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凡：全球化最终会重新走上正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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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崔凡
作者介绍：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在《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研讨会上，李巍教授阐述了全球化的三个维度：政治、社会、经济是全球化的三个重要维度（李巍：美国陷入高等收入陷阱，是全球化走向衰退的最大信号），这非常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全球化的三个方面。
在这三个维度下，还有一个科技的因素，例如科技对于运输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的影响，它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底层因素。
科技的因素通过经济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以至于整个全球化产生了根本作用。
这话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制约或者所需要的调适度，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和所需要的调适度，也是目前我们这轮经济全球化走到今天似乎面临瓶颈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的话，科技的底层推动力的作用，以及整个经济基础对整个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仍然是根本的。
目前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也出现了一些区域化的特征，被底层因素推动影响形成的形势，有的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或者不是那么直观能够理解的。
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界有距离之谜，在现在国际贸易理论文献中，对距离对贸易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存在很大争议的。
现有很多经验验证的文献发现，基于距离产生的贸易成本在这些年中间并没有下降，这是什么原因？
当然这个机制可能是复杂的，但有大量文献发现基于距离的贸易成本是没有下降的。
回顾这轮全球化的起源，基本上从90年代初期开始。
1860年前后的全球化或者之前的全球化，那时候往往不是用全球化这个词，和最近一轮的全球化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时候是没有全球制度协调的。
“全球化”这个词从上个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但是很少在文献中用。我上大学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中期之前都是讲经济一体化，很少用全球化。
1997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写文章开始写“全球化”，电脑还不能识别这个词。90年代后半期“全球化”的概念爆发式被使用。因为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的就是1989年-1992年，1989年年末开始东欧的转型一直到1992年春天的中国接受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节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承认了市场经济的概念。
在这之前是两个国际分工体系，而这使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大家几乎没有信心能够建立的永久性国际贸易体制，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变成可能，由此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
1995年1月1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把原来的国际贸易体系的管辖范围大大扩展了。
当时人们非常受鼓舞，在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推“新加坡议题”，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OECD国家启动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我自己读研的时候，开玩笑说WTO缩写可以读成是“乌托”，乌托邦，也是个理想，WTO建立全球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理想。
这反映出很多人在当时情况下多少是有一点狂热的，没有注意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全球化从1995年-2008年之间，我认为问题主要有三方面：
这个收入的分化从国家间收入差距统计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化。
算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下降的，尤其2000年开始到之后的十多年，国家间收入差距是缩小的，基尼系数是下降的，这个下降主要是因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但是所有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国内收入差距是急剧扩大的，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从七八十年代开始一直上升，几乎没有太多的回调。
中国国内收入差距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有所回调，现在起码停下来不再明显上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
对环境的影响甚至破坏，这一点大家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认识，无需赘述。
全球化的影响之一是重大金融风险更加容易发生，而且很容易在全球蔓延。
这三个全球化的弊端或者问题，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拿出有力的手段进行防治，但是中国拿出了系统的方案，也就是我们今天不断强调的三大攻坚战。
三大攻坚战在十八大以后不断地推进，实际上是把GDP往下拉的，但是给我们应对风险增加了回旋余地。
有人说全球化现在在倒退，但实际这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很多指标可以看到，2008年的时候全球化就已经进入调整期，大量全球化的各种指标在今天都没有超过2008年之前的高点。
这个调整期为我们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空间，这种调整是必然的，是必要的。在这个调整重塑的时候，美国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方式，以主动冲突的方式寻求调整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之后全球化的调整需要考虑三个方面：
多边贸易体制是美国领导建立起来的。
在80年代中期以前欧盟强调政治磋商，并不希望有严格的法律体制，而美国当时强调应该有严格的法律体制。
今天完全倒过来了，美国觉得这个严格的法律体制对它不利。所以今后要发展的话，美国需要回归尊法派，重新承认国际贸易的法律体制。
有没有可能？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仍然是有可能的。
6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这一届，就是116届国会期间不能讨论或者启用关于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乌拉圭回合协议法中有相应的条款，不能够启动。
这个规定使得美国近5年之内不会退出WTO。因为5年才能做一次评估，这5年内美国无法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为什么国会要搞这么一个东西？它们就是担心在当前这样的政治冲突下失控，真的一脱，可能对美国长远利益不利。
所以我认为美国国内还是有相当大一批人是希望能够回归尊法派，只不过这段时间里想获得对它有利的地位，来调整世界贸易的法律框架体系。
为什么美国遵法派有可能回归？美国回归尊法派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希望中国进行一些自己的体制上的调整。
如果中国还是存在大量的补贴或者政府干预，这种经济模式可能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缓解。
中国有没有意向来进行一些调整呢？我认为是可能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有三个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没有必要调整。
分配制度也没有太大必要调整。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使市场力量成为更加重要的决定力量，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目前国际谈判对我们的主要压力也来自于这个方面。疫情期间，国务院发布了几个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指导意见。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总体方案中，也提到海南进一步研究改进补贴政策框架，为我国参与补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参考。
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方面是有意愿的。
这种包容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其它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模式应该可以并存。
这种不同对中国来讲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所有制上，各国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有所包容。
各国有没有这种包容的可能性呢？我认为存在一定可能。
如果看欧盟运行条约第345条，从罗马条约开始到今天没有抛弃这个条文，即本条约所有规定都不歧视不同的财产制度安排。
这个条款被我们称为所有制中性条款，世贸组织也尊重所有制中立，但是欧盟的宪章中明确将这条作为宪章中的一个条文。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
—尊重国际贸易共同的法律与规则；
—承认市场在竞争中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对不同经济制度特别是不同所有制形式予以包容。
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进行谈判、进行对话。特别对竞争制度方面进行谈判，我认为是有可能重新形成一个大家认同的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
所以我自己认为这方面的回归是存在可能的。
当然了，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谈判，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谈判，世纪性的谈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谈成的。
但它是有可能的。最终在这个体系中，科技与经济因素的作用会重新回归，重新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去年世界经济论坛中讲到全球化4.0，它是以“第三次解绑”，即服务贸易供给方和需求方在空间上的解绑为基础，以现在服务贸易跨境交付作为重要的服务贸易方式。
使得像我们这样的跨境网络会议、国际教育、国际咨询，能够非常便利地进行，以这种变化为基础推动全球化。
疫情期间的这个变化，会深刻地影响今后全球化的走向和格局。总有一天，全球化又会重新走上正轨。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6月28日在《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
文字编辑：王圣博
图片编辑：王圣博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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