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逝世——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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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透物见人 考古求真 | 原创人物专题片》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张忠培先生，1934年生于湖南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苏秉琦、林耀华先生。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执教考古学约三十年，后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自1958年开始先后参与主持了十余处重要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成百处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在几十年的考古研究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古遗址、古墓葬等的保护工作。在重大的文物保护问题上，他总是旗帜鲜明，秉公直言，同时又以深厚的学术根基，深入浅出地辨析论证，提出为文物保护赢得长远效益的实施方案。
2017年5月5日上午，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宝蕴楼为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一行讲解《故宫考古、保护与研究——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
张忠培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对考古学科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他的逝世，文博界哀叹不已。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告诉记者，前天下午，他去张先生家中汇报工作，先生拿着《光明日报》头版刊登的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的报道，激动地说：“故宫文物能为增进中国文化认同，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这样的贡献！多么令人鼓舞啊！拼死了干，为故宫，值得啊！”又说到最近五老上书之事，先生为故宫文物之保全心急如焚！张先生说：“那些被非法侵占的故宫文物，一旦失去故宫的身份，它们的价值何在？它们还能为中华民族做出如此之贡献吗？！必须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解决此问题！我们上书的五个人，年纪最大的95岁，最小的也84岁了！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能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故宫！！”言及此，先生竟痛哭失声！边哭边喊：“故宫啊故宫！”王军说，自己是去向张先生汇报《元君庙考古始末》书稿整理之事的。此书稿极珍贵，张先生三易其稿，是他最重要的学术经历。可先生却将此事撇开，指着那份光明日报说：“元君庙的事情不重要，光明日报报道的故宫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才是最最重要之事！无论如何，故宫是辛亥革命之后完整留下来的，我们必须完整传承！这是我最后的嘱托了！”说到这，王军难以自禁：“没想到一语成谶！先生拼搏到最后，心之所系，仍是故宫文物之保全、中国文化之命运、中华民族之永续！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故宫人！”
2017年4月11日-12日，张忠培先生在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现场点评参评项目。
对于前任院长的离世，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心情沉重。他说：“张忠培先生在任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锐意改革，积极创新，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方向，狠抓文物保护工作，制定了故宫完整保护原则；他狠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故宫博物院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他注重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强调科学规划，始终秉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提出许多新理念和新做法，推动了故宫博物院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他说：“张忠培先生为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被世人所铭记。张忠培先生永垂不朽！”
“今天本来是我向业师张忠培先生交作业的日子。”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高蒙河说。前不久他和张先生约好，要交两份作业。近两年来，张先生结合亲身经历的中国考古学历程，全面评析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写就“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三卷。这是他精选出的足以体现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思想精髓的代表作，堪谓一部浓缩版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即将付梓。因高蒙河参与了编选论文的工作，先生嘱他给出版社写推荐信。另一份作业是良渚博物院陈列改造项目的展陈大纲。原来的陈列是在张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此后十年间，他一直关注良渚遗址的考古进展，并在早年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的基础上，又指出良渚文明的国家形态是神权和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他的这些思想都写进了这次的展陈大纲，并计划在展览中向公众介绍他对良渚考古的突出贡献。“记得昨天晚上写到这里的时候，生卒年月一栏还是（1934-），而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他的考古人生却定格在了（1934-2017）。”高蒙河仰面向天，“先生，我的作业写完了，您在天堂还能批改吗？”
2016年8月28日张忠培先生到汉长沙国王陵考古工地现场进行视察指导。
王炜林，也是张先生的学生。在当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之前任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8年。因有师生情谊在，陕西有什么重要发现，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向张先生汇报。今天，闻悉噩耗，他一时难以接受。他说:“今年评十大考古新发现时，他似乎感知了什么，先生提议要和我们挨个合影，照片中的他，笑得如此慈祥，将一种特殊的爱定格到了永远……先生的考古事业是从陕西开始的，作为一名陕西的普通考古工作者，能追随他的足迹，感到非常荣幸，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从元君庙、泉护村考古到渭河流域第一个编年序列的建立，从河套项目实施到石峁发现的定位，从尖底瓶的分期到陶鬲谱系的研究，从史前聚落的观察到古代社会探索，就连我曾经怀疑他的庙底沟文化中心在渭河流域的结论也被后来的杨官寨考古发现所证实……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丛德新代表吉林大学81级考古专业18名同学表示：“惊闻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创始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我们敬爱的老师张忠培先生仙逝的噩耗，无不感到万分悲痛，都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学术亲人、事业导师，而流泪哭泣。张先生一生以事业为重，以学生为重，以学科为重。待人真诚，爱徒如子。先生故去，是考古界的损失，是考古人的损失，更是我等考古学生们的损失。先生走了，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更多地是怀念与追思。老师，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愿先生一路走好！”
生平
1934年生于湖南长沙；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
