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收缩的城市》中文译本的序言中就发出呼吁：“中国的城市规划师不仅应肩负起‘为了增长而规划’的职责，也应该准备好‘为了萎缩的规划’，两者结合方能实现更健康的城市和区域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开始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步调，“收缩城市”如今逐渐获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城镇发展中阶段性、周期性、持续性的收缩情景可能会经常出现。因此，有必要展开收缩期的规划方法探索，弥补我们在应对这一情景时的技术储备不足。本期主题“为收缩而规划：范式转换和关键议题”，涉及城市收缩应对中的思维转换、国际比较与政策议题，试图讨论收缩规划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1）范式转换方面。第一篇译文《为收缩而规划：一种悖论还是新范式》详细介绍了有关为收缩规划还是为增长规划的争论，在国际发展语境下开展了对收缩应对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论述，引出了本专辑的核心话题“为收缩而规划”。第二篇综述文章《收缩治理的理论模型、国际比较和关键政策领域研究》，延续了译文的话题，通过理论模型介绍“增长与收缩是城镇化的一体两面”的核心观点。并且结合中国当前国情，比较和讨论了国内外城市收缩应对策略和方法（收缩治理）。（2）关键议题方面。本专辑文章涉及的政策方法横向覆盖了：“收缩城市形态管控”——《收缩城市的形态控制：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框架》、“收缩城市的社区行动”——《精明收缩理念在美国锈带地区规划实践中的新进展：扬斯敦市社区行动规划研究》、“土地和住房空置问题治理”——《精明收缩理念下城市空置问题的规划响应与启示———基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比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城市收缩时代的规划对策研究》等多个领域。（3）本专辑涵盖多个收缩城市研究典型国家和区域：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中东欧，还包括一篇在英文文献中尚研究不多的俄罗斯收缩城市原创论文：《严寒地区的收缩城市研究——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三个极地城市为例》。【摘要】已经有大量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文献加入到城市发展问题的学术讨论，它们在多种多样的（甚至差别极大的）城市发展背景下研究制定相应规划政策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收缩的学术争论仍然势力微薄并且片段分散。这也许是该话题本身的特点，或因为城市收缩还是个相对新颖的概念。对于如何为收缩的城市制定规划，学术界目前还缺乏一个明确、详尽和全面的理论讨论框架。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收缩的内涵和意义，思考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作用，以及思考为收缩而规划时所面对的冲突和矛盾，即收缩规划中的“悖论”。规划应如何应对收缩？相应的规划政策应该是什么？收缩规划就是为人口减少而制定的规划吗？或是为了管理人口减少的规划？还是一如既往，是为了恢复人口增长的规划？管理收缩到底意味着什么？本文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初步的结论。
本文将“收缩”视为与“增长”“慢增长”和“停滞” 一样的城市发展路径，旨在将相关实践经验转译为收缩理论。 有关城市增长及其模式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目前尚未形成“收缩的理论”。林克和卡比施补充指出，“收缩的概念”也有待进一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学术概念，而非当前这样仅聚焦于一系列的问题和表象 。相关文献并没有阐释清楚收缩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这带来了很多困惑，如：人口增长自然而然会带来城市增长, 但人口减少并不一定会立即导致城市收缩。人们通常说“人口衰退”（population decline）而非“人口减少”（population decrease），这并非偶然。前者附带着某种额外的、不受欢迎的负面影响或发展病症——城市收缩。因此，除了个别例外, 研究通常选择回避或搁置这一问题,将“人口的演化趋势 （减少）”与“空间的相应变化（收缩）”等同看待。 我们认为，“收缩”应被看作与“增长”同等的城市 发展模式。在城市和区域规划课程中，学生学到的第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增长”不等于“发展”。城市增长可能只是水平或垂直方向的扩张，而城市发展则意味着进步、演化、品质提升，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飞跃,未来比现 在更加高级。因此，我们认为城市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整体趋势——增长、慢增长、停滞或收缩。同时，各种空间形态构成，如紧凑型、分散型、蔓延型和（或）多中心型，都有可能（独自或同时）出现于（并塑造着）上述每种趋势类型 。 鉴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洲），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文献综述来批判性地讨论：收缩规划究竟是一种悖论还是新的规划范式？“收缩城市”最早出现在1996年莱布钦斯基和林内曼所做的美国研究中。他们将收缩城市描述为已经衰落的“垂直城市”（vertical cities），而增长城市则对应指“水平城市”（horizontal cities）。作者提出, 这两种城市原型的基础设施、便利性和住房市场差异巨大。垂直城市被认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高速公路、大运量交通和铁路系统将市中心与郊区连接起来。其人口密度很高（通常超过1万人/平方英里，约合3860人/平方公里），建有大型公园等便利设施。垂直城市以其中心区密集的写字楼、制造业、购物和文化活动而闻名。一般说来，大约一半的住房建于1939年之前，主要由行列式住宅、无电梯公寓和高层公寓楼组成，其出行便捷，主要的工作和娱乐场所步行可达。 相比之下，二战后出现的水平城市并不是升级版的垂直城市，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类型。