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规划话语中空间尺度悬置现象的剖析与反思【2021.4期优先看 · “尺度”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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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看似简单，但准确理解并正确运用并不容易。“尺度”看似常识，却显然是常人容易误解的知识。“尺度”看似清晰，在多学科交叉语境下却云遮雾罩。
对“尺度”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视也体现在规划编制与研究话语中，譬如“构建区域发展的反磁力中心”“城市是树形”“某市是东方巴黎”等等。这些修辞化繁为简，用熟悉替代陌生，隐含着许多原型，但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也忽视了多重空间尺度。
从发展角度，学科理论基础夯实的前提是话语修辞及其含义的正确、纯粹与稳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反观规划学科，受到物理、生物和建筑等学科影响，但参数类型与数量不同，直接沿用源流学科话语，会造成较多实质偏差，有必要溯源析理、澄清内核。
忽视多重空间尺度的最大弊端在于对空间规律欠拟合（认知主体未曾觉察到），忽视其不可通约和难以遍历，会主张类似物理公式的终极规律，会将复杂关联事件简单降维，也高估空间规律的可推广应用程度。毕竟空间规律在一个空间尺度上成立并不意味着在另一尺度上成立，在一个地方成立也不意味着在另一个地方成立。
因而，空间命题都应进行多重空间尺度检验。
首先，空间命题应借此明确其成立的空间尺度与实质意义，例如职住平衡在全球尺度上无意义，在社区尺度上不可能，在城市层面价值不显著，在片区层面实现相对平衡才成立也很有实践价值。此外，空间形态研究经常倾向于在宏观尺度上批判城市形态破碎化。可是，如果在社区生活圈的尺度感知不到相关负面效应，这种批判就只是针对臆想出的稻草人。而一旦边缘社区出现交通不便捷、配套不足等问题，此批判才具备实质意义。
其次，任何一个空间现象都隐含着多重尺度，有些现象可在单一尺度上认知，有些则不行，需进行尺度检验判断其属于独立事件还是关联事件。独立事件一般是建筑风格、街区形态、工业园区路网结构等等，可借鉴和推广程度比较高。而关联事件则不能割裂看待，否则会忽略很多关键变量得不出正确判断，例如研究硅谷创新就不能局限于加州层面，而应纳入国家尺度，研究华尔街的金融地位不能只在纽约州尺度，而应放置在金融体系的全球尺度上认知。
最后，多重空间尺度检验可以区分理念与理论，一些判断在多重空间尺度上成立，却可能仅是正确的理念但缺乏理论实质，譬如城市是个有机体，那么城市群是不是有机体？乡村是不是有机体？如果多重尺度上的人居环境皆为有机体，其理论启示就值得商榷。值得说明的是，实践乃当下必须采取的行动，很少能够等待完美无缺的理论出现后再开展，而依靠经验或理念即可，但这种实用态度（工具理性）不能妨碍或否定理论的求真之路。
忽视多重空间尺度有着认知方法的根源，来自物理、生物与建筑等领域的观念和理论预设影响了认知框架，直观直觉与间接认知的天然差异也造成微观与宏观空间的认知偏差，人类行为与心理的不确定性也限定了认知能力。
思想的翅膀十分轻盈，一呼一吸间已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多重空间“压缩”在方寸脑海中，任其剥离、叠加、交错，也出现尺度悬置（悬置指在单一尺度上认识问题）或混淆。一定程度上，无尺度悬置难以深入解析，但忽略悬置问题则会产生诸多偏差，会混淆独立事件与关联事件而高估关联事件的可借鉴性。当然，也不能“过拟合”，片面强调事件的独特性，那将导致任何共性规律的提炼与应用都变得不可能。
坚守常识并不容易，无论是初学者或经验丰富的从业者，都应充分尊重尺度的常识，在研究与实践中主动运用多重空间尺度检验的手段去伪存真。
——全文——
