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的快速步伐推进着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国际流动，跨国的知识借鉴可为地区发展中遇到的同类问题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在我国城乡快速转型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本文试图从乡村发展动力视角出发，追溯欧洲乡村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对动力来源和组成要素认知的转变历程，以期为我国乡村发展困境提供思路。欧洲乡村发展总体经历了对城市资金、技术和政府政策补贴等外源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向强调乡村自然、历史、人文资源和社区发展能力等内源动力要素的转变过程，伴随这一过程，乡村发展方式由政府干预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向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多元化。当前，我国的乡村发展仍需依靠外源动力要素的大量介入，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忽视了乡村社区的主体力量，而后者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欧洲的经验为我国乡村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社区主体回归以及多样化路径探索提供了借鉴。
引言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乡村提供了极好的发展契机，乡村发展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自2013年始，全国启动了包括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及田园综合体等一系列针对乡村发展问题的政策措施，并在地方实践中涌现出许多创新性尝试，如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广州乡村群规划和珠海幸福村居等。这些由中央到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的乡村发展实践，为追求“看得见”的成效而把重点放在乡村物质空间层面，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外观环境和景观风貌，但乡村依旧面临着人口流失和经济增长缓慢的窘境。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要素是什么？来源于哪里？如何才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着国家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也影响着政策对乡村发展的推动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国外相关研究与实践中寻找答案和汲取经验是一条可取之路，具有现实意义。乡村区域发展动力可依据来源的不同划分为外源动力和内源动力，在国内相关文献中，研究内容涉及内外部动力的来源、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同动力带动下的乡村发展进程和发展路径等。此外，针对乡村内源动力，周永广以落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为切入点，对我国乡村旅游如何进行“内生式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同时，在对国外助推乡村发展的实践引介方面，研究内容包括韩国新村运动、日本造村运动、德国村庄更新、美国小城镇建设和瑞士乡村建设计划等。这些研究虽然涉及了国内乡村发展动力及国外实践案例，但对欧洲乡村发展动力相关研究和实践的介绍仍显不足。实际上，当前欧洲乡村的研究中，已涵盖不少对发展动力的认识，并且随着实践不断深入，乡村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已围绕乡村发展动力展开了一系列探讨。本文通过梳理欧洲乡村发展的重要研究文献，总结与乡村发展动力来源和动力要素构成相关的研究内容，并结合欧洲（主要是欧盟及其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对其乡村发展动力转变历程进行阐述，以期对我国当前乡村发展动力的认识、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一般来说，在二战后欧洲乃至西方国家的乡村研究中，对乡村发展问题的认识建立在人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解的基础上，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单一线性发展过程推动着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乡村在城乡区域中的定位被固化为与农业生产等同。城乡关系演变成不断提高乡村农业生产力从而为城市工业输入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过程，乡村因此出现严重的人口流失和农业收益递减趋势，在以“城市—工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语境下，“乡村—农业”最终成为边缘化和落后的代名词。从区域角度来看，解决乡村发展边缘性问题需要依靠城市中心向其乡村腹地转移先进的技术、发展经验和资金，这构成了相关研究中乡村发展主要依靠“外源动力”推动的认知来源（表1）。此外，另一套对乡村发展目标的说辞是所谓“乡村现代化”，即通过假定社会演化是具有平行线特征，所有的社会都会沿着同样的基本路径，从非理性、技术落后的传统社会，通过技术革新、生产与消费形态升级、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改进，演化成现代、理性和技术发达的社会。因此，欧洲乡村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加速发展要素（包括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由城市向乡村的空间扩散，可实现乡村农业、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从而达到消除贫困和阻止人口流失的目的。
表1 乡村发展内外源动力特征对比
