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践者看得懂的管理研究 ——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六）

“倡导写文章要深入浅出，坚持简单性原则，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反对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明白的东西神秘化。文章是让别人看的，要让读者看懂、看明白，反对卖弄博学、故作高深。不要老想着‘我多么高明’，而是要采取与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

——李志军，尚增健

在现实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管理研究学者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管理问题应该有中国的解决之道，但是另一方面又以西方的价值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管理问题。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研究，都以能否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为评价标志，鲜有用中国管理实践来评价的；都以在国际一流管理期刊发表过论文而骄傲，少有以解决了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为荣的。更有甚者，那些被称为重要的管理期刊，几乎没有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去看，因为他们觉得看不懂；而被经理人和企业家反复阅读的期刊，在管理研究者看来则是不上档次的（陈春花，2010）。

造成这种情形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百年现代管理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史，寻求西方管理标准检验的确是可见的选择。20世纪的中国闭关锁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也因此错过了现代管理史约一个世纪。1966年《财富》指出“工业化属于19世纪，管理属于20世纪。管理在19世纪几乎无人知晓，但现在却已经成为了我们文明活动的中心”。中国管理一直都没有自己的“鞋子”，导致研究学者选择借助西方管理理论“削足适履”。

但是，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管理研究者而言，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管理研究到底需要承担什么职责，贡献什么价值？今天，中国管理研究虽然逐步与西方接轨，但是离中国企业实践却渐行渐远。落后的管理研究和中国管理蓬勃发展的管理实践不相匹配的现象，需要我们去深入反思（周云杰、李平、杨政银，2017）。因此，管理研究学者必须回到管理学科本身、面向中国管理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管理学科的基本属性是其实践性，正是这一属性特征，要求研究学者必须建立其与实践者的有效对话，而其中的关键就如开篇我们引用《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和尚增健总编所言的那样，文章要让别人看懂。下面我们来探讨如何做到这一点。

框定问题优于研究方法

解决学术语境的实践困境

近30年与企业实践者近距离接触的研究历程，我们切身感受到管理研究与企业实践语境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严重脱节。为什么实践者听不懂学术研究，因为两者语境不同。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研究方法更有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机理，这一点我们从不质疑。但是在过去30多年的管理研究发展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点，即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甚至很多博士、硕士的研究论文是不需要证明的结论，这种现象所带来的可怕的结果是：学生受到的训练是做不证自明的研究，方法规范但是问题空虚；学术界满足于在规范性上做极大的努力，获得学术界对自己的认可，并不关心企业实践所面对的挑战（陈春花，2010）。

面对真实的管理场景，管理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其表现形态、内涵、特征都与学术语境完全不同，有时甚至会产生冲突。比如，管理研究更关注共性特征，管理实践则更关注个案；管理研究需要有文献支撑，管理实践则关注打破经验；管理研究在意假设条件，管理实践常常处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现实中。所以，我们需要正视：学术语境与真实实践是存在差异的。

实践更关心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不关心是否能够创立一个新概念，在意的是通俗易懂；他们不在意研究方法本身，在意的是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否是真实的问题；他们不在意研究所设定的边界，在意的是边界条件的变化。学术按照其自己的范式与话语体系展开学界内的对话，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到了实践领域，价值却无法体现出来，其原因就是学术语境与实践现场之间的巨大差异。

多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著作中，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问题的提炼，然后与美国企业进行有效互动，带动了美国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戴明的质量管理，日本的精益制造，同样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这些经典研究告诉我们，管理研究如果要贡献价值，需要框定“真问题”，才能够有与实践产生对话的可能性。同样也说明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能够协同创造价值，其核心是对真实管理问题的研究与解答。

遵循学术逻辑自洽

更要回归管理实践

如何避免管理研究与实践脱节，已经成为全球管理学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学术研究在意自洽性，管理实践更在意绩效结果，两者之间的核心价值点完全不同（陈春花，2017）。为什么我们的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巨大，就是源于两者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中。美国管理学会徐淑英教授应邀于2018年12月15日在第二届量子管理（上海）论坛中发表的“负责任的工商管理研究”中指出，“从当前的全球商学院研究生态来看，有以下三个根深蒂固和相互交叉的规则：第一、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发表论文数量而非研究的内容；第二、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性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学者的薪酬职称主要取决于学术发表而非创造帮助企业成长和造福社会的知识”。

获得自洽性，是研究学者非常重视的问题，也是学术成果发表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获得自洽性，出现了为假设而假设、为建模而建模、为文献而文献的现象，研究者不断在一个自我设定的体系里循环，最终找到符合规范的完整架构。研究者常常为了获得自洽性，忘了最初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再关心问题对实践的帮助和影响，而是尽力去理解期刊发表的研究范式是什么，甚至有研究生直接去分析期刊发表的规律，寻求发表的捷径，根本不考虑研究的真实价值，而是为发表而自洽。

但是，实践者们关心的是绩效结果。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他们并不关心这个自洽性，更关心如何可以应用研究在实践中求得结果。所以实践者们不关心假设与建模是怎么提出来的，不在意文献上能不能支撑，而是非常关心执行和结果是什么，即绩效结果如何获得。如果我们不深入观察管理实践，这些满足自洽性的研究对实践者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Pugh和Hickson（2007）的《组织领域的伟大作家》（“Great writers on Organizations”），介绍了65名二十世纪以来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学理论家。根据这本书的介绍，这些管理学理论家都是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密切观察者，亲身经历了组织的一些生产问题，或者困惑于观察到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变异。他们之所以在管理学界拥有深远影响，就在于理解并帮助了管理实践解决难题，找到了那个年代管理实践者们面对问题的相关对策。这启示着我们，伟大管理思想的诞生源于对实践困惑问题的解决。

