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对华明智外交不应有法官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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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编译
Let U.S. Diplomats Handle China, Not Judges
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作者|Jarrett Blanc
译者|陈芳姝
导语:据外媒报道,2020年4月,美国密苏里州政府向联邦法院正式提起了对中国的民事诉讼,称中方的防疫不力使该州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要求中国政府予以现金赔偿。该事件虽已时隔两月,然此类诉讼话题最近再次在国外智库中引起争议。本文选取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篇专家文章,代表性了当前国外智库届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对中国提起诉讼这一事情上,重要的不是取消主权豁免,更重要的应该从外交层面考虑,总统有权有效地灵活谨慎处理中美关系,以维护国家利益。
(正文约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不太喜欢原告的律师。
麦康奈尔不太恰当的警告称,在实际流感死亡人数超过56000人的那一天,或许会出现“诉讼大流行”。
然而共和党领导人对这起矛头指向中国政府的冠状病毒诉讼破例了。
此前,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起了(针对中国的)诉讼,随后还出现了几起由私人发起的集体诉讼,其中一起由特朗普集团的一名前商业高管提起。
但主权豁免原则规定下,外国政府通常无法在美国法院被起诉。
因此中国受到主权豁免的保护,上述诉讼无一成功。
不过,一批知名立法委员承诺,将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权,并提出其它一些对北京的强硬建议。
由于这些提议大部分是对中美关系缺乏严肃思考和分析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也至关重要。
例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威胁要加征新关税。
他仍在一种错误印象的影响下苦苦挣扎,即:这些关税是由中国出口商支付的,而不是已经受到衰退冲击的美国消费者支付的。
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白宫官员也呼吁美国停止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尽管迫使美国政府违约将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就像这些想法一样,撤销中国的主权豁免权对美国的损害要大于对中国的损害,因为中国永远不会支付一分钱的赔款。
然而,针对外国的无功诉讼却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深远影响。
他们对外交政策的主要影响不是纠正错误或改变目标国家的政策,而是通过限制执政者的选择来达成谈判和外交结果。
在外交这样一个靠冷静的灵活、妥协和权衡来取得成功的领域里,这些诉讼是情感的爆发。
无前途的先例
自1996年以来,美国公民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对法院的合法管辖权存在争议,对诉讼不予理睬。因此,原告往往会赢得违约判决,而违约判决可能很快就会高达数百亿美元。
由于被告在美国缺乏资产,原告普遍无法收回这些判决,但这些判决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们实际上成为了对被告国的金融制裁,这些国家无法以哪怕是偶然的方式进入美国金融体系,因为它们的资金有可能被原告律师指认并扣押。
拒绝这个国家进入美国金融体系是美国制裁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当诉讼仅限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时——已经受到其他金融制裁——其效果基本上是多余的。
但是,当不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国家也卷入类似的诉讼时,美国最强大的强制性经济工具之一的控制权就会从行政部门转移到司法部门。
在一些情况下,被指定为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国家改变了与美国的关系,逃脱了沉重的制裁。
- 前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统治下,利比亚同意为其对上世纪80年代的恐怖袭击负有无可置疑的责任支付数十亿美元,并恢复了主权豁免权;
-如果美国和朝鲜就更多的核心分歧达成协议,它可能对朝鲜有用;
-苏丹的新政府也在努力达成和解,但却无力承担对前政权作出的的判决;
-由于技术问题,古巴被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名后,基本上能够避免付款。
这些都是迫切希望与美国谈判建立新关系的国家相对直接的例子。
但这取决于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为针对外国政府的判决提供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模式。
这些例子都没有为如何与伊朗打交道提供明确的指导。
伊朗面临着超过550亿美元的美国法院判决,其中包括160亿美元的错误指控,称其参与了“9·11”袭击,没有一个伊朗政府会同意支付这些诉讼的大部分费用。
如果一位总统希望通过谈判逐步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例如限制伊朗的核项目或弹道导弹项目,他可能希望提供有限的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或其他例外情况。