1970年代，欧洲乡村发展的现实困境和部分乡村区域发展的成功实践促使乡村研究者不得不对乡村发展的动力来源和要素构成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透过外部动力要素阻止乡村衰落的方式难以为继，乡村的粮食生产过剩、环境退化以及空间不平等被饱受诟病，同时，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城市企业需要重新考虑其乡村分支工厂的选址问题，正如范德普勒格所说：“这种依靠外源动力的乡村发展已经到达知识和实践的极限”。另一方面，欧洲出现了如著名的“第三意大利”【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社会学家阿诺尔多·巴纳斯科提出的，是1970年代在当地中小企业作用下经济快速崛起的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NBc），该概念已从“对地理空间的指代”转变为“对一种经济现象的比喻”，称之为“第三意大利”模式，其发展经验也成为区域内生发展的典型案例】区域发展成功实践引发相关学者对“从内部发展”的研究兴趣，如皮基总结艾米莉亚·罗马涅（“第三意大利”中的七大区之一）实践中的内部动力要素包括：区域内部农业对非农产业所需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剩余劳动力从事新经济活动的能力；自主创业的文化氛围；广泛的中小企业网络以及经济部门之间密切的依存关系。这些事实促使欧洲乡村研究者对于乡村区域发展内部动力与作用机制的讨论，并试图总结出一般性可推广的动力要素，以促进其他落后乡村地区的发展。洛维总结乡村内部的自然、人和文化资源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这其中包括社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利用本地资源促进发展的能力，地方性的知识、技术，以及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环境资本等动力要素（表1）。这些动力能够促使乡村区域的持 续发展，发展目标更符合当地人的利益，发展的收益更保留在本地进行资本积累和再循环。更进一步地，在应对乡村发展内部和外部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上，部分学者脱离乡村“内—外”二分法，尝试通过网络视角来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机制，在这之中，推动乡村发展取决于区域知识在行动者网络中的传播和创新、利益关系的平衡、经济的多样化和企业间的优势互补。此外，雷也适时提出了“新内生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来回应乡村内外动力的关系问题，在明确以乡村内源动力为基础的前提下，他认为“向内”动员乡村行动者（包括当地企业、社区和资源 等）应与“向外”推广给非本地行动者（包括外部的消费者、政策制定者等）相结合，而这两个维度构成了“新内生发展”的内涵，其中“新”主要指外部行动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在内部动力要素中，他更加强调区域文化对其他要素的统领作用，认为它是“可以激活并定义发展的一系列地方独特形态（place-specific forms）”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无论是英国还是最初由欧洲六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都面临战后重建的压力，国家粮食短缺和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对粮食供应的需求引起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乡村还面临发展滞后的问题。为促进乡村地区的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和乡村居民福利，实现乡村现代化，在20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政策系统干预乡村经济发展，乡村发展需要依靠外源动力成为共识，加强外部动力要素供给成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下面主要通过欧洲国家乡村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来说明政府干预下的乡村现代化实践。在这期间，发展农业经济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几乎成为乡村发展的代名词。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各国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强力推动政策资金、科学技术等外部动力要素投入乡村。以英国为例，在其1947年颁布的《英国农业法》（British Agriculture Act）中，通过市场干预、提供生产补助金和补贴以及强化技术应用等政策手段，增加乡村粮食产量，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创造稳定高效的农业产业【详细内容可参见：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Geo6/10-11/48/contents】。其中，市场干预通过保证价格来避免农民因市场价格的波动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间接的财政补贴；生产补贴是直接支付给农民的财政补贴，这一补贴从1955年占政府支出的25%稳步增长到1970年占比40%；强化技术应用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税收财政措施鼓励农民采用新技术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而在1962年正式生效的欧共体（1993年更名为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中，始终采取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以及农业补贴政策措施。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各国，在乡村现代化和生产主义【生产主义主要是指农业的生产主义，它是一种农业组织的话语，其中农业的功能被单独视为食品和纤维生产，并且有限考虑增加农业生产而不是其他所有因素。生产主义农业的兴起塑造了20世纪中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乡村经济、社会和环境】语境下，政府对乡村农业的干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基本实现了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但这是以牺牲环境和社会文化为代价的。欧洲乡村区域的工业发展是继农业现代化后助推乡村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其中，政府仍然持续地进行政策干预，为吸引外部动力要素创造条件。正如洛维等所说，欧洲鼓励资本、劳动力向乡村流动的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强调土地改良，如意大利南部和希腊的土地改革，以及比利时、法国、西德、西班牙和荷兰的土地整理，目的是为农业生产持续规模化和产业化创造条件；第二阶段强调将新型就业机会吸引到乡村区域，通过完善乡村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采取税收减免及补贴的措施鼓励制造企业向乡村搬迁或建立分厂，促进乡村工业发展。欧洲多数国家采取了上述做法，特别是法国、爱尔兰和英国。爱尔兰于1949年成立工业发展局（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其主要职能是在爱尔兰西部乡村地区实施购地战略和推进工厂建设，以刺激其制造业发展。1972—1981年，爱尔兰约一半的制造业工厂分布在西部11个乡村区域，当地制造业就业增加了近45%，远高于爱尔兰其他区域（图1）。而在英国，其分别在1965年和1976年成立了高地与岛屿发展委员会（Highland and Islands Development Board）和威尔士乡村发展委员会（Development Board for Rural Wales），这两个政府职能机构分别负责推动苏格兰和威尔士偏远乡村的经济发展，它们同样通过购买工业用地并建造先进工厂单元来吸引制造业投资，结果造成乡村区域经济的增长集中在如苏格兰因弗内斯和威廉堡以及威尔士纽敦（Newtown）这样的增长极，而其他乡村仍然面临经济下滑和人口流失的窘境。