【摘要】规划学科的源流众多，具体的编制与研究话语中也运用了诸多领域的修辞，这些修辞具备一定功用，但也有意无意地悬置了空间尺度。空间尺度悬置隐含着还原论认识观，在横向维度上选择性强化了关联事件的某些特征，忽略了无所不在的关联互动；在纵向维度上忽略了空间规律在多重尺度上不可通约和难以遍历。追寻根源，来自物理、生物与建筑等领域的观念和理论预设影响了认知框架，直观直觉与间接认知的天然差异也造成微观与宏观空间的认知偏差，人类行为与心理的不确定性限定了认知能力，这都限制了空间规律的泛化能力，伴生了误用甚至滥用各类修辞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空间尺度转换检验各类修辞，优化城乡空间的认知方法，回到事物自身，从而逐步接近而非远离真相。此外，也有必要适当超越实用与问题导向，持续增强规划理论的基础性与纯粹性。
规划编制与研究话语中存在着许多形象化的比喻、简便化的类比，譬如“构建区域发展的反磁力中心”“城市是树形”“某市是东方巴黎”等等，这些修辞润色了叙事话语或成为叙事，有利于向大众阐理明道，如此比喻或类比也成为规划从业者习以为常的做法。探寻根源，这些修辞有着物理、生物和建筑等领域的原型，是腿脚不灵便时的拐杖，是修建高楼的脚手架，是外向说服时的方便法门。但自然语言层面的“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ning）【迁移学习指将已经训练好的模型的一部分知识（网络结构）直接应用于另一个类似模型】也埋伏下多义、模糊的特点，乃至成为谬误的肇因。许多修辞暗含了空间尺度“悬置”（epoche）【人在日常经验和科学研究中，往往已经悬置了某种东西，但只是不自觉的和有局限的悬置。被悬置的东西并未被否定，而只是被看作处于“事情本身”之外，为了事情的纯粹性而不必谈或不应混入。例如：逻辑学悬置了它的内容，数学悬置了它的形象物，生物学悬置了物理学，文学】，内嵌着“还原论”（reductionism）【还原论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认知，倾向从单一维度或特点进行比喻或类比，忽略了关联事件的空间尺度，以及空间规律在多重尺度上不可通约与难以“遍历”（traversal）。这些修辞可能会由于未觉察到的“欠拟合”（under fitting）【欠拟合（模型在训练集表现差，在测试集上同样很差）和过拟合（over fitting）（模型在训练集上表现很好，却在测试集和新数据上表现很差）是导致模型泛化能力（generalization ability】而误导规划实践，也影响理论的纯粹性与自明性，似有必要在理论规范进程中逐步扬弃。毕竟，“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正确性”。此外，如果实然层面的修辞缺乏确证度，无从证伪，也不利于学科理论基础的夯实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开展空间尺度转换的检验，
城乡规划以问题为导向而逐步发展，理论源流多采取拿来主义，相关话语也受到物理、生物与建筑等多源异质学科的影响，需进行探析和辨明。
物理规律大多呈现为精确自洽的数学形式，社会科学产生“物理学羡慕”（physics envy）也在情理之中。规划中所运用的劳瑞模型（Lowry Model）、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城市势力圈等，内嵌着万有引力定律；构建区域发展的反磁力中心体现了磁场理论；人口重心分析等模型借鉴了重心理论，“用于模拟某个时间点，或者某一段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规划范围内的某类型人口重心的空间位置，或人口重心的演变路径”。基于经验的理论演绎也体现了物理与几何学思维，例如中心地理论通过经验观察，基于几大假设演绎出城市体系，但这种推演算法显得简略和朴素，需要重新审视，因为“信息网络、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运输等导致时空大大压缩，这些传统理论的解释力逐渐减弱”。
大部分物理规律遵循稳定、确定的唯一法则，当同类物体加总，属性发生线性变动，但这并不适用于城市。显然，空间重新组合会扰动效用分布，例如图1三个公园的布局方案中，谁的效用更高？如果注重均好性，可能会选择A而排斥C。问题在于，往上一个空间尺度，C也能满足均好性原则，即如果在多重尺度上遍历（图2），结论会大相径庭。这也表明不同空间尺度的判断结果并不一致，与经典物理过程截然有别。彼得·霍尔和马克·图德-琼斯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指出，规划比登月航行都要难，因为空间规划本质极其复杂，规划目标难以确定且彼此不兼容，同时规划过程还面临不可控的人类行为，“把控制论用于空间规划问题比用于完成载人登月的任务更困难，因而最终也更缺乏可行性”。也就是说，城乡规划可能更适用于概率法则，而非有实验结果的、始终可信的规律。运用物理学比喻，大部分情形可能属于欠拟合。
