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本土研究的基准点与范式——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七）

在《管理世界》3.25倡议中，李志军、尚增健特别呼吁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面向未来，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反对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坚定学术自信，反对崇洋媚外。”作为回应，我们认为必须厘清“本土管理研究的基准点”，改进“本土管理研究的范式”，否则一切倡议都只是口号，所有一切将依然如故。本文试图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做一些梳理，供后续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探讨。

一、管理研究的基准点

管理学与经济学是相近学科，但据公认的看法，经济学的体系自洽性与严谨性要远优于管理学。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巴尼说，“管理学中组织理论的研究，早期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借用理论，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后来从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借用概念，建立了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最近，从生物学中借用概念，产生了种群生态理论。”McGuire直接指出，由于管理学理论来源繁杂，导致管理学家“根本无法就实践中管理学者们究竟应该做什么、该如何去做达成一致意见。”

近来，关于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呼声在学术界越来越高涨。学界翘楚如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徐淑英教授也一再强调“理论的严谨性与切题性”。然而一到具体的研究，强调“理论的切题”，则变为散乱的假设，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强调严谨，则结论就近乎常识，几乎对实践没有启示意义。

反观经济学，之所以较好地达到“严谨与切题”的平衡，我们认为，是因为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众所周知，几何学就是在几条公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固的、不可推翻的、精确优美而适用的体系，而经济学仿照此种方法，也将其大厦建立在几条有限的基本假设之上。基于基本假设或参照系，就可以形成一套内部逻辑严密、自洽的理论体系。反观管理学理论，“相当多文献在研究假设、概念化方式和结论方面都是不一致的。管理领域的文章在对理论概念进行详细描述之前，常常需要花几页纸来澄清以往研究中那些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概念框架和研究结论”。

从此出发，管理学研究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既不是刮起“全部面向实践”的一阵风，也不是再次退回到“书斋式的、自娱自乐的”所谓“严谨”的研究，而是要认真思考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内涵、外延、基准点、参照系与范式体系。

二、管理科学、管理技术与管理哲学

区分管理科学、管理技术和管理哲学是厘清管理学研究范围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将三者混为一谈，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研究什么以及如何去研究。换言之，以上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又言之，三者虽然都称“管理”，但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德鲁克曾提出著名的“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的观点，明确指出作为管理科学的“管理之知”在管理实践中的局限性。他说：“当管理科学首次出现时，管理人员曾为之欢呼。从那以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职业——管理科学家。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协会，有自己的学术杂志，在大学、商学院中有管理科学这门学科，但是，管理科学却使人失望，迄今为止，它未能实现其诺言，并没有为实际的管理工作者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很少有管理人员重视它。”德鲁克以上论断佐证了对三者进行区分的重要意义。

（1）求真是科学的目的。按照传统的说法，科学是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事实”和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的定律和理论。在伽利略看来，建立符合事实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科学问题起源于人类在认识世界中产生的困难。具体到管理领域，管理科学的目的是在求真的过程中获得“管理之知”。

（2）致用是技术的目的，技术问题起源于人类在改造世界以符合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与科学问题不同，要解决人们在改造世界中产生的矛盾，就需要从现存的东西推理到现时还不存在的东西（如技术工具、解决方案等），而不仅仅是对现存的东西进行解释。具体到管理领域，管理技术的目的就是“致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工具、手段、规则等来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这可称之为“管理之术”。

（3）当我们逐一清楚了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之后，也许我们仍然不能实施管理，再往下一层，当我们弄清楚了SWOT、环境、目标之后，也许我们仍然不能实施一个完整的计划，换言之，管理是一个整体。而管理哲学的对象便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管理”，例如，儒家的管理是建立“修身、齐家”的基础上——它相信人们心中内在的力量；而法家的管理基础则是“势术法”——它相信没有奖罚便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就西方而言，科学管理学派认为，管理一定是可量化的、也必须量化；而管理学经验学派认为，管理就是经验的总结和积累；管理过程学派认为制度重要；人际关系学派认为关系重要。至于从整体论上考虑，究竟何者更正确或更有用，这正是管理哲学研究的范畴。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需要反问自己：我们所说的改进范式，更加严谨或更与实践切题，究竟是在哪个层面的问题？如果所站的角度不同，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站在管理哲学的视角，那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量化的严谨；如果你站在管理科学的角度，可能无法要求每一篇论文都“那么切题”；而如果你站在管理技术的角度，那么“不切题”则可能是致命的。

