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最具影响力学术文献”评选结果
【编者按】去年是本刊创刊40周年，我们评选出了《国际城市规划》“最具影响力学术文献”共40篇。两周前，本公众号发布了评选结果，并在之后将这些“老”文章整理出来，从今天开始分八次推送。在整理这些优秀文献（尤其是今天推送的这几篇）的时候，小编发现，尽管时间已过去了40年，尽管在今天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炫酷的新技术、新方法，但这些“老”文章里提出的“老”问题，直至今天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答案。这提示我们，“城市规划”关注的核心，始终应该是“人”。整理这些文献的过程，是一个回归初心的过程，希望您在阅读这些经典文献的时候，也有同感。
丘比丘宪章是继雅典宪章以后对世界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界颇有影响的一个文件。1933年雅典宪章的制定，对西方的建筑理论与实践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雅典宪章存在着不少理论上的根本缺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曾出现规模较大的居住区建筑，如美国圣路易的依格罗，英国伦敦的罗汉姆敦以及早期的新城建设等等。在实践中，人们对这些早期的理论观点开始怀疑，到六十年代，基本上放弃了这种设计思想。
1933年的雅典宪章是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影响下产生的。勒·柯布西耶的设计思想最早体现在马赛公寓的设计中。这是一个单幢建筑物，但实质上它是一个小区；勒·柯布西耶把小区的“商业街”，“福利设施”和“游憩绿地”都搬进楼内；首层是一排排“鸡腿”，之间与地面园林相连接。这是勒·柯布西耶著名主张“太阳城”中的一个基本单元。通过这项工程，他用具体实例来阐明他的比例理论，即以人的尺度为基础的模度制。从勒·柯布西耶一生的建筑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西欧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传统的真正继承人，尽管他似乎看来与古典的巴黎美院派是势不两立的。1933年的雅典宪章的思想根源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1977年制定的马丘比丘宪章取名于一个被遗忘的拉丁美洲古代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像古希腊那样强调人凭着自己的理性去驾驭自然，而是“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这很可能是两个宪章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其实，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由来已久。最近的例子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与勒·柯布西耶之间的对立，前者对后者发展到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后者却保持了有礼貌的静默。勒·柯布西耶是典型的欧洲“城里人”而赖特来自美国的大草原，祖先是当地人，也是名符其实的“乡下人”。赖特的设计基地“泰利辛”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农庄。因此，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建立在所谓的城市生活之上，而赖特的建筑基础是大地，是自然——这是他的“有机建筑”的思想实质。虽然赖特也曾从事过“城市规划”设想。他的“广亩城”（Broadacre City），实质上是对城市的否定。用他的话说，是个没有城市的城市。他认为大城市应当让其自行消灭。其实，这两派的目的都是为建筑设计寻找思想依据。用今天西方理论上常常碰到的一个字眼来说，这就是Context——苦于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译名，能不能说是“设计依据”呢？雅典宪章是由“现代建筑大会”（Congre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简称CIAM）提出的。CIAM于1928年在瑞士成立，公开宣称它的目的是要把“建筑建立在真正的基础上，即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上”并认为“城市规划是集体生活的各项功能组织；对乡村地区以及对城市地区，道理都是一样”。第二次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的结论以“最低收入者的住宅”一文发表，并举行了一次“低造价住宅”设计展览。低造价住宅是当时欧洲各国最关心的问题。第三次会议于193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这次会议把工作再推前一步，由低造价住宅发展到邻里单元设计，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来满足居民需要并提出如何改进现有立法程序从而保证计划的实现。会议的结论发表于“合理的基地地块划分”（Rational Lot Division，1931年斯图尔特出版）。从这次会议起CIAM的重点才转移到城市规划，认识到城市与区域规划是解决建筑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CIAM主席改选，由阿姆斯特丹城市规划处的科内尔·冯·依斯德伦（Cornell van Easteren）担任，他同CIAM的荷兰分支成员一起承担了下届会议的准备工作，他们曾于1931、1932、1933几次同欧洲各国成员举行了工作会议。第四次会议在1933年召开，议题为“功能城市”，会议是在一条邮轮上举行的，由马赛出发开往雅典再返回。参加会议的除建筑师外，还邀请了音乐家、诗人、作家、画家等等。在雅典，他们在派提隆神庙底下一所大学里讨论了以后命名的“雅典宪章”。从以上简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雅典宪章的出发点是建筑。