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坦言“城市人”理论是受到“经济人”理论、人居理论等的启发而提出的。“城市人”理论与传统规划理论存在的主要区别如下：在价值观上，传统规划理念认为人是自存（利己）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规划手段上是以功能为本，基于“功能”去划分不同生产/生活区，并用空间指标（如可达性）来衡量规划的结果；“城市人”规划理论则认为人是追求自存—共存平衡的，目的是追求二者平衡的最优化，规划手段上是以“人”为本的，基于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指标，去匹配典型人居和典型“城市人”的空间接触机会，并通过空间指标（如可达性）和人的指标（如满意度）共同来衡量规划的结果。在所有这些区别中，基点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传统规划思想更多是基于以利己为主要特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而“城市人”理论则基于人不仅仅是自私地追求自存，同时也可以考虑其他人共存的理性“城市人”的假设。在纯粹经济生活领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许是个体自身的事情，而在规划领域或者公共领域，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公民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上，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单纯累加似乎即可得出群体利益最大化，但由于众多个人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因而，如何取得个体与整体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实现自存与共存的最优化，就取决于“规划”，或者“顶层设计”，或者是“制度提供”。如一个学校的选址确定，离学生A近，或许离学生B就远了；一定学生人口的区域内，规划学校的个数多，学生上学选择多了，但学校平均生源的数量就降低了。通过是恰当的“规划”或者“制度设计”，可为“经济人”假设下的理性“经济人”自由选择创造更好的条件。因而，“城市人”假设与“经济人”假设不是同一个层面的，而是在比“经济人”假设更高的层面来处理问题。推而广之，在其他涉及公共领域，也就是说存在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领域，“城市人”假设也具有普适性。追求自存与共存利益最优化的理性“城市人”假设对只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其实，经济领域的凯恩斯理论，以及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ouglas MC Gregor）于1957年提出的X-Y理论等，都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有力反驳。这是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社会性在理论维度上的反映。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如何在基于人的社会性假设的基础上，发展和丰富相应的理论和技术模型，为公共管理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宾洪超，自然资源部执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