作者坦言，水平城市提供了大部分美国人偏爱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很快抛弃了对垂直城市生活的浪漫想象。这一对收缩城市的认识与郊区化和城市蔓延密切相关，并且主要关注北美城市。但如今，收缩已经远远超出了郊区化的范畴。 “收缩城市”的概念与霍伊特和勒鲁在2007年提出的“被遗忘的城市”（forgotten cities）有相似之处 。后者可以纳入前者的概念范畴，但反过来并不成立。“被遗忘的城市”指的是那些曾经给全世界生产服装、机械产品和奢侈物品的地方。这些（北美）城市经历了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其他发展困境，成为所在国在失业率、房屋贬值和犯罪等问题上“领先的”城市。作者指出，“被遗忘的城市”面临的发展挑战往往被含糊地解读，很少被详细阐明，例如：缺乏公民参与机制，政府管理能力不足，以及长期的、 消极的集体心态。 霍伊特和勒鲁用三个标准来界定“被遗忘的城市”：（1）1880年之前人口规模超过5000的旧工业城市；（2）根据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规模在1.5万~15万之间的小城市；（3）根据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3.5万美元的贫困城市【美国有150个城市符合这些标准，总共涵盖740万人口】。霍伊特和勒鲁在报告中指出，与全球城市或“复兴的城市”（“comeback” cities）不同，“被遗忘的城市”没能从1990年代的国家经济繁荣中获益。它们尽管存在巨大的发展需求，但直到最近才引起学者和决策者的关注，这与“收缩城市”的处境是一样的 。 作者从上述三类被遗忘的城市中发掘相似之处，并将其概括为衰退的五要素（或阶段）。他们指出五要素不会按严格的先后顺序出现，最先浮现的常常是以工厂倒闭为特征的发展“震荡”（shock），最终的结果通常归结到居民将失败感内化为“耻辱”（shame）。在震荡和耻辱之间，繁荣之后的衰退过程还将经历“下滑”（slippage）、“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on）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被遗忘的城市”与“收缩城市”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人口规模标准不同。 与一般城市相同，收缩城市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特点也多种多样。尽管（城市）收缩不会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我们仍能从研究文献中提炼出它们最重要的共性特征。从广义和常识来说，收缩城市是人口正在减少的城市。收缩首先（也最常）被用作人口衰退的代名词，或作为引发人口衰减趋势的多影响因素组合的代名词。在城市收缩定义中，收缩常被视作衰退（decline）或衰败（decay）的同义词，而不被看作增长的反义词（或反向发展模式）。因此，城市收缩的定义通常带有某些悲剧性和贬义。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了人口衰退和（或）老龄化中的人口学变化特征。由于背景、城市化率和城市等级结构的差异，现有文献所描述的各个国家的情况在人口变化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别。根据“收缩城市地图项目”的定义，收缩城市指的是出现了大量暂时性或永久性居民流失的城市。在收缩城市地图项目中，如果流失累计达到人口总量的10%或年均超过1%，则被认定为人口流失严重【这种界定纳入了在郊区化的影响下外围增长的同时发生城市收缩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内城收缩很难与那些大都市区收缩的地方区分开来】；该标准也适用于大都市内部的收缩分区，即使分区位于仍不断增长的城市内。在欧洲城市发展轨迹研究中，图罗克和迈赫年科将人口变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相对衰退）的地方界定为衰退城市；与人口变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相对增长）的增长城市相对。 可见，图罗克和迈赫年科仍将人口作为概括城市发展轨迹的主要指标。一方面，这是由于人口数据比较容易获取（可获取性），并且可结合旧文献档案展开比较研究（一致性）；另一方面，人口数据尽管并不能表征城市的所有变化，但还是能够有效反映城市的发展状况。虽然人口变化在收缩识别中至关重要，但城市收缩概念的丰富内涵已经超越了人口衰退范畴。基于前述收缩城市地图项目的广义定义，魏奇曼进一步提炼了收缩城市的定义，即“总人口大于1万人，大部分地区人口流失超过两年，并且正经历着由经济转型导致的结构性危机的密集城市地区”。 综上所述，21世纪的城市收缩是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多维度的现象，伴随出现区域、大都市区、城市或局部分区等空间尺度下明显的人口衰退、经济下滑和国家或国际地位下降现象。如前文所述，收缩也可能影响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伯恩和西蒙斯将收缩与被抛弃的区域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与繁荣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地区面临着诸多问题：人口衰退和老龄化、就业市场萧条和财政收入萎缩。此外，根据奥斯瓦尔特的观点，收缩城市是全球化经济中的失败者聚集的地方。 收缩城市也不等同于规模更小的城市：量的变化带来了质的变化，规模减少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冲击。此外，这些城市丧失了沃斯从社会学视角提出的三项条件：城市是一个相对规模较大的、密集的和异质个体永久聚居的地区。也正因为如此，收缩通常给人以衰退的印象，并总意味着城市性的损失。它在空间上可表现为圈层型（中心收缩）或反圈层型（郊区收缩），以及马赛克型或穿孔型（混合类型收缩）。换言之，收缩可能不是地域范围内均一的发展形态。在整体停滞或收缩的地区中，局部仍然可能维持增长。总之，我们认为收缩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地区人口减少，有可能（也可能不会）引发空间上的收缩。收缩城市就是那些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城市。 我们需要了解，在缺乏积极的规划应对或仅维持以增长为导向的规划政策时，可能发生的收缩特征。明确文献中提到的人口衰退后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未来规划研究和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和行动领域。