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瑞资本李丰：新格局下，中国集成电路发展机遇
由芯师爷主办、深福保集团冠名、慕尼黑华南电子展协办的“2020年度硬核中国芯领袖峰会暨评选颁奖盛典”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召开。峰会现场，多位业内顶级大咖分享干货，80家芯片企业创始人/产品市场高管，20余位投资/园区高管、科研院所专家，300位电子终端工厂研发和采购高管等，总计400余位嘉宾齐聚深圳，见证中国芯2020年阶段性成长，探讨中国芯无限未来。
演讲嘉宾李丰是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专注于科技和消费领域投资，对长期经济趋势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在此次峰会上，他发表了主题演讲《新格局下，中国集成电路发展机遇》，以下为演讲实录。
在过去5年多的时间，峰瑞资本投资了接近20家跟芯片相关的企业，我们算是他们最早的机构投资人，那个时候芯片产业还没有今天这么热门。既然我们不是从事技术的，在5年前的时候决定要进入这个既不热，也还没有大规模政策鼓励和刺激的行业，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5年前我们是怎么说服基金投资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的？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对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宏观考虑。
这张图展示了粗略的产业链结构，中国有个相对特殊的经济现象是，中国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变成了不仅是总规模最大，而且是链条环节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且在很多类目处于领先的地位；70%多的消费品的主要产能在中国。但高附加值的产品、工业品这一块是我们2015年讨论的一个重点，中国的产业链遇到了挑战。
我们看看其它经历类似中国这个瓶颈的国家，比如日本，在特定的节点上是怎么发展的。
这张图展现了日本最快发展的二三十年的产业结构。1970到1972年是日本特别特殊的时期，它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突破了1个亿，从那之后的50年的时间里，它的人口一直在1亿到1.2亿之间波动，所以这是它的人口开始达到顶峰的节点。
这张图是过了50年之后，到了2010年的时候，人口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从事劳动力的比例略有减少，在劳动人口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状况得到调整，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制造业仍然占了较大的就业和GDP贡献的比例。
这跟中国的情况非常像，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在就业当中也占了接近30%，如果算上被统计成农业人口但在制造业从业的工人，大概占到35%以上。日本从50年代开始到今天，它保证了制造业占的就业比例和对GDP的的贡献率。而美国不同，美国从二战以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从30%一路掉到了11%（2019年10月数据），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更像日本。
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挑战是，虽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这些链条全部都做成最全且最大，但制造业附加值的增加率在中国只有21%。不管是日本还是德国这种制造业仍然保持占GDP较大比例的国家，他们的制造业附加值的增加率最终到了33%到36%。
所以中国最大的挑战是需要制造业附加值再增加12%到13%左右，而这个比例要从高附加值产品加上去。如果附加值不够，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面临这些好不容易攒齐并且攒大的环节陆续被挪走的问题。这还会带来结构性失业的社会问题，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占就业比例近40%。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是我们在当时做的一个宏观的判断。
在过去半年或10个月当中有两个社会现象引起了巨大的关注，第一个是思考到底什么代表高附加值产品和高附加值工业品？以智能手机产业链来说，因为有华为这类公司存在，我们把手机这条产业链基本上都留在它的周围或者留在国内，华为是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是因为它能从顶到底的设计，当然也包括海思。因为有这类型的企业存在，留住了前面的供应链，这是简单的制造业升级和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率的方法。
另外一个现象是对高附加值服务的关注。美国今天最典型的国际化公司或市值最大的企业，简单来讲它所代表的产业链特征就是它输出或者说卖的基本上都是没有物理产品的技术、知识产权、专业经验。这些企业不管是facebook、谷歌还是微软，并不销售产品，但它们仍然获得了高附加值。
简单来讲，最高产业链附加值两个环节如果也做好了，中国将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且每一个环节都大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可以理解在今天的环境下，以抖音和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挑战，因为一些发达国家还不愿意接受中国出现了代表最高产业链附加值两个环节的国际化企业，尽管大家都已经接受中国是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全世界的工业品或者中间品中心。这是过去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和国际现象。
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由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问题，中国必须要提高产业附加值，必须要做这些跟科技有关的事情。前几年投资这些科技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及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到底能不能做得成？不管是芯片还是其它相关的科技行业。虽然政策也鼓励，国家也鼓励，行业也需要，资本市场也鼓励，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得成？
这张图可以看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机遇，中国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万亿人民币左右，排世界第二，美国排世界第一，美国用人民币计大约是42万亿人民币，比中国多了大概1.5万亿人民币。但是中国今年就会追上，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今年前9个月终于和美国打平，美国还在下跌。到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这张图也可以解释美国是怎么走到芯片行业中的较强势地位的。70年前或者60多年前的硅谷多多少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产业链，正儿八经是连硅片、晶圆这些东西都在那里，所以才叫硅谷。简单来讲在芯片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需求是由第一次被普及的集成设备或者智能设备（也就是电脑）所引起的。在当时电脑这个应用和产品上，美国从二战以后一直是第一名，美国是单一最大消费市场，并且在芯片第一次发展的时候，凑巧它还是全生产的全供应链国家。一边有最大的需求，一边有相对最完整的产业链在快速发展，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这30年当中，无数次的迭代和快速发展，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快速循环，美国产生出了第一波代表了芯片的巨头企业，包括做通用芯片、计算芯片、CPU的公司。