但是,总统无权解决悬而未决的法院判决,这将严重限制进行此类妥协的谈判空间。
中国的情况
那么,这对当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过去的经验表明,由于试图索赔数千亿或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诉讼不太可能有好结果。
中国不接受美国法院就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危害追究责任的管辖权。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结果将是巨额的违约判决,很可能在中国法院针对美国提出类似的索赔。
与过去那些孤立的小国不同,中国有办法压制美国的利益和资产。
这不会导致任何美国原告赔付,但可能导致经济脱钩的最混乱版本,因为美国和中国避免了相互没收资产的风险。
美国总统也将被剥夺管理这一过程以促进国家利益的权力。
相反,这种强有力的金融制裁形式将由法官控制,法官必须根据具体案件的是非曲硬作出决定,而在制度上无权考虑,甚至无权考虑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美国与中国有其他优先事项的事实,这其中包括潜在的合作领域,如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以及竞争领域,如地区安全。
总统无法通过谈判消除数千亿或数万亿美元的判决,将使针对这些利益的明智外交变得不可能。
(几乎所有的外交政策立法都提供豁免权,允许总统为国家利益行事,但中国的提案没有提供豁免权。)
有迹象表明,部分外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将这些问题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专家的手中交到并私人诉讼当事人和法院的手中来支持恐怖主义。
针对中国的冠状病毒诉讼也是如此,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恐怖主义。
正如麦康奈尔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人真正关注过(这种行为)对国际关系的潜在负面影响。我认为这会搞砸一切。”
现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已经没有意义了,除非这些不是错误,而是有意为之的政策目标。”
往好里说,将如此重要的国家安全权力移交给法院只能被视为是国会对权力的放弃,就像几十年来国会将战争权力移交给总统一样。
如果国会认为支付冠状病毒带来的损失是美国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它应该通过明确的金融制裁,而不是外包给私人诉讼。
但国会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这将是优先级判断的明显失败,也是对公众广泛反对进一步卷入国外敌对纠葛的拒绝。
相反,取消主权豁免权相当于蛊惑人心的托词。
这听起来像是终结恶行不受惩罚的一种方式。
这些诉讼的原告都是值得同情的。无论他们是否曾因恐怖主义而失去亲人,是否曾遭受残暴政权的折磨,或者是否曾遭受过中国政府无疑使情况变得更糟的大流行病。
但主权豁免归根结底与他国免于起诉无关,而是与美国的民主主权和当选总统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有关。
困在外交
起诉主权的权力,公认的国家安全理论大致对应于电影《奇爱博士》中杰克开膛手所说:
“我想你从未想到过,虽然我们在这儿聊得起劲,但决定出自总统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五角大楼的房间。而当他们意识到覆水难收时,也只能全身心投入其中。“
因此这也最终解释了共和党人对原告律师的怀疑态度的明显矛盾。
允许对中国提起诉讼,与华盛顿鹰派在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另一项长期努力相得一见。
这些努力旨在让总统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使用军事或其他胁迫手段,同时使外交手段难以获得。
因为不再有优先谈判的可能性,总统别无选择,只有危机、敌意和冲突。
然而,世界依赖于科学合作,美国依赖于中国拥有的医疗设备供应链。
但这些惩罚中国的提议的自我毁灭的结果暴露了它们明显的风险:在可能违约的情况下,关税恶化造成经济衰退或是利用法院使外交陷于瘫痪。
此外,即使有效地击退中国,也需要进行谨慎的联盟管理。
一旦(相关举措)破坏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主权豁免等原则,潜在盟友就不太可能与华盛顿合作。
中国是一个太强大的国家,美国法院无法对其进行审判和惩罚,而当世界开始走出当前的危机时,美国需要就未来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进行严肃的讨论。
但这(针对疫情诉讼)不是前进的道路。
在赔款问题上哗众取宠,分散了人们对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应该进行的紧迫辩论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总统大选年。
无论2021年1月的总统是谁,都需要利用外交手段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
作者:
Jarrett Blanc,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5/29/let-u.s.-diplomats-handle-china-not-judges-pub-81939
(本文未经作者许可发表,如有问题可随时删改 。)
文字编辑:刘馨阳
图片编辑:刘馨阳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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