城市是人类与自然协同创造的复合空间，自然而然地产生“社区生活圈是城市细胞”“城市中心是心脏，主干道是动脉”等说法。这类修辞的积极意义十分显著，提醒我们重视城市的有机特征与演化特点，也刻画了整体与局部的关联共存。不过，生物体根据物种规则开启生命轮回，在悠长岁月里演绎物种进化，在百年尺度时空中物种展现出高度的齐一性【齐一性指规律的普遍恒常特征，如可控条件下的重复实验会得出相同结果】，生命形态与周期轮回大体确定。若将城市视为一类物种，则很难找到齐一性，例如：城市规模体系似乎服从神奇的齐普夫定律（Zipf’s Law），可能只是数学处理后的错觉，毕竟从大到小的一串数字皆可降维出线性规律；社区生活圈也可以“多重实现”，5分钟、10分钟、15分钟生活圈皆成立；城市区域的核心与边缘、主中心与次中心，可以发生根本转变。因而，生物学修辞可能缺乏理论实质，也遮掩了城市复杂性。另外，某些规律看似在多重尺度上通约和遍历，却可能欠缺科学价值。譬如城市是个有机体，那么城市群是不是有机体？乡村是不是有机体？如果多重尺度上的人居环境皆为有机体，其理论启示就值得商榷。此外，微观态的生物基因等中性术语被借鉴应用于直观空间的宏观态层面，在变得积极正向的同时却忽略了基因缺陷、恶性变异等负面因素，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有待探索和辨明的修辞现象。
运用生物修辞的主因是直觉类比的相似性，如“城市是树形”的形象类比（图3）。“树是复杂思维中最简单的载体。但城市不是树，不能是树，也一定不是树。城市是生活的载体。生活是千丝万缕的，城市把它们包容在内。如果城市是树，它就会切断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生活本身会变得支离破碎。”但树形思维依然存在，例如规划中广泛运用的栅格化分析方法，将城市“分为若干连续的小单元，如格网，或交通分区，或地理编码单元，或自定义单元等，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将人口、用地、建筑、专题等多维度属性信息传递给数据承载单元”。树形思维隐含着城市可以拆解为相对独立且不交叉不重叠的局部，但忽略了城市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缺乏在多重尺度上遍历的考量，仍有必要持续探索“尺度体系是如何产生的，即一个大的空间是如何被尺度化形成不同尺度的小空间”。
建筑学是规划的重要源流，相关修辞自然而然进入了规划话语，许多修辞将城市视为放大的建筑，例如“A市是B市的客厅”“C市是D市的后花园”等，但参数类型与数量不同，事物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城市中不同维度上各类变量的排列组合呈现出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复合形态，其现象和规律有别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具备公共性与连续性，从二维用地到三维设计，复杂程度急剧上升：若纳入经济社会和环境参数，复杂度将指数级变化。费米曾转述冯·诺依曼的名言：“用4个参数我可以拟合出一头大象，而用5个参数我可以让它的鼻子摆动”【笔者转引自参考文献】。费米所指出的是计量模型的“过拟合”（图4）问题，也表明随着变量类型或参数数量增多，事物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规划设计中，大家也逐步认同“城市设计既不简单是城市规划一部分，也不是扩大的建筑设计”，这是因为三者的参数类型与数量存在根本差异。
将地块乃至城市视为建筑扩大的思维，可能会放大特殊经验的可复制性，造成类比失当，使得“硅谷”“硅巷”“华尔街”遍地开花，“东方塞纳河”四处流淌，“亚洲波特兰”指日可待。这些诉诸美好愿望的表达在日常交流中无可厚非，但对于理论构建而言可能会产生误导。此类修辞将案例样本视为独立事件，悬置了硅谷、硅巷等创新区扎根于美国乃至全球创新空间的广阔柔性尺度，悬置了塞纳河流域的广阔尺度与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悬置了波特兰等城市空间尺度与制度文化土壤……一定程度上，无尺度悬置难以深入解析，但忽略悬置问题则会产生诸多偏差，会混淆独立事件与关联事件而高估关联事件的可借鉴性，因而细究许多案例启发式的规划主张，大概率只是一系列美好愿望的清单。
