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规划中的技术知识有效地服务于公共行动”[1]，而回到现实层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观察和思考技术官员如何行动，以及应该如何行动。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特快”列车》，对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启发。
《“特快”列车》电影海报
《“特快”列车》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5年，根据1964年发生在行驶于集安—通化段的502次旅客列车上的真实事件改编。在电影里，502次列车从“通集”开往“江城”，路上大风刮倒的树木横在了铁道上。解放军某部林营长发现了此事，在502次即将到达的时候急中生智，把毛主席语录的红书皮摘下来蒙在手电筒上向502次列车照射示警。502次列车终于及时停了下来，而林营长却被再次刮倒的大树砸昏，生命垂危。502次列车为了营救林营长，在铁路局的协调和沿线各站的帮助下，临时调头，甩站运行，全速直达江城，林营长及时得到了抢救。
像机器一般运转的科层制系统与道义人情之间的冲突，是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议题。铁路系统在1960年代是现代化、工业化的象征，是现代科层组织的典型。一个严格按照理性建构和科学原则运作的铁路系统，是如何为抢救因保护列车而受重伤的“无产阶级弟兄”而打破常规运作的呢？这部60年前的电影，代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的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答案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又红又专”：虽然技术知识支持了“专”，并且要求技术官员按照“客观规律”和既定规则执行，但是在面对道义人情提出的更紧迫的目标时，又要有担当地打破既定规则，并运用专业知识创新性地解决超常规运作带来的问题。这种对于道义人情——包括公平、正义、人道主义等道德问题关切的优先排序，就是当时语境下的“红”【关于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探讨，见《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选自《史华慈论中国》，史华慈著，许纪霖、宋宏编辑，新星出版社，2006年】。在营救林营长的情节出现以前，电影对乘务员和机务员们的刻画是既突出他们的专业素质（专），又突出他们的“红”——表现为对乘客无微不至的关爱，而当林营长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列车之后，如同钟表一般运作的铁路系统为救人命而打破常规的行动迅速展开。首先，还是需要层层上报，高层决策者快速识别了外部影响，提出了打破常规和减轻影响的方案。电影里用当时的语言讲述了决策者的考虑：“经济影响固然大，但是政治影响更重要”。在1965年，讲“政治”的含义往往意味着在“专”与“红”之间选择“红”，而急救因保护列车而受重伤的解放军战士，无论在军地团结的政治意义上还是知恩图报的具体人情上都站得住脚。然而，在“专”和“红”之间选择“红”，不是不要“专”了，反而是更需要“专”的能力。因为此时选择“红”其实只是意味着目标的变化，而行动决策还是要遵循理性决策模型。面对新目标，要快速拿出方案来。在电影中，乘务员、机务员、沿途各站的工作人员和铁路局调度中心的领导创造性地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能力，想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办法来实现特快运行，包括：
（1）让502次先等后超，让跨局运行的重点列车先通过，而同时重点列车也提速超车；
（2）在有团体旅客乘降的站，动员团体旅客和站上人员加速装卸托运行李；
（3）当时车上没有移动通信设施，让因甩站而无法与接站者联系的旅客写字条，乘务组收集好，放在皮夹子里扔到沿途站上，再由站上的通信设施通知各站的接站群众；
（4）让反向行驶的501次晚出发，把因为甩站不能下车的旅客送回去。“艺高人胆大”。假如没有技术官员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熟稔和及时果断的创新性运用，打破常规地运行列车是不可能的，“红”与“专”也就无法兼得。所以，选择为道义人情打破常规运行，既需要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担当，更需要专业能力。回到今天，疫情防控的基础是“专”，是基于理性建构的科层制组织的运行和尊重科学的运作规则，比如对于阳性人员“应转尽转”。但是选择“专”，却也不得不面对道义人情的冲击：婴幼儿和失能老人要不要转运？怎么治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允许借着冷冰冰的“专”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不顾道义人情。但是，疫情又是极其复杂的，“又红又专”并不容易：如果允许特殊需求人士不集中隔离收治，如何尽最大可能减少疫情扩散风险？“又红又专”不仅呼唤决策者敢于担当，更需要技术官员能够真正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拿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1] FRIEDMANN J.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6.只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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