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艺人苦与乐：像蚂蚁一样行走，像他们一样歌唱

“周遭的世界，漫漫黄土间深藏着一道道沟壑，不见一丝明丽。黄尘飘上会儿，自散了去。说真的，又有谁，会关注到这样的角落里有这样的生命呢？多少人路过他人之时，正如这辆偶然路过的车子，绝尘而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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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边走边唱：说书盲艺人》

作者：方行
编辑：Sunny

因为“陕北民间艺人”几个字，偶然找到这部片子。

说书的盲人自毛时代便成立的一支队伍，一直走到了今天。全称为：清涧县毛泽东思想盲人文艺宣传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到村落间切实宣传革命思想。从成立之初的1964年到改革开放；自改革开放到2008年；自2008到片子开始拍摄的2012，及至到了完成制作面向观众的2014年。不难从时间的跨度想象出老百姓所历经的生活变迁。这变迁，既是中国社会整体的变化，也是无数，个体命运在当中的沉浮。

需特别指出的是，片子的内容并不是按时间思路走的。在看完之后，我按着粗略的划分，试图理解这些盲人说书人一步步走来，一个个时代走过，最后来到今时今日的历程。

导演白志强本是清涧县人，八三年生。对于说书盲人，他是有亲身记忆的。“那时候，村里来了说书的盲艺人，男女老少把他们围在中间，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说啊唱啊，听着听着月亮就翻过了山腰。”从这段出现在一篇采访里的话可见，导演本人不可能像一个“他者”一样置身事外地看待这些走向消逝的民间艺术，这些承载着不同民间艺术的民间艺人。

故乡之事，欲说还休，是一方面；故乡之事，说了多少也都觉言而难尽，又是一方面。盲人说书，作为曾经为当地一个又一个村庄带来热闹与娱乐的存在，对于今日镜头前的观众来说，估计大多数如我这般的，看完了，内心也就波动那么一阵，叹息几句，哀伤片刻，便是算旁察了另一种生活形态下的“活着”。而“旁察”跟“局中人”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

对于前者，情感上，说是有所触动，那是自然，毕竟那是六个相互扶持，每年花两到三个月走在村落间，靠一把嗓子、靠一把三弦琴步步艰辛地走在黄土地的沟壑间讨生活的盲人。

理智上，说借此能体会得多深，却又是夸张了点，作为外来的打量目光，谁都甚难避免以一份自以为是的想象去猜测他人的生活内核，哪怕，这份“他人的生活”已经通过了镜头进行二次呈现，已经通过剪辑的取舍进行二次阐释——人与人之间，对彼此不同生活的理解或误解本身能达几分，皆与各人都自带了几分自知或不自知的浅薄有关。而这，不是一声“共情心理”就能囊括得了的。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一方面无法单一地心疼叹息，另一方面，也深感写下几句对国家政策之偏失的批评是相当虚伪与无力的。

片中，有一个很寻常的画面，比很多镜头都要更触动我。大约是在中段部分时，盲人就地在马路边上休息。时年已差不多七十的队长李守旺摸出了孩子的照片，其他几人正说着话呢，忽而，一辆车子开过，卷起一道黄尘。车子去了，盲人重新说起话。天是灰的，山是黄的。周遭的世界，漫漫黄土间深藏着一道道沟壑，不见一丝明丽。黄尘飘上会儿，自散了去。说真的，又有谁，会关注到这样的角落里有这样的生命呢？多少人路过他人之时，正如这辆偶然路过的车子，绝尘而去而已。

的确，对于“活着”的本身，不论是谁，最终，也都是个归于泥尘的结局。活着之时，谁与谁之间，能有多大的功夫停下来，多看对方一眼呢？即便看了一眼，又能持续多久呢？心肠是热的，人情却是冷暖难料。人的这一特性，不会因彼此之间的生活形态有多大的差别而有多大的不同。