第二次智能设备的大规模的普及是电话。每一次智能设备大规模的普及和迅速的发展，都带来芯片的一次发展。在手机从9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美国还是单一最大市场。虽然一部分中等价值的供应链转移至中国台湾和欧洲，同期日本发展得也很快，但是美国还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并且拥有在供应端（芯片设计、技术迭代）最好的公司，也就是跟通讯有关的第二波芯片公司，包括高通、博通以及其它的相关通讯射频有关的公司，转移了部分生产制造产业链去相关国家。
智能设备第三次大规模的出现，是今天人人都放在手里的智能手机。中国从2012年的二季度开始，变成了智能手机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都是智能手机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并且拥有半条以上的产业链。举个例子，大概在2018年中美关系变得紧张之后，从2018年到2020年，苹果的前200名核心供应商名单中，在中国（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境内的苹果供应商的比例从20%多提到了40%，这是在中美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中国供应商的比例还提高，意味着在供应链或者生产环节中国变得比较好。
终于熬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中国凑巧变成了最大市场，从数据上看还拥有大半条的生产链条。而需求和供应链之间的连接翻译成了生产的技术，不管这些技术是传感器、芯片、算法还是设计，都开始在中国快速的迭代，技术的迭代产生出了如下几个现象，第一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在5年内会产生出国际级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不管是华为、vivo、oppo还是小米。但另一个现象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技术公司，比如说华为或海思。
这个现象可以和美国技术迭代历史联系起来，当年美国产生著名芯片公司是因为在第一代智能设备的时候，美国既有市场需求又具备完整产业链，所以在迭代的过程中，技术的升级做得好，如果在第二代智能设备的时候，美国还是拥有最大的需求并且控制核心产业链的技术和设计能力，它就能在快速迭代之后又产生出一批芯片公司。
再回到今天智能手机的时代，中国变成了最大市场，又有大半条产业链，技术在市场与产业链连接的过程中快速迭代，所以我们既产生出了上面提到的品牌，又产生出了很多芯片技术公司。这就是我们对于“中国到底行不行”的一些思考。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供应链来看中国的供应链在最重要的精密环节的升级。中国在2000年之前做了非常多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方占股51%，外方占股49%，希望能转化通讯技术，但是转化得不成功。在1999年，中国做了调整，允许很多制造业的厂商生产手机，所以用了极短的时间变成了装配业大国。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2010年上市的著名公司立讯精密，它在上市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装配企业，上市的时候招股说明书中说有近50%的销售额来自富士康，简单来讲就是富士康都懒得做的订单扔给了他们，凑巧在10年以后，在大约一个月以前有一个非官方消息，立讯精密把它接到的苹果订单甩了一部分给富士康。这件事就显示了中国手机制造行业从普通的装配业变成了精密制造。
另外我们还要问两个问题。中国的消费电子市场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变成智能化？如果越来越多的设备变成智能化，就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或芯片的产生，或者说集成能力的产生，在设备变成智能化的时候，中国会不会是最大的市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产业链或者产业链结构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些需求做快速升级？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是回答能做到，中国就会出现快速迭代和升级过程中的技术公司和典型的技术驱动公司，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芯片公司。
这张图外面的这一层政策相关的事情，是为了使得物流网络和产业链网络能够达到全局数字化和全部供需效率匹配数字化的目的。数字化跟硬核科技和芯片非常相关，我们给中间的产业链网络和物流网络套上这层全局数字化之后，是不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在投消费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观察，其实消费互联网上今天看见的所有大公司都只跟芯片有关、跟传感器有关、跟数据化有关。
我们最简单的讲一两个例子，我们在移动互联网里边新出现的公司，不管是外卖、打车，还是短视频平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只是因为在你的智能手机上装了新的传感器和芯片，简单来讲，因为装了GPS、高清光学可变焦摄像头和图像处理单元，也包括在这上面装了其它类型不同的传感器。那为什么会诞生了这些大公司？因为它们把信息翻译成了数据。大量信息因为有这些芯片和传感器存在，所以迅速变成了数据，在数据层面的撮合，就比信息层面的撮合要产生出大得多的平台或者效益。刚才我们解释了这些新的巨头公司和历史上的巨头公司，大概都是因为某些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在一些常用或者每个人都用的设备里装了新的芯片或传感器，它们的功能是把信息变成了数据，一旦变成了数据，撮合效应就提高。
我们国家的这些政策，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和数据化这三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这三个统计数据，它们只证明一件事，大概在上一个周期，就是从美国走出经济萧条的70年代往后，在过去的50年中获得的主要生产效率提高来自于各行各业使用了计算机，不管是在工业、服务业还是其它行业。这三张图的意思是，虽然计算机行业在美国GDP中占的绝对比例比较小，但是它贡献了在长达四五十年当中美国各行各业较大比例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科技战会打成今天这样原因很简单，最大的这些国家都在找谁是下一个最重要的生产效率驱动因素，谁有那个因素，谁就可以长周期的获得这些发展或者这些经济进步。
这就是我们在5年以前讨论为什么投科技、芯片的时候的思考，作为一个外行，只能从宏观和非技术的角度来讨论和论证，当然其中的很多事情今天看起来已经变成了政策、经济结构、资本市场的需求，所以助力因素比5年前多了很多，前景也会越来越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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