各类修辞把握住样本的某一特征，但忽略了空间的复杂性，高估了规律与法则在多重尺度上的通约程度，有必要进行澄清。
尺度悬置容易导向还原论，但城市空间不能简单加总，例如两处1h㎡公园的效用，是否等同一处2h㎡公园的效用？两处公园合并，会不会提升效用，创造出“合作剩余”（图5）？这可用数值模拟校验（图6）。假设各地块的人口密度无差异，直接相邻1h㎡、2h㎡、4h㎡的公园，效用分别为1、1.5、2；当不直接相邻公园时，距离2h㎡、4h㎡公园为1个街区的地块居民，所获效用分别为0.5、1，距离4h㎡公园为1.5个街区的地块居民，效用为0.5。A~C方案的三种情形下，简单加总的总效用依次为32、36、42，各地块平均效用依次为1、1.12、1.31。可见，空间重新组合带来效用的非线性变化（图7），本例的总效用和平均效用均提升，但制造和加剧了空间不平等，是典型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指一个人境况变好足以弥补另一个人的损失，整体效用提升】。这种分析依然是“树形思维”，而非容纳人类“随机行为”的复杂性思维。一个推论是，总量或人均指标都难以反映实际效用，关注不同空间组合的效用差异，将是城乡规划的重要方向。
与还原论相对的是系统论，主张任何局部问题皆为系统问题。但是置身浩瀚时空，知觉世界皆为局部空间，若将局部问题都上升为系统问题，将独立事件都视为关联事件，会造成无法认知任何问题。毕竟，可知范畴内任一层次空间皆可视为上一层次空间的局部，是无所不在的关联互动的复合空间中的局部，但局部并非确定、静态和唯一，而是可以“多重实现”，空间可依据行政区、经济区、功能区、政策区等规则划分，且规则也不断演化，输出空间划分的多元解。因此，还原论与系统论解构或重构了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和运行逻辑，皆存局限。
真实世界只有一个，但由于理论视野差异与认知角度不同，折射出多维世界：微观空间以“米”为尺度，直接呈现秩序、比例、结构、色彩、质感、材料等，可以直观直觉地体验；中观空间以“公里”为单位，只能被模糊感知；而宏观空间以成百上千公里为尺度，不具备整体自明性，仅能通过局部感知或单一维度认知进行加总，对全貌的把握不可能无偏无失；对于全球城市体系的超级尺度，更是类似盲人摸象，只能通过单一视角或所谓的综合指标去度量，认知偏差难以避免。例如城市网络研究经常使用上市企业、国际酒店、合作论文等单一维度数据，忽略了城市联系的复杂性，加之数据来源不同、样本数量选择各异、模型方法的差别，“以致同类空间尺度、同类地区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结果”。
宏观空间认知与规划中，仅能依靠有限信息进行判断，难免产生非最优的规划设想，且难以检验。推动公众进行公共选择是一个可行路径，但是公众不熟悉专业表达，宏观类规划的公示往往无人问津。即便是地块详规，可以形成通俗易懂可视化的中间成果，公众对其认知也会有较大偏差，公示效果并不理想。当具体项目开展时，实施成本开始分摊，公众在“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损失厌恶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令他们难以忍受】下才会显露真实意愿，这在许多“邻避”设施落地时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微观感受与宏观认知的偏差甚至背离，公众对于规划实施往往倾向于不满，这与规划师在宏观尺度上指点江山的自信经常形成鲜明对比。直观直觉是短链条、线性的条件式反射，是不可替代的检验手段；宏观认知偏向抽象推理演绎，容易沉浸于宏大叙事而忽略人本尺度。可见，弥合微观与宏观空间的认知方法裂缝，仍值得持续探索。
空间规律的不可通约性和难以遍历根植于人类行为，并不是“永远清晰明确、前后一致，能用简单的代数方法表达出来”。再加上交互与反身作用，人类行为与心理很难被确凿把握。凯恩斯曾运用“动物精神”解释经济非理性波动，奈特用不确定性揭示人类行为固有的不可预测，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让完美理性世界崩塌【笔者转引自参考文献】，而塞勒识别了禀赋效应/心理框架等心智模式而直面非理性世界。此外，高度局限的个体理性也会陷入“合成谬误”，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不可能等都喻示了这一点。