首先，人口密度的急剧下降就是人口衰退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同时也是收缩中不可避免的特征，它能产生多重影响和后果。 在法拉利和罗伯茨看来，建成环境的变化是收缩的关键后果之一。在英国的城市收缩影响分析中，空置房屋的数量和废弃土地的总量都是重要的要素。阿伦斯预计德国收缩地区的空置房屋数量还将不断增加【例如阿伦斯研究的德国新联邦州，大约有100万套公寓已经空置】。内文等认为收缩中的英国住房市场暴露出诸多问题：房产类型过时、目标市场萎缩、房地产空置、内城空心化。稍后将讨论到，这些问题正在侵蚀社区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并影响支持社区发展的各类公共服务【内文等指的是联系默西塞德和曼彻斯特中心及以外的M62交通走廊】。这些问题并不仅出现在城市中心区，穿孔型收缩也出现在都市区或其周边的任何地方。 在赫兹看来，人口变化趋势表明欧洲各地的人口和就业将会经历长期衰退。这在农村和小城镇地区特别明显，大城市的某些地区也同样如此，最终，衰退将导致穿孔型收缩区域的出现。人口减少导致的一些空间影响也可能成为规划者的机遇。总体下跌的房地产价格和疲软的住房市场可能会减小投资和空间消耗压力，导致市中心或其他抢手地段的房地产价格意外走低。 在德国，梅丁综合考虑了财政收入和支出，探讨了人口影响下的普遍性地方政府金融危机。他认为，仅仅考虑人口变化（衰退）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不够的。在收入方面，作者的观点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将持续增长，“人均”公共和市镇财政收入可能会增加；由人口分布不均衡导致的地方政府收入差别，可以通过财政均衡政策来平衡。 同时，梅丁认为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危机包括四个部分：（1）在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仍将保持不变；（2）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人均”支出会增加；（3）内部人口迁移会产生额外支出；（4）在吸引人来定居的“恶性” 竞争中，执行“过激的”吸引政策会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区域间的人口竞争还将间接带来人口进一步衰退的危险。因为对于既定的人口总量，某地区人口增长只可能以其他地区人口损失为代价【梅丁指的是因财政原因而为居住人口展开了激烈竞争的德国市政府。他认为随着整体人口的减少，这种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阿伦斯认为，收缩城市的税收基础缩小和税收收入减少，将无法在财政方面支持扭转人口流失措施的实施，例如：德国针对服务规模过大的公共设施展开的调整措施，以及其他结构性调整项目。首先，空置的房屋和土地导致社会、交通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过剩；其次，随着人口密度下降，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和交易成本将逐步增加。因此，伴随着人口收缩，规划师和基础设施运营者面临的新挑战是：需要用更少的资金，来维持已经规模过剩且利用不充分的基础设施。 同样在德国，科齐奥尔强调随着人口衰退和消费减少，基础设施系统将容易出现由低使用率导致的故障。因此，收缩会妨碍设施的高效率运营，并产生额外的后续维护成本。首先，饮用水供应、污水处理、电力、区域供热等基础设施的管线投资，是与长期维持该基础服务所需的有效固定成本相关的，这是收费价格的关键组成部分（占50%~80%）。其次，如果依靠城市再开发/规模精减策略，缩减、转移和调整服务设施管线、泵站和分流站等工作也会直接产生高额成本，并且将现有固定成本分摊到少数消费者中还会产生间接成本。最后，如果将精减基础设施产生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行。赫兹还讨论了城市收缩对埋设型基础设施的影响。作者认为围绕（次）中心区和基础设施廊道提升密度的可能性很小，新的建设活动仍然将继续以较小规模展开。尽管部分埋设的基础设施将变得规模过剩，甚至会闲置，但其大多数管网在网络式布局构架下仍是必不可少的。赫兹认为，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更经济、有效地利用资源,未来“人均” 需求的下降将加剧基础设施服务需求的收缩。可见，基础设施本身需要进行不断调整，基础设施服务的成本将会不断增加。当然，这也从需求角度推动了精减规模的动力，为其向更可持续的方式调整并适应新的需求模式提供了机会。 对于德国的情况，几位研究者也认识到，在收缩城市的基础设施供应中，存在“服务网络扩张而消费需求下降”和 “难以维持成本—效益平衡”等技术和经济问题。例如：莫斯发现废弃的工业用地（即棕地）是基础设施系统的“冷点”（cold-spots）。阿伦斯认为，纳税人数减少将导致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财务负担增加，进而降低普通家庭的交通机动能力。 阿伦斯进一步解释，由于影响交通需求的要素很多，不同要素的影响效果可能相互促进，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很难准确估算人口变化导致的影响。尽管如此，如果人口严重流失导致地区出现了交通量显著减少，则可能致使：（1）交通量（特别是在高峰时段）减少，车道数减少，街道宽度减小；（2）支路的交通量减少（因为车辆无需因避开主要道路拥堵而选择支路）；（3）交通宁静区域扩大；（4）停车位供应充足；（5）公共交通座椅、服务站和其他交通设施的维护费用减少；（6）公共交通使用者开始重新使用私家车出行（因为停车位富余且拥堵少）。此外，虽然仍然无法作出准确的中、长期预测，作者确信公共交通需求将明显减少。 基于德国实证研究，斯特罗迈尔和巴德尔指出未来弱势群体（穷人、老年人和移民）【德国和非德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的人口在不久的将来会以移民背景为主，即使没有更多的外来移民迁入】将占据城市景观的主导地位，他们将聚居在某些社会问题集中的城市片区。其原因一方面是选择性移徙，即德国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迁移；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发现城市中出现了“极化”（polarizing）发展的趋势，即城市社会学家所说的“隔离”（segregation）：居 民 人 口 因 其 社 会 地 位 特 征（居住区的社会地位）、家庭形式和生活方式（家庭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等。 这实际上是非常急迫的问题，这些“有特殊发展需求的地区”（顾名思义）会穿透到城市中，引发避免进一步社会分化的迫切需求，成为收缩城市面临的重要挑战。反过来，弱势群体的集聚也会导致购买力下降和社会问题累积。