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智库对华新信号，强硬已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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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Refocusing the China Debate: Beijing’s Ideological Exports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Lost” China
来源 | Brookings
作者 | Lindsey Ford
译者 | 葛健豪
对于美国来说，未来政策讨论的方向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如何最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并促进联盟体系的紧密合作。
（正文约 2800 字，预计阅读时间 8 分钟）
回顾2019年关于中国的辩论，很明显，我们需要在2020年重新关注有关“战略竞争”的讨论，美国政策辩论的重心需要从中国本身，转移到如何促使美国的联盟体系来管控中国的崛起。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讨论如何重新塑造有关美国宏大战略和意识形态竞争的辩论尤为重要。
中国意识形态的输出
在2019年占主导地位的一场辩论，是中国是否正寻求在世界其他地方输出其威权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
特朗普政府和许多美国专家认为，新兴的意识形态竞争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6月警告欧洲领导人：“中国希望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模式”。
其他分析者也回应了这种观点，警告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决策中更加明显，以及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威权主义与民主社会之间的系统性竞争。
但在辩论的另一端，一些人坚持主张，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民主”的叙事夸大了中国的野心和能力。
-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战略仍然主要是面向其国内的，较少关注将中国模式输出到海外，而是更多地关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实现国内的稳定。
- 其他人则认为，分析者常常夸大了中国战略的连贯性，应将其视为“有针对性的即兴创作”，而不是精心策划的列宁主义发展计划。
- 最后，有人认为美国对与中国“输掉意识形态之战”的担忧，高估了中国模式对其他外国伙伴的吸引力和适用性。
这场辩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中国是否有计划在海外复制其模式的重要性可能比美国想象的要小，中国不一定需要这样一个计划。
就像美国最初没有关于国际秩序的“长期总体规划”一样，中国也可能会经历试验性的规则制定和制度建设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更清晰的形态和影响力。
这个过程已经在顺利进行，中国非常重视建立新机构，改革全球治理和促进新的全球标准。无论这些努力是否属于明确的意识形态愿景的一部分，它们都将对国际体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美国的战略而言意味着什么？
2020年，关于如何在规则和规范领域内最好地进行竞争的讨论，应该更多地集中在系统性影响的手段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上。
正如政治学家江忆恩（Alistair Iain Johnson）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国际秩序”，其中美国及其盟友总是会整齐划一地与中国对立。
取而代之的是，规范性竞争通过一系列“特定问题的秩序”发挥作用，其中规则可能“根据问题领域而有所不同——领土，军备控制，贸易，金融，信息，环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
在上述每个领域中，美国都需要评估其利益，中国对这些利益提出的挑战，以及建立联盟的最有效手段。
尽管其他民主国家当然应该成为这一努力的基础，但所有联盟不太可能会根据政权类型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一起。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问题应该是：
- 在哪些问题上，中国的修正主义最不利于美国利益？
- 哪些结构性工具（即新的国际协议或治理机构）在保护这些利益方面最有效？
- 美国与其合作伙伴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重要的规范性分歧（例如，网络空间的主权）？
- 最后，中美在哪些领域共享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并且可能会为合作创造空间？
参与这场竞争并不一定需要就中国的意识形态达成共识。所需要的是愿意进行繁琐的“日常工作”，包括修复机构，制定官僚规则以及恢复美国对其伙伴和盟友的影响力。
谁“失去”了中国？
2019年的主要讨论点之一是关于美国战略为何以及如何出错。
对于许多专家而言，答案是美国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战略的基本假设存在严重缺陷。
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了许多历史事例，例如美国决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或在1990年代初重新和中国接触，作为这种缺陷的政策如何反复奖励，并增强中国实力的证据。
然而，即使新的共识强化了支持对华强硬的立场，但是反对派在2019年称对华政策“没有一个华盛顿共识”。
在长期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的推动下，批评美国政策正在向鹰派立场转变的人认为，新的华盛顿“共识”与鹰派认为的旧的共识一样存在缺陷。
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奉“战略竞争论”的人误解了支撑美国战略的假设，并没有证明替代战略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双方都承认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重要性，但“中国通”与“大战略家”之间的鸿沟和裂缝，或者说老一辈和年轻中国观察家之间的“世代冲突”，都是2019年中国辩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围绕美国对华政策基本原则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共识，重新评估或许早就应该进行了。
但是，尽管重新评估美国的战略具有价值，但有关“接触”与“战略竞争”的辩论中缺少的是美国战略家面临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如何定义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目标？
事实上，这是激发尼克松1969年思想的同一个问题。尽管许多专家关注尼克松从遏制到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但他们错过了他当时确定的更大挑战：“美国将面临……一个重大决定：它将在亚洲扮演什么角色？”
为了使有关中美战略的辩论朝着2020年的新方向前进，决策者需要重新审视尼克松提出的这一更广泛的问题。
美国“战略竞争”的目的是确保美国能够保持全球首要地位，或者至少在亚洲保持军事优势吗？
或者，正如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David Stilwell）最近的讲话所暗示的那样，美国是否在以更加多极化的亚洲为前提下推行力量平衡战略？
如果美国战略摆脱了长期以来对其首要地位的假设，那么政策制定者将需要追求截然不同的战略竞争。
正如其他专家所论证的那样，任何这种方法不仅必须在口头上赞同盟国和合作伙伴的价值，而且还必须开始更加明确地将其利益和偏好纳入美国计划中。
要求与美国盟国和伙伴加强分担负担和安全协调这一观点近来变得很流行，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 美国将采用什么新手段来迫使本来不情愿的盟们友增加国防开支？并且其中许多盟友仍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优先事项上。
- 在美国的盟国们进行新投资的地方，需要什么协议和妥协才能说服合作伙伴更好地投资与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
- 美国是否愿意承担安排国防投资和设计军事行动概念所需的必要风险，以围绕其盟国和伙伴来扮演更明确的角色？
转向旨在有意限制美国单边主义并增加美国对外国盟友的依赖的安全战略，将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谨慎外交。
这将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最好地发展新的合作模式，以用于国防投资、安全援助和出口管制等各个方面。
在美国政策界就美国打算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扮演的角色达成更深层次的共识之前，美国很难说服其伙伴加入进来。
关注美国
在美国，关于中国辩论的讨论在急速变化且令人紧张，但这也是有必要的。
中美之间权力关系的长期结构变化不会消失，我们需要一种处理双边关系的新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去年关于中国的辩论是一个新思维方式正在酝酿的可喜迹象。
但是，关于未来应如何应对，与中国乃至中美关系的关联不大，而与美国如何最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促进与盟国和伙伴的紧密合作关联更大。
今年是美国人民有历史性机会考虑这些问题的一年，让我们在2020年的重点关注这些辩论。
文字编辑：李卓璇
图片编辑：李卓璇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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