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公司不得对私刻(伪造)印章的法律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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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公司不得对私刻（伪造）印章的法律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

关于公司印章的三个核心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能对同一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做不同选择。只要公司在某一场合使用过（承认其效力），则该印章在另一交易中的使用均应有效（不论该公章是否系他人私刻甚至伪造、是否进行工商备案）。

二、公司印章最好具有唯一性。有些公司多达三十多个合同章，堆在一起非常壮观。印章不唯一的风险巨大。最高法院认为：公司印章不止一枚，难以有效识别印章是否为公安局备案登记的印章。如果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不得主张使用公司“伪造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对公司没有约束力。

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及表见代理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交易相对人并无审查签订合同所用印章是否为真实的义务。

裁判要旨

公司知晓伪造公章的存在、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且在另案中认可其效力的，则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案情简介

一、梁裕霖为重庆群洲公司在设立云南分公司时明确云南分公司负责人。梁裕霖使用伪造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向朱惠德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朱惠德使用该伪造印章对外与汪天雄签订工程施工协议及相关结算协议。

二、汪天雄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相关协议。重庆群洲公司在一审中提出：“梁裕霖、朱惠德是否涉嫌伪造印章罪的判决结果对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存在关键的影响，重庆群洲公司报案后，一审法院应当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但未获法院支持支持。

三、云南省高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支持了汪天雄的诉讼请求。重庆群洲公司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并且在再审期间提交了新的证据：重庆涪陵区法院(2015)涪法刑初字第00510号《刑事判决书》及重庆三中院(2015)渝三中法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上述判决、裁定认定梁裕霖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且证明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系伪造。

四、最高法院最终认定“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裁定驳回了重庆群洲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

本案中重庆群洲公司的败诉原因有二：

1、案涉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虽经刑事判决认定确系伪造，但后经查明这枚印章“在重庆群洲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诉讼活动中均曾使用过”，且“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使用亦未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最终认定：“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

2、除案涉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外，最高法院还查明重庆群洲公司还存在并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001023046043”的印章，但重庆群洲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

因此，最高法院最终认为“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之法律后果应当由重庆群洲公司承担。”重庆群洲公司因此败诉。

实务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公司印章必须具有唯一性。有些公司印章不唯一，有些公司甚至多达三十多个合同章（为了便于对外签约于是每个分公司一个印章），而且依序编号“合同章一”、“合同章二”、“合同章三”、“合同章四”，这种做法风险巨大。公司应加强对能够代表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的管理，切勿在对外的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对外联系函件、招投标书、承诺书、工商登记备案文件等）上同时使用多个不同的印章。否则可能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即通过伪造公司印章的方式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果公司印章不唯一，此时公司即使能够举证证明该印章确为伪造，也不能仅以此为由否定以盖印章签订的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本案中，重庆群洲公司存在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是最高法院最终将伪造的公章签订的合同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重要理由之一。

2、公司不能对同一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做不同选择。即公司对外使用的公章只要在某一交易或诉讼中承认其效力，则不论该公章是否经公司授权、是否系他人私刻甚至伪造、是否进行工商备案，均不得在另一交易或诉讼中否定其效力。本案所涉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虽系伪造，但重庆群洲公司在法院查明的另案中并未否定其效力，且多次使用。这也是最高法院最终认定该印章所签协议属于重庆群洲公司行为的主要理由。

3、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交易相对人并无审查签订合同所用印章是否为真实的义务。如果碰到公司以印章虚假为由主张合同并非公司的意思表示，对公司没有约束力时，相对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反驳：（1）该公司在其他的场合使用过该公章，且该公司没有否定其效力；（2）证明该公司除该枚印章以外，还存在多枚印章，且同时在不同的场合使用；（3）证明使用该印章签订合同的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4）证明代表公司使用该公章签订合同的人构成表见代理或构成公司的职务行为。

4、印章是公司对外的“信物”，从本案最高法院的裁判意见及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司的印章管理如果出现混乱，将会使公司面临巨大的交易风险。建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管理或者委托诚实可靠的人管理印章，并制定严格的用印、刻印审批流程，切勿同时刻印或允许他人刻印公司印章。

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以下为最高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该问题的论述：

本院经审查认为，重庆群洲公司在设立云南分公司时，向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明确云南分公司负责人为梁裕霖，该“申请书”盖有重庆群洲公司认可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重庆群洲公司内部文件《关于成立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通知》（渝群实集司发[2011]15号）不仅明确重庆群洲公司成立云南分公司而且任命梁裕霖为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因此，重庆群洲公司对云南分公司的存在、梁裕霖代表该分公司进行经营活动明知且认可。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有权委托朱惠德开展经营活动，朱惠德接受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委托，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之法律后果应当由重庆群洲公司承担。

重庆群洲公司申请再审认为，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为伪造，并提交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刑初字第00510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认为梁裕霖已经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因此，梁裕霖利用伪造的公章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朱惠德签订工程施工协议及相关结算协议，行为后果应当由梁裕霖及朱惠德自行承担。本院经审查，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在重庆群洲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诉讼活动中均曾使用过。2013年6月24日，重庆群洲公司使用该编号的公章与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普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大理州漾濞县普坪电站工程施工合同》，漾濞县普坪发电有限公司随后支付给重庆群洲公司的工程款均进入到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帐户，工程款的收款收据上均盖有该编号的公章，重庆群洲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大民二初字第188号案件中，重庆群洲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其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上，均盖有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使用亦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表明，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朱惠德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原审法院未追加发包人作为共同被告及未中止审理并无不当。