以捷克、芬兰、德国和西班牙为例，霍尔巴赫-格鲁米格和特拉普指出，人口减少会导致技术工人（重要的区位因素）稀缺，影响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人口减少和技术工人稀缺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虽然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市增长更能吸引犯罪，其犯罪率可能更高。 除了上述特点，收缩城市中人口异质性的减少和衰退会导致社会生活和公共领域消亡，造成知识和文化上的空白，而这两个领域是创意和创新的源泉。此类衰败将会对地区形象产生明显的影响。正如博雷加德在对北美的分析中所断言的，如果市民精英阶层很在意他（她）所生活的城市向世界展示的形象，那么城市形象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博雷加德发现，振兴和衰败的形象在叙事价值上是不平等的。振兴/增长的形象可以拓展城市发展的未来，而衰败的形象则会限制城市发展的可能。振兴和增长的形象往往与富足和成功相关联，意味着探索和达成幸福生活的无限机会。 “衰退”和“收缩”都很难引发正面的、积极的故事叙述。此外，严峻的日常生活和贫困化过程中除了疲惫、消极和崩溃，无法给其他任何事物留下空间和时间。在德国，博里斯和贝特格认为收缩城市的核心问题是缺乏驱动力，充满绝望感和悲伤感，即存在极端负面的认知图景或心理状态。即便德尔肯的研究表明，生活在德国收缩城市中的留守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降低。博雷加德也简要地反思了通过城市形象来认识城市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到失去投资和被资本抛弃的影响，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的影响......而在背后创造这些形象的动力机制却被隐藏了起来，不容易看见”。 如果不加以处理，所有这些后果可能导致更严峻的人口流失，加剧日益恶化的衰退（而非收缩）循环。这些问题的确不能被草率地对待，但我们也认为收缩并非绝对致命，或必然导致城市发展的失败。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规划应当致力于优化它们。 规划文献中有关收缩应对方法和策略（或建议）的成果非常多样，在观念认识、科学性程度、收缩背景和特征方面差异明显。在此类论述中振兴机制和行动领域是关键议题。尽管规划业界很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特别是美国和德国）进行如此大量内部性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性的探索（包括设计竞赛、原型研究、建筑博览会和城市研究），耶森仍然认为，现在评估规划在应对收缩中的作用还为时过早。耶森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到，城市结构和开发模型、参数正被用于一个反向的变化过程：收缩。尽管如此，霍兰德认为，与增长相反，规划者几乎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方法来解决收缩问题。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为了证明这种推论，我们将规划政策分为“反应型” （reaction）收缩应对和“适应型”（adaption）收缩应对两大类。“反应”是指试图逆转收缩并恢复增长的策略和措施；“适应”是指试图利用和优化收缩影响，而非致力于终结收缩的策略和措施。奥斯瓦尔特明确了收缩情况下的四个行动领域，大多具有适应性的特征：（1）拆除(deconstructing）；（2）再利用（revaluating）；（3）再组织（reorganizing）；（4）愿景构建 （imagining），用来塑造城市空间，并生成用于构建城市发展模型的相应概念。 文献中许多应对收缩的方法都是众所周知的规划议题，并多以增长为导向。例如：在新经济发展背景下应对、重塑收缩城市，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常被认为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阿伯的假设前提是，只要通过文化主导型城市更新、整合型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城市设计来吸引并留住创意人群，城市经济就将复兴。布朗等指出，音乐和“地方音乐产业”的重要性已经提升；与此同时，作者发现如何成功地将文化事业纳入更大的文化政策框架是成功的关键。一方面，这种方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另一方面，其应用范围又极其狭窄。 斯特罗迈尔和巴德尔，苏卡托和巴尔加斯-埃尔南德斯等强调了社区参与在应对收缩中的作用。在德国，斯特罗迈尔和巴德尔建议通过短期的、低成本的DIY项目来吸引个人参与公共事业，建立社区网络并节省成本。苏卡托认为，社区参与有助于稳定贫困地区并抑制社区极化，驱动这些地区的功能协调，例如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墨西哥，巴尔加斯-埃尔南德斯认同制定和实施综合性政策的重要程度，以减少复兴项目对社会和环境的冲击。莫雷斯认为，收入不平等、贫困加剧和拉丁美洲城市化中的社会排斥过程是解释该地区城市收缩问题的关键。很多城市管理工具，诸如建筑开发指标出售、开发权的转让或出售、公私合营模式、优先功能区划法、密度区划法和建筑法，有助于土地使用再民主化，以及逆转旧工业区的退化和收缩。这些方法在增长城市中同样得到了重视。 在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和吴姓学者的研究中，创新在澳大利亚收缩城市（特别是在区域创新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收缩地区可被视为发展知识网络的机遇——借此机会将研究和教育机构、科学家、行业协会以及社区和政府组织团结在一起，促进知识在城市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流动，通过联络更多的国际参与者建立国际网络，并最终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收缩地区可以发展成为具有创新力、创造力和活力的学习环境，这些都是保持竞争性的关键因素。以硅谷为例，汉考克认为，创意优势是使这些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独占鳌头的竞争优势，而这一经验对其他城市同样有效。奥迪拉克以美国为例探讨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城市形态和收缩之间的联系。奥迪拉克断言：一方面，ICT与汽车、卡车和飞机社会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能是城市去中心化、反集聚变化趋势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慢食运动”（slow-food movement）和其他“慢世界的活动” （slow-world activities）有可能成为收缩城市中反全球化的乌托邦。