城乡空间需求为“用脚投票”的行为所驱动，行为反映心理偏好，但偏好并不稳定，例如当你拥有一处房子时，被支付多少赔偿才愿意让渡产权？反过来，让你去拆迁一幢房子时，你乐意支付多少费用？在禀赋效应下，大多数人会倾向于“少报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willing to pay），而夸大出售时最低‘愿意接受的价格’（willing to accept）”。在不同情景下，对同样物品的主观效用不一致展现了把握行为与心理的难度，也可以推论出城市无法适用还原论。现实中，可以观察到不同城市对同一项政策的认知与实施绩效大相径庭，而不同地点的水在同样气压下的沸点基本一致；10万人与1000万人城市的各类特征差异显著，而1g石头与1t石头遵循同一物理规律；城市发育发展过程千差万别，而同类物种大体具备齐一性。因此，认知城市应秉持“非还原论”，整体不能由局部加总，局部规律难以在多重空间尺度上泛化，也不能简单依照分层分类分区分级的还原论思路解释和预测城市发展。通过空间尺度的检验与证伪，将能够有效克制修辞引喻失义，维护理论的严谨性与严肃性，并推动知识正向积累，而非止步于“工具理性”。
空间尺度悬置现象隐含着许多认知偏差和误区，从学科发展角度，应不断对此反思并优化认知方法。
全球、国家、区域、城市、社区这五个空间尺度基本涵盖了规划编制与研究的主要层次。全球空间是高度柔性的尺度，国家尺度是刚性尺度，区域、城市和社区则可进行尺度上推或下移的策略性重组，“地方政区的尺度跃迁作为一种空间治理手段，其实践形式逐渐变得灵活多样，使城市在‘空间—权力’尺度的收放之间发挥着对经济社会的生产作用”，例如上海市为了应对大型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足的问题，在街镇与村居之间设置非行政层级的组织体系，建成了93个基本管理单元。
在多重尺度上检验空间规律的通约和遍历，需追问一个命题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是否普遍必然，是否具备自明性（科学性）。显然的类比是，一切活动在量子层面都可简化为物理粒子的运动，但是“无论未来的物理学有何进展，似乎都不可能预测经济的低迷。诸如生物学和经济学这样的科学非但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学，而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不过，让所有空间规律或规则都通过空间尺度转换检验并不现实，许多情形下只能暂时假定为真，但须以开放的态度等待判决性检验，从而有效促进理论新陈代谢，避免深陷幻象沼泽。
缺少对空间尺度的充分认知，也导致概念误用或滥用。例如：“‘城市群’已经变成一个任意性极大、完全缺乏定量规范的正在泛滥的名词，它既没有内含的标准，也没有尺度的标准和组合的标准……不少地方已经在构建各种不同的城市群，情况十分混乱”。“城市群”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灵活延展，实质是忽视了空间规律在多重尺度上不可通约和遍历。种种现象提醒我们应保持理性自觉，使用各类修辞时应追问是远离还是接近真相。在物理规律的探讨中，需要追问城市发展是否存在类似物理规律那样的终极规律。在生物演化的镜鉴中，可认知到空间高度差异与规律的不可通约性，应强化“小叙事”，而非悬置尺度去追求“宏大叙事”。从建筑知识迁移学习中，可认知到不能将复杂关联事件简单降维，也不能无限扩张维度，而应谨慎运用规律与法则的相似性，即“社会现象也有齐一性，只是比较复杂，不够精确，较难发现。心理规律和社会规律不像物理规律那样具有精确性，但不等于它们不是规律”。
在应然层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建设美好家园，是城乡规划的初心，是整合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落脚点，也是不断革新的目标指向”，理想与信仰并不需要证伪。但在实然层面，当研究对象超越经验认知，依赖间接认知产生了诸多话语，而话语自身又延展、交错并繁衍，基于概念演绎出更多概念，愈加远离真相。根据人的行为与心理动态迭代，地区、生命周期、文化、成长经历、教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因素，导致空间诉求和需求存在高度差异，也可“多重实现”，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可能不存在静止、终极、唯一的规律，只有阶段性的局部规律或规则。为此，需要回到事物本身，尽量用符合事物本身特征的话语进行描述，逐步显现客观规律。否则，真相愈加云遮雾罩。