无可否认的是，比起寻常人，说书盲人自力更生地活着，这是一场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更大的韧力的面对。他们所面对的艰难与困局，个人认为，非亲历者不可体会。退一万步说，活着，起码意味着能去拥有、能所有经历、能有所求索。纵是苦涩，也终将止于各有各的顺从或不甘及抗争。我对这支说书队伍的敬意，亦因此而生。

身为老百姓，再大的喜悦与欢笑都是真的，再大的悲是真的，再大的哀，也自然是清晰的了。片子的后半段，李守旺带着喉咙疼的女儿去吊针，给她钱买吃的，嘱咐钱慢慢花。同一房间里，边上的人打趣说还要你给钱呀。李道出实情，女婿“又懒又病”，穷得一分钱也没有。

片末，李守旺老人忙着将采购的灯笼、窗帘、对联、电视机、电视机接收器等一应物品，一并背着回到家里。在村人的帮助下，好一番仔细收拾打扫，本是满心期许，以为儿子会如期，带着媳妇和外孙女归来过个团圆年，结果，电话那头还是传来了不能回来的消息。

从头到尾，片中出现了几抹“鲜艳”，都非常惹目。一处，集中在这个收拾过后的窑洞；一处，是半途路边的花开了，淡淡的粉色，在一片尽是凄黄的土地上显得太楚楚动人了；一处，是不知走到半途哪儿的时候，路旁的树挂上了绿叶，大家坐在一起说着些彼此都希望年景好的话。实际上，盲人说书队每年在外的两到三个月时间里，会集中走过约300个村子，行程约1500公里，每人能分得六千到一万元不等的收入。其他时间，则各自在村里过着普通农民的日子。这段画面，本来非常期望能持续个几分钟的，但不知何故，这一幕很快就被切换掉了。

全片若说有什么略感欠缺的话，无疑是对除李守旺之外的其他几个盲人的处境少于刻画，包括当中的一对盲人夫妻。气氛相对欢乐的一次，是全队一同在田里拔豆蔓的时候，人人都是走一步，摸摸地面，摸着了再拔，不留神就闹出把身边人错当豆蔓拔的笑话。镜头里的人笑得兀自欢乐，屏幕外的观众却是莫名心酸。

导演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李守望是主要人物，全片便围绕其展开的思路，但盲人说书队的每一次外出，都是全队员的付出，且平均年龄都过了五十，若能多花一两分钟多呈现其他队员，不论是展现其性格的画面，一些闲聊的时刻，或是谈论别的无关要紧的事物等等，或能为片子的整体格局更添一分厚重。如，队员王必厚病了没去看医生，众人在途经另一名队员张广春家时歇息顺便做了法事祛病这一段就很好，不长，却很丰满。

在清涧县的政府网上看得，像李守旺这样的队伍，县里共两支。另一支队伍有几人，目前什么情况，只字未题。但李守旺这一支队伍所面临的尴尬境况，足以说明一切。一如，演唱之后，对所得的费用深感不公的无奈。时代不一样了，他们的到来不再是全村人翘首以待的欢喜。

由于村中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接待盲人说书队，对于个别村长反而成了个头疼活儿，要吃住也要给费用但村人不在分摊也不对要从本来就少的经费里出自然也是……于是，有了双方的争执；台前观众身影之寥落，尽是些五十岁以上的面孔，几乎不见孩童与半个年轻人的身影。凋敝的村庄再加这步履日渐蹒跚的艺人，漫无尽头的黄土沟壑……如此画面，教人百般滋味上心头。

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本源源不断取材于老百姓生活的本身，但时代的浪潮只会一波波到来，情怀亦难常空驻。当依托的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且艺术形式本身又没能及时寻求得革新，走向消亡，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命运。陕西的说书盲人如此，其它各省的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亦如此。

或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天，我们是仍将会在追忆中缅怀那些行将消失的民间艺术呢，还是，连追忆缅怀的心情都会丢了？不要忘了，对中国广大的老百姓而言，多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之最初，只是为“活着”的本身，谋一条出路。

图片来源：豆瓣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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