作者补充道，城市更新计划中将未使用的基础设施和空置土地恢复为绿色开放空间的行动可以换算成“碳信用额”（carbon credits），由此建立“温室气体限额与交易计划” （greenhouse gas cap-and-trade programmes）。这是一个相当新颖且积极的观点。 最后，邦杰、利伯曼和罗比森以及魏奇曼等研究者关注了收缩城市中住房政策和综合更新政策的作用。“适应型”收缩应对规划的最大成果是德国对过剩建筑和空间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更少的人口，相关住房政策致力于拆除空置或未充分利用的公寓建筑，以稳定住房市场，以便于稳定和改善其他城市住区。空置地块变成公园或广场，鼓励住户持有住房产权以加强人与空间的关联。这些研究者者认为，考虑到空置现象的复杂性，如果没有一个综合的城市发展战略，住房政策是无法发生效力的。 在财务方面，由于难以形成能保障回收投资的机制，收缩城市通常很难吸引到私人投资。此外，应对税收基础和税收收入减少需要同时采取“反应型”和“适应型”融资策略。在德国，前者的代表是梅丁所称的“儿童（和家庭）友好社区”以及“外国人友好社区”。此外，反应型政策还包括引入竞争机制，和在以下方面增加投入：（1）新居住用地；（2）房屋所有率；（3）社区振兴；（4）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和绿地；（5）体育、商业或文化活动。总而言之，实施一项综合性地方发展政策，在不忽视人口因素决定的财政风险的前提下，制定符合实际的财政支出计划。在美国，莱布钦斯基和林内曼将设立区域政府视为一种“适应型”策略。这意味着每当区域整体扩张时，将收缩城市与增长的郊区或其他繁荣地区联系起来，就可以向前者提供后者的财政资源；否则，就只能通过降低税收额来吸引人口——这就与以增长为导向的视角没有区别了。 在北美，针对空间和建筑物的过剩，席林提出了四种应对空置房产的策略：（1）建立区域不动产信息系统；（2）将综合性区划法执行方法机构化；（3）建立多用途的“土地银行”部门或项目，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策略，合理精简城市最贫困社区的规模；（4）为区域内所有的灰地和棕地再利用构建整体政策框架。席林提议建立“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孵化政策创新和试点项目，创造城市更新的新模式。例如：协调和整合经济发展和社区振兴资源；制定基于绩效的监管标准；振兴主管部门；通过合理精简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商业吸引策略。研究者指出，全国性组织有助于推动和管理生活实验室网络，分享实践范例并协作解决问题，统一全面地管理全国的合理精简政策行动。针对收缩城市的问题，应该优先考虑这种适应型策略。 林和杉山针对日本城市提出了具体的适应型策略——去郊区化和社会资本化，并提出以下要求：形成未来土地利用的共识；改革区划法规；协调建筑控制和税收；评估场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为房地产市场创造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并将发展收益转移到保护区。林和帕拉格斯特都提出了从精明增长到精明收缩的策略转变。从反应型视角来观察英国，穆利根认为关注环境问题和激进活动者（activism）可以作为催化剂，用来促进变革和改善城市形象，在经济停滞和紧缩的情况下吸引新的、可再生的投资。梅斯等提出了一个通用的、适应型的吸引力维持策略，希望通过这种策略，将英国的收缩城市变成吸引年轻人和新家庭的磁石。大学、空间环境和交通条件被认为是这一策略的关键。唯一的难点是找到能同时吸引年轻毕业生和新婚夫妻的品质生活模式。为了应对这种难题，城市必须有意识地制定一些城市更新、教育、交通和安全政策。鉴于此，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城市需要使用一些关键政策杠杆，例如：物质空间再开发、灵活的住房补贴制度和较自由的财政支出。 最后，一些研究者认为，城市和农村的收缩应该在区域尺度下解决，主张在收缩情况下制定综合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者认为，也只有在这种尺度下才能避免重复投资，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财政，使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与其他地区竞争人口和就业岗位，避免过多的景观消耗。斯特罗迈尔和巴德尔倡导公开辩论空间规划和发展政策中的人口问题，聚焦思考其对本地的影响，寻求具有区域差异的解决方案。这种观点并不是全新的，也并非仅适用于收缩情景。 对于德国的规模过剩且未充分利用的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建议基本上都是适应型的。科齐奥尔建议采用低成本的城市更新策略，即经济上可持续的城市振兴计划，具体包括：展望预期、趋势预测、重新利用、大量缩减规模、拆除、凸显长期优势、提高适应性、提高区域需求、 合理确定维度和优化投资。总之，应仔细权衡各项策略和措施，并全面协调和调解城市重建各个过程。阿伦斯建议在交通规划中加强使用者的年龄特征考量。他建议，重点应放在低成本的、软性的措施和政策上，以改善和维护现有的交通系统并提高运行效率。在这方面，应重新审视持续增长的假设、未来需求和价格合理性。调整优化后的综合运输规划准则应包括：可达性和安全性、服务品质、影响力和一致性，这些都是与收缩视角的规划目标一致的。 莱布钦斯基和林内曼为美国空置土地的替代性、适应型用途提出了建议：公园、游乐场和娱乐场所（商业的或非商业的）等，应利用企业赞助（或广告服务）来维持日常维护；水平城市，通过加强居民区的规划控制，降低密度并根据当前的需求调整住房类型；解除与私人开发商的关联，通过出售来筹集资金，补偿城市基础设施及安全服务的替换和维护费用，强化和填充城市肌理，创建更具活力的、更小的城市；用公共或私人资金清理房产，允许实施对房产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的开发项目。“欧洲住房委员会”给欧盟提出的住房政策建议虽然有些笼统，却具有现实性和适应性，特别强调：老龄化及其社会影响；老年人贫困风险的增加；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政策，设计“反周期”方法；长期性和前瞻性的愿景；与可持续性的融合。对城市而言，建议增加信息共享：建立地方监测系统；年龄主流化（age mainstreaming）【“年龄主流化”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在2009年提出的一项政策，目的在于使社会和经济与人口变化相协调，实现不分年龄的社会（a society for all ages）。