三、管理的“小学”与“大学”

如果我们以中国学问划分法来对管理学进行归类，可以将管理学研究划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与“大学”的区分最早来自于朱熹，但现在一般的理解是：小学，即“考据、训诂、音韵”等学问手段；而大学则是“义理之学”。以此视角，则：

（1）西方当代管理主流研究方法是“小学”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方法是管理学当代主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的一般过程是：提出假设、收集数据、验证假设，它不涉及一般的管理理念，即使涉及也通常需要将这些一般的理念变成可以操作的变量。这与乾嘉之学在一字一句上的考据、训诂有异曲同工之处，反观“义理”之学，则不大纠缠在一事一物上的考辨，义理之学重视的是理念和价值观。

（2）西方当代主流管理学无法处理“复杂的管理辩证”问题。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问题，许多问题难以量化、许多边界条件并不清晰、很多未来情况无法预测、许多互有优劣的决策难以取舍。面对这种情形，西方当代主流管理学通常会束手无策。正如精深的小学研究也无法系统回答修齐治平的问题一样，西方当代主流管理学从其范式上就无法应对“复杂的管理辩证”问题。

综合以上考虑，西方主流实证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很多空白点（本文一再指出的是，西方当前主流管理学研究如此，而西方经验主义学派可能不是这样），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空白点是这种方法论所固有的，正如“小学”不能用于研究“义理问题”，而“大学”则不适合于“考据”。因而，其解决方法不是将“小学”改造为“义理之学”，将“大学”改造为“考据之学”，而是视不同的情形采用不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学术界近来不断强调减少“数学模型”的使用，但我们的观点是，“大学”可以不用数学模型，而管理的“小学”（即实证）确实要使用数学模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现在使用的数学模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四、本土管理行为的若干基本假设

前已指出，理论丛林状态导致的大量视角不一、互相矛盾的理论，绝不会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到理论的基本假设”，学术界的探讨应该在“一个或有限的几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

(1) 集体主义假设与个体主义假设。集体主义应看作是中国人管理行为的“基本假设”，这意味着[1]根据韦伯的观点，集体主义虽然并不恒定，而是混乱的、分散的、时有时无的，然而它在中国人的管理行为是不能忽略的因素；[2]集体主义是一种应然状态，即中国人的组织中，管理者认为组织成员“应当”是集体主义的，并以此出发对组织进行管理。

(2) 责任假设与权利假设。中国人的组织生活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组织的责任，而西方人的组织生活首先强调的是组织不能强迫成员，组织成员的奉献应限制在契约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西方才会研究契约之外的“组织公民行为”，而组织公民行为对于中国人的组织而言是“应当的义务”，杨百寅教授称之为“主人翁意识”，它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与“组织公民行为”类似，但其出发点不同。

(3) 人治假设、法治假设与关系思维。通常认为，东方民族传统上偏好人治的治理方式，而西方民族传统上偏好法治的治理方式。反映到组织的治理，本文认为这一基本假设仍然基本正确。

法治假设在组织管理中的体现是西方组织更重视成文的规定，不随意修改已经确定的规则、规定，而中国组织中模糊的规定、规则随处可见，管理者应对的方式是“变通”。当然，本假设并不表明中国本土组织中完全没有成文的规定以及自始至终的执行，而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人治”与“变通”，与“变通”类似的“灰度思维”甚至写进了中国著名本土企业华为的“基本法”。中国本土管理中的“关系”就来自于人治假设，正因为人治的存在，因而“情感的”或“情感与利益相混合”的关系才能在组织生活中发生作用，这是“中国式关系”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重大差异。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基本假设类似于韦伯的“理想型研究”。韦伯指出，“理想型式是通过着重强调一种或数种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混乱的、分散的或多或少出现而又不时消失的具体个别现象而构成的，它是根据那些着重强调的观点化成统一的分析结构而加以分类整理的。”因而，理想型式不可能处处贴合于实践，但是这些理想型式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参照。例如，在主流经济学中，“人的自利性”就是一条根本假设，而这一假设绝非正确。