图1 1926—1981爱尔兰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增加
欧洲乡村现代化的历程透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干 预得到了增强，无论是直接为乡村发放农业补贴资金，还是间接创造条件吸引外部资本和劳动力，都是对于乡村发展需要外源动力要素输入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好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阻止了人口外流，提高了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但同时也造成乡村习惯性依赖外部投入，且并未对本地区发展掌握主导权的不良后果【这些问题进一步被学者总结为：（1）依赖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即依赖持续的政府补贴和政策；（2）扭曲式发展（distorted development），即仅促进单一部门、试点乡村和特定经济类型的发展，而忽视乡村的非经济层面；（3）破坏性发展（destructive development），即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差异性消失；（4）主宰式发展（dictated development），即乡村发展多由外部专家和规划人员设计的话语主导】。1970年代—1980年代，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经济方面，在石油危机强烈的外部冲击和前20年经济快速发展所累积的内部矛盾集中爆发的双重压力下，欧洲经历了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具体而言，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点的“福特制”遭遇危机，政府开始鼓励基于中小企业水平一体化而形成的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生产方式转向节能环保。社会方面，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引发欧洲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政府减弱对乡村发展的干预，转而培育乡村社区自主发展的能力，从主导者变为协助者，以回应全球化下国家政府的弱化和自由市场力量的重新回归。同时，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弊病逐步显现，包括粮食生产过剩、农业污染和生态退化，以及城市部门吸收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大大减弱。此外，乡村地区吸引大量外来投资的制造工业极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而经历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地区也逐渐意识到季节性和周期性波动对当地文化和大众旅游环境的破坏。这些背景和问题促使欧洲乡村开始探索通过增强自我内源动力的发展道路，步入强调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多元化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更多地关注乡村本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价值，社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社区利用本地资源促进发展的能力，地方性知识、技术和资本（包括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内部动力要素，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欧盟的LEADER系列计划【欧盟LEADER计划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意思是“乡村地区发展行动联合”，也就是说动员和联合乡村地区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的措施和方法。LEADER计划是欧盟1991年启动的一项共同体倡议，受欧盟基金会（EU Strukturfonds）资助，现已有三代发展，分别是LEADER I（1991—1993年）、LEADER II（1994—1999年）和LEADER+（2000—2006年），从2007年开始，其被正式纳入欧盟现阶段（2007—2013年）主流的乡村发展政策】。从1991年起，欧盟在其乡村发展政策中提出了LEADER系列计划，最初是作为刺激地方乡村发展的创新方法实验而引入，由于欧盟各国乡村差异巨大，这种本地主导下的乡村发展政策促进了欧洲乡村多元化发展的脚步。与之前主要通过国家和地区制定支持方案、聚焦于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自上而下”方法不同，LEADER系列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利用地方行动和技能提高乡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带有明显“自下而上”属性。欧盟委员会在2006年发布的《LEADER计划：基本指南》中，明确LEADER乡村发展方法的七项特征和六个行动步骤。七项特征包括基于区域（area-based）的地方发展策略，自下而上的方法，公私伙伴式关系（partnership）：地方行动小组（LAGs: Local Action Groups），促进创新，综合的和多部门行动，建立网络（networking），合作（表2）；而六个行动步骤为“能力建设→召集当地参与者→区域分析→确定现有项目/倡议→建立伙伴关系→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表3）。从LEADER计划的特征和行动步骤中，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对乡村内源动力要素的强调在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建立地方行动小组和促进创新等方式，推动乡村内部自然和文化资源价值的重新挖掘、本地组织能力的提高和知识技术的内部创新；而建立网络和合作可促进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同时，强调这些发展要素在乡村区域内的流动和传播，提高发展要素“地方化”的能力。由于各个乡村区域“先天”资源差异和“后天”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的多样性，这种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发展，必然能探索适合地方特性的不同发展途径和策略，呈现出乡村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从LEADER系列计划下的欧洲各国乡村实践中得以印证：就实践涉及的内容方面，莫斯利（Moseley）对LEADER I乡村发展计划申请的内容进行总结分类，并对参与其中的乡村区域数量进行统计（表4），内容涵盖推动乡村旅游、培训与人力发展、为农业生产提升价值和支持当地小企业和手工业等，展现出多样性特征；就具体的实践案例而言，以英国诺森伯兰高地（Northumberland Uplands）乡村区域为例，其实践包括对当地木材燃料产业的支持，传统篮筐手艺的传 承，教堂等社区建筑的再利用，消失啤酒产业的复兴，铁路等工业遗产的保护，乡村社区宽带和电子商务培训等一系列实践项目，极大提升了乡村地方自我发展的能力【详见http://www.northumbriabasketrygroup.co.uk/index.php】。