——译者注】；促进城市和社区之 间的交流；建立“地方知识”集群以产生协同作用，并持续跟进；利用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机构中的资源；审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别；让专家组参与提供建议和制定提案；利用政治系统支持移民社区。 总的来说，大量收缩城市研究在不同背景下探索了规划政策和方法策略。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城市更新、创意城市还是社区参与（仅作为例证）。我们似乎都无法超越当前讨论城市问题的话语体系，相关思考仍然势微且分散。这也许是由于收缩本身的特征所致，也就是说，尽管在规划理论中被否定，但收缩事实已经存在，那些找不到合适理论参考的实践者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收缩问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只能采取传统的增长主导下的规划政策。 上文所描绘的多样的、复杂的、冲突的图景是增长信条盛行的结果，本章将作进一步探讨。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城市增长成为空间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唯一方向，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的中心。不仅在理论上，城市与区域发展实践也不断强调：增长既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义务。根据邦杰的观点，对理论和政策文件进行回顾，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如果一个城市或地区没有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以及国家或国际重要性的提升，它将注定走向消亡。利奥和布朗以及邦杰称之为“增长痴迷”（growth obsession）。这些研究者还提出也许永恒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被少数城市非常有限地接受。 只有短时间的“衰退”甚至“慢增长”才有可能被接受。邦杰将城市发展阶段模型视为最好的例证。该模型基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周期性过程，城市化的衰退最终又将进入新的增长期。尽管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许多城市的现实情况是“停滞”和“收缩”取 代了“增长”，但在以增长作为主要规划范式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收缩并未成为讨论的主题。 根据里尼埃茨的研究，我们对城市规划的理解与人口经济持续增长的假设密切相关；城市化目标、工业化与解决相关城市问题相关。因此，城市规划与城市增长之间形成了准因果关系——规划的方法、愿景和价值都基于持续增长的假设。这也是城市规划对“企业家型”世界、经济体系和增长主导型意识形态的回应。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经济停滞将带来收缩和衰败。事实上，虽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并不总是同时发生，但其出现负相关的情景的确少见。然而，无就业岗位增长（失业增加）的增长模式已经在很多城市出现。 无论是被称为“增长放缓”“逆增长”“城市衰退”“城市收缩”，还是“慢增长”，也无论其发生在区域、城市还是城市片区，人口衰退及其影响都被认定是不可接受的。利奥和安德森断言，对于（北美）市民领袖来说，不存在“不良增长”或“增长过剩”。他们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增长是能治愈所有发展弊病的灵丹妙药，而且任何没有快速增长的城市都会被视为“落后”并被“忽视”。城市被视为“增长机器”并且只有成功实现增长功能时才有价值。根据增长机器理论，增长倡导者宣传“增长是价值中立的”，由此获得合法性，声称增长是一种普遍的善，因为增长能够为居民增加文化交往的机会，扩大税收基础，创造就业机会。这并非仅限于北美国家甚至西方国家。 多年来，郊区化的成本和后果很少被考虑。相反，郊区增长带来的好处（如税收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并为郊区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利奥和安德森指出，以往有关城市形态如何影响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运营以及维护成本的研究，通常都基于一种增长的假设。作者还指出，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旨在表明，通过提高城市密度并将新开发集中在现有建成区附近，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在一直以增长为目标的行政系统中，收缩成为难以处理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不知道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应对这一新挑战。因此，从规划角度思考应对城市收缩的困境时，由于城市发展总是与增长密切相关，因此收缩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威胁”“禁忌”，或至少是一种“病态”。应对城市收缩的常见反应是：通过维持经济增长，尽可能短时期内恢复人口增长。只是这一战略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根据博里斯和贝特格的研究，城市收缩通常被描绘为建筑空间上的问题，可以用传统城市规划所擅长的建设方法解决。作者认为，以增长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原理不能解决城市收缩的问题，因为收缩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和心理上的。不管如何，对于规划师来说，这都是对于增长范式的偏离。无论是增长驱动的发展模式还是既有的规划手段都无法应对于收缩的情境。 从博雷加德的视角来看，对于城市收缩及其影响的学术关注，将在增长的研究文献的对立面形成另一套理论。他认为，被看作“污名”（stigma）的人口 收缩一直与当前决策者的构想格格不入。在这一点上，无论已经得出了结论，城市增长和收缩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劣势，也都为实现不同的规划目标和愿景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唯一让我们准备不足的祸根是增长的话语体系及其传达的政策幻想。 