五、实证、行动与循证相结合的综合范式

实证范式、行动范式以及使用不多的循证范式是管理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根据本文前述，显然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不可相互混淆也不可能相互替代。但是，我们认为，对同一对象分别进行上述研究，研究结果之间互相借鉴、比较，甚至将某种方法得到的结论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检验，则是有可能的。我们将以上这一套方法称为实证、行动与循证相结合的管理学研究范式。这一套“杂糅”的体系可以在其内部各种方法之间相互取长补短，达到目前学术界所呼吁的“既严谨又切题”的目标，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是达到上述目标的唯一方法。具体的程序读者可以参看《实证、行动与循证相结合的管理研究综合范式》一文，我们在此只作一简单的部分的介绍：

(1) 行动可以作为一种检验

管理行动亦可以作为检验实证结论的一个手段。事实上，Kvale就提出过案例研究的实用效度概念：即关注研究者的理论、主张或行为使真实世界发生的变化。Argyris在《行动科学》一书中指出：主流科学家专注于描述世界的存在而不是去改变它，但自相矛盾的是，这样的方式无法描述有关这个世界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包括了通过保护既存现状来对抗改变的防御性行为。如果只是观察和等待，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有关防御性行为的有效描述。因此，如果我们能在传统实证研究之后增加一部分内容，即以实际行动及其效果作为检验，则既无需全面否定或颠覆实证研究，又将大大提升传统实证研究的实践相关性。

(2) 行动可以作为一种数据

新近的实证研究也采用时序数据，这些时序数据当然与某一种行动相关，但传统实证研究没有意识到行动本身就是数据。在具体的研究中，实证研究往往将行动的一部分抽离出来，而“维持其他变量恒定”。事实上，行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甚至包含多种情境化的、伦理的决策，要想将某一种变量毫无影响地抽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传统实证研究还是将行为作为一种辅助，它的重点不是研究行动本身。

因此本文强调的行动研究是对行动本身的研究，在行动的过程中，人们根据情形的变化主动选择甚至临时变更行动方式，而老旧的实证研究则生硬地强调行为效果的测量。借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术语，对时序现象的传统实证研究属于比较静态研究，而行动研究则应属于纯粹动态研究：其目的不是变量关系，而是探讨如何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对传统的、主要基于统计归纳或者控制性实验的传统实证研究做一些调整，直接对行动进行研究，不仅将行动效果，而且将行动本身作为一种数据来源。

(3) 行动可以作为一种证据

主流实证研究方式在证据使用方面的不足主要是两点：[1]对证据严谨性的强制性要求。要求所有证据必须经过实证检验，由此一来，证据只能来自于已有实证研究论文或研究者亲自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此，大量最近的商业实践被排除在实证研究之外。[2]对证据类型的要求。因为上述第一条原因，实证研究必须采用实证结论，而实证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又是关于变量之间的静止关系的描述，因此，大量包含前因后果的行动数据被排除在外。

在所有学科之中，首先是临床医学通过循证的手段大幅度扩展了证据来源的范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学本身的极端复杂性——现代生物学并未完全揭示人类生理的奥秘——人类所能达到的认识甚至是极少的，对于相当多数量的疾病，人们并未认识其致病的机理，而临床医学要求医生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治愈疾病，这就使实际的治病过程并非完全是根据现有规律的纯粹演绎推理，因此临床医学不得不采用大量未经严谨实证研究的经验证据。管理学与临床医学的情形相当类似，管理学中也存在大量未经实证的经验证据，而实际的管理过程又不容许管理者等到学术界总结出规律后再加以实施。

因此，本文建议，即使在实证研究中也可以使用有关行动的经验证据，当然在使用时应尽可能地对行动证据发生的环境、准确性进行分析性评价。事实上，即使在关乎人的生命的临床医学中，医生们也是这样做的——与其坐等相关生理学研究的结果，不如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试探性尝试。

参考文献

[1]KVALE S.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ch Interviewing[M].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2]Argyris C., Putnam R., Smith D M. 行动科学[M]. 夏林清，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3]COCHRANE A L.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M]. London: Nuffield Provincial Hospitals Trust, 1972.

[4]Ansombe G E M. Intention[M]. England: Basil Blackwell,1957.

[5]吕力. 案例研究：目的、过程、呈现与评价[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6）：29~35

[6]Dewey J. The Quest for Certainty[M]. New York: Minton, Balch, 1929.

作者简介

吕力，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伦理与中国本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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