表4 LEADER I乡村发展实践内容分类
二战后的欧洲乡村研究和实践大体经历了从强调乡村“外源动力”到关注“内源动力”的转变过程，进入21世纪，乡村发展开始越来越关注本地社区对外源动力要素的合理吸纳，内外动力网络中的机构互动和知识交流等内容。虽然各国乡村差异较大，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乡村都面临发展滞后的严峻问题，特别是对正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乡村而言，因此，欧洲的相关研究和经验可为我国对乡村发展动力认知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欧洲国家从对农业生产的强力干预到对乡村内生发展的引导，是放权于乡村社区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政策更多支持乡村内源动力要素的发掘和培育，让本地居民决定他们居住家园的未来发展方向，形成政府—市场—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观我国乡村，政府对发展仍具有较强主导性，特别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后，大量的中央及地方财政资金注入乡村，因受到乡村发展政策的指向性影响，资金使用带有明显的物质空间改造特性，而对乡村内部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关注度不足。因此，如何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仍是我国乡村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欧洲乡村的经验来看，一方面，我国政府需要转变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干预乡村发展到引导乡村自我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发展政策应从推动外部资金等动力要素的输入转向增强乡村内部社区发展能力建设，增加本地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本的培育，以寻求内外之间的互动和平衡。在欧盟LEADER系列计划中，通过制定约束条件，强化乡村社区在其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明确本地居民对乡村发展决策的权利，形成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发展。而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失和原子化倾向，乡村社会组织濒临解体，形成单一的政府治理方式。虽然在现阶段诸多乡村建设实践中政府强调村民参与的重要性，但大多数乡村社区已失去在当地发展方向、战略、规划和具体行动中参与决策、实施和表达意见的能力及权力，乡村发展面临社区主体缺位的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从被动管理到主动自治，政府必须还权赋能，明确乡村社区的主体地位和权力边界；建立公私合作式伙伴关系网络，通过地方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助力乡村社区自力更生能力的培养；引导乡村居民形成具有文化认同和社区责任的共同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持续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同时，逐步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引导乡村精英返乡参与乡村建设成为另一个关键性措施。当前，中国正在加速推动乡村现代化的步伐，这种单一的线性发展思路极易造成乡村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过多关注乡村物质空间建设，形成“千村一面”的乡村建筑风貌和景观。而欧洲乡村由现代化迈向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是乡村社区的重新回归，本地居民主导下的乡村发展更加因地制宜，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经验。因此，国家需要引导乡村本地社区制定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发展计划，开展建立在乡村内部资源（气候、土地和生态环境质量）和特定人文资本之上的活化利用实践。实际上，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建立在本地特点和文化基础上的乡村多样化发展实践，比如浙江丽水遂昌县高坪新村为代表的边远山区，以村民为赋权主体和收益对象，通过乡村社区、村旅游协会构建利益共同体，协同发展，实现乡村自我组织管理及乡村资源的本土化利用；浙江省溪龙乡根植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白茶特色农业产业，是内源动力驱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另外，陕西省袁家村在精英主导（村领导）下，通过农民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方式，形成了内源动力助推下的乡村旅游发展。这些实践是我国探索乡村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有益尝试。尽管我国与欧洲国家乡村在历史传统、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对于乡村发展采取的具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是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广大的乡村区域都面临着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的困境。在探索乡村发展的道路上，各国的经验可汇集为“智库”，为解决相同的问题提供多样化思路。本文通过借鉴欧洲乡村发展的经验，总结其乡村内外源动力的研究转变历程，考察欧洲在不同动力阶段下的乡村政策实践，为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总之，国家在强调乡村现代化发展这一主流路径的同时，要制定相应政策，推动乡村“自下而上”内源动力要素的发掘和培育，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下的多元化路径。作者：张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zhixiangjushi@126.com肖大威（通信作者），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ardwxiao@scut.edu.cn
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
二战以后法国的乡村复兴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