城乡规划是实践性学科，与政策意志天然交互，是螺旋纠缠并良性共进的关系。现实中，规划编制与研究中趋向于短期、实用，而悬置了长期学理研究和基础理论夯实，导致理论创新能力严重滞后于政策解读能力，难以高水平引领人居环境营建与提升。现实形势下，需要超越经验与眼前任务的局限，克服尺度悬置与塌缩，稳步推进学科的累积性建设。
强调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的功用思维非常容易仅聚焦于眼前的紧急问题，在“聚光灯效应”下极大缩窄理论视域（图8）。悬置暂时没有进入主流视野，但在将来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毕竟，许多议题无法解决短期问题，而着眼于长期问题，或积极探索处于未知有用状态的前沿交叉领域，则非常有必要。这种视域缩窄有别于范式革命下的常规科学研究，“所研究的范围是很小的……却正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类似极限值的推导，对实用与问题的不断追问只会导致越来越局限于眼前，而放弃可能情景的推演、对假设性问题的探讨，忽视了未来的诸多可能。这会导致相关政策越来越倾向于渐进主义，甚至锁入“路径依赖”，无法切换到最优选择。
对于规划研究来说，时间与精力的理想分布曲线应有重点但不放弃其他议题。而在注意力稀缺的情形下，规划交流的虚拟空间出现了塌缩（图9），以年为单位的主流话语局限于少数议题，隐含着未来前沿或重大问题的小众、边缘、陌生的话题关注寥寥，缺少创新动力和充分竞争。因而，需要适当超越实用，谨慎拓展学科边疆，探索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尽量消除“灰犀牛”的负面效应，也为应对“黑天鹅”【“灰犀牛”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黑天鹅”指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做好准备。
图9 规划交流的虚拟空间塌缩问题
4 结论
尺度悬置会导致对空间规律欠拟合，也忽视其在多重尺度上不可通约和难以遍历，加上研究话语空间的塌缩，带来较多问题。城乡规划距离可控条件下重复实验并有效证伪的严格科学还比较遥远，虽然并无必要追求彻底的形式逻辑化，但应具备充分的理论反思和方法论自觉，坚持科学方法和精神，而非追逐概念和热词，被工具理性的功用性所反噬。否则，会导致规划仅仅诠释或复刻政策文本，无从践行政策过程的交往理性，结果是政策瑕疵率上升，甚至造成一些政策“低调地出台，被高调地关注和讨论，然后又在执行阶段被低调地淡化，最后被束之高阁”。
由此，本文反思了规划编制与研究的修辞，尝试面对真实世界、真实的城市与人，清扫理论发展的障碍物。修辞化繁为简，用熟悉替代陌生，隐含着许多原型，但内涵偏差也多。从发展角度，修辞及其含义的正确、纯粹与稳定，是学科理论基础夯实的重要前提。面向未来，可以继续发扬拿来主义，但应审慎对待其作用与引申含义，以量的逐步扬弃实现质的提升，“只强调科学发展量的积累固然是片面的，同样，只强调科学发展在质上的不可比性，也是不符合科学史事实的”。辩证地看，对关联事件的尺度悬置会高估空间规律的泛化能力，在未觉察的欠拟合情形下举措失当；当然，也不能过拟合，那将导致任何共性规律的提炼与应用都变得不可能。希望这些感想式领悟、概略式评述，能激发一些思考与讨论。
作者：彭坤焘，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市规划系，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pekutao@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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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祎娴
排版 | 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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