风貌总体而言并不算好，但其统筹资源来体系化地支援乡村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韩国和法国的景观风貌立法同样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日本的乡村风貌建设过程也经历过“有些近似粗暴”的一刀切政策，虽然总体上风貌保护成效显著，但很多局部地区（比如东京远郊）的乡村风貌建设亦不敢赞赏。在实践中，国际上的诸多经验远非文献阅读和学习就可以体会传承，实地的访问踏勘可能对决策者而言更加重要，只有在真实的田野调查中，方能深刻体会到国际经验对于中国乡村风貌保护的借鉴价值。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2018年短短一年时间各地的乡村建设和投资如火如荼，正在极大改善着农村人居环境。但是笔者担心的是，在巨量投入之下，我们的乡村是否已经准备好，我们的乡村传统风貌承受外力冲击的能力到底如何？大量已经发布和即将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能否充分重视乡村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国家各部门职能分工的重新划分是否会对乡村风貌保护形成积极的合力？社会各界是否已经认识到传承乡村传统风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种种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科学研究，也在具体实践和宣传上。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乡村风貌保护的工作永远在路上。作者：张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委会秘书长。leonzsh@tongji.edu.cn
王丽娟，硕士，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李仁熙，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建筑大学院教授；釜山市建筑师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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