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本案涉及重庆群洲公司不同编号的公章共有四枚，即：1、重庆群洲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加盖的编号为“5001023046043”的公章；2、重庆群洲公司成立云南分公司时向工商管理部门递交《分公司设立申请书》加盖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的公章；3、重庆群洲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自认存在编号为“5001023023351”的公章；4、重庆群洲公司认为梁裕霖伪造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除该公司不予认可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及变更前使用的“5001023023351”公章之外，该公司未就上述“5001021801137”、“5001023046043”不同编号印章同时存在并使用做出合理解释。

案件来源

汪天雄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朱惠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5号]

延伸阅读

为进一步验证本案最高法院的裁判观点，我们又检索到了六个最高法院关于公司存在多枚印章时，如何认定使用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等文书的效力的案例，裁判观点较为统一，均认为：如果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不得主张使用公司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对公司没有约束力。

案例一：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537号]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文虽经青海创新公司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认定与其在西宁市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符，但青海创新公司确认其曾使用过的公司印章不止一枚，洪英难以有效识别《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章是否为青海创新公司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或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本案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两份《担保保证书》均对青海创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青海创新公司应当向洪英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妥。”

案例二：湖南宏欣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鑫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湖南腾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物权保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519号]最高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租赁协议》系鑫都公司与电力公司之间签订，对于意思表示真实各方并无异议，存在争议的是电力公司的公章问题。由于该租赁协议上所加盖的公章与电力公司在2000-2005年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两枚公章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差异，但同时也证明在该协议签订期间，使用的公章不具有唯一性，在宏欣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租赁协议上电力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印章的情形下，不能排除该公章系电力公司在此段期间使用的两枚以上的公章之一，因此宏欣公司关于公章系伪造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与中国航空技术珠海有限公司、上海中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48号]最高法院认为：“中航技公司对于衡阳案和广州案保证合同中其非备案公章使用效力的认可，其效力不应该仅仅限于衡阳案和广州案，同样也应当延展到本案。企业使用或者认可使用其非备案公章，其行为效力同样具有公示效力。对于使用或者认可使用非备案公章效力的企业，无权对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作出选择性认可。原审判决认定中航技公司对涉案公章的效力认可只是限于特定交易行为，不涉及其它交易行为，以及景德镇工行并未将衡阳案和广州案中航技公司非备案公章作为签订本案02号保证合同的依据，与公章的公示力相违背，本院不予支持。不论本案02号保证合同与衡阳案、广州案加盖中航技公司非备案公章是否为中航技公司所有或者使用，中航技公司只要认可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便具有公示性，从而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

案例四：邹春金与陈怀深、海南鲁泉实业有限公司、王洪英、崔传珍、陈延峰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4号]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法亭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怀深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例五：张家口市景泰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一案审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26号]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兴隆公司虽然提供了案涉合同的印章与其持有的印章不符的鉴定意见，但因其提交的作为比对检材的印章亦非备案印章，考虑到张希林与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存在着挂靠的约定，故原审判决以现实中企业存在两枚以上印章的情况客观存在这一经验法则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基础，并无不当。”

案例六：唐山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贺强与唐山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贺强等买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2号]最高法院认为：“南通公司、李贺强、军安公司均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或者签字。经原审查明，军安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的公章印文确非其工商备案的带有防伪编码的公章形成，但一审时李贺强提交的军安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核准证以及唐山市路南区政府函等材料上加盖的军安公司公章均未带有防伪编码，而上述材料系军安公司材料员...提供给李贺强，...在一审时出庭证实上述情况属实；另外，军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在一审法院调查中亦证明军安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钢材供应协议书》上加盖的军安公司公章印文是军安公司使用的公章形成，军安公司应当按照《钢材供应协议书》的约定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该认定有事实及合同依据，并无不当。军安公司再审申请主张证人郑学栋与军安公司有矛盾，其有合理理由怀疑该印章系造假形成，但该主张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成立。”

案例七：龙口市遇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龙口市复兴机械有限公司为与中国农业银行龙口市支行、烟台绍宇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市农技中心专用肥料试验厂、山东复兴集团公司承兑汇票垫付款、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终字第91号]最高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以机械公司和遇家公司未能提出其只有一枚印章证据，而认定机械公司和遇家公司的两枚印章均为有效印章，从而判决两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当。对此问题，机械公司和遇家公司在一、二审中均已提供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明机械公司自1994年至1999年，遇家公司自1988年至2000年，一直使用备案的惟一一枚公章。龙口农行主张上述两公司在使用备案的公章的同时还使用过其他公章，应依法负有举证责任。二审期间，龙口农行委托鉴定部门对上述有争议的遇家公司的公章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向法院提交了《鉴定书》。上诉人遇家公司对《鉴定书》提出异议，认为龙口农行提供鉴定部门的样本，即1997年9月12日龙口农行与绍宇公司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承兑保证协议》承兑保证人处加盖的遇家公司的公章，亦系他人伪造。因该协议债务人已履行了债务，未涉及到保证人的责任，故遇家公司对此以前并不知晓。故该鉴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因龙口农行提供鉴定的样本与遇家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且由于所取样本的合同，并没有遇家公司履行或者认可的证据，故龙口农行以该样本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证明上述4份《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担保承兑协议》上的遇家公司的公章系遇家公司加盖。因龙口农行对上述问题未能再举出有力证据，故机械公司和遇家公司对上述7份盖有有争议公章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担保承兑协议》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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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实践经验丰富。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专业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并购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公司保卫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裁判综述及诉讼指南》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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