如前所述，尽管城市规划中增长的信条早已被机构化、 制度化，但城市增长仍然受到来自规划学界和普通社会的批评。因此，认为增长总是有益的，也并不完全准确。 郊区化，特别是城市蔓延，一直是相关批评的焦点。比塔斯和克里斯托法基斯认识到，如果对某种城市规模或密度过度痴迷将带来城市功能的紊乱。预警性的失控情况已经出现，例如大气污染、废物处理需求剧增、交通拥堵、犯罪和社会异化等。鉴于这些情况，他们认为，城市额外增长所产生的边际社会效益已经远低于相应的社会成本。该假设命题现在已经更具说服力了。因此，城市系统是否应当进一步增长？这个问题仍存在系统性争议。 30年前，范登贝格已经指出了增长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担心随着郊区化规模的扩大，情况会进一步恶化，特别是与交通相关的问题。除了交通拥堵和 污染之外，城市增长还导致了其他负面影响，例如造成了城市外围开放空间的消失。卡基和巴巴连特强调，全球环境问题也是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存量收缩的结果。 丘克武马断言，自然和野生动物虽然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容忍环境压力，但无法承受人口增长、全球经济和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在他看来，营建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需要对工业和人口增长进行基于自愿原则的社会限制。因此，有一个重要的环境范式认为应该限制增长，因为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这里是追踪污染要素的神经枢纽。 此外，蒂琴认为促进地域凝聚力（territorial cohesion）的最终目标是在增长和衰退问题上进行协商，而不是在所有地方实现平等增长。因此，作者并不认为发展就一定意味着增长，而是尽可能地为多数人实现最好的生活品质。因此，城市收缩同时挑战了福利国家社会中塑造城市性的两种基本指导原则：增长主导范式和空间平等范式。在城市增长中有一个特别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题：区划法通过引导土地开发引导人口流动和提高财产价值，最终加剧了贫富之间的社会隔离。 蔓延型郊区化【虽然过去的郊区化和城市蔓延主要发生在增长的情况下，但局部或选择性的郊区化过程也可能发生在收缩的情况下】是对城市增长的最严厉的批判焦点，它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尽管缺乏通用定义，但城市蔓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浪费资源的、低效率的土地利用模式，其带来了所有可能的负面影响，并且常常用来与紧凑型城市“理想”相对比。规划和城市学者似乎普遍认为，城市蔓延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且难以纠正的问题，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除了先前提到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等城市增长问题，城市蔓延还导致高昂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另一方面，城市蔓延带来了高资源消耗，导致了更严重的环境破坏。根据迪莱曼和韦格纳的研究，城市蔓延无意间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其中最突出的是：（1）投资撤离城市中心区，中心城市衰退；（2）依赖私家车出行（小汽车依赖），车辆行驶里程增多，导致道路拥堵和空气质量下降；（3）大都市区内部和周边具有农业价值或环境敏感性的开放空间和风景区消失。 而在市中心，城市肌理中出现穿孔，出现了高空置率、空间破败和环境恶化，其特征与其他收缩城市地区差别不大。反过来，交通不便和长时间通勤成为获取经济发展机会的空间障碍，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公共交通的人们而言。此外，这种被称为“丑陋”的城市开发模式，与市民文化衰退甚至肥胖盛行都有直接关系。库奇等强调，城市蔓延体现出八个维度的低水平：密度、连续性、集聚度、 集群度、中心性、核心性、混合用途和邻近性。这些维度大部分（或所有）都是当前评判优秀规划实践的公认标准。 纳尔逊和彼得曼指出，过去40年的增长管理被等同于增长控制。但增长控制的目的是限制增长；而增长管理应允许一定程度的增长，并寻求减轻其影响，试图通过调整开发顺序来改善结果。即使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作者也认为参与增长管理的社区应该 会在整体经济表现上胜过其他社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精明增长在规划理论和实践中兴起。人们更加意识到，当前开发模式所驱动的增长（尤其是城市蔓延）并不符合城市的长期利益。然而，在制定规划政策时，城市收缩仍然 是一个敏感问题。 我们通过整篇文章论述了城市收缩（或广义收缩）只是 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而并非一个城市问题。因此，收缩成为一个无法用传统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来分析的重要规划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规划与增长一直平行发展，让人误以为前者只在后者出现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然而正相反，长期以来，一直有迹象表明城市增长不是无限的，也并非与城市发展紧密相关。近期（和过往）出现的事件和发现都可以证实这一论述。 收缩城市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剧增，规划者和决策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大多数当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都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或许是因为，这些政策大多都基于增长范式。此外，当前大多数的规划政策、方法和工具都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无法适应范式的转换，或不认为收缩与增长同等重要。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解决收缩问题的方案是保持增长战略，期望人口最终会回流。 我们试图阐述的另一观点是，增长（作为收缩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发展模式或目标。对增长的批评很多，一些人强调增长的目标存在不可持续性，另一些则关注当前风行的某种增长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如郊区化和蔓延。