为了解决建筑理论与实践，他们最终找到城市与区域规划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它说明建筑与城市规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对我们来说，这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今天我们从事建筑设计的同志总是把城市规划看作与我无关，从事规划的同志不过问建筑，只看到自己的“总体规划”。这个认识上的错误实在是我们城市体型环境找不到良好表现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局面对现代化城市建设极为不利，急需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从建筑教育开始，努力把割裂的关系统一起来。雅典宪章在我国曾经有个翻译本，书名叫“都市计划大纲”。编译同志还作了注解，把雅典宪章简单地说成是都市计划大纲。确实，就其内容来看，谈的是规划问题，但其涉及面还比较窄，实质上还是谈的建筑。CIAM就是研究现代建筑的。这个现代建筑的特征就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不可分割性。就是在1933年这也不是新问题。如果研究一下，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建筑运动的萌芽，就可以看出建筑必然同经济的、社会的，也就是城市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城市规划奠基人之一帕特里克·吉弟斯（Patrick Gedes）是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学生有当今的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些人早已把建筑引向城市的领域。现代建筑运动中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改良社会主义，它的创始人之一威廉·莫里斯（Wiliam Morris）是英国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当年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在工人运动起来时，却成了叶公好龙。勒·柯布西耶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书里有一章叫做“建筑还是革命”，认为建筑搞好了可以不必革命！勒·柯布西耶就是CIAM的首要人物，是雅典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们中间还有瓦尔特·格鲁庇亚斯[Walter Gropius]，科内尔·冯·依斯德伦，约瑟·L.·叟铁[Jose L. Sert]，西格费尔·吉亚屯[Sigfriel Giedion]，马克斯韦尔·弗赖伊[Maxwell Fry]）。雅典宪章发表以后确实对西方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起了巨大作用，它的功绩就是扫除了当时建筑界中的巴黎美院的形式主义设计思想——当然不是全部——把建筑设计同经济的、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在过去，建筑大师们从不考虑劳动人民的居住问题，更不用谈城市了。在西方，建筑师由于职业的特性，只能为大资本家服务。即使是这些稍有觉醒的建筑师也不可能真正担任起改造整个城市的任务。他们凭着自己善良的愿望，但又不敢触动社会的根本制度，以为用自己的为社会着想的蓝图就可以建设起人间理想乐土。第二次大战以后的三十年，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和雅典宪章的指导思想显示出根本性弱点。对于这些缺陷，马丘比丘宪章按问题的重要程度逐条予以修正，并简单扼要地予以阐说。新宪章起草人提出的修正并不是由于他们高明而提出独到见解，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总结所得。这三十年的经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执政人很明白自己所处地位的危险，能否在战后废墟上复兴，事关统治阶级的存亡；因此，早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准备福利社会的蓝图，战争结束，各政党的竞选纲领最激烈地集中在重建家园的问题上。大战中的英雄邱吉尔让位给工党艾德礼。人民要和平建设，要过问一切与自己切身有关的事业，要参与一切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人民要发言，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让步，让步是为了保存其自身。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在建筑与规划领域都有反映，在马丘比丘宪章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修改过的宪章是为了要在新的形势下指出建筑与城市规划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现代建筑运动如果要继续前进，没有这么一个适应过程，是不可能的。估计这一修正后的宪章在今后建筑发展上会有很大影响，像其前身一样会在一定时期内起它的作用。然而，马丘比丘宪章像其前身一样不可能有其实施的必要前提；那就是，归根结底，在那里不可能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制度。可是，也不能否认，当西方能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并做出相应反应时，他们的事业是会向前推进的。作者：陈占祥（1916—2001），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总图组组长。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1950年与梁思成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撰有《中国建筑理论》《古代中国城市规划》等论文。本文首发于《城市规划研究》（《国际城市规划》曾用名）创刊号（1979年1期），p15-17我与UPI的故事 | 秦凤霞：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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