如果管理研究学者一直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通过构建精致的模型和炫目的方法，脱离企业现实困惑而去追求所谓的学术理想和逻辑自洽，这将会变成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训练概念力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曾经有人问笔者之一，做总裁和做教授有什么区别？回答说：“教授是把一句话变成八句话说，简单问题复杂化；总裁是把八句话变成一句话说，复杂问题简单化。”这虽然是一句戏语，但也的确是笔者转换总裁和教授两种身份时所感受最深的不同之处。学术关注“穷尽要素关联”，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实践关注“核心要素”，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管理实践与管理研究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也就在这里：管理实践强调复杂问题简单化（陈春花，2010）。

学者们在研究中非常关注要素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并且希望能够验证这些要素的相关程度，力图把这些关联整理清楚，从而获得完整的、体系性的认识和结论。但是管理实践关注的却是如何简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找到核心要素来解决问题。总裁最关注的就是获得绩效，通过关键因素的把握和解决提升整体竞争力。所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概念性能力，是领导者最重要的技能。只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下属才能有效执行。

我们还要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没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研究并未真正完成。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穷尽要素及其之间的关联，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训练中，则容易与实践相悖。研究还需要在此习惯和训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后，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让其真正能被实践者所理解，为实践所用。做到这一点，管理研究才算真正完成。

复杂问题简单化是通过概念化能力来完成的。如计划管理、竞争战略、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知识员工、企业文化等等，学习并理解这些概念时，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之道。这也是“管理大师”能成为大师的根本之处。在讲授组织管理课程中，总会提到巴纳德的表述来介绍“组织”这个概念：“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合作，即系统地协调彼此间的行为时，在我看来就形成了组织（巴纳德，2009）。”从巴纳德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组织的关键是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之所以有些组织复杂而难以发挥效率，关键是没有去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相反却做了很多与协调行动无关的努力。通过一个简洁的概念来抓住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的本质，才是真正的理论价值，也是我们需要锻炼的概念化能力。

从学术自证到实践他证

《通往北京的道路》的纪录片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学者的价值与学术的意义。这部系列纪录片，讲述了五位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他们分别是：汉语北方话拼音的创立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引入国际法和科学教育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创立中国邮政系统的英国政治家赫德；袁世凯的首席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首位驻华记者莫理循；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北大校园的缔造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部纪录片在介绍这些人士对现代中国进步的影响的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学者非凡的价值贡献在哪里。

透过这部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的价值在于其实践应用中取得的成效。作为学者，我们需要从内心认同并理解这一点，需要真正要求自己的研究可以运用到实践中，而不是停留在自我证明之中，也不是停留在学界内部的认可之中。把自己的研究置身于广阔的天地间，就如这次疫情中科技部所倡导的“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那样。当我们有这样的发心，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就能够从学术自证走到实践他证上。

为此，笔者总结出根植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研究方法，即“两出两进”的研究方法，用以弥合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陈春花，2017）。

一出：从实践观察出问题，即我们选定的研究问题一定不要从文献来，而必须要来自于我们真实观察的实践中；

一进：进到文献检验有否理论价值，这个“进”是指我们需要进入到文献中去检验我们选定的问题是否具有理论价值；

二出：检验有否理论价值之后转化成理论问题，我们必须从文献转化为理论问题，使得从实践观察的问题具有研究的可能性；

二进：再把理论问题回到实践中，验证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是否具有实践意义。

要求自己按照“两出两进”习惯去展开研究，就是要解决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完成从学术自证进入实践他证的过程。我们要坚持对企业实践进行长期观察的方法论。长时间的深入体验和观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你可以首先记录过程当中发生的所有现象。在你不断记录的过程当中，才有机会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而只有能够提出问题，我们才有机会真正讨论并解答，进而产生新的概念和理论。

中国管理实践的推进和中国竞争能力的提升，需要管理学界对管理实践做出相应的理论探索和总结，这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与实业界的共识（陈春花，2011）。在此共识的基础上，管理研究学者要拥有“作为实践者的灵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2014）的信念，因为我们和德鲁克一样深信：“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它能够应用于实践，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时，才有价值”（罗珉，2007）。

参考文献

[1]Pugh, D. S., & Hickson, D. J. Great writers on organizations[M]. Ashgate Publishing Group. 2007.

[2]陈春花. (2010). 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 管理学报, 7(9): 1272-1276.

[3]陈春花. (2017). 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弥合. 管理学报, 14(10): 1421-1425.

[4]陈春花. (2011).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内涵认知.管理学报, 8(1): 1-5.

[5]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M]. 中信出版社. 2014.

[6]罗珉. (2007). 实践——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灵魂. 外国经济与管理, (8): 58-65.

[7]切斯特•巴纳德. 组织与管理[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8]周云杰, 李平, 杨政银. (2017). 融会贯通: “德鲁克之路”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外国经济与管理, (6): 10-11.

作者简介

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王宽诚讲席教授；

朱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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