如果了解人口衰退的后果，我们就会意识到它也可能成为城市和区域规划的机遇。当面临收缩的挑战时，我们不仅是被迫应对或深感危机，也会推动规划进行的范式转换。 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衰退、停滞或慢增长导致的收缩并不会必然成为发展问题。可以说，规划理论家和实践者过于关注寻找扭转收缩、重归增长路径的方法。他们并没有将收缩看成是一次调整和反思的机会，是一次回头弥补未解决问题的修整期。收缩一直是被关注不足的话题。此外，不仅仅是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在过度拥挤和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下，收缩政策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作为一般态度，卡比施等认为，管理收缩是重塑城市空间的机会，城市决策者应该意识到这种类型的城市发展是一种挑战，而不应感到沮丧。管理收缩需要在实践思维中扭转增长范式，并且为城市未来制定新的战略目标。伯恩和罗斯同样认为只有当人口衰退限制了机会，导致期望不能得到满足，公共服务减少，日常生活的质量降低时，人口衰退才会是一个问题。阿伦斯认为，为了打破收缩的因果链条，需要用创新的解决方案来管理结构性收缩过程。 收缩意味着（或者可以）疏解增长压力。正如伯恩和罗斯所说，收缩管理可促使区域和城市市政府补充／满足对新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并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班扎夫等将这种“逆开发”（counter development）看成是一次机会，用于将未来土地消耗最小化、调整城市内部结构、再利用空置住宅和城市棕地，创造新的开放空间或规划城市加密（densification）项目。在中心收缩的情况下，人口密度下降给城市提供了一个在内部或由内向外调整内部形态的机会。在随机穿孔收缩的情况下，过去开放空间的不足之处，可以通过建筑拆除／用地生态化策略得到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密度下降、空置住宅和废弃土地本身便成为非常独特的环境变化，为改造既有空间环境提供了独特的机会，这种机遇在增长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拆除改造、反城市化或收缩管理（我们更倾向于这个说法）也可以成为重构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关系的机会。因为人口衰减造成的交通量减少可能导致一些（典型的或非典型的）交通需求和供应变化。莱布钦斯基和林内曼指出，发展的挑战很明确：“我们的城市必须彻底重新设计，变得更好、更小”。 在城市政策方面，库奇等的主要结论是，在城市衰退的情境下，由于对住房的需求降低，开发商争取开发用地或规划许可的动力减弱。相应地，规划系统更容易控制住宅蔓延，尽管两者不是线性关系。林克和卡比施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收缩为生态建设开辟了新的视角，讨论聚焦于居民减少与资源使用或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系。 斯特罗迈尔和巴德尔认为，面对大规模、长期人口变化不应该悲观，因为人口衰退可能是一个机会，可以开辟新的振兴和现代化（如在竞争、城市复兴方面），提供改善城市品质的机会（如在居住环境、开放空间品质、休闲活动以及邻里自然景观），并给活化区域内生资源提供激励机制（如新经济部门和行动计划）。利奥和安德森从更现实的角度，认为无论城市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大多数都不会明显改变自身的增长率，但是它们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在慢速或快速增长时期（当然也包括收缩时期）最大化优势，同时尽量最小化劣势。 回到开篇和题目中提出的问题，为收缩而规划是一个悖论还是一种新范式? 我们已经证明，收缩虽然“名声不佳”，但也并非只有坏处。表面上的发展挑战，也可以被看成是在增长阶段难以获得的机遇。反之，增长也有其弊病。由于规划对自身角色的错误理解，导致很多场合不愿意谈论这一观点。因此，不能将增长或收缩笼统地评判为好或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假悖论。为收缩而规划，并不是为了削减公共利益，不是为增长而规划，也不总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这些论断的成立都是存在先决条件的。大多数情况，收缩的悖论在增长规划中也存在，增长若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也可能导致灾难。 从更广阔的城市和区域规划视角看，收缩应该实现一种范式转换，不仅是从“增长规划”转为“收缩规划”，还要最终转为“发展规划”。指导规划的长远眼光应该超越增长。发展的眼光应囊括增长和收缩，或其他情景。以往的旧观念限制了规划的行动举措。我们可以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进行收缩规划，也可以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进行增长规划，只要其符合发展的实际需求且有可行性，并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景下资源的有限性。 从经典视角看，规划应以“理想愿景”为指导——在动态平衡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减少负面影响，并基于此进行不断调整。显然，这种平衡会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学习和知识了解而变化。而规划应该足够弹性灵活，以适应这种变化。遗憾的是，规划尚未发展到这一步。 作者：西尔维娅 · 索萨（Sílvia Sousa），葡萄牙波尔图大学工程学院，交通与环境地域研究中心（CITTA），高级研究员。dec06007@fe.up.pt
保罗 · 皮诺（Paulo Pinho），葡萄牙波尔图大学工程学院，交通与环境地域研究中心 (CITTA)，空间规划专业教授。pcpinho@fe.up.pt
译者：雷链，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硕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项目助理。leilian0713@live.com
周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副教授。zhoukai_nju@hotmail.com
编辑：张祎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