1957—1961年初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期间于1958年至1961年初主持了华县、渭南的调查、试掘与华县元君庙、泉护村的大规模发掘工作；
1961年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执教考古学约30年；
1972年在吉林大学创设考古专业并组建考古学系；
1979 年至1982 年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发掘了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等遗址；
1980年至1983 年组成晋中考古队，发掘了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柳林高红等遗址；
1984年任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1987 年和1989 年组成游邀考古队，发掘忻州游邀遗址；
1988年10月－1991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2008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学术历程
高蒙河
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原文为高蒙河《编“张忠培先生六十年学术论著要目”札记》，全文15000多字，全面的梳理了张先生60余载学术历程，并对张先生的一些学术方法、学术理论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1952年，张忠培先生从长沙长郡中学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除了历史专业以外，还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本科考古专业。他接到的录取通知书上，要他选择读哪个专业。他便到长郡中学向他敬仰的一位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李昌董老师咨询，李老师说，你还是读考古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当时他还知之甚少的考古专业。那一年他18岁，自此与考古结缘，走上了人生的考古求索之路。到今年，他已经80岁了。
大学四年期间，他只回过二次长沙老家，寒暑假几乎都在学校阅读当时不多的约20种杂志，一册一册挨着看，还通览了国内外考古论著，一点点朦胧地产生了日后对他一生的学术实践和研究影响至深的考古学应该“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思考。到1955年，他将有关受当时批判胡适思想的影响，同他所认识的哲学，就考古学的问题写成两篇文章，投递给《考古通讯》等刊物，一篇没被采用，另一篇只在内部刊用。这两篇文章虽然都没有被公开发表，却开启了他写作考古学术研究论著的先河。那一年他20岁，到今年，也已经60年了。
从那以后，他又在1956年西安沣西的大学考古实习中，运用学到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把自己挖到的7座西周墓做了排序，分为三期。虽也没有发表，但却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有关西周墓葬的分期成果，这为他1960年参加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写《中国考古学》工作，负责《商周——青铜时代》中的《西周前期》等编撰打下了伏笔。再后来，他本科毕业被选拔留校作副博士研究生并参与主持了陕西华县、渭南两地大范围区域性考古调查和对华县泉护村遗址、元君庙墓地的发掘。在导师苏秉琦先生指导下，分别于1959年下半年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合作完成《华县泉护村》初稿，1961年6月写出了《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初稿，取得了以下诸多在当时并于后来被不断印证的重要考古成果：
一是元君庙墓地的发掘，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国内外考古同行中率先通过墓地结构、合葬墓中人员的关系和墓葬与墓葬之间人员的关系来研究亲族制度的方式；二是在泉护村新发现了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转变的过渡环节泉护二期文化，将所揭示的泉护一期文化遗存亦即西阴文化和元君庙半坡文化墓地分为三期和四期，以及半坡文化和他已经确认的老官台文化之层位关系，实证了“仰韶文化”源于中国本土的老官台文化，开启了中国探索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先声，并通过类型学研究，首次确认了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西阴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护二期—→荆村文化—→客省庄文化或三里桥文化是先后的同一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三是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不但是考古学上进行“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实践的领先之作，还通过这一工作和元君庙及泉护村的发掘，搞清了陕晋豫地区从老官台文化到东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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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著
1. 《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2.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4. 《实事求是，推进史前史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
5. 答《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中原文物》，1985年。
6. 《黄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会制度变迁》，《华夏考古》，1989年。
7.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
8.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
9. 《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
10.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
13. 《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
14. 《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中国文物报》，2000-6-18。
15. 《考古学——连接中国西部古今之桥》，《北方文物》，2001年。
16. 《考古学与地下遗存保护的认识与实践》，《中国文物报》，2002-08-23。
17. 《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研究——兼谈客省庄文化流向》，《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18. 《论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19. 《中国大遗址保护的问题》，《考古》，2008年第1期。
20. 《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21. 《龙脉相传文明曙光》，《光明日报》，2009-10-22。
22. 《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与永远屹立着的丰碑》，《中国文物报》，2009-10-30。
23. 《重温费孝通玉文化研究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1-05。
24.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暨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物》，2013年第7期。
25. 《我认识的环渤海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的讲话》，《考古》，2013年第9期。
26. 《渭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奶第11期。
27. 《夏王朝时期中国文化的探索》，《中国文物报》，2014-12-12。
28. 《考古学与文物保护——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3期。
29. 《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之道的思考》，《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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